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的情报网的建立、技术手段的改进和与同盟国通信联络的改善，秘密情报局在地中海和北非的表现已经得到了一定改善。这在1942年底变得尤为明显，而且在其他地方也反映了出来。尽管敌占区的军事压制在持续不断（某些情况下还在加强），但越来越多的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们千方百计地为欧洲各地的情报组织、流亡组织以及抵抗组织提供帮助。
瑞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秘密情报局派驻瑞士的主要代表是弗雷德里克·（范尼）·范登·霍伊维尔，其基地设在日内瓦。他和他的特工们与瑞士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主要是为了在逃亡和躲避纳粹的行动中得到他们的配合。瑞士方面在适当的地方和适当的时间将逃亡者悄悄地护送到边界，转移到法国境内。1943年春，丹齐就秘密情报局在瑞士的活动情况写了一份报告，表明秘密情报局已经派遣特工渗透到法国、德国、意大利、南斯拉夫、比利时和荷兰，并有联络员从土耳其和挪威定期提供相关报告，其主攻目标放在德国和法国。在德国，秘密情报局已经在八个主要工业和交通中心都派遣了特工，其中柏林就有四个。就瑞士而言，尽管列车报告方面的情报行动还在继续，而经济报告（主要是当地的经济战略部代表）已经成为一项主要任务。
档案显示，秘密情报局在意大利也获得了大量军事情报。1943年5月，来自日内瓦的一份由孟西斯标有“非常重要”字样的报告记录，代号为“Z.101”的特工已经获悉装载有鱼雷、水雷和120名海军人员的24节专列已通过德国布伦纳，开往意大利威尼斯。5月9日至12日，这位Z.101特工注意到，约2.5万人的德国军队乘坐火车奔赴意大利北部，并途经维罗纳、皮亚琴察和博洛尼亚。意大利被盟军攻克之后，数千名英国战俘获得解放，许多人跨过边界进入瑞士境内，结果却在那里遭到拘禁。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尤其是机组人员——是英国国内所急需的。秘密情报局便与英国特别行动处联手，组织其中许多人从法国境内秘密逃亡。据说，其速度是每三周六个人左右。孟西斯于1943年10月26日以个人名义向范登·霍伊维尔发去了一份电报，对派驻瑞士的英国秘密特工的工作成果表示“感谢和祝贺”。“经过4年与外界隔绝和繁重的工作，”他写道，“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必然会承受这种压力，可你们所取得的成果总算给了你们一种安慰，一种满足。”
在此之前，在瑞士的秘密情报局特工已经收到了德国内部状况的详细图片和盟军猛烈轰炸的效果。一位来自柏林的消息人士报告说，“90%的人每晚仍要躲在地下室里”，那里的人普遍已经“麻木了”，没有出现任何暴乱或示威迹象，但还是无法对工人阶级的住所进行走访。尽管采取了深入而密集的宣传，但德国人对英国并不怎么仇视。不过，人们还是希望采取足够的武力报复来有效地阻止空袭行动。“人们对能够研制出一种尚未具体说明的秘密武器抱有极大信心，并希望借此创造奇迹。然而，一旦研制失败，或者被证实纯属子虚乌有的话，民众的反应将会非常严重，也许是革命性的。”在伦敦的空军司令部称赞这些报告具有“极高的价值，而且基本准确”，因为它们给来自无线电情报的较为一般的证据增添了详细资料，而且还提供了一种看法——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英国皇家空军“无法通过空中侦察来获得情报”。另一位消息人士在1943年8月至11月去了柏林，并报告说，目前尚无迹象表明德国内部士气低沉，而且公共服务部门也运转正常。他指出，在工人和士兵当中，希特勒仍然被视为一个“受崇拜的人”。盟军的猛烈轰炸和物质上的大肆破坏似乎对德军的顽固抵抗和报复决心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份来自德国军界高层的重要情报从一个代号叫“达莱克”的波兰情报网传送到秘密情报局，这不禁让人肃然起敬。这也反映出英国与波兰保持密切情报关系的重要性。这一情报是由什琴斯尼·霍伊莱基少校传递出去的。此人的对外身份是波兰驻伯尔尼副领事。自从德国人（将这个情报网命名为“捷西”）在1943年初夏开始截获霍伊莱基的无线电通信，并破获他的组织之后，他们便得出结论，他手下的特工至少有一人对希特勒总部的消息非常灵通。这个人可能就是“JX/诺普夫”，就是秘密情报局记载的属于达莱克手下的那93位特工之一。有证据显示，诺普夫提供情报的时间是在1942年2月至1943年4月之间。他主要是提供苏联战役方面的情报，但其他方面的情报也在他的考虑之中，如旨在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意——德攻势以及在的黎波里部署军队的时间表。一份留存下来的报告（日期为1943年2月12日）谈到了德国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之后最高统帅部的“心态”。据称，这份报告来自“德国最高统帅部”联络员诺普夫。“尽管他们做出艰难的尝试，尽管他们出现大量的人员伤亡，遭遇疾病以及在某些军队出现较大的装备损失”，但德国军队的士气“远远没有遭受重创，可以说士气非常高涨”。基于这个原因，“那些认为德军东部战线即将溃败的一切流言都是极不真实的”。军情十四处（英国陆军情报局负责搜集德国作战命令的一个分支机构）称赞诺普夫拥有“非常多的联络员”，而且当“根据平常的消息来源编制报告时，他的见解往往更为全面而透彻”。然而，这一情报在没有被证实之前往往难以被人们所接受，而当它真相大白，已成为事实，并与我们自己的观点或其他来源的情报互为印证时（这是一种必然的双重判定），人们便会对它的正确性深信不疑。[452]
范登·霍伊维尔与1942年11月初到任的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代表艾伦·杜勒斯（后于1953至1961年期间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尽管他们最终会分享情报成果，但从一开始杜勒斯就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1943年1月，百老汇就他的情况告诫过范登·霍伊维尔，并向他暗示，这人很有可能“会哗众取宠，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建议来，搞得大家声名狼藉”。虽然秘密情报局驻瑞士情报站的这位负责人和杜勒斯在美国有着共同的朋友，而且私下关系也算不错，但范登·霍伊维尔本人认为，杜勒斯是“为自己着想，利益冲突的事自然就不可避免”。特工竞争看起来非常残酷，以丹齐讲过的一句尖刻的口头禅来说，美元是一种“永磁铁”，而美国人“老是轻信别人，自己却缺乏判断力”。因此，他认为有必要让秘密情报局尽可能与杜勒斯（以及法国人、波兰人和瑞士人）展开密切合作，否则，惟一从这愚蠢行为中受益的只会是德国人，还有那些至少有三个东家付钱的特工们。
发生这种灾难的可能性表现在杜勒斯与德国反间谍机构代表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在1943年1月的第一次接触：他用英国人发明的密码将接触一事报告给华盛顿（通过其波兰特工哈利娜·希曼斯卡）。结果，这一情报被德国人截获了。杜勒斯在4月中旬告诉范登·霍伊维尔，他看到了吉泽维乌斯，他刚从柏林回来，并告诉他，德国人最近将在鹿特丹建造47艘大型飞艇，并将由自杀敢死队驾驶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尽管已经有人使用这种密码发出过警告，但杜勒斯还是发了两份电报将这一情况向华盛顿作了汇报。丹齐认为，杜勒斯已经被德国蓄意制造的一个假情报给“糊弄了”。显然，吉泽维乌斯听了非常激动，他告诉范登·霍伊维尔：“你怎么能向那个傻瓜[杜勒斯]报告呢？他知道他的密码被破译了。如果他用了那个密码去报告他与别人的会面情况，德国人就有可能会发现相关人员，并用他们来充当炮灰。他容易轻信别人。”
战时英美情报机构关系的亲密程度可以从“斯图尔特”（孟西斯）给“我亲爱的比尔”（多诺万）这封信中那友好的语气上得到印证。
不过，范登·霍伊维尔希望利用杜勒斯与吉泽维乌斯之间的联系。1943年7月，吉泽维乌斯（针对秘密情报局提供的问题）将“佩内明德（或斯维内明德）”的火箭发射试验情报告诉了杜勒斯。他的消息来源是一位在德国“阿布维尔”的同僚。吉泽维乌斯对杜勒斯的通信安全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因为一旦被发现，肯定会追溯到情报的来源。他向杜勒斯提出了建议：为了安全起见，他应该通过“英国的通信渠道传递这一情报（他后来确实这么做了）”。有关情报证实，在腓特烈港的这次空袭所取得的成果包括摧毁了制造火箭制导装置的工厂，这可能使得这些火箭的投产被推迟3个月之久。火箭弹的主要制造地点在弗兰肯塔尔。这位对消息来源认为，那里除了几家糖厂外没有其他什么重要的工厂。基于这个原因，这位对消息来源再三强调，在利用这一情报时必须非常谨慎。这一情报还显示，希特勒对生产飞弹越来越表现出浓厚的个人兴趣。
1943年9月，希曼斯卡报告说，吉泽维乌斯当时神经“高度紧张”，他（第一次）告诉她这种“V”（代表“复仇”的意思）型武器眼下正在研制之中。他说，作为“一个善良的德国人”，他会尽量提供一切具体的情报。因为他坚信这种新式武器非常具有威胁性，即使不会影响战争的最终结果，肯定也会拖延战争的发展进程。虽然伦敦仍然不顾一切地搜集更多有关V型武器的情报，特别是火箭的研制地点、生产规模和预定发射日期，但吉泽维乌斯确实无法进一步提供情报。据希曼斯卡回忆，在1944年2月前，吉泽维乌斯在他的德国同僚和朋友当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丹齐告诉范登·霍伊维尔，他担心吉泽维乌斯的利用价值“现在已经大受影响。189[杜勒斯]已经连累了他，而且无可挽回”。丹齐显得更为担心，因为杜勒斯给华盛顿发送了一大堆吉泽维乌斯提供的情报，并标明来自“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当希曼斯卡于1944年2月再一次看到吉泽维乌斯的时候，他的职位（还有卡纳里斯的职位）已经一落千丈，尤其是一个月前在土耳其韦尔梅伦斯脱离纳粹之后。一年之后，吉泽维乌斯告诉希曼斯卡，他曾经积极参与了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的谋杀计划，计划失败之后，他在柏林潜伏了三个月，以便躲避纳粹对他的追捕。[453]
斯堪的纳维亚
西里尔·切希尔，秘密情报局驻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的负责人，从1942年12月上任后一直干到了1945年6月。从他的前任约翰·马丁接手之后，他有效地拓展了斯德哥尔摩站的情报工作。回顾该站在1944年10月的成就，总部的比尔·科尔多指出，切希尔将报告数从每月不到400份增加到平均每月700份左右，而且增加的报告大多是涉及武装军队的情报。这一成就主要来自荷兰、丹麦、挪威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联络员，包括那些能够往返于瑞典以及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的商人，其中一个是在1942年12月招募的商人。后来，他成为一名非常有价值的丹麦特工，其代号为“艾尔加”。他经常去斯德哥尔摩，他的公司在那里设有一个办事处。因为其他业务关系，他还要前往德国、芬兰和罗马尼亚，并从为德国制造战争物资的重型工业公司工作的同胞们那里收集情报。1943年，他招募了大约二十位搜集情报的下线，包括：在汉堡的一位外交官；位于波罗的海乌瑟多姆岛佩内明德工厂的一些技术工人——在那里，德国人拥有一个武器试验场；在匈牙利制造梅塞施米特飞机的多瑙飞机公司驻柏林办事处的一位雇员；还有一位是丹麦灯塔维护人员——他能够从灯塔守护人员那里搜集到有关航运方面的情报。
将材料传给身在瑞典的切希尔需要采取某种巧妙的方法。比如说，1943年秋，艾尔加进口三桶商业用酸时，他便将300份报告裹在了一只玻璃瓶中，然后藏在其中一个桶中。同年11月，科尔多说，他是“第一批”报告V-1型飞弹（当时将它描述成火箭炮）的特工，而且他还提供了一张火箭坠落于波罗的海西南部丹麦博恩霍尔姆岛的照片。他已经“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夜间作战战斗机的情报、芬兰化学作战装备以及来自他的下线和他自己在德国、芬兰和罗马尼亚旅行中搜集整理的有价值的报告”。他的一个情报来源还提供了“德国汉堡遭受空袭破坏之后的地面照片”。然而，好景不长。1944年1月，艾尔加被德国人逮捕，他的情报网也随之解体。在狱中遭受了严刑拷打，1945年4月，他被转移到瑞典的一座秘密集中营，并被怀疑受雇于某一敌特机构，可留存下来的德国审讯记录并不支持这一猜测。秘密情报局后来推断，他之所以向德国人提供情报只是“为了免遭皮肉之苦”。在向德国人提供派驻斯德哥尔摩的秘密情报局工作人员以及驻瑞典和英国的丹麦联络员的准确描述的同时，他还提供了足以让他们信以为真的虚假情报，即使不是让他们相信，至少也会让德国人惶惶不安。比如，他声称秘密情报局已经“成功地在柏林、汉堡、波恩、哥尼斯堡和维也纳相应建立了重要的情报小组”，并在丹麦的西兰岛、芬岛和福尔斯特岛建立了经过英国人培训的破坏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