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语堂与鲁迅、胡适、赛珍珠
林语堂（1895—1976），学者、作家。20世纪30年代“论语派”主将，对推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有贡献。原名玉堂，福建尤溪（今漳州）人。出生于平和县一个乡村基督教牧师家庭。他自小学、中学至大学都是在教会办的学校里就读。先后在厦门鼓浪屿读小学，之后入厦门寻源书院，1912年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学习，1916年大学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应清华学校之邀，前往北京任教。三年后由校方资助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第二年获硕士学位。由于经济困难，一年后便到法国勤工俭学，然后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1923年获语言学博士学位后归国。1923年至1930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任教。在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与任教的鲁迅成为同事。1927年，他又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潜心写作。1928年9月到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任英文教授。翌年，任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特约研究员。1930年发起建立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任分会理事。1932年，创办《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杂志，提倡幽默、性灵文学，有“幽默大师”美誉。在文坛掀起“袁中郎热”。1933年底，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6年，携全家赴美纽约居住，致力写作，并获多家美国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48年，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文组”主任。1954年，新加坡南洋大学筹建，他被聘为校长。1960年从美到台湾，定居阳明山。1975年在世界笔会第四十届大会上被推举为副会长。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76年，在香港病逝。
林语堂的主要著作有《翦拂集》《大荒原》《语言学论丛》《我的话》《语堂文集》等多种，编有《开明英文读本》等文法、辞典等五种，还有大量英文著作。
赛珍珠（1892—1973），美国作家，直译珀尔 巴克。生于弗吉尼亚州西部。四个月时，随传教士父母到中国，先后在清江浦、镇江、宿州、南京、庐山等地生活工作近四十年，学会汉语，习惯了当地风俗。赛珍珠于1922年在庐山牯岭尝试写作，1931年发表长篇小说《大地》。由于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一生创作的小说、故事、剧本和儿童文学超过百部。
赛珍珠精通汉语，阅读过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非常喜爱并有着极高的评价。她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致谢词，便是以“中国小说”为题的。她说：“中国古典小说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小说一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之作”。她翻译的《水浒传》在西方很流行。
1934年，赛珍珠在庐山与林语堂邂逅，邀其写一部向美国公众真实反映中国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和独特风土人情的书，后来便有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一书风行美国，林语堂成为当年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位的中国作家。此后，林语堂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也与赛珍珠的鼎力举荐有关。
中国散文源远流长，一直滋养着中国文学。发展到五四时期，在新文学运动精神浸染下，其在内容、形式和风格方面，呈现多样化，散文得以拓展。在吸收外来文学的营养后，林语堂倡导的“幽默文学”，在文坛掀起一股“幽默热”。他的散文不同于鲁迅，也不同于周作人、朱自清，自成一格，在当时影响很大。对散文多样化起了积极作用。
林语堂的散文最具代表性、水平最高的是多篇《萨天师语录》。它借鉴尼采的《萨拉图斯脱拉如是说》，描写萨氏来到东方，看到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发出种种议论和批评。林语堂借萨氏之嘴，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拐弯抹角，曲折地表述对当时黑暗社会的鞭笞，笔锋直指旧军阀与新上台的国民党统治。如《萨天师语录（五） 正名的思想律》（《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三期），就是辛辣嘲讽南京国民政府正名、改名、换旗帜、革城名的丑剧的。这种亦庄亦谐风格的散文，使他在文坛颇负盛名。
（一）
一个作家，他的创作从来不是单一风格的，比如林语堂写的《鲁迅》，就是描写和赞扬鲁迅的，说他在复杂的环境中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智慧。寓意深刻，笔调活泼却毫无幽默调侃。有时，他会提出写散文应该“冷静超远”的主张。“冷静超远”，并不排斥针砭时弊、愤世嫉俗。如他的《谈议论自由》《又来宪法》等散文，就是犀利地抨击官僚、政客及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的，其间还呼唤民主、人道。他还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他的《祝土匪》《回京杂感四则》《读书救国谬论一束》等，在当时的爱国运动中产生的积极影响，甚至超过鲁迅。在那时，他写的《打狗檄文》《一封通信》《泛论****与丧家之狗》锋芒凌厉。在军阀的通缉中，上了黑名单的林语堂和鲁迅，才离京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可以说，林语堂是一直站在进步文化阵营一边的战将。
不久，两个都上了黑名单的进步文化名人之间，对文学创作，产生歧见，互有批评的文章往来，这原本再正常不过。后来林语堂与鲁迅的个人关系因某种偶然因素中断，于是我们就有些人，按人划线，把他们二人对立起来，硬把林语堂推到左翼作家的对立面。关于与林语堂闹翻的事，鲁迅日记有记载，1929年8月28日日记：
午后大雨，下午达夫来。石君、矛尘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凭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上，席上有杨骚、语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鲁、林冲突，系因在谈鲁迅同北新书局的版税诉讼中，林语堂替北新书局说了几句痛痒的话，鲁迅以为林语堂话中带刺，故大发雷霆，直斥林语堂。林语堂也是一名人，在众人面前自然有失颜面，于是冲突起来。
彼时，鲁、林二人三年多形如路人。直到1933年2月17日，他们才恢复关系。那日，在宋庆龄家里，举行欢迎萧伯纳的活动，他们都受邀参加。后他们二人又参加一些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彼此忘却一怒翻脸的尴尬。1934年5月10日鲁迅在日记中说：“林语堂函邀夜饭，晚往其寓，赠以磁制日本‘舞子’一枚，同席共十人。”又后来，二人的文学观念已各不相同，又成水火，关系再度中断。
林语堂一直在教会学校就读，又在美欧深造多年，他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在左翼作家以幼稚的所谓革命的借口攻击催化下，不断向自由主义转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谁都不能否认他的民族感情和爱国心是一直没有改变的。
即便是其观点和主张引起过左翼作家的批评和争议，但在文学上，他还是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做了远比那些口头革命家多得多的切实的工作。比如，在他所创办主编的许多期刊上，发表了老舍的《骆驼祥子》《牛天赐传》，郭沫若的《海外十年》《北伐途次》等优秀作品，而且培养了不少文学新人，如清华大学毕业的徐等。
（二）
林语堂最终与鲁迅分道扬镳，除了文学观念不同外，怕与二公的个性、人品有关。其实比起鲁迅，林语堂拥有的朋友似乎更多，且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仅举1930年，林语堂与胡适主持办上海平社为例，可见林语堂与其他成员如胡适、梁实秋、徐志摩、张禹九、罗隆基等人的自由讨论的风气和彼此的友谊。
平社的前身——《平论》。《平论》是文学期刊《新月》之外，同人办的一个思想性、政治性的期刊。其“编辑后言”，由徐志摩执笔。其中说《平社》“无非是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个平正的观点，再没有别的”。也是后来以此命名平社的由来。
《平论》创刊，大家推举胡适担任总编辑，胡适“再三推辞”未果。于是大家先写稿，但稿子“斤两似很不重”，《平社》夭折。随之以聚餐、聚会的形式新组织的平社活动正式开始。胡适1929年4月21日日记中说：“平社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中，到者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夑林、叶公超、吴泽霖。共七人。”林语堂不在其内。胡适在这之前，曾因《入声考》去看林语堂，胡适对林语堂评议造诣非常重视。林语堂在当天的日记中也三次提到胡适，关系之好，非同一般。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属于“语丝派”的林语堂，与“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胡适关系并不密切，其实非也。
林与胡的交谊可追溯到1918年。林语堂后来写道：“他回到北平，已经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我以北大教员的身份前去迎接他。”我“比他只小四岁，但是他给我一种仰之弥高的感觉”。寥寥几语，林语堂对胡适的仰慕之情，现于笔端。从此，胡适也开始关注从美、法、德留学归国的林语堂，自1919年至1932年，致胡适的二十九封信，证明他们亦师亦友的深厚友谊。
《子见南子》是林语堂根据孔子见卫灵公夫人的历史记载，写成的独幕话剧。1929年6月，由上海大厦大学组成的演出队，到曲阜去演出，遭到当地孔氏后人以“公然侮辱宗祖孔子”为由，告到教育部。《子见南子》后又在上海重演，胡适、徐志摩、章衣萍等到场观看排演，以此声援林语堂。
1929年至1930年，林语堂被胡适等友人拉入平社。他在日记中记曰：“晚适之请平社，讨论民治问题。”那次讨论中，林语堂首次出席便发表意见，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有“极有道理”之详。日记说：“末后，林语堂说不管民治制度有多少流弊，我们今日没有别的制度可以代替他。今日稍有教育的人，只能承受民治制度，别的皆更不能满人意，此语极有道理。”
林语堂在平社活动时，还会见了他的老朋友，同情左翼文学运动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平社讨论的问题很多，多涉及政治、民生、制度、民性、人文等。比如林语堂就主讲过《半部〈韩非〉治天下》，有言曰：“今日中国政治问题，有超乎一切政体问题之更大问题，就是人法与法制。”胡适、林语堂所发之言，多是书生之见，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胡适、林语堂在这种自由的讨论中，没有人给他们扣政治帽子。起码比左翼作家的激进要平和平等得多。
1930年11月28日，胡适举家迁居北平，以胡适为核心的上海平社最后也风流云散。林语堂和胡适的友谊却永生没有中断。
（三）
林语堂是个有担当的爱国者。1934年，中国文坛因有林语堂的闲适幽默散文的推动，刮起“幽默热”。对原属文学样式的尝试，左联一些人却容不得，在左联的刊物《太白》上，集中火力，猛批他的闲适小品。相煎未免太急。此时，加上他办的《人世间》销行也不理想，与他有多年交谊的鲁迅也绝了交，心情甚是郁闷，于是三十九岁的他一人独自上了庐山消遣。很巧，在山上竟然与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不期而遇。林语堂对赛珍珠是熟悉的。因其父在中国生活四十多年，年幼的她，也随父在中国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中国人的善良勤俭仗义好客的品格，使她对中国人民有极好的感情。回国后，因美国一些所谓“中国通”，写了不少专门讲中国如何落后、愚昧、狡诈、懒惰等丑陋习俗的书籍，那些傲慢的美国人，把男人梳长辫子，女人裹三寸金莲，当成劣等民族的象征，加以嘲弄和侮辱。赛珍珠一直对此非常愤慨。在她成名之后，一直想请一位精通中国文化又了解世界文化而且英文又极好的作家，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借以向美国公众真实反映这个具有五千年灿烂文化和独特风土人情的伟大国度。
赛珍珠真正算是“中国通”，她对中国文化很崇敬，对中国文学和文字也有浓厚兴趣，四十年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她又对当时中国的文化状态，对活跃在文坛的众多作家有所了解。她熟识胡适，知道周氏兄弟，对林语堂更有好感，是因为她读过林语堂许多闲适小品，其充满睿智又幽默的风格，令她着迷。她知道林博士是位通晓中国国学，熟谙四书五经又在美、法、德留过学获得多个博士学位的饱学之士。最后选中林语堂完成她夙愿的另一理由，是她觉得林语堂幽默活泼的语言，特别适合美国人的阅读口味。
林请赛珍珠在庐山喝咖啡，欣赏迷人的山色湖风时，赛珍珠向林约稿。林语堂连客气话都没说一句，便一口应允。更令赛珍珠吃惊的是他几乎未经思考，便当即说出书名。林语堂嘴上叼着烟斗，说：“就叫《吾国吾民》！”在赛珍珠向她介绍为什么请他写书时，林语堂早就对偏见的洋人动气了。他要让他们看，我们国家、我国人民到底是什么样的。
林语堂告别赛珍珠，在回上海的旅途中，他便开始构思，准备从中国人的民族性、品德、心灵、理想、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十方面入手，来写中华民族的伟大和炎黄子孙的优秀。让美国人全面认识中华民族的风貌和特性。
躲在书房里，林语堂熬过了酷暑严寒，笔尖划走了春夏秋冬。一年之后《吾国吾民》还未完成。又逢汗流浃背的夏季，林语堂带上一家老小，再一次登上庐山。在凉爽的山风陪伴下，林语堂又忙了六十天，终于给《吾国吾民》画上最后一个句号。
赛珍珠收到越洋的书稿，一口气读完时，她激动万分，旋即为《吾国吾民》写了一篇评论。她说：“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赛珍珠对《吾国吾民》连同它的作者的评价是准确而公允的，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的眼光也是独到的。林语堂能入她的法眼，或许也是荣幸的，林语堂后来被推为诺奖的候选人，与此怕不无干系。《吾国吾民》在美出版后，短短四个月内，重印了七次之后，林语堂也成为登上当年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位中国作家。
就在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在美大受欢迎之时，左联解散前爆发了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鲁迅与周扬们也因左联内部长期存在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斗得硝烟弥漫，精疲力竭，已顾不上再批判林语堂等这些正正经经出作品的作家了。郁达夫在这里，写出了《出奔》这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斗争的作品，连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都写出了《现代青年》这样唤起读者对社会现实深层矛盾思索的作品。
1936年夏天，林语堂举家到美国写作，竭力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除了《吾国吾民》，还有《生活的艺术》，并译介一系列中国古典经典著作和文学作品。自1938年开始，转向长篇小说创作。有《唐人街》《朱门》《红牡丹》《远景》等多部。他用英文创作的《瞬间京华》，后译成《京华烟云》，特别是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风靡全国。
本文的标题是黄兴的诗句，原句是“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不知林语堂是否喜它，但用此来概括他终老于香港时的心境，或可不错。
林语堂晚年定居台湾，隔海相望福建故土，遥遥乡关，茫茫归途，游子心如浮云沧海。所有的恩恩怨怨都化作了一种爱国的美好情感，化作了浓浓的乡愁和带着温情与哀愁的美学情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