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苦，年年补，苦了还要找政府”，这是我国一位资深移民官员对水库移民现状的喟叹。水库遗留的移民问题比较复杂，也是各地政府的一块心病，因为这些年来，贫困就像魔影一样紧紧纠缠着我国许多地区的水库移民。
周一川是万州区移民局发展扶持科科长，是一个资深老移民工作者，由于长得精瘦，七尺男儿竟不到50公斤，一看见他就特别容易想起移民和移民工作的艰辛。
周一川研究移民后期扶持问题很有见地。他告诉我说，从万州来看，城区移民搬迁后，生活水平下降的移民也不是少数。不少失地移民成了城市居民后，几十年的生活技能除了会种地养猪，还是种地养猪。迁到城里，搬进新房，高兴了几天，但问题很快就来了，生活来源怎么办？有一个移民实在没办法，就在居民楼上养猪，这一下就像捅了马蜂窝，一家人养猪，臭味在居民楼弥漫，整幢楼都不得安宁。后来，好不容易才劝说移民不要在居民区养猪。
这个例子说明，移民中什么人都有，由于文化不高，也不会经商，你就是给他一份工作，他也不知该怎么做，还别说现在就业特别困难。用经济学家胡鞍钢的话说，就业竞争已发展成为一场“世界大战”。库区移民的就业问题已成为政府的一块隐隐作痛的心病。
20世纪，水利专家李伯宁说过：建国以来修建了86000多座大小水库，在所安置的1000多万移民中，大约有1/3安置得较好，生活稳定；有1/3平平常常，一般化；有1/3安置得不好留有后遗症……
几十年来，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解决水库移民中遗留下来的问题。
不少水库移民搬迁之后生活清贫而艰辛，这是多年不争的事实。号称“千湖之省”的湖北省，水库多，移民自然不少。钟祥市的柴湖镇，是除三峡之外，我国外迁移民集中安置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地方。“在**********”开始的1966年到1968年，是移民搬迁“最听话、蛮乖巧”的年代。丹江口水库46000多移民很快成建制地被移到了柴湖镇，安置在狭窄的225平方公里的围垦区内。到现在，这批移民已发展为8万多人，号称10万移民。
丹江口水电站于1974年建成。移民10多年后的1983年，湖北省农业厅调查组进驻柴湖进行调查，不看不知道，一看睡不着觉。柴湖移民这些年举步维艰的生存状态，使调查组的官员们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调查组的成员怀着沉重的心情，向省政府呈上了一份报告：“农户生活之苦，不亚于************，在全省农村欣欣向荣的今天，这里却有万户农民生活在饥寒之中，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使人心寒……”
这份报告真实地记录了移民情绪波动、集体上访、聚众闹事时有发生等等不安定因素。
湖南省也是我国的水库移民大省，共有大小水库13000多座，建库时统计，移民达130多万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统计，全省10个国家级贫困县，库区就占了6个；全省350万农村贫困人口，移民占40%；全省的移民有60%生活在温饱线下……
********王茂林刚调到湖南，就看到了水库移民问题的窘迫。1996年，王茂林两次到东江移民区调查，并亲手撰写移民工作调查报告；1997年，他三次到五强溪移民区研究移民的生存发展问题。省长杨正午、副省长周伯华1996年在泸溪县就多次召开受灾移民座谈会。
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省军区的领导者们，不得不腾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每年都抽出十几人次到水库移民区去调查研究、督导工作，寻找解决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良策。
河北潘家口水库工程于1975年10月动工，1979年12月20日蓄水，1983年正式竣工运行。大黑汀水库工程于1973年10月动工兴建，1982年竣工运行。
潘家口水库、大黑汀水库建设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建设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以行政命令代替科学规划，“重工程，轻移民”，“重搬迁，轻安置”，移民搬迁安置没有得到重视，移民搬迁的补偿标准不切实际，移民生产生活恢复没有规划，以行政命令、政府行为处理移民搬迁问题，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以“水赶人”的方式进行“移民搬迁”，水库移民仅仅被理解为搬迁与补偿，对淹没的处理没有从科学的角度去进行探索、研究和认识，更不用说用科学理论来指导移民工作。其结果是移民安置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极差，无法恢复搬迁前的生产、生活水平，成为社会上一大特殊的贫困群体。
广东省现有水库移民112万人，由电力部门直接管的移民有25万人。据1991年的一份资料统计，移民年收入仅为全省农民年收入的1/3。巨大的反差和移民生活中实际的困难，使移民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来信来访、集体闹事、冲击水利设施和政府机关的事件时有发生。水东陂水库的移民一怒之下，曾集体搬进水库管理局住了一年多。政府感到头痛，最后不得不拿出300万元来解决这批移民问题。
广东省从1993年开始，把以前每年安排的730万元移民经费增至2000万元，省财政把每年投入的3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再加上地、市、县的投入和扶持，移民的生活才有了明显好转。从1993年至1997年，共投入老水库移民经费5亿多元。
云南是我国水电大省，已建成的水电站有鲁布革、漫湾、天生桥、大朝山等，正在建有小湾、景洪、向家坝、溪洛渡等等，这些水库将安置移民19万人。2005年10月末，云南省移民局杨骏同志在重庆召开的中国水利学会年会上发言说：
“溪洛渡电站可研至今未经国家审批，但施工区移民工作在预可研基础上已经开始实施，在预可研中，施工区4000多人全部外迁，在可研未定、按临控指标在无数次的上下左右的争论和谈判下，外迁计划已面目全非，其中近2000人批准自行后靠安置，1000多人艰难地外迁到思茅勐马镇安置点，剩余1000多人在施工区外临时过渡，这部分移民在临时建成的各式简易棚户中，艰难度日，怨声载道，频频上访，而为他们建成的新房、分配的良田好地闲置、荒芜。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是，由于移民规划编制和实施严重滞后，而工程建设超前。”
他说，在移民没有安置好的严酷现实面前，任何一级组织和部门只能同情、理解和自责，任何语言文字的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
谈到云南水电工程的移民工作，他忧心如焚。
2010年后溪洛渡、向家坝、糯扎渡、景洪、小湾等大型电站将陆续投产。十一五建设期间，上千亿资金投入，约3000万千瓦的建设，在十二五前期将陆续投产，将在现在全省水电装机约600万千瓦的基础上增长五倍（水电），全省电力总装机增三倍。这样巨大的投入和规模，在云南省的发展中，其地位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目前在可研、规划滞后、“多做少说”的情况下，诸多困难和问题都被“捂”起来了。
如今水电建设在我们国家没有具体的实际管理部门，无人为之说话，造成本应当大力发展、得到广泛支持的云南水电，现在却成为“非政府组织”、“反坝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和一些舆论部门的靶子，成了“众矢之的”，只能被动地去应付抵挡。
为解决水库移民的遗留问题，各地政府绞尽脑汁，尽职尽责，千方百计扶持移民区发展经济，以帮助移民摆脱贫困魔影的纠缠。
****1999年10月指出：过去我国建设了许多水电站，为防洪、发电做了贡献，但移民问题没有解决好。一直到现在，浙江新安江水库的移民问题还没有解决好，今年水位最高，达到108米，新安江又出现新的移民问题。湖南的柘溪水电站也没有解决好。五强溪水电站是120米的高程，但因为上游的移民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去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时，不敢抬高水位，否则还可以发挥更大的调洪作用。还有湖北的丹江口水库的移民，到现在为止，也有相当多的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好。湖北清江隔河岩水库移民较少、安置工作比较细致，要好一些。因此，总结多年水电建设经验，必须实行新的开发性移民方针。
“前车炯鉴，后车覆辙”，遗留下的300多万水库移民问题，对于正在进行三峡百万大移民的库区各级政府来说，无疑是一声长长的警号。
另外，从移民量来看，我国300多座大中型水库产生移民500多万人，平均每座水库移民1万多人，而三峡工程一座水库，就要产生移民100多万人，大部分要拥挤在贫瘠、窄长的河谷。
外迁移民和就地往后安置的移民有什么不同呢？在三峡库区的移民中，有这样的说法，说移民就好比农村嫁女，少数的能嫁到富裕的外地，大多数只能嫁到本村人家。实际上在三峡库区100多万移民中，能够迁移到江苏、山东、上海、浙江等平原地区的只有1/5，绝大多数人采取的是就地后靠安置的办法，也就是从海拔八九十米的地方移到海拔175米以上的地区居住。
这些就地安置的移民又生活得怎么样呢？
奉节县占地移民刘厚卫，家有5口人，搬迁前家庭拥有4亩多耕地，种植了90多棵脐橙和大量柑橘树，年收入2万多元，生活较好；征地搬迁后，家庭劳动力待业在家，每月只能靠领取低保维持生活。
万州区有一条移民新街，这里的移民大都是从江边移来的，现在他们都已经住进了新楼房。但是他们也面临着“住进新楼房，却没有新厂房，守着交通线，却没有生产线”的窘况。
万州区河口乡庙坝七组的200多名库区群众搬迁到乡政府所在地已经3年多了，当地政府为这些移民修建了一条水泥马路，并在马路旁边规划出这块移民新街。按照乡政府的要求，移民们在这条街上不能只盖一间平房，而全部要盖二层楼，底层用来做店铺。这些移民用政府给予的库区移民的1万多元安置费和银行贷款建起了这条移民商业街。
但是，由于河口乡政府改变规划，原来要在商业街对面建的农贸市场不建了，没有人流、物流，这些移民失去了挣钱的渠道。现在除了个别移民开的小商店还在勉强维持外，其他的店铺根本就开不了张。
移民周发玉一家人就搞了一个店，什么工作都没有做。一天毛收入在百把块钱，有时一天只有几块钱的收入。
毛大蓉一家也是这条移民新街的库区移民。以前，毛大蓉两口子在万州区的一家缫丝厂打工，两人每个月有800多块钱的收入，小日子过得挺有滋味。随着三峡工程的蓄水，库区内一批经济效益差、污染环境的企业被关闭，毛大蓉和丈夫也失去了工作。原来的家也在蓄水线以下，他们带着老母亲和孩子搬迁到了河口乡这条移民新街上。从家里的陈设不难看出，毛大蓉夫妇以前的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
毛大蓉说：以前我是缫丝工，现在也没学过手艺。搬到新房子欠账三四万元。靠老公一个人打工，供五个人生活，他一个月也只能赚到五六百块钱。
万州区移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万州区20多万名库区后靠移民中，目前能够稳定安置，并且生活状况较好的占1/3左右。为保三峡水库的水质，万州区将库区内300多家经济效益不好、对环境有污染的企业关闭了。在这些企业中打工的相当多的农民工成为库区移民，转入城镇生活。但由于他们在转为城镇居民后失去了土地，又没有新的就业机会，生活来源没有保障，因此生活十分困难。
居住在万州区双河口街道移民新区的1万多名移民的生活，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在这个当地政府规划设计十分整齐的楼群里和整洁的街道上，许多人整日靠打麻将和玩扑克度日，而整个移民新区也没有任何的商业气息，显得空空荡荡。
据了解，这些移民大都是万州区淹没水位以下破产企业的下岗职工，自从他们集中搬迁到这片专门为库区移民新建的小区后，他们的生活几乎天天如此。
30多岁的杨小华原来是万州区三峡柴油机厂的职工，随着工厂的倒闭，他也下岗在家。杨小华自认为比较勤奋，想办法在万州区城里打打小工，每个月还有三四百元的收入，但一家三口就靠他这些工资，日子过得非常拮据。
杨小华认为，万州区有几十万人，真正高科技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很少。劳动密集型企业能养活几千人、几万人的甚至没有。这些人做啥？这些移民做啥？你说开个什么商业呀，大家都是居民没有人气，没有流动人口做什么都不活，家家都在家里吃饭，生活都在低水平消费。当地政府对这些没有办法吗？办法倒是有，好像从电视上看有，但是老百姓没有感受到。双河口的移民们都知道，三峡库区蓄水以后，为保证水环境质量，库区原来大量的企业关闭了，这是国家建设要求的，移民们都能理解。但目前出现的库区产业空虚化的问题，需要政府部门投入更多的力量，切实为移民今后的生活着想。杨小华说，我希望政府，比如说万州区利用招商引资会，吸引外地商人到我们这里投资建厂，多建点企业，切实解决我们的就业问题。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很勤劳的人，我们希望有工作，有工作才能有收入。我们天天在家这样坐着，我们五六十岁谁来养活我们，我们的孩子上学又怎么办呢？
2003年冬天，重庆市移民局杜华山处长一行人来到云阳新县城，他惦记着一位鳏寡孤独的老太婆，因她迁到新县城时无钱购房，在建联建房时，他特意关照给她分了一间房子。这位老太婆70多岁，膝下无子女，无人照看。当杜华山看到这位老人盖着薄薄的被子在床上冷得直哆嗦时，他鼻头一阵酸楚，泪水一下涌上了眼帘……
他当即向老人捐款，同行的人也捐献了100元……
当然，人与人不同，花有百样红，也有不少日子过得较好的移民。崔太明一家6口是1999年从库区搬到万州区高峰镇雷家村的，这里是当地移民安置的一个重要地区。在移民时，崔太明把父母以及一个孩子的户口转为城镇居民，而把自己和妻子以及另一个孩子的户口留在了农村。这样，家里除了得到政府支付的移民安置费用外，崔太明还得到了雷家村分给他的两亩多地。几年来，崔太明在分给他的农田里种植大棚蔬菜，还养了一头猪，一年下来也有七八千元的收入。
还有一部分城镇移民搬迁后富了起来，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原来的旧房面积较大，补偿多，还建的面积就多。比如门面，原来是100平方米，到了新城自己添一点钱就变成了两三个门面。自己留一个做生意，其余的就出租，收入就不低。还有一部分占地移民进了县城，楼上是住房，楼下是门面、摊位，把多余的住房、门面、摊位卖出去或租出去，就有了一大笔收入。据介绍，这部分通过搬迁富裕起来的移民，在城市大约占10%到15%左右。当然，这在庞大的移民群体中还是少数人。
我在库区采访，常听到种种议论：移民现在的生存状态，政府是不是真的了解？面对移民区的这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是闭目不见还是在找寻良策？我敢说这一定是一个“并不美丽”的误会。实事求是讲，从国家高层到基层政府，没有一个不知道移民的实情。就连******各部委的高级官员，对水库移民的专业术语都能信口拈来。
2005年的岁末，******稽查组在库区稽查移民工作中，真实了解到库区移民的生存状态。这个高规格的稽查组由******三峡办牵头，省部级领导就有5人。这些高级官员认真走访了库区最贫困的地方和最贫苦的移民家庭。面对贫困移民家庭，省、部长们感到触目惊心，心如刀剜，沉重得几乎挪不动脚步，几位领导禁不住老泪纵横……
几乎与此同时，******三峡办副主任高金榜、宋原生带队调研移民后期扶持问题，为中央安置好三峡百万移民提供决策依据。
在调查了部分移民的生活状态之后，高金榜说：“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的使用，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重庆市移民局局长王显刚认为：“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应该作为三峡库区移民后期扶持的基本思路。直接把钱发给水库农村移民个人，这是重点解决水淹之后，部分移民收入急剧下降，使移民稳定生活的大事，也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
湖北移民局局长汪元良认为，水库移民中的部分移民搬迁后生活水平下降，是由于生产资料的减少、就业门道的缺失而造成的，解决这个问题还尚需时日。
从库区回到重庆家中，打开电视，体育频道的评论员正在侃足球，他说，英国超级足球联赛对于当年的降级球队实行“降落伞政策”的扶持，即降级球队在两年内，可以得到大约2000万镑的资金，用于俱乐部这个“家庭”应对财政收入剧减的危机局面，为降级队东山再起保留种子和希望。
这似乎是20世纪整顿经济秩序、我们耳熟能详的“软着陆”之意。
我急忙翻开《辞海》，没有找到关于“软着陆”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软着陆”是针对“硬着陆”而产生的一个被社会大众认可的一个特殊词汇。
水库移民虽然不是足球队，但却是一个比足球队更为特殊的群体。实行后期扶持，让他们享受“降落伞政策”，使其在搬迁后恢复生产、生活的过程中有一个缓冲期，最后平稳地“软着陆”，这对稳步发展社会经济不是更好吗？
水库移民搬迁后，渴盼“降落伞政策”，需要“软着陆”，需要更多的关爱和扶持，或许，这就是水库移民给我们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