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在我国也算历史悠久，从先秦时期就有了较大规模的移民。
从历史上看，三峡地区的移民活动在2000多年中从未停止过。但是，当代三峡百万移民时代背景、目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伟大的移民运动，古时候的任何移民运动与今天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
三峡地区历史上发生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就是人们嘴里常唠叨的“湖广填四川”。当时的“湖广人”，泛指从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江西、安徽、河南等地进入巴蜀地区的移民。
进入巴蜀地区的移民在移民运动的前期，有很大一部分是非自愿移民。当时的清政府组织移民进川垦荒，采取强迫措施，抓人入川，一抓就是几十人、几百人。用绳索捆住手、拴住脚，像北京的冰糖葫芦一样连成一串，由扛着红缨枪、大刀的官兵押解入川。
被押送的移民途中大小便，要向押送的官兵报告，请求解掉捆手的绳索，叫“解手”，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这种叫法就沿袭了下来；至今，在四川和重庆，不管是农村院落的赤脚农家人，还是大城市西装革履的潇洒者，都习惯把大、小便称之为“解手”，而且有“解大手”和“解小手”之分。
当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移民们为了求生存、求发展，走山路，蹚河流，历经千般辛苦、万般磨难才进入巴蜀地区。他们在官兵的督促下垦荒耕田，用智慧和力量，用血与泪、灵与肉，谱写出了一部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创业史，为巴蜀的经济复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清朝政府为何要开展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呢？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不妨看看清政府移民的缘由。
从顺治元年到康熙十九年，清军连续37年与张献忠义军、吴三桂叛军，在巴蜀土地上进行围剿与反围剿。长时间残酷的拉锯战，使人口骤减。据史料记载，清军曾六次杀进成都，六次杀进重庆，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血流成河。
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是福建入川的移民后裔。他在《我的童年》中记述了战争与移民的关系：“……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到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剿杀四川。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互相厮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在那样广大的地面，因而空出了许多吃饭的地方来。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满为患的东南，便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移民运动向西发展。现在的四川人，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是些外省的移民……”
明末清初，战争、瘟疫、灾害恰似一胞孪生怪胎。由于战争异常残酷，致使尸骨横陈，蝇蚊遍地，瘟疫很快流行、蔓延起来。
顺治四年，巴蜀大地连续三年遭受罕见的大旱灾，烈日高悬，赤地千里，饿殍盈野，人口一下骤减到历史最低点。据史书记载，当时四川这个泱泱大省，仅仅只有60多万人口。
面对“有可耕之地，无可耕之人”的凄凉景象，清政府倡导、组织、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声势浩大的移民入川运动。
移民运动之初，非自愿移民占了绝大多数。“湖广”和江西、广西、广东、河南、安徽等省督抚“奉旨行事”，不管你是否愿意，捆上双手就押解到四川。
日子久了，被强行押解进入巴蜀的移民越来越多。
这些移民在经历远离故土的大悲大恸之后，不得不面对现实，直面人生。无论多么艰难困苦，还得顽强地生存下去。
很快，这些“湖广人”惊奇地发现，巴蜀大地原来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正如官府宣传的一样：是一个富饶之乡，是天府之国。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回了老家。
于是，移民运动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政府的倡导下，在垦荒种粮、减免税赋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吸引之下，经商者、开发者、逃荒者、避祸者、避难者、避乱者、从军者，纷纷从各地如潮水般涌入巴蜀大地，摇身一变成了“川耗子”。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戏谑地称四川人、重庆人为“川耗子”，其实这也是移民文化的一种积淀。当年，由“湖广”地区迁入四川的移民返回老家探亲，因为来自三国时期的“蜀国”，不知姓名的当地人就称其“老蜀”，这位叫“张老蜀”，那位叫“王老蜀”，老蜀就是老鼠，声调平仄都一样，老鼠的俗名叫耗子，所以，四川人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川耗子”。
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历史和现实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湖广填四川”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罕见的、规模巨大的、时间跨度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移民运动。这是清王朝政府为了全国的政治生态、人口生态、经济生态取得均衡的一场省际移民运动。
而当代三峡百万移民，则是由共和国的头号工程项目——三峡工程的开发而产生的大规模省际移民运动。简言之，是一个项目开发性移民。它的直接目标，就是为国家的经济复兴奠定基础。
“湖广填四川”时的移民，挥泪远离故土，谁都不相信到了巴蜀地区会有好日子，谁都认为命运会从此“坠入地狱”。但作为清王朝来讲，进行这次大规模移民，实际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恢复生产的一次规模性的经济运动。
前清时期，清政府组织了10多个省区移民走进巴蜀大地。而三峡移民是大部分就近安家立业，政府组织一部分移民走出去，在10多个省区安家落户。古代移民从10多个省市来，当代移民又回10多个省市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
清王朝的移民政策执行人主要是地方官员，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自上而下，层层贯通，落实到基层就是州官、县官的职责。地方官员几乎包揽了赋税征解、治安教化、防灾赈荒、发展生产等事务，在处理纷繁复杂的移民具体工作中，州官、县官的身影无处不在。
由于地方官员与中央政府所处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地方官是站在所辖的行政区划负责的角度看问题；而中央政府则是面对国家的统筹发展，从整体上综合考虑问题；很多时候会以一省一区的不平衡换取国家的大体平衡。
州县官员的身份更利于接近民间生活，更能体察民情，他们看到的问题是最直接的，也可能是最真实的。因此，由州县官来负责移民工作是一种可以运行的体制。更何况有“天下之治始乎县”之说。
“湖广填四川”是清政府组织、倡导、并“一竿子插到底”的运行体制，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叫“政府行为”。
三峡移民工作的运行体制是：“中央统一领导，分省（市）负责，县为基础。”重点突出了县一级政权的作用，这也是“政府行为”。
清王朝为搞好移民运动，要求州官、县官把解决移民的衣食住行当做主要任务，把是否妥善安置好移民，作为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在今天看来，仍有不少借鉴意义。
前清时期，顺治、康熙、雍正几个皇帝，为鼓励从事“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官员，制定了一系列奖惩办法。
康熙皇帝即位后，除遵照顺治制定的规定外，还对自督、抚至州、县、卫、所各官员许诺，如能加开垦土地者，则予以奖励。并对一年内无开垦者罚俸半年的处分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补充规定。
康熙七年，全国早已取消招移民授职，但康熙十分重视从史书上获取历史经验教训，采取了“宽平公正，因时制宜”的治国方略，特准许巴蜀地方文武各官招移民复业，每一百家记录一次，四百家加一级，五百家加两级，六百家加三级，七百家以上不论俸满即升。
皇帝一倡导，地方官自然不甘落后，纷纷依据“中央政策”的框架，因地制宜出台了一系列助推移民运动开展的政策。
四川巡抚张德地提出了更加积极的奖励官员的办法：“臣更有请者，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30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能招60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
张德地身为地方官员，深知移民垦荒的紧迫性。由于措施得当，成效显著，后被“中央政府”授予工部尚书头衔。
蔡毓荣在担任四川湖广总督五年间，由于招徕移民有功，在康熙十三年，以“以招民垦荒功，加兵部尚书”职。
此外，四川巡抚年羹尧，保举蓬溪知县徐缵功，因其在任内安插移民1200多户，功劳得到后人的认可。新津县知县常久经，原是陕西洋县进士，后任职于新津县，因其招徕移民垦荒，体恤民苦，民众称誉为有“真父母之铭”，因而以突出的政绩流传后世。
但是，随着移民政策的实施，大批移民进入了巴蜀地区之后，移民进程中的许多矛盾就暴露了出来。康熙年间，一官员对“招民三百例即升官”的政策提出质疑，如果地方官员为了升官发财，只图虚报招民垦荒的成果，那么由此产生的沉重税赋最终会落到农民头上，其结果是官员得利百姓遭殃。当时，种种徇私舞弊、发移民财的官员不是少数。
清朝初期，全国各地开垦的荒地征收赋税均是“三年起科”。所谓的“起科”，就是征收新垦荒地的钱粮赋税的起始时间。
到了康熙年间，下诏对入川移民实行“五年起科”；到了雍正元年，为鼓励对山区荒地的开垦，特别规定“荒田耕种，六年起科，荒地耕种，十年起科”；乾隆五年，皇帝又颁旨：“零星土地听民开垦，永免升科。”
这几代皇帝所颁布的优惠赋税政策，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充分调动了移民的积极性。
但是，这个政策也有负效应。不少移民进入巴蜀地区开荒之前，把老家的田产地亩悉数变卖，等到5年“起科”优惠政策期满之时，移民就回到湖广地区要回自己的房屋地产，由此而引起的争讼很快波及到湖广和四川省。官场有舞弊，移民也有不少人钻政策的空子，这两类情况相当普遍。
尽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出了不少问题，但清王朝对移民采取冷静而宽容的态度，以安定为本，以“抚绥而安全”为基本前提。但对“地方官吏，坐视百姓之远徙异乡，而不知轸念，断不可不加惩戒”。
对移民宽，对官吏严，也是当时清政府在移民运动中的一大特色。
即或是修改和调整移民政策，也是在“以爱养百姓为务”的前提下进行，对百姓充满了体恤和关怀之意。
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只有两个：一是元朝，蒙古族统治中国97年；二是清朝，满族统治中国达268年。这是一个史学家、社会学家仍在不断研究的课题。为什么一个少数民族，能在一个以汉族为绝大多数的国度统治200多年？除了军事上的强悍和历史机遇之处，这与前期几位皇帝治国安邦的策略有极其重要的关系。清朝的几位皇帝在“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出现极为复杂的局面时，提出了“安民为先”、“裕民为上”、“便民为要”的治蜀方略，这不能不说是当时执政者的一大奇迹。
清王朝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皇帝皆是铁腕人物，采取的也是铁腕政策。他们从强迫移民开始到自发性移民、主动移民的大潮形成，也是颇费周折、煞费苦心。
从史料中看，“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持续了100多年，除前期“武装解送”移民进入巴蜀，后期绝大部分是主动移民。这些移民对恢复巴蜀经济，医治战争、瘟疫、灾害留下的创痕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创造历史上著名的“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分析一下300年前的移民运动不难看出，要大规模迁移非自愿移民，政府必须唱主角，没有政府的“铁腕儿”，几乎不可能进行大规模非自愿移民；而要把被动移民演变为主动移民，这是在政府一系列“安民”措施的作用下，移民认为比原来故乡生活好，所以才鼓动更多的移民进入四川。移民能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生存、生活下去，绝非两三年、七八年就能做到。真正让移民扎下根来，使移民在生活质量上必须有所改变，这又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
由于把官员们的政绩、升迁、奖惩与移民垦荒结合了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官员的热情和积极性。有的地方官为组织男、妇移民全力垦荒种地，竟做起了托幼等后勤工作：“男妇出耕，送幼子于署，官为视弄之，至夜引回。”为帮助移民，官府当做托儿所幼儿园，负责煮饭喂孩子，这在当时民见官就“下跪作揖”的封建王朝，真是不可想象的一番景象。
清王朝移民运动的一个有力主张，就是要迅速恢复移民的生产、生活，不论是移民还是政府，“剃头挑子一头热”不行，还得“两情相悦”。
今天，我们进行艰苦卓绝的三峡大移民，重庆市政府制定的奖惩规则与古人有惊人的巧合。如重庆市市长、副市长分别与区、县长和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区长、副县长签订了责任状，完成任务则奖，完不成任务则实行惩戒。
三峡移民从1985年试点，1993年正式开始移民算起，要到2008年才能结束，时间长，跨度大。如果一个人大学毕业之后就从事移民工作，到2009年移民搬迁结束，他的“娃儿也大学毕业了”。但是，搬迁结束只是“移民工作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移民搬迁过后的稳定、发展，逐步走向安康，却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重庆市政府为保证移民工作的连续性和移民干部的相对稳定性，防止在任的地方官员突击使用移民资金，把移民任务抛给后来人，政府对移民区的干部许诺，凡是移民干部政绩突出者，可以实行提职不离岗，仍干移民工作的老本行。
2005年，就有开县移民局党组书记陈能文、奉节县移民局局长孙开武、忠县移民局局长杨文祥等人提职不离岗。
当然，要执行这些规定也有难度，有的人就不理解。一位教授公开质疑，干部已搬掉铁椅子，废除终身制，重庆库区的移民干部提职不离岗，是不是一种变相的终身制？
三峡百万移民是一个超大型的复杂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讲，移民官员和移民是构成这个工程的主要细胞。要激活细胞，调动积极性，把“被动型”的移民变为“主动型”的移民，则需要更多的研究如何刺激百万移民这个大细胞。
古时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清王朝为大量招徕移民，安定和安置好移民，使被动入川的移民向主动移民过渡，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安民”、“惠民”的优惠政策。
如对土地所有权的确认就是一项有力举措。康熙二十九年，清王朝制定了“凡流寓情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这一“招法”，收效大为显著，入川移民络绎不绝。雍正六年，“中央政府”又细化、补充了土地所有权的规定，给移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三峡库区在安置农村移民之前，就大规模调整土地，虽说是“一平二调”，但让每户移民都有一块属于自己耕作的土地。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了移民“无地不稳”的做法。让农民“耕者有其地，居者有其房”，对稳定库区农村移民的基本生活，发挥了“一块奠基石”的作用。
清王朝还在移民户籍权、子女入学、考试等方面为移民提供诸多便利。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鼓励移民安家落业，拥有户籍权，可及时在四川赶科赴考，并优惠“蜀省流寓之民，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应准其弟子在川一体考试，著为例”。
今天，国家政府也为三峡库区的教育提供了诸多优惠和便利条件，移民区的子女高考一律加5分，使不少徘徊在高考分数线边缘的移民子女，转瞬间破涕为笑，并昂首挺胸进入高等学府接受高等教育。2004年6月25日中午，长航“江山19号”轮满载外迁移民驶过波光粼粼的南京长江大桥，移民子女谭俊考上大学的消息在船上不胫而走。
搬迁之前，谭俊家住重庆市万州区太龙镇龙门村1组，这次要外迁到江苏省通州市川港镇川北村15组。因此，在填报高考志愿时，谭俊就毫不犹豫首选了南京的一所大学，因为，这里离新家乡近一些。轮船自22日上午从万州港启碇，谭俊一家人泪别故乡之后，都惦记着高考成绩的事。重庆市为了方便移民在外迁过程中查询高考成绩，专门开通了手机短信息查分系统，并在第一时间把高考信息告知这些迁徙途中的移民考生。
多少次查询，多少次等待，谭俊在24日凌晨0点45分才收到了高考成绩。他实际得分449分，比重庆市划定的一般本科分数线低一分，但是，国家为移民子女加5分的政策就使他跃上了一般本科的录取线。
24日晚，重庆划定分数线，25日凌晨0点55分，谭俊就收到了详细信息。于是，他激动得泪水涟涟地频频给同学发短信息，告诉同学们他可以读一般本科啦。
在船上，最高兴的要数万州区移民局局长钟吉鹏，他到404房间来对谭俊一家人不停地恭喜，他提醒太龙镇的干部说，明天谭俊到江苏新家后，一定要好好为他庆祝一番。
对移民局长来说，还有什么比移民子女考上大学更高兴呢？涪陵区移民老孙的孩子高考差4分上录取线，加上5分就超过录取线1分。他说，正是这5分“救了孩子的命”。
库区不少移民家庭、移民考生享受到了高考政策的优惠。我在库区上下采访，许多移民提起这项优惠政策就赞不绝口。别小看这5分啊，他改变了多少移民子女的命运？减去了多少移民心中的忧烦？
清王朝入关一统江山之后，是一个新生的政权，在当时可以说是“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的同时开展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决策层可以说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移民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清王朝上下都知道，要让从异乡迁到巴蜀地区的移民多“拓荒种地”，安心生产，让其生存条件迅速得到改善，就要实行一系列的政策倾斜和强有力的扶持。首要的就是减免赋税吸引移民和稳定移民的生活，让移民搬到新家后，家庭经济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喘息期”。为安置好移民，官府还提供牛种、口粮、补贴银子等经济方式，全力抚助移民。
顺治皇帝准许“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民开荒，酌量补还价值”。
雍正五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就两湖、两广、江西等地逃荒者已达数万户的实际情况，奏“请开招民事例，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雍正皇帝迅速批准，并调拨10万银两入川应用。
第二年春天，户部又批准四川巡抚张德疏奏，对入蜀开垦荒地的移民人户“应给牛种口粮，照滇省之例，每户给银12两，仍令五户环保……所领牛种价银，统于原籍地方官迄赔，免其在川扣还”。
每户给12两银子，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直接把扶持移民的银两发到户，对激励人心、深入持久地开展移民运动“恢复山河经济”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前清的移民政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政府根据各个时期移民运动发展的不同特点，不断地调控移民政策，倾力扶持移民，使移民之浪潮跌宕起伏，多姿多彩。
我们今天进行三峡百万大移民，除了已基本建立奖励移民官员的激励机制，还要从鼓励移民搬迁安置和生活稳定的实际出发，制定出一些使移民群众能瞧得见的、摸得着的、“能够吹糠见米”的扶持政策。
前清移民运动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激活每一个细胞，绝非小事。
调动每一个移民的积极性，没有“大动作”是不行的。
史学家认为，清王朝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的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包括由南向北）大移民的先例，实现了由政府强制移民到支持鼓励性政策移民的转变，由被动的政治性移民向自发性经济移民的转变，把我国人口空间移动的特点、格局和规律表现得最为充分。对巴蜀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完成了一次重塑，其错综复杂性、文化多元格局与丰富多彩性特点的形成，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
借鉴前清时期移民运动的经验，对今天如何妥善地安置三峡百万移民，是一项值得认真探究的重大课题。
从重庆库区来看，历史上就有六次大移民，而这六次移民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推动了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秦国鼎盛时期，兴兵灭亡了巴蜀。当时秦国大约有5万移民进入巴蜀地区，这是史书上记载的第一次移民运动。
第二次移民大约是在西晋末年，北方人举家南迁，陕、甘等地成千上万移民离乡背井，携妻带子，翻越秦岭，经长途跋涉后抵达巴蜀，开始垦荒种田，养家糊口。
第三次移民发生在北宋初年。
第四次移民发生在元末明初。
第五次移民就是著名的前清时期“湖广填四川”，这次移民运动延续了100多年，川东地区就接纳移民95万人，移民总数180万人。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在重庆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这种“杂交”文化的延续。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对移民个人和移民区，是一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机会。政府开展的移民运动，政府就会“给银子”、觅良策，这实际上就给移民地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
第六次移民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三省以及全国各地的“非自愿移民”为躲避战争，如洪流般地涌向四川。据统计，当时四川、重庆的移民超过700万人。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集中了全国各阶层的不少英才，同时也集中了大量难民。躲避战争的人们除了带来了金银细软，还带来了生产技术，谋生手段和各种风俗文化。各地的语言、各地的饮食、各地的衣着、各地的言谈举止，无不相互影响着、渗透着，使中国各地的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在重庆形成了一次空前的大交流、大融会。
一般来说，“杂交”总是好的，“杂交”总有优势。
从历史上看，大规模移民也不失为一种促进经济发展、重塑社会的特殊方式。但是，还要制定出一系列安民政策，做到利民、惠民，才能使社会稳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