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离（Kekhorismene）与沉思：脑体分工的人文意义
原始劳动艰难的生存环境固然压抑着人性超越的原始性“命名能力”，以占有与算计（海德格尔：reddendum）为特性的技术同样囿限于客体指称与功效价值，而难以反思主体自身：“作为合理意识的最高形式的技术，和无沉思（这无沉思是作为向技术本身关闭的那种无能力达到涉及有疑问的东西）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是同一个东西。”【5】
劳动的谋生性始终是劳动者与自身状态浑噩同一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虽有电脑水平的算计（权谋性筹划）思维，但始终不是跳出来反省自身的沉思：“如果我们达到了沉思的道路，那么我们必定首先还置身于区分之中，这区分使我们看到在单纯算计的思想和沉思之间的区别。”【6】亚里士多德从伦理价值角度强调了这种“沉思”（theoria）的终极价值目的性：
……沉思活动，它在自身之外别无目的追求，它有着本身固有的快乐……
这是一种高于人的生活，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种生活，而是作为在我们之中的神。……这一部分的体积虽小，但能量巨大，其尊荣远超过其余一切。这也许就是每个人的真正自我，因为它是主要的、较好的部分。【7】
近代笛卡儿将沉思提高到本体地位：“我思，故我在。”黑格尔则在阐述“反思”（Nachdenken）超越直接感觉经验与知性技术思维时特别强调了反省自身的特性：“只有在哲学的反思里，才将‘我’当作一个考察的对象。在‘我’里面我们才有完全纯粹的思想出现。”【8】海德格尔虽然力图超越人类中心论而进入存在意义，沉思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基点：“原子时代的人看来已无抵抗地听任技术的不可阻挡的优势。如果今天的人放弃了在单纯算计的思想面前使沉思的思想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他看起来也就只好如上所述了。”【9】“沉思把有历史性的存在，亦即人道的人的人道带到美妙事物上升的范围中去。”“沉思从事于存在（Sein）之家的建立，存在之家起着存在的组合作用，存在的组合总是按照天命把人的本质处理到存在的真理中的居住中去。”“对存在的沉思超过一切思考，因为存在之思所关心的是光明，……所以沉思是一种行为。但却是一种同时超过一切实践的行为。沉思突出于行动与制造之上……”【10】
我们应当沉思：“沉思”至高无上的意义持存至今，上述见解当然不能归结为奴隶制分工统治的阶级偏见。
然而，在谋生劳动涵义迄今一直占据人类生存支配地位的条件下，超越涵义思维的沉思态度，却需要脱离谋生劳动才可能培育与发展起来。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已经提出的作为沉思前提条件的“分离”（Kekhorismene）。【11】
亚氏的“分离”原则渊源于作为思维主体的心灵为保持自主性与绝对性而与感觉相脱离的规定。“分离”原则若作社会学意义的推广，则是对闲暇的高度评价以及由此而来的脑体分工。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卷论述有别于实用******的大智慧之可能不倚利害而单凭“爱情”发展成“哲学”（“爱智学”）时，一再指出，这种“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数学所以先兴于埃及，就因为那里的僧侣阶级特许有闲暇”，“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寻找智慧；只因人本自由，……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12】
闲暇，亦即近代以来经济学所说的自由时间，成为确立沉思态度的哲学的社会保障前提。由此分化出了专一沉思生活方式的思想家。脑体分工这一社会发展史的基本常识，在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实证化的第二国际学派解释下，迄今尚保持着这样两个偏向：其一，脑体分工主要被视作谋生型物质生产内部的功能性分工，脑力活动，主要被看作与物质生产有直接应用关系的科学技术，所以通称为“脑力劳动”；其二，脑体分工同时又是阶级压迫的一种表现，脑力活动，在此种背景下隐含有一定的“剥削”、“压迫”的“不公正”含义，或“安逸享乐”的道德指责意味，那些普遍性、人类性的哲学思想，往往被说成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欺骗或说教。
在上述解释偏向下，早为亚里士多德已强调指出的脑力活动的非直接功利性、形上意义的纯粹自由性，以及这种非直接功利的自由形上沉思超越并提升生存性劳动的人类性意义，长久地被经济实证的社会科学特定涵义淹没了。它同时也淹没了马克思关于“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的人性思想、以及“解放全人类”与以“自由个性全面发展”为标志的共产主义的人文意义。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分离”说尚不免奴隶制历史背景的话，那么，在全球一体化趋势的20世纪后半叶，作为当代人类环境保护哲学基础之一的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已很难再看作某个阶级的利益代言了。应当深思的是，海德格尔技术批判的一个重要概念，恰是与亚里士多德“分离”相近的“冷静”。
“冷静”态度是同时针对热衷崇拜技术与愤怒而空想地否弃技术这两种态度的：
我们认技术对象既入于我们日常的世界，同时又出于这世界，即立足于自身的事物，丝毫不是绝对的东西，而是始终本身依赖于更高的东西。我想把对技术世界同时肯定和否定的这种态度用一个古老的词加以称呼：“冷静地对待事物。”【13】
冷静对待事物和向秘密敞开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给予我们这样的可能性：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世界中停留。它们许诺我们新的基础，借着这基础，我们能在技术世界内而又不受它损害地存在着。
然而，冷静对待事物和向秘密敞开从不自动地归于我们。它们丝毫不是偶然的东西。两者只是从连续的由衷的思想中生长出来。【14】
用本书的劳动二重性观点来解释，海氏的“冷静”态度，即是对劳动谋生性（技术是其近现代以后的突出代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的认肯。然而，作为谋生手段的技术不能僭越劳动的终极目的地位而绝对化为技术主义（技术人生观）。这种限制性的使用关系，就是以“沉思”为后盾的“冷静”态度。它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分离”的距离性关系。
诚然，庄子已经警告过“有机械者有机心”。海氏的“冷静”是否能保证人使用技术而不为之改塑，这是另外更为复杂的具有实践操作性的课题。但是，海氏的“冷静”已含有不仅在个体生活方式的意义上，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层面上，脑力沉思与技术功利操作保持距离——亦即分工的意味。【15】
“分离”与“冷静”都是作为人文反身沉思的前提条件而提出的。这一逻辑关联直接揭示了脑体分工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形上人文意义。因此，如果说脑体分工意义下的脑力活动是知识分子最突出的特征，那么，这一特征恰恰需要首先从超越功用涵义的人文意义高度去把握。本书后边将述及的人类最古老的知识分子原型——巫师，会对这一结论提供史实性的辅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