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任何当代研究都不可免地具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阐释的特性。本书兼融学术原理与思想史的体例，只是更加突出了这一特性，即：以当代中国人文精神及其知识分子的问题困境为阐释立场，去展示知识分子学原理；以论证知识分子原理为普遍坐标，来指示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位置。
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问题是回应并挽救民族国家的危机。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人文主义思潮与知识分子自我叩问，是极可注意的新质现象。这不仅是思想史现象也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希望以后能以切身体验的现象学式描述与社会学结合的方式，更加确切地指明，正是在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在中国产生了明末以后的第一批人文知识分子群体雏形。
应当说明的是，为了突出这一新质，本书着力强调了人文知识分子与世俗社会的区别及其独立性。由此而未能展开的另一方面，即人文意义由世俗生活而生并积淀为生活世界的“平常心”，我将通过另一关于日常生活美学的专题研究予以补述。
1995年11月于陕西师大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