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局的日式小院古色古香，围墙很高。围墙的原色看不出了，几个工人正往上边刷砖红色涂料，帮助它旧貌换新。墙头水泥帽里龇牙咧嘴的碎玻璃碴子，也新镶的，它们以晶亮闪烁的阴损之光睨视着有可能出现的爬墙者，一如南汀劳教所或晋城监狱的高压电网那么歹毒。我哥刁北沿墙根走，遇到一圈人，想绕过去，却听到了我爸的声音。
“小伙子，你不要有怨言嘛，你想想，我们为什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不就是因为这样做符合人民利益，而你是谁，你是人民之一员呀，也就是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符合的就是你的利益的，你怎么能不维护自己利益呢……”
“嘿嘿，我没利益，我不用维护……”
“你这样想真让人痛心，怪不得鲁迅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呢。那我问你小伙子，在万恶的旧社会和丑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
“好了好了大叔我铰还不行吗我还得干活呢大叔你别磨叽了……”
“他是我们局长。”
“好好局长大叔！”
我爸看到了我哥刁北。他没走出人圈和我哥刁北打招呼，继续盯着人圈中心。人圈中心那个小伙子是粉刷围墙和镶玻璃碴子的工人，蓬头垢面，满身浆灰，下身穿条裤角能罩住整个脚面的喇叭裤。他哈下腰，刷刷两声，把两只裤角都撕开了。朝上撕的，撕到腿弯处，里边连衬裤都没有，凉风扑向他的光腿。我爸满意了，热情地转身迎向我哥刁北，好像他忽然巧遇了上司或同僚。他问我哥刁北是不是找他，有什么事，又介绍他身边的办公室主任。那主任是新提的，也热情，和我哥刁北使劲握手，同时做自我批评。你看我这觉悟，找来干活的工人竟敢穿奇装异服。幸好刁局长利用午休时间过来视察，发现了问题。他的自我批评是间接说给我爸听的。我哥刁北说找我爸有事。我爸说不能晚上回家说吗？我哥刁北说急。他们就一起往院里走。在院门口，值班门卫正教训一个梳披肩发的女人，要求她用皮套把头发扎上再进院。不管你哪局的，门卫说，来我们这办事儿就得守我们规矩，哼，让你扎上是便宜你了，要我们单位的，干脆得剪掉。这时办公室主任已去大门另一侧看围墙了，我哥刁北小声说，过分了吧？我爸则声音很大地说：防微杜渐！资产阶级，就是通过一条裤子一根头发侵蚀我们灵魂的。
刚坐进我爸办公室时，我哥刁北非常客气，都有点谦卑。嘿嘿，想求你点事儿爸。他就是这么开口的，以至于我爸没能立刻反应过来他什么意思。我哥刁北求人，这太反常了。后来我哥刁北分析，如果他还像以往那样，以冷漠为主调面对我爸，甚至来点颐指气使，也许我爸慑于他气势，能立刻答应他的要求，他俩也就不会闹翻。在我爸心里，对我哥刁北暗怀愧疚，适当满足长子要求，以换回他对他的好脸，这种买卖是做得过的。他的苦恼在于，我哥刁北对他从无要求，连对我妈都无要求。此时是个难得的机会。可惜的是，因为要求人，我哥刁北就比较为难，一为难，就乱了阵脚，就捡起了一条虽然通用可行，但并不能为他所纯熟驾驭的求助方式：他给我爸的感觉是低三下四。一个骨子里执拗骄傲的人，突然低下高昂的头，那颗错位的头颅，就怎么看都不像一颗还长在肩膀上的正常脑袋，倒像只气球被画上五官，由线绳牵拉着随意飘动。我爸误读了我哥刁北，以为他真成了气球，从此以后，充气或放气，踏碎或放飞，就任他摆布了。我爸嘴角，掠过丝冷笑，虽然不易察觉，却也寒意袭人。这一瞬间，他不是父亲，我哥刁北也不是儿子，他们是两个都渴望征服对方的成年男人。我爸眼里单纯的信息迅速复杂起来，打在我哥刁北脸上时，如同透过一片滤镜。
“是，是这样——”我爸这样的目光，我哥刁北并不陌生，让他没想到的是，这目光出现在此时此刻，其杀伤力竟那么强大，与以前审讯他的专业人士那种目光中的锐利与毒辣又不一样。对这种目光的刺激性，他缺少足够的心理准备。但他还得硬着头皮继续说话。
“你手下有个叫徐新雷的，你能放过他吗？”
我哥刁北把话说完，与我爸对视一眼。他的心理期待是，下面该我爸的了：要么哈哈一笑，要么皱眉摇头，要么提出“你们认识”或“他求你了”之类的问题。这是起码的交流规矩。可我爸的表现，完全不在我哥刁北的意料之中：他没表情，没声音，没动作，什么都没有，眼神几乎都没动一下。这一来，我哥刁北阵脚更乱了。我爸这样对待与他说话的人，比打骂更有威慑力量，并能制造出一种特殊的羞辱效果。他明白了，为什么我爸的下属都怕他恨他。他脸红了，然后转白。他的意识获得了恢复。他回到了自己。
“你这样合适吗爸？别说我不是你下属，即使是，你这样，也是不尊重人。”
“哦？哦。”我爸在心理上已获得优势，如果我哥刁北继续软下去，哪怕再软一小会，他这遭打压，也许就能告一段落。后来，他正是这么对我妈说的。可我哥刁北只略微谦卑就迅速反弹，这让他的心理准备也不够充分。他不是演员，角色转换没那么快，很难眨眼间就由傲慢的官僚变成愧疚的父亲。也是他们这次谈话的地点不好。局长办公室是刚性的碉堡，不是柔性的庭院。“谢谢你的文明礼貌教育。不过咱们坐这，是你主动来找的我，又是你来求我办事儿。”
“你说我求你也不错。可不是我拣好听的说，其实我是帮你，是帮你恢复点人情人性，帮你做一个友善点的，懂点怜悯的人。”
“你——哼！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你走吧，有话回家说。”
“别，既然说上了，不妨说开，我不希望你在市侩加党棍的路上越滑越远。”
“注意你的用词刁北——这里是办公室我不想跟你多说！”
“你是我爸，我必须说。”
“太客气了，我看你要当我爸了！”
我哥刁北笑了一下，我爸没笑。我哥刁北就也不笑了，但也没有离去的表示。他开始演说。他把局长办公室这个不利于双向交流的环境，变成有利于他单方面发难的进攻掩体。如果他和我爸身处的是其他地方，我爸注定猖狂反扑，或一走了之，那样，前一种情况是，他也得接受我爸的火力击打，而后一种情况，会让他的枪弹枉射虚发。可在我爸办公室近身肉搏，门外是我爸同事，是无数双也许居心叵测的眼睛和耳朵，我爸便躲不能躲喊不能喊，只能任我哥刁北蹂躏宰割，被动地坐在审判席上，当窝囊的被告。这是我哥刁北一吐为快的天赐良机。他就不管不顾，大吐特吐，畅快淋漓。连续一个多小时，我哥刁北把正理歪理，该说的不该说的，有根据的想当然的，条分缕析的胡搅蛮缠的，都倒出来。而这些话里，再没有一个字是关于徐新雷的。倒好像，徐新雷只是他宣泄的借口，徐新雷本身无足轻重，他的借口使命已经完成。我哥刁北并不逼我爸太甚，虽然刀刀见血，弹弹入肉，但声音不高，语气平和，只是表情比较严肃。如果这时有人进屋，只要没听清他说的什么，就一定不会认为他是控诉我爸，只能以为，这爷俩是在谈论什么重大的家庭问题。比如，家里有个穷亲戚生了重病，是应该无偿捐助五百元呢，还是倾囊借出两千元？如果以借的名义拿出全部家底，很可能也是肉包子打狗；还不如献出五百不求收回，权当家里从没有过这一笔钱，只是，这样容易得罪亲戚。他们不是讨论出借两千还是捐赠五百的问题，是儿子在一层层剥父亲的画皮。我爸气得呼呼牛喘，掰折了手里的两根铅笔。他不是特意要掰铅笔。我哥刁北一开始审判，他就习惯性地从笔筒里抽出根铅笔，以缓慢但却均匀的节律，一下下轻戳桌上的稿纸。他本意是以此保持镇定。如果换个敌手，他靠这种从容不迫的防守，没准就能打败对方。可我哥刁北没吃他那套，把台独角戏唱得风生水起，这么一来，我爸的防守体系被打破了，他鼓捣铅笔的手法就有些变形。他开始下意识地攥它捏它，结果，劲使大了，也使巧了，三攥两捏，咔吧一声，那铅笔就折成了两截。我哥刁北吓了一跳，有些歉意地停顿片刻。但由于没彻底停顿，我爸就继续鼓捣手里的半截铅笔。半截铅笔力臂较短，我爸有意攥它捏它，它也不再容易折断。铅笔不再发出咔吧之声，让被动防守的我爸非常恼火，他就从笔筒里抽出一支整根的铅笔，继续攥它继续捏它，并用劲更大，更不讲手法。第二支铅笔又咔吧了。这回的咔吧，没产生效果，我哥刁北没再停顿，也没了歉意。我爸终于忍无可忍，开始反击，他一手抓起两支半截铅笔，绕过写字台向沙发扑去，以四根带着斜茬的断笔作武器，齐齐扎向我哥刁北。我哥刁北没想到我爸能不宣而战，又赶上他坐在底矮的沙发上，躲闪起来就有点狼狈，有点连滚带爬。但他年轻，反应快，躲我爸时他手一搪再一带，就把我爸按进了沙发，他则乘势站了起来。这对同样好面子又分里外的父子，都牙关紧咬不弄出声音，能不惊动外人就绝不惊动。这时，已将我爸牢牢按住的我哥刁北，有机会腾出一只手攥成拳头，打我爸身体正面的任何部位。他也就真的腾出了右手。我爸知道，他不是儿子对手，望着儿子缓缓回收的右手，他闭上了眼睛。在心里，他希望儿子的拳头别落他脸上，如果打脸，容易留下痕迹，那会招来同事的猜疑。我哥刁北收回右手后，没变成拳头再挥出去，而是抹一下自己右边的面颊。他的眼镜下端，右颧骨上方，被我爸左手的两截铅笔刮了一下，留下两小条短短的檩子。对不起。我哥刁北咕哝一声，左手也抬起来，松开了我爸，退着身子往门口移动。他怕我爸起身追赶。我爸没追，都没看他，独自伏在沙发扶手上哭泣起来。哭泣的人是丧失斗志的人。我哥刁北安全撤离了我爸的局长办公室。
后来，徐新雷啥事没有，没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更没受到开除工职处理。有人说，这是因为************运动只昙花一现，持续的时间太短，我爸未及将他捏扁。但我妈告诉我哥刁北，这是他的求情发生了效力。我爸做事雷厉风行，真想捏扁小小的徐新雷，几个月的运动周期足够他发力。私下里，我哥刁北同意我妈的意见，但他认为，他的求情发生的效力其实有限，最主要的，还是我爸心态发生了变化。他没敢把我爸心态的变化归功于他与我爸的彻底决裂。再后来的若干年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八九学潮时，直至我爸离休后的三讲时，我爸都有机会捏扁诸多的徐新雷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他谁也没捏。八九学潮后搞大清查，在他的势力范围，他居然为清查定了个“三个负责”的基本调子：“第一，对自己负责；第二，对他人负责；第三，对历史负责……”他的下属议论纷纷，认为这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时候，他马上要告老回家了。告老回家后，他又发力捏扁过毕文武，但那是另一码事，是有前提的。毕文武先得罪了他，他才伺机实施了报复。自徐新雷起，他再没主动向谁出手。
徐新雷下乡时是知青典型，名声很大，回城后摊上份上等工作，直接进我爸他们局任中层干部，还干得挺冲，有着宽阔的上升空间。徐新雷是美男子。有一天，他和一帮人给朋友过生日，在朋友家跳交际舞，不知怎么惊动了警察，被抓了。跳交际舞有时算健康有益的社交活动，有时又算流氓活动，这得看给它定性的领导怎么判断。当时配合“清污”，也“严打”，认为跳交际舞算流氓活动的说法占上风，警察就来“打”徐新雷他们了。“严打”讲的是从重从快，一个比较骇人的例子妇孺皆知：有个待业青年，酒后强吻饭店女服务员，逮着后，第四天就毙了。徐新雷他们搞“流氓活动”，没送上法场算捡了便宜。参加跳舞的十来个人，多数父母都有官衔，不像那个吻饭店女服务员的待业青年，父母是工人。徐新雷他们命保住了，但名誉保不住，上边让他们每个人单位的领导去公安局领人，还要求回去以后严肃处理，并迅速反馈处理意见。我爸对徐新雷没有恶感，还有好感，只是对他的长相有点不满：一个男的，长那么帅。但他相信，徐新雷长得再帅，也不是流氓。可他仍然决定，对他做出双开处理：开除党籍开除工职。这样处理，多挑剔的上级也不能说他不够“严肃”。历史的经验告诉我爸，在运动风头上，绝不可让一文不值的妇人之仁拐带了自己。凡事激进比保守强。激进了过后可以平反，保守则容易眼前吃亏。我爸是好汉，好汉不吃眼前亏。再有就是，************运动开始以后，我爸单位没反面典型，这让他忧虑。一场运动来了，只喊喊口号表表决心，只铰铰喇叭裤剪剪披肩发，未免有走过场之嫌，体现不出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坚定性来。就是这时候，对徐新雷的双开决定已经做出但尚未公布时，徐新雷听到了风声，他四处托人辗转求情。在他有病乱投医的过程中，有个认识我哥刁北的人，把这事说给了我哥刁北。
“真的刁北，跳舞时，没黑灯也没贴面，就正常跳，还都是女的主动请徐新雷。他就是长得帅，女的愿意跟他跳……”
“如果他长得丑，又主动请女的跳了，跳的还是黑灯舞贴面舞，那就得丢掉党票丢掉工作吗？”
几年以后，我哥刁北就职的出版社出了本写斯大林搞大清洗的书，被个上级领导认为有********，为此，全社员工歇工一周，人人过关自检自查。但有些员工，没什么检的没什么查的，像司机，像发行员，像资料员，像我哥刁北这种临时工校对员。可又不能不上班。他们就猫在书库，玩扑克下象棋跳棋军棋围棋。作为象棋高手，我哥刁北不上阵厮杀，棋友们也愿意有他在掩体里观风望景，好在争斗结束后评点战事。这天，他正评点一局和棋，有个司机制止了他。
“嘘——刁北别出声！徐新雷——”
所有玩扑克下棋的人都往书库门的窗玻璃上看。只见胡晓娜等几个社领导，点头哈腰地陪个中年男子闪了过去，进了书库对面的小会议室。
“谁呀？干吗吃的徐新雷？”一个发行员问。
“操，徐新雷都不知道，就是说咱丑化斯大林那个……”
我哥刁北听到徐新雷的名字，也往书库门的玻璃窗上看。来不及了，他晚半拍。对面小会议室的门，正缓缓关上，我哥刁北看到的只是，几条不同的腿及其腿拖拉着的几只不同的脚，被栗子皮色门板遮挡了起来。我哥刁北无缘看到徐新雷究竟长得多帅。
“来来，刁北，不管他。你接着说棋。”
有时周日下午，不去巩益病家或梁栋家聚会，我哥刁北愿意去东单体育场。每周这个时段，总有些象棋高手，由全北京的各个角落汇聚过来，博弈对局，切磋技艺。在这个高手云集的露天竞技场，我哥刁北上阵的机会不多，大部分时间，他是看客或者听客，不想看不想听时，他会在棋摊边缘席地而坐，读兜里的书。就活跃在整个体育场里的人来说，下棋说棋的是少数，只聚在东北角一隅，玩其他项目的，跳高跳远太极武术撞拐踢键排球篮球的，也是少数，分布开来，都一伙一伙地各占一隅。在体育场里占绝对优势的，是踢球看球的。体育场中央最大的地盘是足球场。足球场是块大磁石，经常能把其他一堆一块的人吸引过去，从来不受足球场吸引的人不多，在那些为数不多的意志坚定者里，我哥刁北算一个。我哥刁北也踢过球，在体育课上。除了上踢球的体育课，他对足球没有兴趣。上踢球的体育课时，他对足球也没兴趣，但他是好学生，好学生的标志之一，是上自己不喜欢的课也态度认真并积极参与。平常他从不像倪可强他们那么疯踢足球疯看足球。他认为，足球就是展示粗野的蛮力，很原始，没什么意思，象棋则不然，象棋展示灵动的智力，充满一种内在的力量。外力可以度量，内力却无影无形神秘莫测。我哥刁北钟情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可这天下午，我哥刁北也成了蛮力的观赏者。
这天他一进东单体育场，就发现情形与往日不同，不光东北角没有下棋说棋的，其他角落，热衷于其他玩艺的，也都没了，这天的足球场磁性超强，把体育场里的所有人都吸引了过去。很快，我哥刁北看明白了，这天的足球场为何格外有魅力，那些与十一个中国小伙子踢球的另外十一个小伙子，竟是一水的非洲黑人。黑人有点稀奇，却也无特别之处，我哥刁北为其他为数不多的意志坚定者的不坚定感到遗憾。既然不喜欢足球，外星人踢也不必凑那个热闹。他转身想走。他甘当整个东单体育场里最孤单的人。可这时候，球场那边，有两个宣武的象棋高手发现了他，招手叫他过去，他迟疑一下，捏捏兜里的书，只能慢腾腾地凑向他们。他可以有个性但不能没礼貌。
两个宣武的象棋高手告诉他，那支黑人球队，是好几个非洲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组成的联队，而中国球队，是北外学生。好几年没看外国人踢球了，宣武的象棋高手之一说，人家就是玩的花哨，业余点也看着过瘾。他是个喜欢足球的象棋高手。场上比赛比较沉闷，双方球员，都试试探探犹犹豫豫，我哥刁北看不出一丝一毫“过瘾”的“花哨”，不过瘾的也没有。他能看到的是，比赛进行四十分钟了，场上比分还是零平。
正在他有点坐不住时，他感觉到，有人在他背上拍了一下。我哥刁北先没意识到，以为有看球的人撞到了他，但想一下，这不像一次不经意的碰撞，而是确实有人拍他。他就滞后半拍，迟缓地回头。他的身后并没熟人，不熟的人也没紧挨着他的，看球人之间都有距离。他掉回头来继续看球。可几秒钟后，随着一个黑人把脚球直接发出界外，他后脑勺上，再度被人拍了一下。这一回他急忙回头，还是没人紧挨着他。有几个刚进体育场的看球人拥在他身边，可他们中，没一个他看着眼熟的。第三次，我哥刁北重新看向足球场，但只看一眼，连北外学生队的守门员发门球的过程都没看完，就猛回头向后看。他刚好看到，蹲在他身旁几个人脚下的纪学青正慢慢起身，已伸出手想再来拍他。两人哈哈大笑。主要是纪学青哈哈大笑，她是真开心，发出的笑声掩饰不住，顺流而下；我哥刁北也笑，也开心，但没哈哈，他的笑声透着尴尬，多少有点敷衍的意思——不是敷衍纪学青这个人，是敷衍她放肆的笑。周围有人不满地瞪他们。纪学青视而不见，我哥刁北很不自然，他与宣武那两个象棋高手打声招呼，拉着纪学青退出人圈。往大呼小叫的体育场外走时，纪学青告诉我哥刁北，她是和好多同学一块来的，是给校队加油来了。可他们这么臭，纪学青评论道，一个个在校门里横着膀子走路，世界冠军似的，可让几个非洲外交官老头一逼，一脚好球都传不出去。纪学青有点刻薄，黑人队的使馆工作人员没一个老头，年龄大的顶多三十。这时，两人已坐到体育场外的马路牙子上。在马路边上，不论两人嘀嘀咕咕还是高声大嗓，都不打扰别人。不打扰别人我哥刁北也不高声大嗓，他嘀嘀咕咕，沉着、缓慢、用短语，像大哥哥；高声大嗓的是纪学青，她活泼、欢快、操长句子，更像一个调皮的妹妹。这两个人，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都不一致。我哥刁北比纪学青城府更深的地方在于，在两人交谈最兴奋的时候，他也没提梁栋及他家那个圈子的事；而纪学青，没说几句就开始褒贬巩益病家那个圈子，逐个评价巩益病的朋友。他们聊得越来越投机，直至体育场里球赛结束。纪学青才一惊一乍地叫，哟，我是想去对面邮局打电话的，一见到你，光聊天了。我哥刁北说，可球踢完了，你得和同学一块回去呀，电话回去打吧。纪学青想了想说，不和他们一块走了，走，陪我去邮局。
打长途电话需要排队，纪学青打完电话回到我哥刁北身边时，外边天色都有点暗了。我哥刁北倚着窗台，正拿着卡片背英语单词。
“嚯，比我用功多了。有什么需要请教的吗？”纪学青是顺嘴开玩笑。
“还真有。”我哥刁北貌似随意的应答，明显在心里经过彩排。他的表述倒很流畅，但不自然。“你要没事儿，去我家吃晚饭吧，”东单体育场离明星胡同只两三站地，“估计我姥也快做好了。你回学校的末班车九点才发，时间绰绰有余。”
“这——好吗？”
“不愿意给我当先生呀？”
纪学青正等着毕业分配，回学校也没事。可去我哥刁北家，还要吃饭，她没心理准备。但她是个开朗姑娘，稍一犹豫，就答应了。她没法不接受我哥刁北向她求教。我哥刁北邀纪学青，的确真心，只有一点点客气的成分。那种客气，也是给自己留的后手，万一纪学青拒绝受邀，他不至于尴尬。一来，前些天他刚得到本英文小册子，《WHAT I BELIEVE》，是罗素写的，谈信仰，他对着字典细嚼慢啃，有些吃力，他希望纪学青能帮他解决些问题；二来，他更觉得，能把个大学生作为朋友领回家去，会很有面子。以后的中国，也许不会再有大学生了，他这个向往大学生活的年轻人，美梦已经永难成真。在这种情况下，能与中国最后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交成朋友，是荣幸的事。他也知道，领纪学青回家，不是为了对谁炫耀，除了姥姥，他也不会向任何人介绍纪学青。是这件事本身，能让他体会到自豪和满足。这两年，他倒也交往了其他能让他体会到自豪和满足的大朋友：巩益病也是大学生，费文华是中专生，梁栋虽然只读过技工学校，但温文尔雅，学识广博，不比任何一个读过大学的人差一丝一毫。可在他们眼里，他只是孩子，是乳臭未干的弟子学徒，只有端茶倒水跑腿学舌才是他本分。在他们的高谈阔论中，他偶尔也有机会插话发言，且言辞精彩，观点独到。但那些大朋友，总把那看成是他这好学的孩子在吊书袋子，哪怕对他的说法心里折服，表面上，也只宽厚一笑，像一群大人集体原谅一个孩子的幼稚。我哥刁北感到委屈，几次想离开他们。但那些大朋友营造的氛围，是无际沙漠中仅有的溪流，不逐水而行，他就得渴死。为活下去，他必须原谅他们对他的忽略。恰在此时，他忽然发现，应该属于费文华巩益病梁栋那个阵营的纪学青，却与费文华巩益病梁栋们并不一样，能对他另眼相看，肯与他平等交流，他心中没法不充满感动。
“巩老爷子出面搅局啦？哈，以我对巩益病的了解，也许是他让他爸那么干的——他可不是个看上去那么单纯的人。”
“你真觉得他们多出色？我不那么看。我不再去，就是觉得他们基本是一群自以为是的迂腐之人，象牙塔里的空谈家，不着边际的浪漫主义者。那么多书得看，搭不起时间呀。”
“哪里，我可没觉得比别人高。我承认他们都比我读书多，学问大，思考深刻，和他们聊天挺获益的。但这种聊天，偶一为之行，习惯性地总往一块凑，就不新鲜了。人们需要彼此取暖，可首先还得自己发热。”
“我不是挑好听的说，也没恭维你的必要。我真觉得你挺优秀的。倒不是说你的寻章摘句多唬人，是你那种思维方式，总有点出人意料的地方，让人耳目一新。而且你记忆力太好了，你要读大学最合适学外语——哦，哲学兼外语。我觉得，只要具备两个特点就是天才，记忆力超好，洞察力超强。你至少有一半的天才素质……”
纪学青这个快人快语的女大学生，一点不高高在上，一点不矫揉造作，她说话不走脑，都是即兴发言，对我哥刁北的评价也是如此。正是这种不走脑的即兴，能见出真诚。我哥刁北不是没判断力的人，不至于被夸奖几句就得意忘形，他把纪学青引为朋友，是他看到了她的真诚并无伪饰。另外，如果纪学青不把他看成平等的朋友，就没必要在他面前现身，现身了，也不必坐在马路牙子上，口无遮拦地海阔天空一个小时还不肯分手，还拉他陪她打长途电话。她再轻闲再无聊也不必这样。她有时间概念。这天晚饭后，他们的交流更融洽了，直至深夜。纪学青没去赶末班车，她留在明星胡同，和我姥睡一张床。
“我不该跟他吵，”长途电话里，潘秋菊对我妹刁星说，“我要不吵他，他就不能冒雨回沈阳，就不能被人弄医院去。”潘秋菊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从来不跟他吵不跟他闹，总像哄孩子那么让他，这么多年，我们只是第二次吵架……”
潘秋菊避开我哥刁北的“杀死”“疑似”身份，称他是“被人弄医院去”，这说明，她把我哥刁北的入院看得挺悲观。我们远离疫区，对“杀死”的感觉没那么强烈，说到它有时像说笑话，即使得到了我哥刁北的“疑似”信息，也只一般化地焦急惦念，没觉得问题会多严重。可潘秋菊认识的人里，已被“杀死”杀死俩了，在她那里，死亡及物。有可能及到我哥刁北这个物的死亡，让她无所顾忌，暴露了她与我哥刁北的私密关系。这时，我妹刁星已接到我哥刁北的“多余的话”，从字面背后，她猜到我哥刁北似乎是为了寻找旧日情人去的北京。她没想到，在旧情人之外，我哥刁北还有女人，并且那女人是她好友，是潘秋菊。我妹刁星长于在两个以至更多个男人间周旋，却忽略了我哥刁北也可以有此特长。她很惊讶。惊讶让她有点恍惚，竟少见多怪地问了句蠢话：
“怎么秋菊？你和我大哥，好这么多年了？”
潘秋菊已经不顾一切。“是的刁星，我一直爱他，爱你大哥，爱刁北！”
潘秋菊不像周铁燕，总把“爱”字挂在嘴边；在这点上她像我哥刁北。也正因为这样，“爱”的力量就格外强大。她肯定还记得，“第一次吵架”，正是我哥刁北以“爱”作为进攻的旗帜，她才缴械。
“我是爱你才劝你这些！”这面旗帜，我哥刁北是晚上竖起来的。那时将近十点，他与潘秋菊刚刚做完第一次爱，他们分别坐在床头和床尾，全身****，措词激烈，像一对语言的相扑对手。而十小时前，中午，我哥刁北表达相同的意见时，语言和身体一样，被米色夹克和黑蓝色牛仔裤罩了起来。“你是刁星的好朋友，我是为刁星才劝你这些的。”当时他们两人都不知道，从这天晚上起，他们就有资格在“爱”的旗帜下打击或者团结对方了。当然，他们多半把这面旗帜珍藏起来，不让它太过招摇。这时候，我哥刁北也还没看到潘秋菊揣在内衣兜里的遗书，后来他看到了，给一个警察写临终遗言时，还用上了其中的话：“为了完善生命，我愿意牺牲生命。”用那话时，他向潘秋菊申请过授权，潘秋菊不好意思地说，赶紧用赶紧用，那种酸倒牙的话，用给别人就不算我的了。而这时候，我哥刁北只是坦率地发表意见，在他发表意见的过程中，潘秋菊越来越不客气，越来越对他不以为然，她言辞激烈地指责了他。“秋菊你听我说，我不想拿大道理跟你争，”我哥刁北说，“你讽刺我挖苦我我也不想争，我不介意你翻我小肠。你说我明哲保身说我胆小怕事说我不爱国没责任感不算男子汉我都由你，但你得让我把话说完。咱俩今天这个巧遇，是老天爷让我帮你来了，你们总编派你出差，也是老天爷借他之手保护你呢。不管学生怎么折腾，他们也是学生，你不是，你是国家干部，共产党员，即使你和学生同岁，真有事儿，也是拿你开刀而不是学生。社会进步，政治清明，这人人渴望，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历史上没有游几天行绝几天食就能改朝换代的——好好好，你没想改朝换代——不论你想干什么，当权者也不会听你的。你是人家的案上鱼，人家又不是你的俎上肉，人家凭什么听你的呢？比如说吧，你在编辑部当头头了，可你不按自己的意志办都按别人指的路走，这可能吗……你说的没错，理论上是谁对听谁的，可真理不像泾水渭水那么分明，没证明你错别人对时，你会听别人的吗？即使证明你错了，你就真能痛改前非？想想生活中吧，别人给咱提个穿衣吃饭那种小意见咱都不愿接受，大是大非问题上，咱能轻易让别人左右？秋菊，领导和你我一样是人，也会固执，也会较劲，也会硬拿不是当理说……我再接着前边插一句，渴望社会进步政治清明，不光一朝一夕实现不了，能否实现都得另说，有没有那回事都得另说。孔子那会儿，这肯定已经是明确理想了，可两千年过去了，你觉得实现了吗？如果你认为它能实现，至少也得容些空吧，不给两千年时间总得给两百年吧？至于我，不瞒你说，我认为那种精神意义上而非物质意义上的进步与清明，根本不存在……好好，咱不扯那么远。照你们这么大张旗鼓地让执政党没面子，如果上边真急了眼，不搞改革开放了，再搞反右或者****，你想想，你是不就成了时代的罪人——你是从另一个角度拉历史倒车呀。还有，要真的又反右了又****了，就冲你煽风点火引诱无知青年，下你的大狱你信不信？打碎你脑袋你信不信？你想讲理，根本没你讲理的地方。秋菊你为了给学生送几桶水就送掉小命，冤不冤呀！”
两人话不投机，却都没觉得多，争吵为两人继续待在一起提供了理由。我哥刁北就没太想走，只虚说一句我得走了。潘秋菊没看出我哥刁北的虚，她实实在在地挽留，声称要与我哥刁北的犬儒主义斗争到底。要不是这时有人找她，她都不会让我哥刁北出屋，她说中午随便对付一口吧，晚上我请你。我哥刁北不无做作地说，我还得当一下午批斗对象才能吃上你请呀？潘秋菊说，一下午够不够还很难说呢，除非你真说服了我——把我批倒斗臭了。
后来潘秋菊告诉我哥刁北，这时她仍然认为，他只是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懦夫，已由一个**********的斗士变成了一个前怕狼后怕虎的市侩。她为他痛心。之所以她还愿意与他交流，是被他的表达迷惑住了。她喜欢听他说话。“你和黎鹏程一样，讲谬论时，也充满魅力。我明白古希腊为什么流行雄辩术而中国为什么有百家争鸣了。”她又说，“你声音也好听，性感，能听得人身上心里都痒酥酥的。”
临近中午，潘秋菊问我哥刁北想吃鸡蛋炸酱面还是面条卧鸡蛋。这不一样嘛，都是把挂面和鸡蛋放在一起。我哥刁北调侃一句，是想缓和此前的争论。对吃什么他没挑拣。潘秋菊敏感，以为我哥刁北在影射此前他们的争论，就说，不一样，活得有良知和活得没骨气……这时，桌上电话响了，是几个朋友找她吃饭，就餐的馆子离她家不远。她说我不去了，有朋友在。电话里的朋友说你把朋友也带来嘛，又说男的也没事儿，我们不吃醋。她在笑声中答应了。走吧刁大哥，省得光吃面条鸡蛋我慢待你。潘秋菊说。别，我哥刁北说，我和他们不熟，扫人家兴，你去吧，我真该走了。潘秋菊说那怎么行，我愿意跟你聊，宁可不和他们吃饭也愿意跟你聊。我哥刁北为难了一会，只能同意。出门后，在路上，潘秋菊忽然站住，郑重地说，当他们面，我不叫你大哥了，就叫刁北，行吗？没问题，我哥刁北说，直呼其名最好，人际交往中，名字之外的任何称呼，都含有不平等因素在里边，陌生人间的礼貌客气除外。如果以后咱俩还有机会见面，就咱俩时，我也希望你叫我名字。潘秋菊脸红一下，说那快走吧，刁——北。
也许他俩的感觉是这时出现的，也许，吃饭时潘秋菊那帮朋友的影射、暗示、想当然的判断，又对他俩的感觉起了催化作用。这天晚上，他们做过爱后，吵了一架，吵完又做，再度做完就不吵了。潘秋菊说，我喜欢听你下午在饭桌上的奇谈怪论，可是，你解释那么严肃的话题时那么玩世不恭，是不有点……我哥刁北说，其实那不是奇谈怪论，不是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说的，也的确是一起事件的起因之一，是种天意机缘起因法。潘秋菊沉默着想了一会，说我明白刁北，也许我明白了，我知道你想告诉我什么；谢谢你那么费尽心机。然后他们又想做爱。只是想，也试了试，没做。是没做成。他们太累太乏消耗太大了，都未及关灯，就互相搂抱着睡了过去，在同一个被窝里。潘秋菊家床上只有一条被子。
从一九九八年三月五号早上我哥刁北主动离开周铁燕被窝，至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号晚上许明被动让人拉出周铁燕被窝，五年多时间里，周铁燕共向张集市慈善基金会汇过十九笔捐款，计一百零四万元。前四笔每次两万元，中间八笔每次五万元，后七笔每次八万元。周铁燕捐款的日期是固定的：三月五号，五月三号，七月四号，十二月二十九号。这四个日期，前一个是******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日子，后三个分别是周铁燕、周铁燕与许明的女儿琳琳以及许明出生的日子。她也想过，每年应该捐款五次，把九月三十号也算进去，那天是我哥刁北的生日。除了雷锋，在周铁燕看来，许明琳琳和我哥刁北，都是她可以为之去死的人，她爱他们超过爱自己。最终她舍弃了我哥刁北的生日。她避免用她的文学思维思考问题时，能意识到，那么干对许明和我哥刁北都不公平。他们是两个无关的男人，她不该将他们编进同一根绳索。她捐的钱，是许明的收入不是我哥刁北的。当然了，也不能说许明与我哥刁北完全无关。通过周铁燕的肉体与情感，他们的交流是无形无状的，是超时空的。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九号，许明出生于张集市张集蒙古族自治县哈达户哨公社他不郎营子大队第一小队，在一对汉族农民夫妇三男四女七个孩子中，他排行第六。周铁燕是个想象力丰富的文学爱好者，许明那么出色，她的文学想象提醒她，应该以捐助的方式替许明回报养育他的家乡故土，并且，也可以让不义之财变得有益。周铁燕相信破财能免灾。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破财不但免去了灾祸——比如，沈阳的最高统帅慕遂新马向东成了腐败典型后，沈阳市有一大批各级干部受到牵连，许明却未损半根毫发——还成了良性投资，慕遂新马向东那批人腾出来的金交椅，让许明比较顺利地坐了上去，使他的财路更加畅通。周铁燕对这样的情形既感到恐怖也觉得好笑。张集蒙古族自治县没有常设的慈善基金会，往下的乡村两级行政区划里，更不存在这类组织。就周铁燕的本心来说，她更愿意把她的捐款直接寄往哈达户哨公社——现在叫乡，甚至干脆寄到他不郎营子大队——现在叫村。周铁燕汇寄捐款时，寄款地址是虚构的：沈阳市皇姑区步云山路汇宝小区二十三号楼3-6-2室，寄款人的名字也系虚构：雷为民。
不知捐款未能径寄乡里村中，是好事还是坏事。也许是坏事。乡村没有新闻媒体，没有新闻媒体的地方，麻烦就少。可惜周铁燕的捐款只能寄到市里，市里有新闻媒体，新闻媒体的记者都长着猫一样的鼻子，他们四处闻嗅新闻的腥昧。一笔笔在固定时间来自同一地区同一个人的慈善捐款，是条腥味四溢的大鱼，很快，就逗得张集的记者们撒开大网，来沈阳搜寻“雷为民”了。张集距沈阳不远。沈阳有更多的新闻记者，张集沈阳两地数家媒体的新闻记者，是竞争对手也是朋友，当他们发现以一己之力捕捉“雷为民”有些困难时，他们就联手上阵，钩网齐下，甚至用上了刺鱼的标枪与宰鱼的刀。基本愚蠢的周铁燕，唯一的一点小聪明用在了汇款邮局的选择上，她的十九次汇款，分别寄自十个邮局。这给新闻记者们制造了麻烦。只是小麻烦。他们像刑侦警察办案那样，把那十个邮局作为犯罪现场，请邮局职工充任证人，回忆三月五号那天，五月三号那天，七月四号那天，十二月二十九号那天，是个什么样的人以“雷为民”之名往张集汇款。同时，他们还请笔迹专家和精通测字术的算命先生，破译“雷为民”汇款单上的蛛丝马迹。经过近一年努力，到二〇〇三年七月四号之前，他们已基本掌握了周铁燕的大致情况：女性，四十岁左右，身高约一米六，白晳，微胖，目光清澈，穿着朴素，没有明显的沈阳口音，看去像个知识分子。这一下，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了。七月四号，周铁燕在和平区乐购超市旁边的邮局汇款时，早已成为记者线人的邮局职工，立刻电话通知了记者，然后放下工作，向领导请假，更衣出门，模仿着电影里的标签式特务，尾随周铁燕去乐购采买，直至半小时后，与其热线联系的记者赶到。周铁燕拎着一大堆东西上出租车，往北陵小区赶，记者的出租车紧随其后。记者的身份，是在北陵小区南门外亮出来的。在省实验小学旁边下出租车时，周铁燕下意识地回了下头，看一眼身后，她看到了后边也正下出租车的青年男女。两个记者还是稚嫩，他们以为他们的盯梢被发现了，就没再继续演这场戏。同样能证明他们稚嫩的是，骚扰他人冒犯他人时，他们脸上还有羞愧。他们上前一步，掏出记者证表白起来。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两个记者更“职业”些，完全可以一直盯到周铁燕消失在某一栋楼的某一扇门后，找来电视同行，再破门暴露身份，那样的话，他们于“第一时间”记录的“第一印象”，将会是周铁燕在我哥刁北床上，披头散发通身薄汗的“人物与事件”。他们的稚嫩糟蹋了他们这则新闻中更具冲击力的猛料。
这是一个本当让人放纵享乐的周末。利用琳琳中考结束放假休息这段时间，许明带女儿去了非洲，看埃及的金字塔和肯尼亚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去了。是个商人请他们去的。也请周铁燕了，周铁燕以单位有会为由，没与丈夫和女儿同往。按计划，周铁燕将与我哥刁北厮守四十八甚至更多个小时，她买来的食物，足够他们足不出户吃两三天的。记者毁掉了这浪漫的两三天，以及比这两三天的浪漫重要得多的许多别的。
“你们干什么你们？我名字保密我是家庭妇女我没工作单位我……”
“大姐大姐你误会了我们是要颂扬你呀你是活雷锋是慈善天使是真心英雄你一心为民品德高尚五讲四美中华风范三个代表传统美德……”
周铁燕成了一大块香甜肥美的特制蛋糕，在越聚越多的新闻记者的伶俐刀叉下，很快就被分食净尽了。
三天后的七月七号是周一，刚过完浪漫或不浪漫休息日的人们一到办公室，开完空调泡完茶水，立刻在张集一家沈阳三家共四家报纸上，看到了那篇发表于头版头条位置的长篇联合报道：《寻找“雷为民”》，肩题是“历时一年，费尽周折，明察暗访，跟踪追击”。又过三天，许明和琳琳从非洲回来了。八天没过性生活的许明有些急迫，来不及发现周铁燕情绪低落，他就迅速洗澡关灯，钻进了妻子的毛巾被里。恰在这时，门铃响了，是组织上，来宣布对许明的“双规”处理——让他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待问题。临出门，许明埋怨地瞪妻子一眼。他不是怪她的“雷为民”之举，这时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怪她不配合，让他的****仍是涸泽之鱼。这可以理解。周铁燕心事重重，是枯水季的河床，要帮助丈夫的****之鱼畅游起来，得多给她一点时间，让雨季先来滋润一番。可组织上的双规决定比许明的****更急，不容空。不久之后，许明被移交司法机关，判十六年。这个刑期，对周铁燕稍稍是个安慰。小干部许明的受赌额比阵希同高挺多，但服刑期限与大领导阵希同一样。
从中午到晚上，******出访爱尔兰、比利时、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四国的电视新闻，我哥刁北看了四遍。如果播八遍，他会看八遍。没播那么多遍，或者播了，是别的台播的，他没看到。周铁燕说看准了吗？是你熟人？我哥刁北说没看准，看不清楚，就是像。周铁燕没问那是个怎样的熟人，也没问别的。周铁燕喜欢乱提问题，但从来不问有可能让我哥刁北为难或他不愿意涉猎的问题。对于禁忌的所在，她有直觉。一个话多的人却本能地不过多刨根问底，这让她显得尤其可爱。她一点不蠢。傍晚周铁燕一走，我哥刁北立刻给我妹刁星打去电话，让她找找电视台熟人，弄个带子，把中央电视台这十来天的新闻节目里，与******访问爱尔兰、比利时、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有关的内容，都录下来。我妹刁星依令而行，也什么都没问。她相信我哥刁北知道办这事有多麻烦。而明知麻烦还办，只能说明他需要办，非常需要，不到“非常”的程度，他不会麻烦她。办这件事，倒不是有多大难度，是它耗人时间。如今，许多人已懂得这样的道理：时间比金钱更值得珍惜。果然，我哥刁北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辛苦了刁星，我知道这挺麻烦，你多费心。我哥刁北把任务布置下去的第五天，我妹刁星完成了任务。反复看过我妹刁星求人刻的光盘，他又去街头小店复制一份，再用特快专递，将复制的那份寄给关光，并在电话里对关光做了交代。你好好看看，这是******前些天去四国访问的新闻集锦。作为深知我哥刁北性格特点的小兄弟，关光也不多问什么。其中有个妇女，总共在画面上出现三次，一次在哈萨克斯坦是正脸，站人堆儿里，一次在比利时是侧脸，站吴仪旁边，还有一次是回来后，******他们在人民大会堂迎接******，她背冲镜头，也在人堆儿里，但辨得出是她。她两次穿西服一次花衣服，胖乎乎的，中等个偏高，你多看几遍在哈萨克斯坦那段正脸的吧。看完了，设法帮我打听一下，这女人叫什么，多大了，干什么的——哦，她肯定是这次******出访的随行人员，可能是外交部或哪个部委的；还有，她老家哪的，哪毕业的，丈夫和孩子的情况……能打听到什么就打听什么。辛苦了关光，我知道这挺麻烦，你多费心。
的确麻烦，的确费心，据关光称，他调动起的社会关系超过三十人，才把一份令我哥刁北满意的清单交了出来——那清单是在空白十个月后，逐步完善的，从最初出现纪安妮的名字，到出现纪貂蝉纪飞燕纪德的名字，到出现纪安妮的电话，到出现纪貂蝉纪飞燕的工作单位……又花八个月。总共一年半，完全是煎熬，我哥刁北几次失去了耐心。几次，他都想将这项任务转交倪可强。他认为，即使倪可强真是骗子，也是个有些真本事的骗子，他与上层的关系和距离，肯定比关光近数倍甚至数十倍。他没找倪可强，与倪可强是他妻子的哥哥没有关系。他说过“不会麻烦你第三次”那样的话。那是一句随意的表白，没人会当真，倪可强可能早把它忘了。可我哥刁北当真，他忘不了它，他的自我约束与别人无关。
跨出国贸大厦转门，顶着淅淅沥沥的春雨，我哥刁北往团结湖方向走。由国贸大厦去团结湖，距离不远，可也不近，我哥刁北是货真价实的往那里走。出租车和公交车一辆辆驶过他的身旁，他对它们发出的喊叫和溅起的水花不理不睬。起先他走得匆忙、放任、激烈。很快，他就像个把仪态和风度看得重于生命的真正绅士了，步伐稳健，不急不缓，目光镇定，旁若无人。他没撑雨伞也没披雨衣。绅士不是不能被浇成落汤鸡，而是成落汤鸡了也从容不迫。长时间的沐雨而行效果不错，一小时后，回到潘秋菊住处，我哥刁北已拿定主意怎么办了。他决定回沈阳。无论如何，他得避免让纪学青/纪安妮的不仁激出不义。那么想想也就罢了，真那么干，那不是他。依我哥刁北原来的计划，是先礼后兵，如果纪学青/纪安妮继续跟他打马虎眼，拒绝承认貂蝉的存在，他就甩开她，去直面女儿。可是，贸然出现还是唐突，万一貂蝉承受不了这突发事变，真受了伤害，我哥刁北岂不成了罪人。他没法保证继续留在北京他成不了罪人，他能保证的是，如果即刻离京回沈，空间距离至少会延迟他成为罪人的时间。
我哥刁北身上透湿，从外边的双层休闲上衣和牛仔裤到里边的裤衩背心，他全扒下来，扔进了浴缸。潘秋菊这里，他每个季节的换洗衣服不少于一套。他没忘把湿衣服里的东西都掏出来。钱、烟、打火机、手机，全湿了，湿得比他想象的厉害。他把粘成一叠的湿钱小心分开，铺在窗台上晾，又从潘秋菊的抽屉里拿出几张干钱揣进兜里；他把水淋淋的烟和打火机扔进垃圾袋，从一只放他东西的抽屉里，拿出里边扁长纸盒里只剩了一盒的顺牌香烟，以及一只新打火机，加上几本这几天新买的书，一枝水性笔和一个巴掌大的小记事本，塞进他出门常背的牛仔包里。他看看表。潘秋菊下班回家至少还得两个小时。他用已经擦干的手机给潘秋菊挂电话。渗水的手机不能用了，用北京的卡不行，用沈阳的卡也不行，更换过电池还是不行。潘秋菊家没座机电话。她家楼下有磁卡电话，可我哥刁北懒得买卡。也许，留个纸条更合适些，是客观因素让他不必直面潘秋菊解释他的反常之举。在纸条上，他为他们这几天的争争吵吵表示了歉意。他说争吵的责任在他。校对留言时，我哥刁北情绪沮丧，以后潘秋菊还能允许他进这个屋吗？这样的问题他不能不想。
出屋关门下楼，上出租车。到北京站了，我哥刁北仍然神思恍惚。不能说与他的恍惚无关，进售票大厅后，通过那个安检小门似的体温监测器时，他特别犹豫。如果他不犹豫，可能长腿一迈就过去了，是犹豫，让他站在那里哆哆嗦嗦。门上的红灯倏地亮了，警铃刺耳地叫了起来。我哥刁北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他身边的人已经全跑开了，戴口罩的还敢扭头看他，那些没戴口罩的，仿佛是所有没有围观嗜好的文明中国人的大集合，看都不看，就远远地跑向四面八方。也有朝我哥刁北冲上来的，是几个穿着厚重隔离服，用帽子眼镜口罩把自己包裹成一只大猩猩的医务人员。“咕噜咪，咯吱叽喳，喇嘛唔叭啦哇呀……”他们对我哥刁北说着什么，同时笨拙地指指点点。他们说的不像汉语，也不像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甚至都不像宇宙语太空语。我哥刁北不解其意。但他们的手势国际通用，甚至地外生命也看得懂，加之他们的白手套上，捏着体温计和听诊器，我哥刁北明白他们要干什么。
“三十八度三！”
被那些医务人员绑架般进行体检和揪出车站拉上汽车的过程，也是我哥刁北浑身上下被各种帆布塑料以及蒸馏水消毒剂覆盖的过程。他们倒一直吵吵嚷嚷地问我哥刁北什么，又想解释什么，我哥刁北也一直吵吵嚷嚷地问什么，并解释什么。可所有的嘴都吵吵嚷嚷，所有的嘴又都被重重叠叠的口罩盖着堵着，他们和我哥刁北，交流的就只能是吵吵嚷嚷，谁也听不清谁说什么。是被塞进做过隔离处理的救护车后，我哥刁北喊累了，嗓子哑了，说不成话只能咳嗽时，才听到一个医生对面包车的司机叫：“三十八度三！”
我哥刁北继续恍惚。“三十八度三”？是个地名吗？司机将把车开往那里？
我哥刁北两度被抓的场景，都没上演在家里，没上演在我姥眼前。放出来后，我姥没问过他，当时是种怎样的情形。有时说话，不经意抵达了那场景的边缘，祖孙两人都很敏感，会适时地关闭幕布，在幕后巧妙地置换新景。倒经常有别人问，好奇地，主要是关心地，带着对那样一种权势淫威的恐惧和愤慨，问我哥刁北怎么被抓的。包括我爸、纪学青、关光、倪可心的爸妈以及我姥不太熟悉或根本不认识的我哥刁北的什么朋友。他们问不出个子午卯酉。对那话题，我哥刁北并不反感，他还愿意由此出发，去讨论与那话题连带的别的，比如法制建设、思想罪、****，但关于他被抓的具体情形，他总是淡淡一笑：不说也罢。也许正是他的不提不念，不光不提不念他的被抓，对许多别的事，也像对待一次失败的性生活那样不提不念，增加了他的神秘感与复杂性，把别人揣摩他的欲望勾了出来。我姥不从神秘感复杂性的角度揣摩他，只心疼他，担心他把什么都憋在心里，会出毛病。倪可心被抓，我姥是从头看到尾的，她能联想到，我哥刁北被抓的情形，不会复杂到哪去，也就三两分钟的事。但有种本能的忧虑一直提醒她，那简单的场景，对我哥刁北这样一个性格的人来说，可能造成长久的心理刺激，那刺激，也许会持续三年五年，也许会持续十年八年，还也许，会持续二三十年直至一生。说我姥死于对我哥刁北未来的忧虑，不算过分。我姥就是个愿意把什么都憋在心里的人，她懂他。在我哥刁北的亲朋好友里，大概唯有我姥，只从肉体凡胎的角度看我哥刁北。别人也清楚他肉体凡胎，但别人都比我姥有文化，比我姥站得高看得远，就总把我哥刁北比作精神的水晶思想的钻石，如同斯大林，认为共产党员是钢铁，由特殊材料淬制而成。水晶和钻石象征了恒常，不会毁损，是供人留存和瞻仰的；肉体凡胎则是俗常的有机体，卑微、脆弱、易受病菌的感染侵蚀。我姥死前，把以她的方式安抚我哥刁北当主要工作。她不是政治委员或心理医生，她的安抚，不带有组织强迫性也不分诊治疗程。她把她那些模糊的思想，朴素的理念，基本的经验，像均匀地撒在每锅菜里的盐一样，分配在我哥刁北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里，让我哥刁北能平衡地得到口味调剂与微量元素补充。归纳起来，经过提炼加工，我姥说的所有的话，表达的大体是一个意思：人这一生，大事小事都要经历无数，其中既有坏事也有好事，甚至坏事多于好事；人是靠对好事的回顾与向往支撑自己的，因此人在琢磨过去时，说到过去时，只能琢磨好的讲述好的，回避坏的忘掉坏的；一个人，如果必须琢磨和讲述倒霉经历，也应该是那曾经的倒霉已成故事，与己无关时，而那时候，往往是一个人已经被老天爷派来的夺命小鬼弹了脑门；死亡只会让人失去生命，不会给人的生活制造麻烦，瞎说乱想则为害甚大，那是催生麻烦的酵母肥料。如果把我姥的意思简化一下，有一句话四个字也就够了：取消思想。她知道，我哥刁北是个嘴上寡淡心里浓烈的人，如果可能，她倒愿意我哥刁北掉过来，嘴上浓烈心中寡淡。那不可能。况且，要是能一概不浓，心嘴皆淡，就更好了。不知我姥的“淡心”工作究竟有无作用，有的话，那作用多大，反正我哥刁北五十岁这天，经过几番矛盾和犹疑，对我和我妹刁星所表达的，与我姥那些早年的意思竟如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