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之一：谁动了我的奶酪
每当我走进移民区，总是会思考一个问题：三峡库区在中国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处于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为什么在百万移民搬迁之后，政府的安民责任却显得如此沉重、紧迫？
百万移民搬迁了，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移民仍然在睁大眼睛寻找他们的昨天，始终不忘“昔日的辉煌”。
移民脑海里有一句老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三峡移民迁往外省市的只有十几万人，留在本地的移民仍超过100万人，而在这100万人中，有近70万人是城镇移民。城镇移民比农村移民还多一倍多，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座水库都不具备的一大特色，同时又是一大安置难点。
三期水位蓄水后，我来到万州，这个城市就有20多万城镇移民。
在双河口移民小区旁边的茶馆里，我与移民老沈有过一次对话。老沈谈得最多的还是“昨天的故事”，虽然窗外是丽日晴天，但他说话时总掩映不住几分忧郁。
“我们家搬迁前在河边，这个小区居住的移民都是以前的街坊邻居。不瞒你说，我们是江边市场上比较富裕的一群人。当时交通不发达，客货全靠江上运输。真是汽笛一响，黄金万两啊。码头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热闹得很啊。我家老房子的一个门面只有20多平方米，租给人家当仓库堆货，一年租金就有六七万元。你说，那日子有多好？”
“当时，你们是‘富人’，自称为‘一等市民’是不是？”
“当然是，我们所在的村主要是种卖蔬菜，还是比较富裕的‘百强村之星’，在很多地方都很有名的。可自从搬迁进城安置之后，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时不知道到哪里去挣钱，心里空荡荡的……”
“你们搬到这里不是很好吗？以前街边的房子又破又旧，现在住上了全新的房子，比原来城里的人住的房子气派多了哟！”
“这是事实。说老实话，我们原来做梦都不敢想变成了城里的人，这一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搬迁之后，不是说也有很多移民搬富裕了吗？”
“不多，是有一部分移民搬迁富了，大概占15%左右。”
“他们是怎样搬富的？”
“这说来话长啊，主要是他们原来的房子较大，补偿也多。比方说，张三原来的房子门面有3个，共60平方米；搬迁之后政府还他60平方米的门面，他自己留一个做点小生意，但还可卖掉40平方米的门面，如果地阶段好，这一卖就是一二十万元进账啊。搬迁之后富起来的移民，卖门面是主要的致富途径。”
“你们村有做生意富起来的吗？”
“也有不少人勤劳致富。我刚才说了，搬迁富裕的移民总共也就15%左右。还有一部分移民和原来的生活水平差不多，但不少移民搬迁之后生活水平下降。搬到后山的移民小区，市场人气难聚，商业环境没形成气候。收入骤减，生活水平自然会大幅度下降。从‘富人’一下变为‘穷人’，心态严重失衡。人就是这样，如果先过穷日子，再过富日子，很习惯，也很舒服。过惯了富日子再过穷日子，谁都感到恼火，心里整天都是毛焦火辣的。说实话，我们心里有时也很矛盾，住进新房子，就觉得感谢修三峡大坝，可一天下来生意清淡，没几块钱的进账，又想起原来在江边的日子，要是不修三峡不搬迁，现在真不好说赚了多少钱……”
在1993年大规模搬迁之前，三峡库区城镇移民在沿江的码头街边，在“吊脚楼”等老居民区做生意的移民，如果按城镇的陡峭的坡度分为三个档线，第一档线是紧挨江边繁华的河街，人群较富有，二档次之，三档较差。移民多把住在三档线的居民叫做“后山人”，这一称呼多少带点歧视的意味。
在沿江城市，住在海拔高的地方，生活水平就低一些，住在海拔低的地方，收入水平就高一些。这倒是“放之江边皆准”的一条“普遍真理”。别说是城里的人，就是农村人也一样，江边的庄稼也要比山上早熟半个月，经济收入也要比山上好。
移民大多是从第一档线搬到第三档线的“后山”，从江边人变成了“后山人”，角色的转换，也从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在经济学家、地方行政长官的眼中，城区商业口岸的变化是无足轻重的一件事，因为，不管是你修商店还是他建市场，城区的社会商业零售总额不会变，谁卖、谁收入都一个样，都在所在城区的这口“大锅”里，只不过参加分配的人群会发生一点变化。
但大多数移民却认为是三峡电站“动了我的奶酪”。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江边的码头，当然得“吃码头”。
可是，江边的街道假如不会淹掉，真的还会如原来那样富裕吗？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根本不成立的“假如”。
库区最大的变化就是天堑变通途。以前乘船从重庆到万州，下水要18个小时，上水要20多个小时。库区有几百艘大小客轮日夜运输客货，轮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高速路修通之后，从重庆乘车到万州只要3个小时。沿江公路的开通，更是挤掉了航运企业的饭碗，绝大多数航运公司都“弃水登陆”，另觅生路。现在的三峡，除了一大批游三峡的旅游船，几乎没有一条跑长途的客船了。
世界上运输方式，不外乎四种：一是航空业，快捷、方便，但运量小；二是铁路，运量大，快捷，但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修铁路成本也很昂贵；三是水路，运量最大，成本低廉，但运输时间较长；四是公路，这是最便捷的运输方式，是“门抵门”的运输，客货可以从这一个门口直运到另一个门口。三峡库区公路修好之后，旅客都选择乘车直达家门口，免去了长时间候船、乘船的奔波之苦。
水路客运业兴旺，沿江码头的江边一条街人丁兴旺，煞是热闹、繁华；水运客运业萧条，沿江一条街就落寞、冷清。即或是不修三峡电站，迅猛发展的交通业，也会对沿江沿街的居民生活形成巨大的冲击波。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交通革命”，是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但是，也有移民不会这样想。一部分人认为：“不修三峡电站，我就是找错了门，也不会找到政府门口去，都说政府门难进，脸难看，谁愿意上门去自讨没趣？”
当然，移民还有一种说法，即或是水运业会萧条下来，也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还可以慢慢适应，慢慢想办法挣钱。不是一下就萧条，一下就失去原来的生活形态。搬迁就是一种突然间“滚下楼梯”，那种恐慌感、失落感，不是没有搬迁的人能够想象得出来的。
在库区街头，刘欢仍在忧郁地唱：
我的心充满惆怅
不为那弯弯的月亮
只为那今天的村庄
还唱着过去的歌谣……
话题之二：谁不唱昨天的歌谣
这些年来，产业空虚像一道道彤云，紧紧地罩在库区上空。库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都是月亮惹的祸”，其意思就是如果不修三峡电站，库区的企业就不会大规模关闭破产，就不会出现今天的产业空虚。这种说法在库区的一些地方像“感冒”一样流行。
库区为什么会产业空虚？
首先看，在十几个国家级贫困县成堆的库区，几十年来何曾有过像模像样的产业。
在移民工程启动初期，库区工业化程度十分低下，多数区、县大多以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小煤厂、小水泥、小化肥、小酒厂、小纸厂等小型企业居多，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名、优、特、新产品少，产品档次低，市场竞争力弱，亏损比较严重，效益不佳。
1991年万州区乡以上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亏损面达70%，亏损总额1.2亿元；涪陵区被淹没的26家国有企业负债7691万元，亏损总额738万元。1991年三峡库区工矿企业的平均负债率达90%左右，相当一部分企业已严重资不抵债。
实话实说，库区许多企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畸形儿，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怪胎。
随着淹没区工矿企业迁建和一批亏损严重、对环境污染破坏性较大的企业关闭破产，库区产业不可避免呈现出支撑不足的窘态。
我们常说面临重大的历史机遇，就是要抓住机遇对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库区淹没搬迁涉及1599个企业，大的有几千上万名职工，少的只有10多名职工，虽说给予了补偿，但如按原样复制、“克隆”出1599个企业，对库区生态来说将是一幅非常可怕的图景。
时下，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市场经济的狂潮冲击着整个人类世界。不管你是啥民族、啥信仰、啥肤色，不管你姓“资”还是姓“社”，不管你修不修三峡电站，在这奔涌如注、势不可挡的市场经济潮流面前，你别无选择，只能“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时代之需要”。
几十年的改革，从昨天艰难地走到今天，曾经辉煌过的大多数国有企业经过市场大浪淘沙，慢慢地销声匿迹了；少部分企业经受了市场大潮洗礼，觅到了出路，在市场中成长了起来。
市场经济的大潮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地区都是一视同仁。
库区的任何企业，如果你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面前停步不前甚至逆流而行，就会在一个早晨悄悄地死去，就像狂风卷走一片落叶。
库区还有几千上万家非移民迁建企业，在无情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死去一大片，可谓“尸骨如山”，惨不忍睹。
一位曾在一家小企业当家的人对我说：“我们企业倒闭的那一天，许多职工都伤心地哭了。怪谁呢？产品卖不出去，债台高筑，资不抵债，不得不自己死去。可我们心不甘啊。就因为我们是非移民搬迁企业，是挣扎着痛苦死去的，看到一墙之隔的移民迁建企业，有那么大一笔钱用于企业善后，我们真是死不瞑目啊。”
死去的企业，只有哀叹“无可奈何花落去”。
说实话，库区的不少企业真应该感谢三峡，正因有建三峡电站这个机遇，企业的一堆破铜烂铁，被国家换成了一堆现金。企业破产关闭也好，资产重组也罢，有了这一大笔淹没搬迁补偿金，企业才得以“安乐死”。
移民任务占85%的重庆库区，16万企业职工实行一次性拿钱走人。175米水位线上一位企业老板对我说：“我们比淹没线下的企业不过高十几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得一大砣移民补偿金，我们却在一旁干瞪眼、干着急，真恨不得把我们的企业也搬到淹没线下去。”
一位从企业退休的老职工来到重庆七星岗街道，给孩子的工作单位看门，一个月也增加500元的收入。他告诉我说，他所在的企业有6000万移民补偿资金，正是这笔钱及时注入，才使企业有了技术革新、扩张、发展的良机。如果没有这笔钱，企业已“死得很硬朗的了”。对某些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的企业来说，移民补偿金就是救命钱。
在搬迁企业中，功能再造，社会重组，三峡库区那么多的大小企业，上面一句话：关停并转。可是，谁的企业该死，谁的企业该活？又牵扯到各地的利益关系和利害关系，何况，传统意识里还有“好死不如赖活”之说法。
在库区街头，迪克牛仔仍在扯开嗓子唱：
什么时候儿时玩伴都离我远去
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
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沉寂的大地在静静的夜晚默默地哭泣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话题之三：“官本经济”退潮之后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
国家10多年投入的巨资，犹如天体中落下一块巨大的陨石，在三峡激起万顷狂涛。沉寂多年的三峡地区，在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面前，很快就成为西部经济中一个炫目的亮点。
用数百亿元移民补偿资金，结合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加上全国人民对三峡库区的大力支援，三峡地区顺利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功能再造和大规模的社会重组。
库区多年实践昭示了一个真理：好的规划，应该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好的规划，是一种向权力诉说真理的艺术。如云阳、秭归、丰都、开县等新县城都受到世人的交口称赞。
“犹嫌天工欠神巧，锦绣河山重剪裁”。库区10多年发生的巨大变化，世人有目共睹。
这些，都是“国本经济”巨大投入带来的巨大变化。
“国本经济”，也称为“官本经济”。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说，所谓的“官本经济”，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一种经济模式。
移民工程从1985年开展以来，整个库区已投入数千亿元，可以这样说，这不寻常的20年中，“官本经济”充当了库区经济发动机。
随着2008年移民全面结束，政府大规模的投入已进入“最后的晚餐”阶段。曾经由“官本经济”全面覆盖、全面扶助的三峡库区，如果失去“官本经济”的强大资金流的支撑，经济还会像前20年一样发展迅速吗？
库区各级政府和民众，靠自身经济的发展能使移民安稳吗？
吃惯了面包的人总会问：面包还会有吗？
以前库区搞移民搬迁，是“要我干”，是“拿多少钱做多少事”。移民淹没损失的补偿金主要是用来解决“搬得出”的问题；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主要用于解决移民搬迁之后生活“稳得住”的问题；也许只有产业基金才是用于库区发展产业，产业发展了，移民才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才可能“逐步能致富”。
百万移民搬迁阶段性的目标已经达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本经济”会渐渐退潮。以前是国家出钱“要我干”，现在进入了“我该怎么干”的转型时期。从发达地区的经验来看，替代“官本经济”的引擎作用的应该是“民本经济”。因为，与“官本经济”对应的就是“民本经济”。所谓的民本经济，就是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是劳动人民自我创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平等竞争为基本发展形式的经济。
库区下一步改革的突破点、难点，也许就在于如何迅速发展“民本经济”。
可是，冰冻三日，并非一日之寒，库区人真的准备好了吗？
有一句在库区流传较广的戏谑之语说：项目难找，县长好找；选一个赚钱的项目，比选一个县长不知要难多少倍。这就是三峡库区的实际窘况。
缺少项目的地方，肯定与投资环境相关联。投资环境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我们交了很多年的学费、付出了惨重代价而至今还在探索的问题。在闭关锁国的年代，我们曾夜郎自大，“顶起草帽就遮天”，何曾弄明白过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
而今，不管是国家还是地区，向外展示的就是自己的环境。
资金是个胆小鬼，它总是流向安全可靠的地方。投资者资金的流向，首先是寻求安全的港湾，其次才是回报率的多少。
一位到库区寻求投资机会的老外说过：“在欧洲投资与在亚洲投资有什么不同，在香港投资与在内地投资有什么区别，在上海投资与在三峡移民区投资又有啥不一样，这对我们投资者来说，是极为重要而且必须弄清楚的头等大事。”
我国改革开放10多年来，取得比较明显成效的地区，无一不是投资环境有着极大的改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也是唯物主义。
而现在，库区各区、县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稍好，但有的地方还是“山河依旧，面黄肌瘦”。究其根源，与这些年来已习惯于“官本经济”的运行体制有很大关系，反正是“会叫的孩子有奶吃”，相信面包总是会有的，总是等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吃苦头最多的是重复建设。而“官本经济”的弊端之一就是重复建设。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拖了经济的后腿，也助长了腐败之风，而腐败之风又助长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社会上流行的跑部（步）钱（前）进，跑步（部）进钱；这种风气在一个时期相当盛行。
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把我们本来就十分紧缺的钱给浪费掉了。
1996年5月，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中、美专家关于长江流域基础设施建设的研讨会。******三峡建委办公室副主任、著名水利专家魏廷铮在会上介绍了长江流域及三峡工程的建设情况，引起了世界各国与会者的兴趣和极大的关注。
魏廷铮是中国水利的“活字典”，曾陪同******、江****考察过三峡，并与这两位领导人有很多精彩的对话。
魏廷铮是一个为人谦和的老专家。他眼睛不好，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我扶着他边走边谈。他说长江三峡工程是长江经济带最大的基础设施，只有搞好这个“基础”，长江经济带才会腾飞，百万移民才会安稳。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前院长梭罗先生，在大会上发言指出，基础建设的大工程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触目惊心的资金浪费现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决策错误和巨大的浪费。
这位经济学家举例说，不能用多修公路的办法来解决交通问题——洛杉矶虽然修了很多公路，但交通状况仍然很糟糕。
他说，从广州到香港的周围看，方圆不到100公里的航空港就兴建了5个，而能通国际航班的机场只有一个。在这个地方，正确的途径是只建一个地区性的航空港，这样可以减少巨大的资金成本投入。
重复建设是巨大的浪费。
这位美国专家批评得很巧妙，先是批评自己的洛杉矶，再评说中国的广州周围。
清华大学教授刘冀生是参与过三峡工程论证的专家之一。1998年9月，他在给重庆库区从事移民企业迁建工作的移民干部们讲课时就说过，三峡库区很多区、县都建有水泥厂，这是令人相当忧虑的一件事。
库区项目的重复规划、重复建设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生产力布局不均衡，有的是各区、县为自身利益驱使所致。搞移民搬迁，是要建很多的房屋公路桥梁，是需要大量的水泥。问题是，当这些阶段性的搬迁搞完之后，这些小水泥厂的市场前景又在哪里？
但在库区企业迁建中还是出现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几年之后，刘冀生的忧虑很快成为事实。2006年元旦刚过，市移民局检查5个区、县的移民后期扶持情况，发现小水泥厂几乎都随着城镇迁建的结束而倒闭。有的水泥厂虽然还赖活着，但也是苟延残喘作最后的挣扎。
库区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部分企业，无一不陷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窘境。
目前“官本经济”的潮汐已慢慢退去，“民本经济”的发展短时期又没跟上来，如果还停留在“面包还会有”的思维方式，要改变产业支撑不足、移民就业困难的现状，库区仍是“路漫漫兮其修远”……
话题之四：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移民回流”，一个十分沉重的词汇！
三峡部分外迁移民回流到库区，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到底有多少外迁移民回到了库区？要作出确凿统计并不难。******三峡办党组成员张宝欣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坦然地算了一笔账。
张宝欣说：“在全国11个省市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下，5年多来有166000移民已经外迁安置。由于移民迁出去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选择什么样的就业方式，在什么地方就业，都有自主的决策权。”
“我们做了统计，2005年6月份以重庆为例，大概有6800多人回到库区，占重庆139832名外迁人口的4.9%；到9月份，再统计的时候，剩了6204人，下降到4.4%，这说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又进一步做分析，在这6000多人中，有1565人在库区打工，库区正在搞建设，所以他们有活儿干；还有842人回库区经商，有的移民这几年做煤炭生意，男方在安置区浙江、上海等地负责接货、推销，女方带着孩子呆在库区批发煤炭，像这一类搞经营的人，这个是政策上允许的。”
还有1476人就是投亲靠友，比如，有一些老人跟着大儿子生活，三个儿子有两个外迁了，他在接收地住了一阵以后又想小儿子了，或者想他在库区的女儿了，就回到库区来住。这种情况有1600多人。真正说由于当地关系没有处好，或者接收地个别问题没有解决好，或者在安置过程当中有一些遗留的问题，回到库区的大概就1000多人。对这部分人，我们现在要求是继续着力解决好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尽力动员他们还回到安置地去工作、生活。
这位权威人士面对媒体开诚布公列举的这些数字，是曾被不少人认为是“机密级”的问题。这说明政府的透明度“一年更比一年强”。
近20年来，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增长较快，能源特别紧张，煤炭自然走俏，移民回三峡老家做煤炭生意的很多，大多集中在奉节、巫山、云阳、万州等几个区县。
从世界水库移民史上看，部分移民返回水库不可避免，原因也很复杂，但不是什么天大的事。部分移民“回流”，不是汹涌而来的“民工潮”，更不是社会“盲流”！
真正意义上的“返迁移民”，应该是以户为单位，扶老携幼，提起行李、打起背包被盖，成群集队返回原居住地，找政府上户口、分田地、修房子的移民。
一位移民干部“奉命”去统计村里有多少移民回来，反而被移民一顿抢白：“人是活的，****是甩的，你管得了？老子来来去去活动活动筋骨，哪儿天黑哪儿瞌睡，犯了哪门子王法？”
开县移民局党组书记陈能文告诉我说，当地政府一听到“回流”二字就头痛，也为此大伤脑筋。接收移民的地方政府，也是“一腔苦水怨难分”，做了很多安抚工作，部分移民还是回到了老家。说一千道一万，脚是长在人家移民身上的啊。在倡导“以人为本”的今天，总不能发一道指令去限制移民走动的自由吧。实际上，移民回到三峡老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且情况复杂，不能笼而统之一概而论。
现象一：回家经商
老李是中年人，长得胖乎乎的，也有一副结实的身板。他是外迁移民，常回库区经商。他说，我们移民也有择业的自由，也有流动的自由，虽然在外省安了家，但我也可以返回三峡做贩运、贩卖生意啊。在三峡生活了几十年，对这里是人熟地熟，都是横揩鼻涕竖擦泪、穿“衩衩裤”一起长大的，大家都讲诚信。在新家做生意，与新家的乡亲们建立信任关系，还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行。你说你是讲诚信的，可人家还不了解你啊，这就要时间。只有时间才能说明一切。
移民老秦在水淹之前是做禽、肉类短途贩运生意，赚点小差额补贴家用。迁到了新家，他农闲时就跑回库区做小生意。“新家农闲季节太长，不习惯。”他如是说。
移民老曾回到家不久，村里人就他回家之事传出几个“版本”。实际情况是他太想家了，在北方水土不服，吃不香，睡不安，过日子不习惯，回家本想住几天就走，不想回家住在兄弟家，加之以往在老家有点人际关系，平时找点零零碎碎的活儿做，挣点钱再寄回新家供孩子上学。
也有不少移民说，生意伙伴都在老家，在新家经商势单力薄，10多年生意伙伴的信任关系可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能建立起来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以投资者的身份回家。移民外迁后，由于手里有些积蓄，便回家投资。像从云阳外迁到永川的温牛儿（温定军）就是以投资者的身份回到老家，和几位兄弟合作投资两200万元兴建了20多口鱼苗塘。如果不回老家，筹措资金就成了一大难题。
现象二：回家照顾老人
移民外迁是有条件的：一是淹掉土地又淹掉房屋的农村移民，叫“双淹户”；二是只淹掉土地或只淹掉房屋的叫“单淹户”。这些移民中有一部分人的父母住在175米水位线上，不属于搬迁移民。搬到新家之后，父母无人照料，就只好安好家之后回到老家照顾父母。
移民老王的父亲没有随他迁走，而是在老家和他兄弟住在一起。兄弟因为外出打工，家里就无人照顾年老体弱的父亲。他不得不回家，一边种着兄弟的一亩多田地，一边照看父亲。在库区，同是几兄弟在一个村的不在少数，但并不都是三峡移民。这种兄弟心、手足情也是移民“常回家看看”的由来。
移民老张本来和父母一同迁往外地，但父亲实在是过不习惯北方的气候，一到冬天就喘个不停，他就回家和兄弟住在一起，不想再回到北方去了。这类移民回流到老家不在少数，他们得依靠自己的儿女，有儿女在哪里，就有父母在哪里，这也是舐犊之情，骨肉之情。
现象三：生活不习惯
在库区，有一部分移民是迁外地后生活不习惯而回到老家的。这部分移民，本来文化水平不高，也无更多的生活技能，到了新的家乡，以前的技能、手艺统统不管用了。
移民老赵在老家是推过河船摆渡为生，到了新家，没有了河流，更没有滚滚波涛，撑船的手艺无法施展，也没了收入来源。现在老家水位还没涨起来，他就仍然回来推船、打鱼度日。他儿子迁走了，但他不想迁走，原因是迁到新家就成了没用的人，在老家还可以发挥作用。迁到新家，由于语言、生存技能等受客观条件限制，年龄又不小，没多少活儿可干，“闲着还会生病”，这一类移民也常回三峡老家。
现象四：回家事出有因
一部分移民是因为对搬迁前的补偿政策不了解，回家咨询相关政策。还有一部分移民是因为在老家有不少债权债务……总之，移民回家情况相当复杂。
怎么看待这部分回到老家的移民？是迁出地和迁入地各级政府最为头痛的事。按户口属地管理看，嫁出门的女，如泼出门的水，户口在哪个省就属哪省管。
一个外迁移民回到重庆库区，当地乡政府过问了一下，就惹恼了这位移民兄弟。他说，我一没偷人抢人，二没违法乱纪，你真是吃多了撑的，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完了还不忘揶揄一句，你以前管了几十年，现在管不到我了，还不习惯么？
还有一位从湖南回到老家的移民“很大度”地说，我现在属于******（湖南********）管，重庆的汪洋书记现在管不到我了。我没搬走，你们才有权力管我，现在，我走哪里是我的自由。来来去去，这里打打工，那里干点活，谁也不用管我了。
说实在的，移民的心态是各种各样的，他们的“另类”理由也并不是毫无道理。
一位移民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却发人深思。他说，政府干吗把移民回流的事情看得这么严重呢？只要移民没有回家要田要地，你管那么多干嘛？管多了说得不好听就是限制人身自由。我们三峡移民舍小家为国家，是懂道理、讲章法的，外迁到了新的家乡，已经给他分了田地，人有脸，树有皮，再回老家三峡来分田分地，别说政府不会分给你，就是邻里乡亲们也不会同意啊。
他说，如果不正常看待移民回流问题，就是对移民的一种歧视。
特别是一部分移民为了骨肉能多团聚些日子，回老家住在亲朋好友家也不是不可以，如果对这种事都要干预，无论怎么样都说不过去，一句话，不要神经质嘛。
奉节县移民局副局长程功勋告诉我说，回流的外迁移民中，可以说95%以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干吗看得那么严重呢？
一位移民说得更是直截了当，把部分移民回到库区看成是移民工程的成败，帽子就扣得太大了，这是我们移民决不能答应的事，我们背井离乡就是为了三峡工程。如果我们不搬、不走，就赖在本地，水库不能按时蓄水，电站不能准时发电，那才是移民工作的失败，那才叫三峡工程的失败！
移民渴望的生活能安稳些，总是编着法儿多弥补些搬迁的损失。
这也是移民普遍的心态。
一位回到库区的移民说：“政府教育我们移民不做‘特殊公民’，但我们最起码也应是公民，应该享有公民的自由。不过，像我们三峡移民这个‘特殊群体’更需要特别的关心。”
话题之五：两支“特殊部队”
2006年的阳春三月，我到库区了解城镇移民的就业情况，有一件事使我感到痛心不已。
春天的太阳，晒得人身上直痒痒。这天上午10点左右，我来到一个移民小区。库区的移民小区都是很漂亮的楼房。居民们陆陆续续出来了，大部分是老大娘、老大爷，他们端着座椅、板凳，牵着小孩，来到院坝中坐了下来。他们相互打着招呼，称赞着惬意的天气，晒着太阳聊天、玩麻将。
奇怪的是，一个年轻人打着哈欠也坐到院坝中，坐在躺椅上看着一本皱巴巴的书。这个年轻人怎么会和老太太、老大爷一块玩？我感到有些好奇，就走了过去，和他聊了起来。
“兄弟，你看的是啥书？”
“是《三国演义》。”
“看这样的书，你文化挺高的嘛。”
“惭愧、惭愧，高中读了一学期，这是借的书。”
“看到哪里了？”
“三……三顾茅庐。”
“小伙子20多岁吧？”我问。
“30都出头了，你是……”他对陌生人保持着几分警惕。
“我是到这儿来走亲戚的。他们上班去了，我就闲逛逛。”我没说我是移民局的干部，撒了个谎，向他递过一支烟。
“哦，你坐坐，来的都是客嘛。”他随手从旁边拉过一条板凳。
“兄弟，你没上班？”
“没有，吃低保。”
“吃低保？你这么年轻，不会吧？”
“骗你是小狗。”
“看你有一副好身板，一身好力气，不去打工挣钱，却在这里晒太阳，是不是生病了？”
“我没病。实话给你说，我不是不想上班，就业机会也不是完全没有，我就是不太习惯上班。”
“为什么？上班不是可以挣更多的钱吗？怎么也比吃‘低保’的钱多啊。”
“这你就不清楚了。我算一笔账给你听，我在本地找工作，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四百块钱。上下班的路费一天最少要花两块钱，一个月下来就要花60元左右；中午不能回家，吃一餐盒饭要花四五元钱，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就要吃掉120元；再加上各种不可预测的因素，还要花去50元，这样算来总共要花掉200多元。工资也就剩100多元了。上班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一遇堵车就会迟到，老板******还要扣掉几文钱，一个月扣除这些上班的开支，‘除了锅巴就没了饭’了。唉，算来算去，我觉得还是吃低保合算。别小看吃低保，一个月的收入看起来只有100多元，最低生活保障还是可以的。可以不上班，用不着早出晚归，用不着受老板的窝囊气，八小时内外的时间全都由我自己安排。”
小伙子突然把《三国演义》伸到我面前笑呵呵地说：“你看这一段，刘备去找诸葛亮，他还在睡懒觉，睡醒了还说‘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说得多好啊。我现在的日子跟诸葛亮差不了多少，也是一觉睡到自然醒，喝茶、看报纸、打打牌，多舒服啊。”
“兄弟，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哟，诸葛亮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他干工作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怎么能和诸葛亮相比？你要真是我兄弟，我可能会给你一拳！”我说着挥了挥拳头。
“哈哈，都是睡懒觉，有啥比不得？”
“兄弟，我不明白，打工总比吃低保挣的钱多，你为啥呆在家里？人越耍越懒散。”我说。
“打工有了收入，低保就吃不成了，这就是关键的关键。现在企业不景气，好多企业发不出工资，拖欠民工工资多得很。还是政府最稳当，给我们及时发放低保救助金，一分钱都不会拖欠，政府真好啊！”
“可你还年轻啊，就这样吃下去，孩子老婆怎么办？”
“无钱夫妻难度日，早就离婚了。我现在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等到那一天再说，你放心，船到弯处自然直嘛。”
“你以前住哪里？靠啥生活？”
“以前的老房子在河边的街上，靠门面的租金过日子。房子要淹，就搬到了这个移民小区。”
“像你这样吃低保的年轻人多不多？”我问。
“老实说，年轻人吃低保还是不多，我也有些不好意思。做生意又没本钱，去打工又吃不到低保，我心里也很矛盾。”
“兄弟啊，气力使了气力在，不使力气不自在，趁年轻，还是找点事做吧，这样混日子总不是个办法啊！”我临走时有些生气，真不知该对这位兄弟说些什么。
离开移民小区后，只要想起这位晒着太阳、享受着低保救助金、还自比诸葛亮、念着“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的移民兄弟，心中像塞进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我想起一句老话：劳动光荣，懒汉可耻。
与这位躺在椅子上晒太阳、吃低保的年轻人相比，万州区周家坝的移民刘天碧则是另外一种秉性。她虽然年近半百，面对坎坷的命运却显得坦然、自信。她本是政府已安排吃低保的城市移民，但她却毅然地退掉了低保金，自己凭劳动的双手打工挣钱。她主要是做“家政钟点工”，给三家人做清洁，一个月下来，也有400多元的收入。
刘天碧说，人不做事是不行的，只有参加劳动才心安理得。眼下还准备另接两家人的清洁来做，一个月挣到600元肯定没问题。
从刘天碧这位勤劳、善良的移民身上，我似乎感到一丝欣慰。
涪陵区敦仁移民办主任老冉对我说，冬春天，每当太阳出来，看到小区移民坐满一坝子晒太阳，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农村移民多少还有一块土地耕种，城市移民如果不就业，就无事可干，这的确令人担忧。
在三峡库区，让移民就业，有事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库区，移民中有两支“特殊部队”是政府最为头痛、最为关心的特殊人群。移民局就经常把这两支“特殊部队”挂在嘴边。
一是库区“10079部队”，这主要是指农民中的农村移民。
“1”就是扁担，“00”就是两只粪桶，“7”就是锄头，“9”就是粪瓢。
这是象形文字之解，也是形象思维。重庆库区共有农村移民40万人。
巫山县与湖北库区的秭归相邻，从1992年就开始安置移民。巫山地处三峡核心地带，山高坡陡，是典型的峡谷地貌。移民们种了几百年的肥田沃土淹掉后，只有到山上去耕种贫瘠的土地。巫山的碚石、青石、跳石三个地方移民后靠生产可以说困难重重。
碚石与湖北临界，人均只有两分薄地。土地离移民居住地近一点的有3公里，最远的有6公里远，挑一桶粪去淋庄稼要走半天，很不便于管理。县里正在考虑解决这部分移民的生计问题。
二是“4050部队”，主要是指城镇40岁、50岁左右的人群。这部分人在三峡工程兴建时只有二三十岁，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20年不过“弹指一挥间”，就变成了四、五十岁的“半蔫老头”、“半老徐娘”。在重庆库区70多万城镇移民中，20多万人属于“4050部队”。
涪陵区移民局李林副局长告诉我说，移民年龄过大，学技能很是困难。就是学到技能有时也无“用武之地”。现在搞市场经济，招工都是市场行为，用人单位一般都有自己规定的年龄限制，30岁左右才录用，上了40岁就基本上“没戏”，何况还有文凭、身高、长相等条件的限制。在库区，不少大学生就业都很困难，有的工厂招工，扫地做清洁、守门人员也要求30岁以下，更何况是“4050部队”？
据长江委移民工程监理公司对库区156户移民样本监测，在适合就业的362人中，通过各种方式就业的有188人，占52.05%；未就业的有174人，占47.95%。
2006年12月，重庆市移民局就业办公室一份资料表明：重庆库区工矿企业破产关闭947户，16.2万企业职工实行一次性拿钱走人。
除4.1万人退休和提前退休有所保障外，其余12.1万人，只有3.01万人实现了再就业。通过非固定就业和短期就业方式实现再就业的为总人数的19%。
库区产业支撑不足，就业门路就更窄，这是横亘在库区经济发展的两大难题，也是短时间难以迈过的两道沟壑。
2005年12月，汪洋接替黄镇东担任****重庆********。上班的第一天，他没有进办公室，而是风尘仆仆地赶往库区调研移民问题。
经过几天调查，这位书记认为库区发展还存在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移民安稳致富的任务十分艰巨。他说，到了库区，才知道库区太特殊、太重要，才感到什么叫“切肤之痛”。
“部分移民满足于有低保、移民补偿和后期扶持，甚至希望‘无限补偿’，子子孙孙依赖国家。衣食无忧则可，温饱度日即安。这样的观念和心态，无论什么样的政策，多大的力度支持，也绝不会使库区走上致富的道路，更不会形成参与市场竞争的强大能力。”
汪洋认为产业空虚是目前库区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要求全市必须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好库区产业发展攻坚战，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倾力解决库区的就业问题。
“就业乃民生之本，库区城镇尚有20多万劳动力，其中移民劳动力11万多，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也相当庞大。就业，是库区群众最大的心愿，最强烈的要求……”
********刚一上任，就深切感受到肩上的重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