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沛霆
祝贺袁老九十寿诞！
值此宝华同志九十寿辰之际，我们《中外管理》杂志社全体同仁谨以崇敬与感激的心情向袁老祝寿！
袁老在我们心目中，不只是新中国经济工作领域的老前辈，也是引导我们《中外管理》杂志前进方向的最受尊重的长者；袁老既是官产学合作的倡导者，也是在广大企业界人士中最受爱戴、最为知心的领导人。
感谢袁老为《中外管理》杂志指明方向。
我们办的只是一本普通的专业性管理杂志，但10多年来，尽管袁老常年身兼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中国政治思想工作协会会长等要职，工作繁忙，且年事已高，但对我们杂志主办的每年一度的“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袁老却几乎每次都力争到会，与官产学各界的朋友们见面，并或讲话或题词来勉励我们做好服务工作。“一滴水见太阳”，常年坚持参会与企业家谈心这一件事，足以反映袁老关心中国企业成长的炽热之情。
回溯1991年初，当时《中外管理》杂志刚刚创刊，在办刊方向上急需领导、各界专家、企业家指点之时，袁老给我们的题词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13年走下来，我们越发体会到：这句题词不只是对一本刚创刊的杂志非常有用，更是所有创业者的成功必修之道，其中深涵厚意，具有重要启蒙作用。对我个人来说，这句话也是指导我一生的铭言。它要比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名言“综合就是创造”立意更为高远。后来人们不断引用此一教导，也表明它已是指导事业获取成功的不二法门。
记得后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赵纯钧院长，也曾打电话问我关于这个题词的有关情况。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袁老此题词对学界的广泛影响。
1992年，为了给企业界朋友提供一套国内外企业家经营故事及其哲理知识的书，我与江西美术出版社合作集编六册“世界著名企业家经营谋略（图画）”丛书，袁老又重题此词，可见袁老对这一成事成家的必由之路是何等重视！是的，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史早已证明了袁老对此“情有独钟”的深意。早年，我曾研究过几年科技史，我发现像牛顿、瓦特这些大科学家、大发明家以及各界名家，几乎无不是靠走此“巨人肩膀”之路，从而获得成就并名垂青史的。
在此丛书的新闻发布会上，袁老对这套书也给予很高评价，指出：“这是企业家的精神食粮。”由于丛书是关于企业名家经营的故事，加上采取了连环画形式，深入浅出之中，令人喜闻乐见，因而丛书不久即获得****中央宣传部的首批“五个一工程奖”，也是管理学领域图书中惟一一本获奖作品。
不仅如此，袁老在每次“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的讲话，也每每都意味深长地激励鼓舞我们要克服困难、坚持“做企业经营者的良师益友”（本刊创刊五周年题词），“努力学习，不断创新，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本刊创刊十周年题词）。其中在一次讲话中，袁老还鼓励我们：“你们为企业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成果，受到企业界和学者们的重视和欢迎。在报道上，《中外管理》起到了导向作用。在新形势下，你们的工作大有作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同时，袁老还时常告诫我们：“办杂志的人首先要向读者学习，向厂长经理们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办好杂志。《中外管理》杂志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它是我们这些老同志很放心的一本杂志。”
在第十届官产学恳谈会上，当袁老见到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党组第一书记张玉台同志时很高兴。他说：“几年来，创办《中外管理》杂志很不容易。人们常说：‘你恨谁，就让谁去办杂志。’”我当时听了很受感动，深深体会到了这是领导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有一天袁老在他办公室约我的谈话更使我永远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就在那次谈话中，袁老为我们杂志指出了“三个融合”的工作方向：“你们要把‘中国式’管理与‘外国式’管理的融合工作、借鉴与创新的融合工作、管理与教育的融合工作作为重点，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
袁老提出的“三个融合”要求，我们十多年来一直在执行与落实。在管理与教育结合上，我们已举办企业经理人管理培训班近90期，先后召开了12届官产学恳谈会，每会、每班都超过百人，多达600多人，且规模年年增长，内容年年提升，影响日益扩大。这都表明，袁老的指示已产生了社会效益。有很多企业主管说：“你们的官产学恳谈会只是三天，但让我们对来年环境变化、业务方向、经营战略做到了心中有数。”“三天管一年！”这是很多参会企业家内心的真实写照。正因为这样，参加过一次的企业“年年都来”已是普遍现象，据我们去年对参会企业家的统计，参加过2～5次的占42%，超过5次的占7%。
此外，企业界对我们每月培训班的教育质量也给予了很高评价：“我们想学习的经理，都参加过不少机构办的培训班，但它们的老师能讲好的总是个别人，而你们几乎都让人满意，即便只有一位没讲好，你们总编还亲自写信给我们每位学员，表示歉意……能做到你们这样的，可说罕见！”另外，在中外融合、借鉴与创新融合方面正在努力，我们杂志社设有研究记者、研究编辑（相当于资深记者、资深编辑），正是落实袁老指示的要给杂志社员工的发展空间，这对确定其业务能力与发展方向很有好处。显然，我们的工作与企业要求差距还很大，还要继续做出艰苦努力。
最近，全国陶瓷展览会上，袁老嘱我：“你们要经常为企业做些宣传报道，这对企业发展很重要。”并向中国第一瓷都潮州********和市长说：“沛霆同志是我的老朋友，企业管理的事可以找他。”袁老的每句话，都让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更让我们感到工作远没做好。在他面前，总有不安和内疚之感。
我为各级的领导与企业主管讲课已20多年，接触的人很多，袁老是我最崇敬的领导人之一！他的事业至上精神、待人正直热诚、平易近人、关爱同志以及泾渭分明的处世态度，永远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
袁老时刻把企业安危与国家经济发展放在心上。
《中外管理》杂志是直接为企业管理服务的知识性理念性专业杂志，因而我们的编辑记者也就与作为企业管理的老前辈袁老结下不解之缘，我们特别要感谢袁老的秘书曹明新局长，他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使我们有机会从袁老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袁老是我国负责经济工作和企业工作的老前辈之一，他在经济与企业上所注入的心血，经济界、企业界都有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袁老在政府企业政策、企业发展方向，甚至企业的诸多业务上都发表了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金玉良言。据《袁宝华谈政府与企业》一书所刊载的文章统计：仅就近10多年，袁老有关企业管理方面发表的有很大影响的讲话、报告、文章与接受记者采访的重要谈话就有46篇（1989—2001年），集中发表在1995—2000年，其中又以1995—1996年为最多，这两年平均每月有报告。从内容来看，政府的企业政策、企业法与现代企业制度最多，有15篇，占33%；其次是企业文化、依靠员工与思想政治工作有10篇，占22%；第三位是企业家的成长、修养与保护，有8篇，占17%。第四是市场竞争、企业竞争力，有7篇，占15%；经济社团与企业协会工作有6篇，占13%。虽然书内收集的仅是袁老近10年来的部分文章、讲话，但这大体可以看出多年来袁老对企业关注的重点。
就袁老的理念观点而言，有如下几点是我们以后工作也需要遵循和思考研究的问题。这些讲话、文章不只有理论内涵，更有实际意义。
一 关于1979—1989年的经验
对这一时期企业管理现状，袁老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总结分析。有两点很使我们管理学者们和企业家们注意：
（一）理论研究。
袁老提出管理有两性：一方面要看到它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也要看它的自然属性。前者与社会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出路在于在理念上、政策上和制度上的“持续改革与创新”，这是不可忽视的管理准则；而后者要遵循管理工作的自身规律，其出路在于“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这属于人们思维方式、方法论的范畴。袁老提出的这“两属性”理论，不只对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框架体系有用，对政府与企业的管理也有实用价值，尤其对当前中国有特殊重大意义！
我们不能只在美国的现代管理理论的圈子内打转，更不能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倡导的“丰田管理实战经验”上徘徊。中国管理迫切需要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是向中国学者提出的严峻挑战。美国的“第五项修炼”、日本的“丰田模式”一定要学，但如何“自成一家”还要靠我们自己做文章。这条路还很艰苦，甚至漫长。
（二）企业战略性思考。
袁老特别强调：“属于微观的内部的体制与管理和宏观的外部的环境与政策要协同配套，一体化思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战略思考。只怨外部环境或只盯着企业院墙内的操作都是不好的。袁老主张作为宏观管理的政府行为要主动配合企业运作，实施企业相关政策的整体性、连续性、稳定性和公正公开透明。作为微观管理的企业行为要把精力集中用在企业基础性管理工作的建设上，实施实事求是的严格认真的现代管理制度，和关心人爱护人调动员工积极性的人本制度，使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两方面协同作战，则战略少有失误。
这虽然是袁老在15年前总结1979—1989年的经验时提出的两条，对今天的政府和企业依然还很有现实意义。
二 关于1990—2000年的预见
袁老在总结1989年以前10年的经验时，就预见性地提到了两个方向性的重要课题。
（一）硬与软、物与人的研究。
袁老根据20世纪80年代情况，他在多次会上呼吁我们从事经济建设的领导同志：“万万不可忽视软的研究，不能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特别强调重在人的研究，重在教育干部。”我们一般的思维方式都是容易看到硬的、物质的设施、装备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过分忽视起支配作用、起决定性影响的人的因素、精神作用特别是人的思想因素。袁老在1989年指出：人的研究是一切管理的核心问题。实际上，这与15年后的今天我们所提倡的“人本”思想不是异曲同工吗？重温袁老报告，我们对袁老的科学预见很是钦佩。
（二）重在基础性管理，重在加强执行力。
人们容易跟时尚而不问条件。实际上，企业管理首先要搞好的，并不是跨越式的迎头赶上，而是先要做好艰苦细致的所谓“一般性”的管理、基础性管理。袁老的多次报告中反复强调做好基础性管理工作，即他提出的降低成本、优化质量、热情服务、提升效率、严格纪律、研发创新等一系列基础性管理工作。具体说，基础管理就是袁老提出的“三基”，即基层建设（现在称之为团队建设）、基础工作、基本功训练。这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企业素质的灵魂。
袁老在15年前就提出：“现代化（现在主要是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要在良好的基础管理上才能实现。否则基础管理就成为现代化最大障碍。”目前，不少企业恰恰基础管理还没上路，就急于实现“e化”，结果现代化手段有了，却由于企业基础管理与员工行为不能规范化，一切信息化、网络化都成了空中楼阁。
（三）重在提高企业应变能力。
袁老文章反复强调：在企业环境与政策多变情况下，要特别注意提高企业主动应变的能力。现在人们都知道，企业应变能力是企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能力，可袁老在15年前就提醒企业家注重应变能力的锤炼，十分难得。
三 关于1990—2000年的经验
这个阶段，是袁老在企业管理这个平台上最活跃、所起的作用最大和影响最广的10年。
就我们从学习中体会到的有如下几点：
（一）呼吁“一切在于教育干部”。
袁老为此有个“严重问题在于教育干部”的专门讲话，而且在1990年1月和5月两次以此为题，呼吁此事，可见袁老的良苦用心。袁老在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好多工作不能落实，都与干部教育不落实分不开的。”从15年前袁老这段话，可想到袁老在当时对未来的关注。如认真分析今日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事情再清楚不过了。
（二）提出“将企业自主权与调动职工积极性结合起来”。
1991年5月19日，袁老以“大中型企业成功之路”为题阐明了他这一重要论点。袁老斩钉截铁地指出：“如何增强企业活力？归根到底就两条：一是落实企业自主权；二是调动职工积极性。没这两条，提高企业活力就是一句空话。”袁老一语已点到了当时“企业成功之路”的“三寸”要害。
袁老开门见山说：“企业自主权是企业运行机制的中心问题，说得再清楚一些，就是政企职责分开，两权适当分离，做不到这点，就谈不到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袁老还特为此请鲁冠球在中国企业协会执行理事会上发言。袁老对鲁总的话十分欣赏，鲁总说：“我除去每年交政府20%的税后利润以外，剩下就是我守法经营，其他事政府一概不管。企业总是让政府牵手走，就谈不到企业搞活搞好。”
袁老针对当时上海的“斯米克现象”指出：“看到现象就要想到它的本质。要从厂长1/3～1/2时间应付政府检查与评比，用工与工资要由政府批准等现象已经能够看到企业不能自主的本质。一个只能围着政府转不能围绕市场转的企业，怎么能活下去？！要害就是政企一定分开、授予企业自主权。”
企业有了自主权的保障之后，再有企业内部制度为准的严格管理与依靠职工参与管理的民主管理的结合，内外配套，就把企业活力源泉打开了，也就解放了生产力。总之，严格的科学管理与依靠员工的民主管理，二者缺一不可。这就是后来几年国际上大为提倡的《第五项修炼》中提到的“系统思考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成果。
（三）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是观念转换问题”。
1995年，袁老在一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研讨会”上发言指出，实现这一目标在于三分：一是政企分开，二是两权分离，三是党政职责分开。所有这些分开，实际总做不到，关键的关键是思想观念转不过来。而这一个问题的解决，又靠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如何才能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袁老指出：“靠群众识别干部，靠竞争机制与聘任制选拔干部。识别与选拔干部要做到两点：首要的是突破神秘化，增加透明度。二要提倡‘平则让，庸则下’，不能选老好人。三是强调不换思想就换人。只有坚持这三点的干部政策，才能建立好的领导班子。”
（四）指出“提高企业活力的三项重点工作”。
袁老在1995—1996年多次会上指出：人所共知，产品竞争力有质量、价格、交货期和信誉度四大要素，但如何保证，如何提高？就此，袁老提出三个重点工作：一是注重技术创新的高起点；二是注重学习，执著提高管理水平；三是全力以赴提高全体职工的素质。只有这样企业才有活力，才有竞争力，才有好的企业素质。
在经营理念上，袁老提出在国际化社会，企业“要到国际市场去经受考验，还要经受得住外企产品、服务打进来，我们要在这两个市场与外国产品一争高下”。我国企业竞争能力是在国内外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竞争中磨炼出来的。生产方式上要由单一品种转向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转换，要在这个转换中形成自己的竞争能力。
（五）呼吁“中国企业要有自己的名牌战略”。
1997年袁老在一次企业竞争力研讨会上十分认真严肃地提到名牌战略问题。袁老在叙述分析国内外市场竞争形势之后做出结论：我国企业实行名牌战略非常重要。
袁老首先用两句话扼要说明了“名牌”的本质和方法：一要群众认可、群众满意；二要做到“循名责实，实至名归”。袁老这两句话一语把名牌的本质与方法完全说清楚了。
袁老强调名牌战略要注重用户调查，倾听用户意见，改进自己工作。袁老十分欣赏海尔为四川农村生产的既能洗衣又能洗土豆的洗衣机的创举，认为这就是用户调查中产生的创新智慧。袁老从此做出结论：“千差距，万差距，最重要的是企业主观愿望和用户潜在需求的差距。要树立‘用户永远是正确的理念’。”
袁老提到名牌追求目标是“领导世界新潮流”，即用自己的预见与超前意识，不断引导用户消费，引导市场。当能引导各国用户各国市场时，即做到“领导世界新潮流”。
（六）强调“企业文化要建立在优良传统上”。
1995年，袁老在一次经济与文化研讨会上就是以此为题作的报告。袁老一开头就说：这是理论界、经济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如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如何在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新文化，如何要解决好文化继承与创新问题，这些都与企业文化建设有关。
袁老提出：企业要培育“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文化，由于它直接涉及人的思维方式、人的价值观。而思维方式、价值观构成文化的核心，因为它决定了人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总之，我们需要用时代主旋律来培育人、教育人，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文化有继承，更要有创新。袁老特别指出：“企业文化的创新就是要使企业发展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使之构成企业强大的精神支柱。所以，企业文化与办企业的指导思想紧密联系到一起的。”现在人们说企业文化也就是领导文化，它是本企业全体职工在领导倡导下形成的共同信念、意志、道德、风格、行为准则的集中体现，它是一种群体意识，它有鲜明的企业个性，对全体职工有巨大感召力、引导力和约束力、向心力，从而形成很好的凝聚力，使职工形成一种对企业的自豪感、荣誉感和责任感。总之，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实际上，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追求形成企业精神、工作人员的价值观优化工作，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在“现代化”上做文章，必须不断学习。
（七）呼吁“企业要重视学习，重视如何学习”。
袁老在1995年企业家活动日上、1999年女企业协会会上先后强调学习，号召“企业家的首要任务是学习”。袁老多次对企业家学习问题发表讲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袁老指出：中国人学习是有优良传统的，2500年前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从此有了“学习”二字。我们中国企业家的繁忙程度也许世界第一，好多时间忙在“三会”：一是可以不参加的会议；二是需要笑脸应酬的宴会；三是不可不去的无穷无尽的拜会。可是一个人时间是有限的，真正需要学习的理论修养、方针政策、市场经营、法律法规等很多必学的知识被挤掉了。今日变化无常的世界，不学习就落后失误已成必然。但我们不少企业把学习看成负担，久不问津，这很不好，早晚会出问题。等到危机发生则一切都晚了。
学习贵在坚持。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上，袁老提出“五学”：“一要学政治，不迷失方向；二要带问题学，有的放矢；三要广泛涉猎，捕捉商机；四要学成功，也要学失败，这最重要，也最有效；五要培养学习兴趣，养成学习习惯，持之以恒，潜移默化，提高素质。”微软的比尔·盖茨忙不忙？但是他坚持每天一小时的学习，有目的有计划地学习。成功企业无不学习，只有建成学习型组织发挥全体员工共谋事业发展的坚强信念与智慧，一个企业才会有管理与技术的创新，从而才可能有企业的持续成功与发展。
袁老殷切期望企业与企业家的学习能坚持下去，养成好学多思的品格。
（八）提出“企业家要坚持进行‘十大修养’”。
这是袁老在近十年反复多次讲，也是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最让人难忘的是1995年和1998年两次“企业家活动日”上先后展述的“企业家修养十条”、“再谈企业家修养”的两次讲话。
特别是红塔集团褚时健案件，对袁老触动很大，使他在震惊、愤慨和惋惜的同时，默默地思考着企业家如何修养、如何健康成长这件大事。
我们体会袁老提出的十条是非常重要的行为准则。一是事业心、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要把企业家作为自己终生选择，办企业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大目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顾全大局，想大事。还要扎扎实实，做实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出事。三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增强信心。四是清正廉明、疾恶如仇、从善如流。保持与职工同心共勉。五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贵在严于律已，铸就文化，坚持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六是居安思危，艰苦奋斗，廉洁自律，未雨绸缪。七是有“争名争利于市”的气魄，有知识、有胆识不断创业。有恒心，执著追求，永葆企业青春。八是依靠群众，交知心朋友，倾听群众意见，从而达到开阔眼界、战略思考、策略领先、同心同德，无往而不胜的目的。九是生活充实而高雅，陶冶情操，永无鄙俗之萌。十是劳逸结合，精神舒畅，身体健康，为国家为社会为民众做出更大贡献。
（九）呼吁“为保护企业家立法”。
袁老看到知名企业家连连失足，犯下不可挽救的错误，使自己失去领导企业的机会，甚至锒铛入狱十分惋惜。袁老说：“这当然是他自己的过失，但领导也有责任，社会也有责任。”袁老痛惜失足企业家的肺腑之言和惋惜之情令人感动，这也使他想到国家、政府、社会的立法，即如何使千百万企业家健康成长问题，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心事。
袁老在维护企业、企业家合法权益工作委员会成立以后，曾提出要为保护企业家立法。因为根据当时国情，政企难以分开，在相当程度上企业家的命运还在政府手里。在这个复杂社会环境中，企业经营者群体还是弱者。原来是婆婆多得数不清，后来有了翻牌公司，企业失去法人资格，事情更难办。袁老万分感慨：“企业处境难啊！”
袁老就如何保护企业家提出要做三件事：一要立法。还要政府真心实意地支持，在中国这是非常重要的。二要有舆论的支持。媒体要像《焦点访谈》那样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对企业家受到不公正待遇给予舆论支持。三是企业家自身要守法、维权。
（十）对群众社团管理提出“自治、自立、自养”的“三自”要求。
社会群众团体与政府和企业都是国家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各不相同。袁老担任中国企业家协会、企业管理协会会长，领导该协会工作20多年、对群团管理十分关注。袁老强调：群团管理不同于企业和政府，有自己特点。失去群团特性，就失去了群团的相对独立性；失去独立性，它就没有生命力了。群团是服务于特定范围会员的服务组织。它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一心为会员办事。
袁老特别强调群团必须贯彻自治、自立、自养的“三自”方针。而这一方针的贯彻贵在坚持“自立”才能“自治”，要“自立”、“自治”就必须“自养”，“自养”就是自己养活自己，不依赖国家拨款。只有“自养”才能“自立”“自治”。“三自”靠什么？靠自己实力，靠业务优势的实力。在收入来源上除去会员会费、资助外，主要靠委托项目收入和事业收入。这是摆在群团面前的严重挑战。只有做到“三自”，群团才有生命力、凝聚力，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三自”方针，是相对群团与政府关系而言。群团一方面要紧密围绕政府中心工作，逐项为落实政府主管部门各个时期工作开展群众性活动。政府重点工作，也是群团重点工作。群团的特有功能是在政府与特定会员群体（如企业家）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现为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是为企业管理服务的经济组织，是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的，是在与政府经济部门以及企业、企业家合作中发展的。它锲而不舍地为企业经营服务，通过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和服务工作保持与会员的紧密关系。
在袁老九十寿诞之际，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认真地学习袁老为企业工作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精神，学习袁老各历史阶段提出的企业管理相关指示、意见和建议，从而提高认识，并以此来祝贺袁老九十寿诞，报答袁老对我们《中外管理》杂志社的支持、指导和帮助！
2004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