伪个性
一方面，我在感慨周围人群个性化数量的匮乏，泛泛于众的是恶俗流行的“屁股虫”。譬如在装扮上，健美裤流行的时候，女同胞不分场合不审搭配地穿健美裤；泡底鞋风靡一时，于是特别是年轻女性趋之若鹜，不分高矮肥瘦的换上泡底鞋，那当儿，我的目光偶尔在街上逡巡，希望能发现穿高跟鞋的女同胞，而收获的往往是失望居多；于是，只有安慰自己：嗯，这世上永远钟情穿旗袍的只有张爱玲一个。面对恶俗的渊薮，我甚至荒谬的想到；面对一个素质低劣的群体，面对一个盲从的群体，奢谈民主自由是可笑的，好比把行凶作恶的权利交给罪犯；这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某些国家的怪现象，在权柄由独裁者把持着的时候，还能保持着某种意义与表面上的繁荣，一旦独裁者倒台，则整个国家罪恶横行乱成一锅粥，由此可以看出失去强有力统治手段后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危机。可以想象，如果人类没有道德与法律的维系，必然会迷失******所存在的区别，也就是说人类的劣性抑或与生俱来的兽性还是需要用意志把控的。
所以，在人们喜悦地奢谈着个性化时代的来临时，我真诚地渴望看到，由个性化带给生命与生活的五彩缤纷，一方面我又沉重的想到，个性化时代与现在还遥隔天河；思考着诸如“追星族”的现象。其实每个生命个体又岂不是自己的星辰？何必把自己对美好的认识交由所谓的“星”们支配，特别是某些“星”身上斑瑕累累。“追星族”的存在其实也是人们缺乏个性盲目崇拜的一种表现吧！
桔枳成实与地域有关。曾经一度猖狂与张扬的传销在欧美还不至于酿出骇人听闻的罪恶，一到中国，就被“庸俗化”，变成了自欺欺人的歪理邪说。我固执的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即对于某些事理，你可以感悟到它的是是非非，却无法一时从争议中取胜。所以当我第一次听说中国的传销，就看到了它的荒谬存在。
在现实里看到众多的舞台化妆一样的男女时，我感到深深的由粗劣的模仿带来的悲哀。现实生活毕竟不同于登台演戏，在现实生活中把一张脸涂抹得惨不忍睹还自以为美，是让人大倒胃口的事情。
要肯定的意识到当今社会还不是一个个性化时代。可悲的是，在这个不属个性化时代的时代，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自以为具有个性的群体，那样无疑是为畸形的思想与审美煽风点火。另外，庸俗化个性流行的最大隐患在于人们思想上的盲从，最容易被某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成为任由摆布的棋子，这是历史上由古贯今的悲剧。
放逐者与被放逐者
放逐者与被放逐者有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在路上。前者如孔子、庄子、李白、李贽；后者如韩愈、苏东坡。清朝康乾时大兴文字狱，于是有了许多流放到东北一个叫宁古塔的地方的知识分子，而且有个特点是，他们的流放都是株连者众，如浙江的吕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干、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的杨越、杨宾父子等。他们之外又有一种人，他们对主流社会抱着失望和不合作的态度，如陶潜、明末的遗民黄宗羲、顾炎武。再就是死活不肯做官的，学上古的时的许由接舆，以入世为累，如介子推、严子陵。抑或说独立于体制之外，是使他们活得写意，活得有自我的唯一途径和选择。介子推和严子陵这两个人都跟当时的君王有深厚和亲密的关系，但他们最终选择了隐逸山林，甚至宁死也不愿出仕。
放逐者大多是艺术型人才，他们思维敏捷，总是将精神调整在最佳状态，像出征的士兵，唯一的使命就是在路上，好像是冥冥中有神力在召唤着他们，或者说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毕生都是为了理想而存在。孔子是这样的人，早岁在江湖上行走过，到了中年以后，还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脚不停顿地周游列国，置生死于度外。在理想光芒的照耀下，智慧的爆发也登峰造极，就像是在竞技场上的运动员，精神状态极佳，冠军势在必得。即使是生活的现实环境一次次地将他抛下彻骨的深渊，但他已经以毕生的放逐，为自己赢取了万世不倒的神牌。庄子是道家学派的杰出代表，应该说是物我两相忘，世事与我无关的，据说他坐在草丛中，做了一个梦，蝶即是我，我即为蝶，醒来还是如此认为。但我记得黄仁宇在一篇文章里是这样写的，美国人问，你们的国内战争为了什么？他们在打，只因为政见不同，两派兵戎相见，最终当然不是为了赢得政权又拱手送予洋人，他们都觉得自己的一套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两种政见又不可能相互妥协。道家亦然，它存在的理由当然是为了给人生带来适意。佛教亦然，贵为王太子的乔达摩·悉达多看到世上苦难深重，于菩提树下打坐顿悟，于是开创了佛教这一方度人的新天地。庄子早年也曾有个游历，所以我把他也当作一个放逐者，他认为人贵天性，好像是小政府大人民。文明是柄双刃剑，一方面人要开化，另一方面，过多的条条框框，将人机械化了，这又违反了人类为之作出牺牲为了生活得更好的初衷。一个“无”字就包含着多少苦心、真理和玄机。
李白的一生也多是在放逐里度过的，早年还对体制抱有期盼，经历挫折后，又开始打点行李壮游天下。放逐的苦难真是歪打正着，反令他的文学事业达到了辉煌的境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问在路上，文学在路上。到了当今社会，就有了适意的寻幽访景，探贫问苦，如余秋雨的行走文学。这样的一拨人都有一些相似之处，即他们本来可以像小老百姓一样，扎根过日子，甚至比老百姓过得舒服，但他们事业的根需要以放逐为养料，否则就乏生机患贫血症。
与之相对的是另一拨人，他们生命里的苦难肇始于别人的强加，而他们又无力抗拒无法逃避。这里面就有韩愈，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日贬潮阳路八千”。大文豪苏东坡也是命里注定与南方有缘，最后连爱妾朝云也在南方玉殒香销。封建统治者不知怎么想出了一套让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惩治人的法子，那就是流放。到了清朝，康乾盛世却是大兴文字狱的时代，知识分子成了嗜血统治者锋芒所向的替罪羊。这样许多的戴罪之身，却是扎扎实实的知识分子，他们到了那里，就像米罗普修斯一样为那方土地带去光种。故章太炎如是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方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余秋雨在《流放者的土地》中如是写道“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是啊，苦难磨灭不了的是本质高贵者的光芒，他们在体制里是失败者，但他们却成了另一片天地的胜利者。这也就是残暴统治者的功劳之一。但流放在当权者看来，仿佛是灵丹妙药，屡试不爽。一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还让许多人不安其职，且美其名曰“劳动改造”。似乎肉体的劳动更有益于思想的平整统一。
这许许多多的放逐者与被放逐者就组成了人类社会蔚为壮观的“在路上的队伍”，他们不一定写得出《离骚》、《史记》和《红楼梦》，但他们当中也有煊赫史册的孔夫子，也有李贽——一辈子不甘沉默的人，他们尝试着说自己所思做自己所想。他们当中既有被迫放逐者也有自愿放逐者，他们汇成鲜活的文化和思想的血液，在苦难深重的大地上发出最强音。有了他们，生命才更有可能向更美好的方面迈进。
由柏拉图式的爱情想起
蔡琴有过十年的无性婚姻，男主角提出愿意体验这个世界上鲜有的爱情，这段姻缘了结后，世上众说纷纭。
我把柏拉图式的爱情理解为精神之爱，那种爱在当今社会，无疑容易被认为是爱情的空中楼阁。但我确信这个世界上存在柏拉图式的爱情。即使只在空中楼阁里演绎也是销人魂魄的。特别是现实生活里，人们都在物质的爱情水面上游荡或挣扎，恍惚中，柏拉图式的爱情就像一艘泅渡的方舟。搜索脑海里古代的那些令人泣下的爱情故事，诸如《梁祝》、《天仙配》，我惊奇地发现那些爱情多属精神之爱。尽管那里面的男女主人翁，并未有意去追求柏拉图式的爱情，但封建的门阀观念，家长****传统，一直企图禁锢追求自由爱情的心。最后也注定了以失败告终，否则就不会有后来那些动人的爱情吟颂，至少在人们的意愿里，自由爱情最终获得了胜利。不过悲情结出的终究是悲剧之果。梁祝在现实中无法成双成对，大悲大悯的人们虚构了化蝶的结局；而牛郎织女也天各一方，传说只能在每年的农历七月七相会，那夜的葡萄架下必是倾听爱情的佳处。
我觉得物质与精神是这个苍茫宇宙里，智能生命意义和追求的注解。精神与物质并不是始终对立的两极，好比跷跷板的两端，一会儿由这边跷起，一会儿另一端跷起。最开始，人们由于生命存在的需求，抑或在劣性的诱惑下，以攫取物质为乐，其中一部分人甚至蜕变为纯粹以敛财为人生快乐的怪兽，这在各国文学作品中早有展现，如契诃夫的《守财奴》。到了人们丰衣足食，醒悟到生命里，物质不再具有第一意义时，精神财富的创造就升华到首位。
我赞同当今社会仍属可悲的人类社会阶段的看法。战争还作为营利企业存在，而正义与良知只是战争的附属产品，这是一个多么可耻的存在！这个社会仍然处于一个把物质当成第一要事的阶段，说明人们的智力还不足以应负自身的物质存在；人们的思想境界和自觉性还处于必须以国界，以民族来画条条框框，并必须法律作为一味有效维持秩序的良药的阶段。人们明显地感受到所谓文明带给生命与行为的羁绊，又一刻不得不借助它为生命的正常存在供氧；人们期盼走出樊笼，又一刻不得不借樊笼保护自己。
我知道在物质社会里，柏拉图式的爱情方式最多是被当作别人的笑料，人们甚至一句话问倒你，连鲁迅也写上“人必须活着，爱情才有附丽”，但我欣喜的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赖活着的能力都没有的人必在少数，人已经活着，又追求纯美的精神爱情，精神与物质同时享有，算是最幸福的事情！我不希望看到，这个世界堕落到了物质的观点横行霸道的地步，即使人们有能力以光速在宇宙空间自由的穿梭，那也或许只意味着人们滑向蒙昧的速度，除非那种生命存在已非彼生命意义的存在。
知识≠文化
和一个自称是经济专业的大学生闲谈，很惊讶他竟不知道哈耶克、张五常、汪丁丁，好比生活在农村却不知稻粱五谷。这当儿想到所谓的教育就有一种怪怪的感觉，觉得它容易批量的生产出作为工作的机器，如果只是这样，又怎么能盛誉教育是成功的。它就和封建社会的应试教育不分畛域。在这个分工日益精细的时代，掌握一技之长越来越成为可能，而人们在单纯变成物质动物和工作怪兽的同时，留给思想的空间却越来越鄙吝。
某大龄男青年这样倾诉择偶心曲：你看我是本科生，起码得找个大专生才般配。听起来让人恍然大悟，原来他的姻缘之所以迟迟不来，只因还背负着沉重的文凭的十字架。其实他的想法并没有错，做人就是得向往做一个有文化素质的人。在乡下曾经看见过这样的一条标语“好女不嫁文盲男，好男不娶文盲女”。但文凭却并不和素质划等号的，也不配和成功划等号，当代最富盛名的比尔·盖茨大学没毕业即投身于创业，这和那些还没出大学门，就患就业恐惧症的大学生们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据悉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日前宣布，他们将第四次提名王蒙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王蒙的新书《我的人生哲学》被炒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有记者趁热打铁去东北某大学采访，竟有学生不知道王蒙是谁？好事的记者又将王蒙的书交给他们读后谈谈感想，学生们说读这样的书对我们找工作没有什么帮助。据记者调查上海几所大学有67%的学生不愿读名著。所以笔者不厌其烦地提到梭罗这个人，如果他生在当代也完全是现实生活中可敬的另类。他拥有知识和赖以谋生的技能，却断然拒绝了让这些东西变成庸碌生活的沼泽。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
李敖曾为胡茵梦说过这样的话，别的女人去美容院美容，她却用文化美容。读罢令人怦然心动。
中国的浪漫骑士
下午，重读王小波的文集《我的精神家园》。这本集子大概是出版在王绝尘之后，抑或后序是再版时加上去的，有李银河的《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悼王小波》。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双目。在文后有这样一段情深至令人心碎的话“我最最亲爱的小波，再见，我们来世再见。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再也不分开了”。文中还有一段话，两人相恋之初，李银河还怀疑两个外表不美的人的恋爱能是美的吗。事实上李随之在思想上拐了个大弯，他们的爱情心灵和智力占据相当的分量。所以从李银河的文字中看不出一丝的矫情。李银河对王推崇倍至，贯注着浓稠的爱意。我相信真正的爱情，往往是令当局者心迷神荡的。一个无名诗人写过这样一句诗“爱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不懂得爱的人”。
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向来就有两种主要的看法：一种是如古埃及人，把短暂的生当成通向天国和来世的小栈。在这种思想的怂恿下，埃及法老对身后之事都是郑重其事，毫不悯惜民力为自己建造金字塔；另一种是看重现世，如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追求现世的精神生活。后世人一般是惜生怕死的，生别死离都是至哀至痛的事情。如果说人生是短暂的，最难做到的就是不虚此生。在死神面前，多数人注定了是失败了，只能以“五十步笑百步”的心态来安慰自己。
好像是尼采比较过人生的三大不朽事业“立功、立德、立言”，认为其中立言尤为之难。但有人称誉王小波是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每一项称谓都令人怦然心动。而且这样的话出自他的爱人李银河，小波有知，当笑慰九泉。中世纪的人们认为爱情是一切艺术的主要源泉。可见爱情对于人生的可贵。生命的长短是用生命的质量去衡量的，不管怎么看，王小波的这一生都是成功的。
捍卫自己
法国有一位顶尖的厨师，在一次厨艺评比中减少了一颗星，就被人发现自杀在自己家中；从前日本的忍者如果完不成一项任务，也会用剖腹的手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个人不管生活在什么样局限的环境中，只要还有信仰，即使可悲，也还有可敬的一面。很奇怪的是像三毛那样的女子，她原本可以过得舒坦一些的，却偏偏选择了去远方流浪，让自己有限的一生弯曲成一首平平仄仄的不寻常的诗。王小波也是一样，如果他不用笔，而仅仅是任由生命的河流将生命带到何时何地的了结，那么他的生死与普罗大众的生死一样，不会赋予那么多的精彩和意义。常常在报刊上看到报道某地某人的寿命超乎寻常，在羡慕和感叹的同时，也不忘生命的长短更重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生命的意义不为时间的长短所左右，否则无数为了理想和事业献出了年轻生命的人，就不是可歌可泣的了。
我不觉得一个正常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总会有那么多的蹊跷。譬如三毛，毕生选择了流浪，我不觉得那样有什么不好。生命毕竟没有模式。只有一个人感悟到了生命的乐趣和意义，并且勇敢地去做，就远远比前怕狼后怕虎的猥琐地活着要可观。我也不觉得一旦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有个性，就会显得矫情。譬如留一头长发、行走在大马路上背着一把吉它、做于长顺一样于死无畏的探险者，甚至做一盏青灯下的贫尼。王小波在一张乐谱上给他的爱写情书，有人喊出了“一个人的排行榜”，生活总是多姿多彩的，一切因人而异又水到渠来。几年以前，当我背着空空的行囊来到南方之初，怀着的是一颗悸动不安又充满期盼的心，即便在现在还常常回到那种情绪中。吃过很多苦，身份的困惑、技能的恐慌、人际关系和交流的窘迫，奇怪的是自己即使在衣食无着的日子也不曾后悔过。因为走到这一步，不仅仅是为了体验这种漂流生活而来的。当乡亲们在谈论着谁谁谁也是在外面打工，一年都赚了多少钱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平静的。人更多的是用自己的方式活着，而这个世上，有人变成了守财奴，有人蜕变为寄生虫，这都没有什么不好，我总是打心里举着一个这样的例子，在这个欲望浮躁的人世丛林里，有人活成了参天大树，有人成了小草，但是大树就是大树小草就是小草，小草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较比大树来说，意义来得少一些。人也是这样，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最终抵达不同的目的地。牛顿曾被人视为“低能儿”，斯滨若莎被自己的同胞抛弃了，卢梭是一个被放逐者，但他们即使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还会让生命在时光的隧道中发出耀眼的光芒来。
穿行在南方的钢铁丛林间，总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我注意到一个疯子，把一片草地当成家园达三年之久，由于缺衣少食令他形容枯槁，后来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的影子，也不知是否有了“新家”，抑或去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黑色世界。他不知道生命从何而来，向何而去？也决不会有恼人的思想纠葛，即思想者的痛苦思考的情结。上帝的恶作剧，给这样的人的竟是一幅乐哈哈的模样。生命在他那里是不需要理由的。而且对所有人而言，活着的理由总会被时光无情地剥夺，死神所捍卫的是生命在终结层面上的平等，而正是基于这种平等，叔本华认为死亡是不值得畏惧的，既然抗拒也是徒劳的，何不心平气和地接受。
像一首歌里唱的，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你一样的我。人与人之间有如许的迥异，又有着如许的类似。最简单的逻辑分析法，就是先找出共性再找出差异。有几次，穿行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瞥着行色匆忙的人们，蓦然有了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仿佛这些穿梭着的人们，就代表着川流不息的时光颗粒，愈来愈远愈来愈小。生命如风，风的颜色在脑海里也就有了某种意象：我见过北方平原的红尘，土壤没有黏性，干燥的季节随风起舞。生命有时是虚幻的，真实的是攥在手里的分分秒秒，幸福就是那抓得住的真实。
书法无罪
不经意的在《人民网》读到李启咏先生的文章《书法是“文化******”吗？》颇有同感！再从新青年论坛网站找出余杰的原文《作为“文化******”的书法》来仔细地阅读，果然觉得不是滋味。
余文确认了书法作为一种国粹，既然是国粹当然不可与三寸金莲等量齐观；既然是国粹，就不可避免的对传统和当代的文化人有过浸润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看来，很多文化人擅长书法，就毫不意外了。在一个把书法当成国粹的国度里，大大小小的当权者就难免会和书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等于说，书法必然会催生道德败坏和官场腐败。在读图时代，新生代对传统文化日益疏离，许多走出校门的人，甚至多年很少握笔，字还能写得工整就算不错了，遑论书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正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珍爱，中央电视台曾举办过有******出席的唐诗宋词朗诵会；在沿海地区的某小学中，教育者开设了学生必修的“书法课”，显然也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书法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隶书在写法上讲究“蚕无二设，雁不双飞”，草圣张旭从公孙大娘舞剑器中领悟出草书的精神，古人也能从担夫让道中会意出书法中的避让，可见书法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思想禁锢时代退而求其次的无聊产物。书画同源，如果说文人画是中国的特产，无疑书法也蕴蓄着人们的学养、理解、意趣和追求。从历史上看，许多名人往往同时也是书法家，如岳飞、康有为、鲁迅，这些响当当的名字都是其他方面的光焰盖住了书名。千古留名的历史人物中，写得出一手好字的不在少数。
说实话，笔者有幸见过几位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的题字，倒觉得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写得并不好。也再一次证明了权力与书法没有必然的联系。书法是无罪的，如果说中国人都写不好中国字，那才是天大的笑话和遗憾。
萨斯过后说厕所
人有三急：吃喝拉撒，出门在外，最怕的当包括如厕不便。而且云游在外，一时内急找不着厕所的事儿还愣是遇上了几回。这年头出门在外的人多，特别是对女同胞而言，坐长途车最窘的是上厕所。男同胞脸皮厚些的还好说，杂草丛中一蹲就解决了，不过也就是那一蹲，把个文明社会里的优越都抖落殆尽，想一想咱们的老祖宗茹毛饮血的时候当是这个样子。但毕竟时空转变，都说现在是科学昌明的时代，动辄言人文关怀，很显然人文关怀还是把许多细节给忽略了。有一套叫做“脐带丛书”的书籍前言就说，力求将一些原本需用专业知识来读的内容，放下严肃的面孔，写得更有人性化，以一种讲故事的方式介绍给读者，该丛书就包括了美国人房龙写的《哲学的故事》。
领教过许多厕所的真容，有时还真让人瞠目结舌，啧啧叹奇。我去过北方某地的农村，属于平原地区，正当夏天的时候，蝉叫得很嚣。我觉得当地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厕所，一般是用烂砖搭个半拉子，或用玉米秆一围，蹲的用两块砖或一块石头，也没有粪坑。拉了以后有时放在那儿好几天不去管，任凭风吹雨洗；或太多了就用铁锹一铲放到沟里，积得多了再用平板车拉到庄稼地里，算是为它找到了最好的去处。那个地方有一样东西相当突出，就是苍蝇特别多。到深圳来之后，眼前也经常闪现出这样的厕所奇观：团近的人就在臭水沟旁搭个棚屋，依沟横放两块蹲坑的板子，也就是厕所了，草创如此，仓促如此！在深圳石岩的小河边，就曾发生过一桩奇闻，河边有一间厕所，某日泥土突然滑坡，厕所顿时裂开，站在桥上的人还可以看到正在蹲厕仓皇站起的人。
记得童年的时候，家乡的厕所还提供着一种用途，即成了一班小童捉迷藏的地方，因为村子里穿堂过巷都有厕所，而且面积不小功能颇多，里面往往还养猪栓牛，堆放着柴草。粪池一般有一两个平方，偶尔发生过厕所惊魂——某小孩一不小心跌进了粪池。
天下的厕所有天壤之别。香港有一家公司，耗资三千八百万元做了个名为“金碧辉煌环保洗手间”，采用黄金珠宝做材料，并申请了世界吉尼斯记录，可以说是金钱和高科技的产物。有一段时间，媒体还就这个金厕所展开讨论。有人说建金厕所有点石祟显富的心理不可取。但如今看来，该公司负责人还是有眼光的。这不，香港旅游行业就围绕金厕所出台了新措施，凡在香港购买三千元黄金饰品，即可免费使用金厕所一次，时间在三分钟以内。可见金厕所不光是哗众取宠的噱头。
广州街头有一种无水环保厕所，回收尿液后经除臭上色处理，替代传统的用水冲洗的方式。这种厕所方便节水环保，相信在当今社会会越来越凸现出独特意义。厕所是脏地方，所谓朽木不可雕，脏地方就让它脏去吧，这大概是国人很久以来的心理，特别是在落后地区，厕所问题往往得不到重视。从细微之处可以看出人们对文明生活的追求，现代人的家庭装修已经把厨房厕所当成了重头戏，吃和拉同等重要。一文钱憋死好汉，换言之也就是拉撒的功用不可低估。
不久前银川市金凤区在当地媒体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征集农村居民旱式厕所的设计方案。可见萨斯肆虐过后，厕所卫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