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临近中午，大哥从他们报社打来电话告诉我：“我们的二叔从乡下来了。”
“二叔已经到了？在你那儿呢？”我问。
“是爸刚才给我打电话来了，爸说二叔乘坐的那趟火车今天下午四点半左右就能到。”大哥答。
“二叔来了？二叔真的来了？”我很惊讶。我和大哥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一晃快十年了，乡下亲戚说不来也基本都来过了一两次，唯独二叔没来过。因为二叔是那种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他一向认为进城就是要来麻烦别人，他一直不来与他的这种认识有直接关系。他在乡下也是，从来不喜欢麻烦别人。可是，我们的二叔今天怎么又突然来了呢？
“二叔这次是一个人来吗？他是来办事，还是……”我问大哥。
“爸来电话时我正巧没在屋，是我的一个同事转告给我的，好像是来看病吧？”大哥在电话那头不很清晰地说。
“那咱得去火车站接站呀。”我觉得下午又多了一件必须办的事。
“这事儿可怎么办呢？我手上正在排着明天的报版，下午恐怕脱不开身。我看这样吧，实在不行，就得你去车站接二叔了。你家里不方便的话，你就把二叔直接领到我家去也行。我今天就算晚也晚不了哪去，你大嫂下班差不多能准时回家。实在没办法，就得这样了，我撂了，噢。”大哥电话里挺着急的样子，说完他就匆匆地挂了电话。
我接大哥的电话时手里也正拿着我们杂志社当期第一稿的校样，说好了的，印刷厂的工人明天一早就来拿。二十几万字的稿子，这才是第一校，错别字多得像牛毛。本来我就觉得时间相当紧张，这下就更要命了。我本指望让大哥去接二叔呢，可大哥却先我一步把接二叔的任务交给了我。
外来人在城市里想成就点儿事业本来就不容易，城市生活节奏快，人人都挺忙。人们早已经不习惯于陌生人（哪怕是亲人）介入自己的生活了。虽然我也不太喜欢乡下来人，但我和大哥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大哥有事也好，没事也罢，他多半还是推托。在很多事上我都明显能够感觉得到。大哥确实有点儿害怕乡下人来，时间一长，竟养成了“能拖就拖，拖一会儿是一会儿”的怪毛病。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有时也挺同情大哥的。说句心里话，又何尝是大哥一个人害怕乡下来人呢？和他处境相类似的人们，比如我的一些家住外地的同事们，情况也都大体上差不多。坦诚地说，连我自己有时也是很畏惧乡下来的亲人们。他们大老远地投奔咱们来了，咱们就得无条件地全方位接待。可是咱们的接待水平远远达不到他们坐在乡下火炕上想象的那个标准（我一直闹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把进城的我们想像得那么好，其实，我们时刻都有一种活不起的感觉呢）。最后，常常是把自己折腾够呛，人家还不太满意……
记得有一年，那时我家还住在县城，一个曾经对我祖上有过恩情的农村亲戚相中了县农机局新到的一种手扶拖拉机。手上没钱，但听说农机局的刘副局长是我爸的高中同学，就亲自登门找到了万事不求人的我爸。为了偿还亲戚多年前的人情，我爸竟硬着头皮答应帮忙。当天下午，我爸就有生以来第一次低三下四地去了，去找他从来没看得起的那个高中同学。农村亲戚挎着一筐鸡蛋非要同去不可，在同学面前点头哈腰的样子让一向极度自尊的我爸很是痛苦。因为高中时我爸是班长，那个同学是最差生，一直很对立。仍然没啥水平的高中同学一脸严肃、一嘴官腔，好说歹说最后总算给了我爸一个不小的面子，答应赊给那个亲戚，秋收后马上还钱。又是签字又是画押的，整个过程中，刘副局长家的大狼狗一直在叫。多少年以后，我爸能淡化高中同学的羞辱，但无法淡化来自那只大狼狗的羞辱。更让人心酸的是，几年后我爸回老家探亲，偶然遇上了那个亲戚的老婆，她不仅没表示谢意，反倒说：“那台手扶拖拉机当年买贵了，过半年就降价了，买得不合适了。唉，你这只会念大书的人做买卖还是不行啊。”说完她还长辈不见外地大笑起来，还笑得很宽容。
还有一回，农村的一个亲戚的孩子参加高考，分数不太高，在可上可下之间，亲戚就让已在省城的我和大哥帮忙找人。亲戚说，市场经济，他都明白，办事都得请客花钱什么的，这些都没问题。他让我们先垫上，必要时他马上带现钱来。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我和大哥怎么会有左右另一个人上大学的能力呢？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可怜巴巴的农村亲戚能考上大学不容易啊。我和大哥就找到一些老师和同学，通过人托人，人再托人，最后总算求爷爷拜奶奶地把事给办成了。不算欠下的人情，光现金花了我和大哥三千多元。不久，那个亲戚感恩戴德地来省城了，我和大哥跑前跑后又接待他好几天，临走时亲戚自觉很大度地甩给我和大哥一千元人民币，说，你们哥俩费心了，高兴，多给你们拿点儿，就不另外再给孩子们买东西了，剩下的钱就随便给孩子们买点儿啥吧。当时一个月只有二三百元收入的我们有种被噎住的感觉。后来我们终于理解了，就当我们救助了一个穷困大学生吧，尽管我们自己尚未脱贫。同时，这件事的发生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城市里的我们和乡村的穷苦农民来说，对“请客”和“花钱”的理解，绝对是天上人间两种不同的概念。
想到这里，我又觉得很对不住就要到来的二叔。二叔和那些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亲人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说过，二叔是那种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如今他终于要来“麻烦”我们了，肯定是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再说，二叔除了是我们的二叔之外，他还救过我和大哥的命呢。我二叔可和那些一般的乡下亲人不一样，和人们印象中一般的乡下人也不一样。我们的二叔英俊洒脱，沉着整洁。救我和大哥命那年，三十几岁的二叔正在当着生产队的队长。可以说，那时的二叔正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最有意思的时候。那时候，二叔也是有两个儿子的人了。在我少年的印象中，我二叔总是喜滋滋地跟人们说，他有两个可爱的大小子，还有两个可爱的大侄子，希望他们将来都能有出息……
我上一次见二叔还是在十四年以前。记得那年高考刚刚结束，那时，我爸远远比现在年轻，也比现在脾气大。一天，他终于有了一份难得的好心情，决定带我和大哥回阔别已久的嫩江边儿上——我的祖母家——走一趟。
祖母家东北壕外那绿色飘带式的嫩江是我们童年最美丽的记忆，多少年来它一直对我们有种莫名其妙的诱惑。十几年之后，我们魂牵梦绕的嫩江水还如当初那样碧绿吗？嫩江边儿上还有当初那么多小鱼和小虾吗？儿时的那帮小朋友们都在干什么呢？我们一直惦记着回故乡去看一看。
在去江边儿之前，我爸和我们说好了，“到那里只许钓鱼，不许下水。”
我和大哥答应得十分干脆：“肯定不下水。”
可是，那天实在太热了，不谙水性的我和大哥怎么下的水我们事后都不曾回忆起来，我们只是万分惊恐地记着那天我们手挽着手，被湍急的江水裹挟着一步步滑向深渊……
当时，我们亲爱的爸爸好像在江的对岸正割着芦苇什么的，当他发现水中挣扎的我们之后，就拎着镰刀跑了过来。然而，当年过早地进了县城的爸爸同样不会水。爸爸在江岸上急得团团转，先是挥舞着镰刀，怒火中烧地命令我们如何如何……无济于事之后，就开始了更无济于事的捶胸顿足，呼天喊地，最后哭得声嘶力竭……我至今认为那天的我爸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绝望的男人。
眼瞅着完了，一切都完了……
可后边事情的发生，让唯物主义的我不得不唯心主义地确信：骨肉亲人间肯定有心灵感应。关键时刻，负责给生产队护青的二叔骑着一匹红色大马遥远而意外地奔来了。
二叔没有来得及下马，而是和马一起直接跃向了汹涌的江水……
江水湍急，二叔冒着生命危险把我和大哥一个一个从旋涡里拉出来，然后再奋力托到岸上去。最后，精疲力竭的二叔自己反倒险些被永远地留在旋涡里，救二叔的是那匹通人性的红色大马。
事后，一向讲究三从四德的二叔破天荒地给了他的大哥——我们的爸爸——一记十分响亮的耳光。
几天后，也就是我接到来自省城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二叔在不怎么富裕的小村奢侈了一回。二叔借钱买了十挂被村人称做“十响一咕咚”的鞭炮放开了，二叔激动得泪流满面，说：“老王家又出息个大学生。”还说：“我侄儿福大命大造化大，将来肯定能有大出息。”二叔那惊心动魄的十挂鞭炮响彻村庄，经久不息……
整个中午，我都深深地沉浸在那段难忘的往事之中……我总是试图想象那属于二叔的当年情景：在那遥远的北方乡村，晚归的乡路上英俊的二叔骑着他的红色骏马蹚起一路红尘……那时的二叔肯定比我后来看到的美国西部牛仔还要剽悍，二叔骑着的那匹红色大马凝聚了我对马的一切美好想象……
我没时间和同事们出去吃饭，就买了一份盒饭，一边吃一边看着校样，一边还誓言一样跟自己说：“千万千万不能忙忘了，今天再忙也得挤出时间去接二叔啊。”
整个中午和大半个下午，我过得相当忙乱。但即使这样，我还是没能把二十几万字的校样看完。
眼看就要到四点钟了，坐小公共汽车从我单位到火车站至少也得二十分钟。我匆匆地把校样装进包里，剩下的就得晚上回家再看了。
出门前，我给远在市郊工作的妻子杨杏挂了个电话，我告诉她说：“我的二叔从乡下来了，我得去接站，可能得晚回去一会儿，你去接女儿吧。”我怕她有什么想法，还特意强调：“就是曾经救过我和大哥命的那个二叔来了。”
“我今天下午得值班，五点钟之前走不了。不行你就让大哥去接一回吧。”杨杏在电话里很着急的样子。
我说：“大哥今天也有事脱不开身，都说好了，我今天必须得去火车站接二叔。女儿只能由你去接了，晚就晚点吧，你好好和幼儿园的阿姨解释一下。”
杨杏好像不太高兴，说：“大哥咋总那么忙呢？轮大襟也该轮到他了。他家离火车站才几步远？再说，他家房子也比咱们的宽绰……”
“大哥确实是工作脱不开，你别小肚鸡肠的！”就像杨杏伤害了我对二叔的感情，我突然不耐烦地在电话里训斥了杨杏，然后就力量不小地撂了电话。
二
我紧赶慢赶，总算准时赶到了火车站。
这时，候车室的广播里正说我二叔坐的那趟第某某某次列车大约晚点四十分钟。我长舒一口气，也好，总比来晚了强啊。我就靠在出站口旁边的铁栏杆上，把班上没看完的校样拿了出来。
我一边看一边想着如何安排二叔的住宿问题：就算大哥家离这儿近也别去了，他家虽是一室一厅（我家是两室一厨两家住），但也不是很宽绰。再加上大嫂这段时间正教小侄子弹钢琴，钢琴放在厅里了，二叔要去住的话，钢琴还得搬来搬去的，也不方便。干脆，还是让二叔到我那儿搭地铺对付几宿吧。二叔又不是外人，还是那种从不在乎吃苦的人。七月份的天气，在地板上睡上几宿又算得了什么？不行的话，就我和杨杏、女儿睡在地板上，让二叔睡在床上……
五点十分了，出站口处的人不断多起来，我收起校样，往出口处凑了凑。从下车的人中打听到，二叔所乘的第某某某次列车还是没有进站。
我就又退回来，和从前一样靠在铁栏杆上，这样可以同时关照几个出口。我一边扫视着每个从出站口出来的人一边想：二叔得了啥病呢？二叔一向吃苦耐劳，这些年，我们老家那一带的农村许多旱田都已改成了水田。据乡下来的亲戚们说，我二叔和年轻时一样，可能干了。说他开推土机平垦稻田，为了抢工时，曾创造过两天三宿连续作战的记录呢。二叔的胃一直不太好，肯定是胃什么的出了毛病……
又过了十几分钟，那列火车终于进站了。这回我听得清清楚楚。
我开始一个个仔细打量从出站口涌出的旅客，审视那一张张因长途旅行而憔悴不堪的面孔。我和二叔有十四五年没见面了，二叔一定老了吧？他是不是都变了样儿了呀？
人都出得差不多了，可我怎么就没发现我的二叔呢？是二叔没上车吗？还是……我有些急了，突然有了一种望眼欲穿的感觉。
不再有旅客从出站口出来了，出站口和车站里面的地下通道之间的那块广场上也不再有一个旅客了，我仍然没有发现我的二叔。
就在我犹豫是否到站前广场搜寻一下，最后向车站里望一眼时，地下通道突然缓慢地并排走出三个人来，两个年轻人搀扶着一位长者。我认不出那位长者，也认不出那两个年轻人。但我的目光却被他们牢牢地吸引住了。难道那位长者就是我的二叔？那两个年轻人就是我二叔的两个儿子——我的大弟和小弟？
最后，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今天要接的应该是他们。
这时，他们像刚刚看到我，似乎都认出了我，冲我招着手，脚步也比先前快了一些。
肯定就是他们了。我迎上去，一个个亲热地握着他们的手，我一时像不会说话了，说得竟和平时很多人见面时乏味的套话一样：“多长时间没看着你们了，都快认不出来了。你们挺好的，家里都挺好的？”
“挺好的，都挺好的。”二叔很艰难地微笑时，我终于捕捉到了他十几年前的影子。
小弟模样虽然变化很大，但还是小时候那么爱说话：“二哥，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咋还那么年轻呢？城里人和乡下人就是不一样，城里人可真禁老呀，看你小弟，都快成小老头了。”小弟的话说得极其亲切，一下就拉近了时间造成的距离。
“走在大街上我也能认出二哥来。”不太爱说话的大弟也说。
“二侄子呀，你也挺好的？二叔到底还是来麻烦你了。”二叔声音极低地说。
“二叔你这话说哪儿去了？到你侄儿这还有啥客气的。您老就放心吧，不论如何，我们都会竭尽全力为您把病治好的，您不是有两个大学毕业的侄子在省城工作嘛。看个病多大个事儿。”我亲热地握住二叔的手，说得轻松加愉快。
二叔眼中好像闪着泪花，“唉，人老了，不中用啦。你们都挺忙的，我这又来给你们添乱。”二叔说完想忍住咳嗽，可他没能忍住。
二叔咳嗽时，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分别把他们让进去。我让二叔坐在前边，我和大弟、小弟坐在了后边。
出租车开起来后，大弟趴在我的耳边说：“二哥，我得先告诉你，乡医院说我爸是肺结核，县医院化验说是肺癌。现在就得看省里的医院怎么确诊了，眼下我们跟我爸说的就是肺结核。”
“我二叔得的不是胃病啊？”我想说，但没说出来。我觉得脑袋一阵轰鸣。
“二哥，咱们家离这挺远吧？”这时，会说话的小弟问。
我好像是突然间改变主意的。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决定不把他们带到我家里去了。我显得有些忙乱地说：“挺远，正经挺远呢，我家离这里可远着呢。咱们还是先找个住的地方吧。”我这时感到了他们的不自然。
“二叔，我家地方太小，我大哥那也不怎么宽绰，城里不比乡下，我们还是创业阶段，都没混上大房子呢，一家就那么十几平方米的地儿，没办法，咱们就得住旅店了。”我边解释边让司机往省医院的方向开。因为我无法把患有肺结核病的二叔带回家去（我不愿意怀疑二叔得的是肺癌），我那九平方米的小屋还生活着我八个月的女儿呢，我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女儿着想啊。真的，我真的一点儿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也没有，我无论如何没想到二叔得的是这类病。
“行，咱们就住店，住店吧。”二叔也像没啥心理准备，但又必须得表个态一样地对我说。
“二哥，那今天看不成病了吧？”小弟有些急切地问。
“看不成了，都五点四十多了，医院早下班了。”我无可奈何地说。
“那得多住一天了。”小弟失望地说。
我们在省医院招待所下了车。住旅店是要身份证的，可他们三个人只有二叔带了身份证（显然他们在来之前并没有做住店的准备）。所以我在为他们办理住店手续时遇到了麻烦，服务员只肯给有身份证的二叔办理住宿登记手续。
两个弟弟怎么办呢？“同志，他们是一起的，他们是父子关系，两个儿子是来照顾生病的爸爸，小姐，求您帮忙了……”我说了老半天好话，服务员才很给面子地回了一句：“除非那两个人有派出所出的证明。”
我问：“哪个派出所？”此时，我同样不想把两个弟弟或其中的一个弟弟带回家里去，我觉得他们身上也布满了那种肺结核病菌似的，我宁愿为他们出住宿费。
不知为什么，那个服务员似乎并不欢迎招待所来更多的顾客，这在市场经济时代已相当少见。她过了半天才说：“红星派出所呗。”
“就是人民广场那个？”我马上意识到我问得相当蠢，但已经问了。
“市里一共有几个红星派出所？你这人咋这么磨叽呢。”女服务员不耐烦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出乎我的预料。
我单位的单身户口就落在红星派出所，三年前我住单身时认识红星派出所一个姓孙的户籍员，不知他还在不在了。我就叫了出租车直奔红星派出所。
谢天谢地，姓孙的户籍员仍然在！我就把刚买的一盒红塔山扔给了他，说了要开证明的意思。
“都是哥们儿，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还客气拿烟干啥。”姓孙的户籍员拍了我一下。
如果没有认识人，这种事按理说应该很难办。可事情的进展顺利得几乎令我难以相信，我很快就开回了红星派出所的治安证明。
我一回来，小弟就满脸敬佩地笑着说：“我二哥可真没白在城里混这么多年，这么一会儿，派出所的证明说开就开来了，真、真行啊！”
从小弟的表情上看，他无疑是在说他的二哥“神通广大”，也许他没想起或不会说这个词语。
小弟充满敬佩的表情使我一度很紧张，实际上，我相当了解我自己，我远远没有小弟想象的那样有能力。我很认真地解释说：“碰巧有个我认识的人在红星派出所当户籍员。”说完，我坚硬地笑了笑。
“二哥，其实我们两个好说，只要你二叔能住下就行了。你何必又去跑了一趟，太麻烦你了。”大弟看着小弟说。
“这儿的宿费是最便宜的了，二哥没本事，还没混上宽绰房子呢，真没法让你们到家里去住。”我望着两个弟弟歉意地说。
把他们安排妥当之后，我在附近的一家小酒馆给二叔和两个弟弟接风。
吃饭过程中，我用饭店的电话给大哥家挂了个电话，是大嫂接的，说大哥还没回来。我就把二叔住的房间号告诉了大嫂，让她转告大哥。
回来后，我又向二叔解释了一遍大哥没来的原因。
二叔就说：“你们正是好时候，能不忙吗？二叔不挑这个，这就够一说的了。二叔能怪你们吗？要怪就怪二叔得病了，真是没用了……”
“二叔，哪能这么说呢，谁还能总不生病呢？”我说。
吃完饭已是八点多钟，回招待所陪二叔唠了一会儿家常。这时，我的呼机响了，是杨杏传我。
“是不是谁找你有事呀？快忙去吧，可别误了正事。”二叔很为我着急的样子。
“没事，都下班了有啥事。”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回家帮杨杏照顾女儿，但又不忍心撇下二叔和两个弟弟。
不知又坐了多久，呼机又响时我终于坐不住了。我说：“二叔，我真得回去了，孩子小，你侄媳一个人还真不行。明天我带她们娘俩来看你。”
二叔极难为情地挣扎着坐起来，“哎呀，我这记性，是不中用了。我怎么都忘了呢？二侄子你赶快回去吧，孩子还小，你媳妇上一天班儿也够累的，兴许晚饭还没吃到嘴里去呢，快回，快回去吧，我就怕来了麻烦你们，这不正整的。对了，没啥给你们拿的，临来你二婶给炒点儿瓜子儿……”二叔一边把一布袋瓜子拿给我一边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说：“大老远的，还拿这个干啥。”
二叔一边咳嗽一边说：“没、没啥拿的，那么、那么个意思吧。可千万别嫌弃。”
“那我就先走了，明天早上再来。”我说着就往出走。
大弟和小弟送我到楼梯口，我让他们留步，大弟非要坚持出来再送送我。
路上，我又问了大弟家里目前的一些情况和打算，大弟一直遮遮掩掩不肯说。问到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说：“……这些话我真不该说，我和小弟现在都很困难，也不怕二哥笑话，农民挣点钱太难了。我爸要是得个肺结核，我和小弟就是倾家荡产也得想办法治，要真是得上了肺癌……真不是当儿子的不孝顺，我们也就、也就只能等着他老人家死了。”
我听得很震惊，也很难受。想来想去我也没有办法。我说：“是啊，实际上我们当侄子的也帮不上什么太大的忙儿。在别人看来，我们大学毕业能留在省城各方面都不错了。实际上我们又有什么，也不过是工薪阶层啊。不过大弟，你也别着急上火，先确诊，完了再说。你毕竟还有两个哥哥在省城。”
大弟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他没有说。
三
我回到家时，杨杏的晚饭果然还没有吃上，八个月的女儿正在哇哇哭闹。
还没等我换完拖鞋，杨杏就劈头盖脸地问：“孩子都快饿死了，让你买的奶粉买哪去了？”
我只觉得脑袋“嗡”地一下，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都给忘了呢？
女儿生下来身体就弱，加上杨杏的奶水不足，一直离不开奶粉。说起来也怪呢，一般的奶粉她还吃不消，小家伙吃惯了大批发市场上才有的那种特殊味的“婴儿奶粉”。可是这个时候了，大批发市场也早关门了。再说，预计买十袋奶粉那二百块钱，从下午到晚上我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杨杏没像我预想的那样问问我二叔的情况，这很意外。我虽然不很痛快，但我还是很自觉地到楼下的食杂店买来了一袋普通奶粉。
我很被动地把奶粉袋剪开，熟练地用小勺取一些奶粉放到杯里，又把开水倒成温水，再将调匀的温奶小心翼翼地倒进奶瓶中……
“你们家总来人，我算倒老霉了。”妻一边悠着已经睡着了的女儿一边说。
我想说，我们家就这样，愿过不过！但我还是没有说出来。我只是说：“是我愿意让他们来呀？”我看了看可怜的女儿，强压住心头之火，没有发作。
女儿一小会儿就醒一次，“啊啊”叫着，小嘴直吮被角，显然是饿的。可杨杏把装有普通奶粉的奶瓶子放到她嘴里时，她只是狠狠地吮几口又马上吐出来，愤怒地“啊啊”叫……
屋子小，又不太通风。看着杨杏被汗湿透了的后背，我又觉得很对不住她。自从有了女儿，她起早贪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还要带孩子。早已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女大学生，也不再是从前那个有些娇气的独生女了。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目前的处境就是这样。也许我们应该满足才是，在很多人眼里，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在这个拥挤的城市里，有多少年轻人连这样的小房子还没有呢。
我不知动了哪根恻隐神经，亲自动手给一直不太高兴的杨杏做了一碗热汤面，还打上了两个荷包蛋。
杨杏毕竟有文化有修养，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吃了面也就好人一个了，还很热心肠地打听：“二叔住哪了？咋不回家来住呢？”她的问话反倒显得我对自己的亲人不够热情了。
我说：“担心二叔得的是肺结核，怕传染，就不好让他们来家里住。”
“肺结核？那可得抓紧治呀！”杨杏显得有些急。
“再抓紧也得等明天医院大夫上班呀。”这时我感到我和杨杏真的还是一家人。
接着，我和杨杏又像一家人一样唠了一些关于二叔和两个弟弟的事……
后来，杨杏还帮我看了下午没看完的校样。她戴上眼镜，很认真的样子，竟比我看得快，我们一直看到后半夜二点多才看完。
大哥很晚才给我来个电话，说：“回来得太晚了，明天一早去看二叔吧。”
大哥的电话把女儿吵醒了。女儿再也不肯睡，一直闹到天亮……
四
我和大哥都是到单位点了个卯就来到二叔的住处的。
看病远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在这个城市生活十多年了，虽说享受着国家给的公费医疗，可真就没怎么到医院来过，更谈不上住院了。有个头痛脑热的小病，更多的是到附近的药店买点儿药，真就没来几回医院。我替二叔排了半上午遥遥无期的长队之后，才有些真正认识了医院。中国人确实太多，生病的人也太多。
一上午眼看就要过去了，我仍在排队。在看病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任何进展。我和大哥还要上班的，这样下去让人有些承受不了。说实话，我心里急一阵火一阵的，又不能让二叔和两个弟弟看出来。中午休息，我们的午饭吃得没滋没味。
后来的事情还多亏了大哥。下午，大哥通过他的一个同学，费了很大劲走成了后门儿。那个同学的什么人是第二天的班，让我们回去等着，明天一早再来。
就这样，我们总算于二叔到来的第三天上午给我们的二叔做上CT检查。
又等了24小时（也就是二叔到来的第四天），我们终于等到了那个可怕的会诊结果——肺癌晚期。
这个结果既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我们面面相觑了一阵之后还是很快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但一时谁也没了主意。是不是得治呀？怎么治？两个弟弟也没有了主意。
医院的意思是，患者才五十一岁，虽然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但不忍心放弃对患者的治疗，建议家属住院化疗观察一段时间。
那位姓张的主任医师一遍遍责问我那位老实的大弟：“你为什么不早把病人带来？在癌细胞扩散前做手术至少能维持五年。当儿子的舍不得花钱给老爹看病，是不是？农村这路事儿最多，一个老爹能养活一大炕儿子，一大炕儿子最后不管一个老爹。”
姓张的主任医师嘴挺黑，说得大弟眼泪汪汪的。使本来按原计划不打算继续治疗的大弟迅速有了另一种决定——“哪怕倾家荡产，也要住院治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医院的治疗程序是：先打针吃药控制住癌细胞的进一步扩散，然后视具体情况实施化疗、放疗。我不太了解那些具体的治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我知道医院对癌症的医治恐怖而痛苦、漫长而昂贵。几年前我单位有位公费医疗的癌症患者治到最后弄得皮包骨头苦不堪言不说，也基本折腾个倾家荡产。那还是公费呢。
但我们还得瞒着二叔，就很认真地对他说：“这回确诊了，是肺结核，这病好治。”
二叔微笑着，看不出来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办完了住院手续，把二叔安置在病房后已是十点钟。
大哥说：“单位脱不开，不行下午再过来吧。”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给单位打了个电话，还好，我的那份校对工作已经让一个要好的同志代劳了。我就和大弟、小弟来到住院部楼下的花坛边坐下来。因为要想知道二叔的真实病情，必须得避开二叔。
“我二叔这病是什么时候得的？”我问两个弟弟。
“你二叔你还不知道？干活不要命，有病不吃药。三个月前大伙儿就劝他上县里瞧瞧，可他说啥也不去，还说一把老骨头了，没那么金贵，还是省点儿钱给就要出世的大孙子换糖球吃吧。”小弟快言快语地说。
“那最后是什么时候我二叔又同意上医院了呢？”我问。
“这才哪么几天儿的事儿呀，也就是两个礼拜以前吧。”小弟答。
“才半个月？”我又问。
“可不是咋的？两个礼拜前那天半夜，你二叔疼得直砸炕沿，实在挺不住了才同意我们套车拉他上乡。乡医院说是肺结核，吃药打针一个多礼拜也没见效果。没招儿了，就坐汽车上县，县医院诊断是癌！当时我们哥俩都傻眼啦！这可咋整啊！啊？咋整啊……后来我们就忽啦一下想起了大哥二哥在省城里，到省城去看看吧。”又是说话爽快的小弟抢先说。
又过了好半天，大弟说：“我爸原本不同意到省城来看病，他怕麻烦你和大哥。我也不想来，只是……”大弟有些语塞。
“别着急，我们会尽最大力量的。”见大弟欲言又止，我说。话说完了，我又好像感觉到自己的底气不是很足。
静了一会儿，大弟声音很低地说：“其实，县里确诊后我对我爸的病就已经绝望了。我们是农民，我们怎么有能力来治疗癌症这种病呢？那时我就想：爸，您只能等着慢慢死去了，您一辈子再要强再倔强也没有用了，谁让您是农民啊？谁让您不争气的儿子同样又是农民啊？后来我又想，我爸没来过省城，就带我爸去省城走一趟吧。我压根就没敢想是来治病，只敢想是走一趟，顺路再看看，万一不是癌呢。可是，可是省城的医院再一次宣布我爸得的是癌症……这一点儿也没出我的预料，一点儿也不意外。可是，可是在那一刻以后，我渐渐地不敢再正视我爸那孤独无助的眼神儿了。我从来没见过我爸有这样的眼神儿，二哥你也知道，我爸从来不愿求助别人的……但是他现在真的在求他的儿子呀！我爸瞅我的眼神儿和瞅别人的眼神儿不一样，这一点我时刻都感觉得到，我是他的长子，他一定认为他的命就掌握在他的长子手里，可他可怜的长子什么也无法为他做呀！二哥，真的，如果我死能换来我爸活我都干。二哥，咱们说他得的是肺结核，你以为他相信了吗？他只是没有勇气相信他是肺癌，他最了解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拿什么给他治癌呀？我爸的眼神儿只有我能看懂……”大弟声音越来越低，可句句让我撕心裂肺一般。大弟一向老实厚道，我知道他说的话毫无水分。说话时，憨厚的大弟和会说话的小弟对我二叔的提法都是不一样的：小弟总是“你二叔”，大弟则是“我爸”。
大弟没有直接说他要我们帮他一把，但我似乎有这样一种感觉：一双颤抖的手一直在向我和大哥伸举着，就像我常在上班的路上见到的那种无能为力的乞讨人的手。我不知道心中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真的能如我初见他们时说的那样尽力去帮助他们吗？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尽最大力量”呢？我好像正在回避着什么，虽然口头上仍很真诚地说着：“别着急，咱们慢慢想办法。”
“二哥，这几天可把你和大哥折腾够呛，都是当弟弟的无能。走，咱去食堂吃饭吧。”小弟一向机智，这时他却尽量表现出了一种轻松。
中午，我们把饭打到二叔的病房里。二叔说他不饿，没吃几口就放下了。一遍遍跟我说：“二侄子，你和你哥都有一大摊子工作呢，正是人生最好的时候，赶快忙去吧，千万别把正事儿耽搁喽。我这不已经住上院了吗，已经把你们折腾够呛了，下午快回去上班吧。”
我说：“单位下午没啥大事，我再坐一会儿走。”
后来，我留意观察了二叔，觉得大弟的话很准确。虽然大家都瞒着二叔，说他得的是肺结核，但从二叔间或流露的表情上看，他像早已清楚自己得了什么病。二叔偶尔挂在面部的表情是那种知道自己生命有限的人所特有的表情，是绝对的对生存下去的渴望。尤其是在我按照他的意思要离开病房，和他告别那一瞬，我终于看懂了二叔那种近乎贪婪的目光，表象是一种大气憨厚的拒绝，实质却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求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我的二叔也是惧怕死亡的，以前我一直错误地认为二叔冒死救我们很正常，因为二叔给我的印象生来就是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人。
回来的路上我一路都在想，当年二叔冒死救我和大哥的时候，他自己不正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吗？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正是“人生最好的时候”吗？而那时他为了他的两个侄子，却能纵缰跃马，义无反顾……
五
我觉得弟弟们随时都有张嘴向我和大哥借钱的可能性，或者说我和大哥随时都有把手里的钱借给弟弟们的可能性。总之，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了。
如果仍是我单身一人，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救二叔，但我已经是组成家庭的人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往出借钱（倾其所有）毕竟是一件大事。晚上回到家，我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做杨杏的工作。我铺垫了好半天，最后终于鼓足了勇气说：“二叔已经确诊了，真的是肺癌，晚期。医院让住院治疗，我看咋也得花几万。关键时候，咱们还真得借给他们点儿钱用。”
没想到杨杏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不高兴，而是惊讶得张大了嘴巴：“癌？得的真是癌呀？太可怕了，你咋不早点儿告诉我呢，我还以为是普通的肺结核呢。”
杨杏在确信并进一步了解了我说的真事之后，沉默少许。然后，她满怀深情而又不乏理性地说：“咱家现在确实有两万块钱，如果这两万块钱真能救了我们二叔的命，别说借，就是给，咱也得拿出来，行。可是，如果要用这两万块钱起到让一个癌症患者多活几天的作用，我真的觉得有些不太值得，你说呢。其实，不用我说，你自己也清楚咱们这两万块钱是怎么一块钱一块钱积攒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你觉得必须得拿，那你就拿，我也不能反对，人心都是肉长的，谁没有个亲人呢。”
杨杏并没有说不同意，又说出这样一番颇有见解的话，反倒让我一时没了主意，我似乎也有些觉得杨杏的话充满了道理。医生没说能活多久，一年？半年？三个月？可也是，让二叔受着罪多活一年半载的又能怎么样呢？可是，大家大眼瞪小眼地看着二叔得病了不给治，让二叔等死？又不是那么回事啊……我哪能让我亲爱的二叔在我眼皮底下等着死呢？那我真的太不是人了。
过了一会儿，杨杏又说：“在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里，有两万块钱实际上跟过去说的穷光蛋是一码事，只是我们不忍心承认罢了。如果没有这件事我还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些，其实我们自己也是穷人，我们拿什么去奢望拯救别人呢？万一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自己的父母病倒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我那坚强的挽救二叔的想法此时突然显得不堪一击了，是啊，我们有能力抵御灾难吗？只是我们尚未摊上灾难而已。我们实际上还远远没有拯救自己的能力啊，更何谈去拯救别人啦？
夜已经很深了，我只是出于习惯才选择躺到床上去，其实我毫无困意。我一直在琢磨：二叔这病治还是不治……治吧，还真就没钱；不治吧，那也说不过去呀。我真的太无奈了，我无奈至极。
这天午夜时分，电话突然响起来。又是大哥打来的。
“二良呀，是这么个事儿，我刚从我的同事家回来，他老爹就是晚期肺癌，目前在肿瘤医院化疗呢。三个月，花进去十多万了！人家哥兄弟几个都是开公司的，有的是钱，认老爹剩下这几天一寸光阴一寸金地过。我的意思是啥呢，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咱们实话实说……二叔跟人家老爹比不了，人家有好几百万，二叔哪有钱哪，二叔的两个儿子也没钱，最后没招儿了不就得跟咱们借吗？你说咱们借不借吧？两个弟弟根本就不具备偿还能力，咱们借给他们钱咱们怎么办？再说咱们也没啥钱啊。二良啊，哥不瞒你，哥手上确实有三万块钱，可年底我单位集资盖房子，孩子还得上中学，哥也是奔四十岁的人了，不能总住一室一厅吧？今天下午，我还打电话让我同学问了他医院那个哥们儿，我让我同学套他点儿实话，问从现在开始给二叔用最好的药，二叔还能维持多长时间？我同学那哥们儿开始不说，后来才说。你猜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唉，怎么说呢？跟哥们儿我得说点实话，但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像你同学二叔这情况，顶多也就再能活半年，一个月两个月也是他，治疗价值不是很大。’我当时脑袋忽悠一下子，咱二叔这不完了吗，他才五十出头啊！不能就这样让他等死吧？后来，我冷静下来还是觉得没办法。回来后我一直琢磨：治，不就是让病人多活那么几天吗？等人走了，让子女们都背上沉重的债务？这到底值不值呢？难道说盲目地尽孝给二叔治病就人道吗？”
“事是这么回事，可我们怎么也不能跟大弟和小弟说就这么着啦，救不了啦。二叔总是用那种无助的目光盯着大弟，大弟心里压力相当大，救吧？没有钱；不救吧？所有的人尤其是二叔本人还都眼巴巴地盯着他，大弟想放弃也不容易呀！”也许是因为我刚才已经和杨杏探讨过类似的话题，所以我没觉得大哥一直陪着小心的想法怎么怎么缺乏人情味儿，还顺着大哥的思路说了上面这样的话。
大哥听我这样说，以后的话就更加坦诚。“我们怎么能直接去劝这种事呢？这事得让医生去做工作。我同学帮咱们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关键就是设法让大弟决定放弃治疗。但是，大弟自己不能说不治了，这样有不孝之嫌；当侄子的就更不能张罗打退堂鼓，那样显得太无情无义；只有做医生工作，让医生从医疗的角度来当众说服大弟是最好的办法。我同学的哥们儿说了，别看那个姓张的主任医师满口******孝道，实际上最不是东西，最吃那个。只要给上钱，让他说啥他就说啥。我同学的哥们儿说五百块钱就能搞定他。二良，你可别多想，在这件事上，我们真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我们还不具备那份能力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大哥，你看这么做好吗？”我突然觉得我们的二叔好像在远处正看着我们。
“现在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呀。对了，我还没跟你说呢，我同学说了，咱二叔目前这个身体状况，说不行就有可能不行，万一不行在这个城市里，据说火葬场接收外地人手续相当繁琐，弄不好咱们还得雇车往回运，大热的天，费劲着呢，整不好，车都雇不着。让我同学说的，我现在都担心啊，二叔要真老在这儿可咋办啊？我们可不是见死不救，我们确实是没有这个能力呀！就这样吧，没有别的办法呀，这事真得快点儿办呢，我先让我同学给那个主任医师打个电话，我们明天一早就去办吧，我撂了，噢？”
我一夜未眠，觉得人是最会寻找理由和借口的残酷动物……
六
大哥很早就来了电话，说他的同学已经和姓张的主任医师联系过了，说能行。大哥说：“为了保险起见，咱就得多给点儿。我同学说拿五百肯定能办成。咱们得一棒子打住，万一姓张的不干咱们成啥了？你说呢，二良？”
“你就看着办吧，这事我还能怀疑你拿回扣？”我突然觉得有些心烦意乱。
“那就这么定了，咱俩就别一人出二百五了，也不好听，就一人出五百吧。”大哥说得好像在和我做买卖。
“行行，我都出也行。”我觉得我们真都是“二百五”。
上午8时30分，我和大哥怀揣着用红纸包好的一千块钱钱准时来到省医院。
我一直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觉得我们怀揣着一个巨大无比的阴谋，我觉得我和大哥就像小时候看的电影中那种最坏最坏的特务。不论怎么说，姓张的主任医师从本质上都是二叔生命的最后一个维护者。无论他的真正目的如何，只要他坚持主张给二叔治病，二叔的生命就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而我和大哥却要用这一千块钱把这个举足轻重的“维护者”给拿下来，我们要像儿时看过的战斗故事片中解放军攻克敌人最后一个碉堡一样把他炸掉。而此时的我们不像是英勇善战的解放军，我们更像那些苟延残喘的敌人。
我们像贼一样从二叔所在住院部门口溜过，直奔三楼主任医师的办公室。
姓张的主任医师竟一个人等候在屋里，像事先约好的一样。
把我们让进门后，他挺平静也挺客气地让我们坐下，还给我们分别倒了一杯水。
我忘了我们是如何堂而皇之地切入主题的。只记得大哥极不自然地坐下又起来，起来又坐下。最后终于把红包掏出来，慌乱地塞给了那个主任医师。
接下来，在大哥吞吞吐吐地想要说明意思时，主任医师很有经验地先说话了：“谁家有了病人谁不闹心，常言不是说嘛，‘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年头儿，老百姓得了这种难治的癌症，谁家摊上也是够呛的事。治吧，倾家荡产，不治吧，心如油煎。十指连心，都是亲人啊！”
我没想到姓张的主任医师竟也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说起话来通情达理、实实在在，也比从前和蔼多了，就像换了一个人。
我们事先的各种担心就显得非常多余，一切进展得比预料的还要顺利。
此时，我和大哥只剩下主任医师能否说服大弟的顾虑了。正当我们想和他研究怎么说服大弟时，主任医师站起来送客了。
主任医师拍着胖胖的肚子说得轻松极了：“唉，肺癌晚期，这病也确实没有什么治疗价值了。不就是想让他们回去嘛，我敢保证，他们今天不走，明天肯定得走。”
“要是……”大哥心里好像还是没底。
“放心吧，一切包在我身上行了吧。还有别的事吗？如果没有，你们可以走了，我还有我的事。”姓张的主任医师就有些不高兴的样子了，说完就把门关上了。
我和大哥就灰溜溜地来到了楼下的住院部。我们忐忑不安地敲门走进二叔的病房时，两个弟弟正给二叔喂饭。
二叔看见我和大哥来了，饭也不吃了，热情地让我们坐下并和我们说话：“你们俩不去上班，这么早就跑来看我，这可不行啊。唉，我这一来，两个侄子可受罪喽……”
二叔一定认为我和大哥是为了拯救他而来的，他绝对不会想到我们会给他来上那样一手。我有些不敢正视二叔，也不知道还应当对我亲爱而可怜的二叔说些什么。我这时格外羡慕起那些我平时不怎么瞧得起的大款来，如果我或大哥有一个人像他们那样富裕，我们做人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自责和猥琐。
大哥一直很亲热地和二叔唠着家常，我不知道他的心情是否和他的表情一样平静。
后来，当二叔说到再有三个月就能看见大孙子时，他显得格外激动。二叔的脸色也显得红润了许多，一点儿也不像一个重病缠身的晚期癌症患者。
不过，唠了一会儿二叔却突然说：“死，二叔倒是一点儿也不怕。二叔就是想看看大孙子长得什么样儿，咋也得让二叔看看自己的大孙子再死呀。”二叔说得很认真，像在开玩笑又不像在开玩笑。
心灵感应？就像当年二叔从遥远的地方奔来救我们一样？我又一次有了这种切实的感觉。难道说二叔知道我和大哥刚才在楼上的举动了？我正心惊肉跳地思想时，一位护士走进来通知道：“3号床（二叔的床）的家属，请马上到三楼主任室去，张主任要谈一谈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除二叔外，我们就都到三楼的主任室来了。
姓张的主任医师和几位主治医生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们一进屋，姓张的主任医师就吩咐一位值班医生宣读几日来的医疗报告和临床表现。
然后，姓张的主任医师表情极其严肃地总结说：“医院从不放弃对任何患者的治疗，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然而，从一位医生的职业道德出发，我不得不深表同情地透露给患者家属真实情况，患者已是肺癌晚期。”
一时间，整个房间里鸦雀无声，就像所有人都窒息了一样。
姓张的主任医师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又鉴于患者是位农民，家庭状况比较困难，我个人建议还是不要花这些冤枉钱了。治疗也是白遭罪，而且治疗的价值不是很大……噢，我说多了。按理说，我是医生，应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不该谈这些的。好了，至于下一步怎么走，我还是要尊重患者家属的意见，我不该在此感情用事的。”
大弟瞅瞅大哥，瞅瞅我，又回头看看小弟，大弟明显已经没有了主意。好半天才说：“张大夫，您看我爸这病是不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张大夫，我们是没钱，但哪怕有一点点希望，我们也不忍心放弃呀。既然您已经把实底儿都告诉我们了，还是请您帮我们出个主意吧，我们就听您的了。”
“这种事我可不能替你们做主，治与不治还得你们自己定。”姓张的主任医师表情非常庄严地说。
“大哥、二哥，你们说呢？”大弟更加没有了主意。
“主要是我二叔已经是肺癌晚期了，要是早确诊就好了。”过了一会儿，大哥不得不表个态式地说。不过他几乎说了一句废话。
我又能说什么呢？我不敢抬头去看任何人。我想，那些大夫，尤其是那个姓张的主任医师一定会发自内心地看不起他们眼前这四个姓王的男性公民。
等那几位医生都走了之后，姓张的主任医师一改庄严神态，对仍然没拿好主意的大弟说：“要是听我的就赶紧回家，好好尽尽孝道，老爷子想吃啥，就给买点儿啥。别看我是大夫，我老爹要是有了今天我也没辙。依我看，多弄些止疼的药，让病人死前少遭点儿罪，别的呀，都是扯蛋。”说完他也急火火地出去了。
大弟又用征求意见式的目光看看大哥、看看我。
我想躲开他的目光又没躲开时，大弟咬了咬牙说：“大哥二哥，那就得麻烦你们了，想法儿帮我多弄些杜冷丁吧。我爸一辈子没享几天福，死前就让他少遭点儿罪吧。既然已经到了这步，我们还是回去吧。”大弟极艰难地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说话时，眼泪就在他的眼圈上转着。
大弟果然决定回去了。下楼时，我的心脏更加剧烈地跳动，腿也颤抖得厉害。
杜冷丁是严控麻醉药，只止疼，不治病。癌症患者疼到挺不住时，打上一针能缓解疼痛。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常识。
我们下一步就是想法要把这种药多给我们的二叔弄来一些，好让他心满意足地带回家去“治病”。
我和大哥的目的很快就达到了。
为了让事情进展得更加顺利一些，以免发生夜长梦多式的变故，大哥马不停蹄地去做他不得不做的事情去了。他没有来到楼下二叔的病房，而是直接下到一楼，打了个出租车找他那位医院工作的同学弄杜冷丁去了。
和两个弟弟来到二叔的病床前时，我心里极不是滋味。二叔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望着我们。
大弟不等二叔开口，抢先说：“爸，刚才大夫们会诊了，说你这结核病见强。大夫说这里费用太大，说咱们回家去治也行。”
小弟也声音不大地说：“让回去就回去吧。”
这时，我的呼机响了，是大哥传我。心如刀绞的我得以从二叔的病房里走出来。
我到一楼的公共电话亭给大哥回的电话，大哥在电话那头说得很激动：“我在我同学这呢，我同学这回可帮了咱大忙了，他一个电话就给弄到几十支。再等一会儿，我和我同学这就去找他的另一个哥们儿，我同学说他那个哥们儿还能给整一些。弄好了的话，还可以找其他人再弄点儿呢。”大哥话语中充满着胜利者的喜悦。
放下大哥的电话，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我独自来到住院部外面那长长的走廊。我漫无目的地来回走着，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儿，我才下意识地想起可能就要出院的二叔。说不定二叔他们正等着我呢，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向二叔的病房走去。
我来到二叔的病房时，他们已经基本上收拾好了东西。我试图想为他们最后做点儿什么，可绕来绕去的我好像一点儿也插不上手，我不知道还能为我的二叔做些什么。
后来，我就坐在二叔的床边，一遍又一遍地昧着我的良心跟二叔说：“二叔啊，大夫让咱们回去治，咱们就回去治吧。在这住院也一样是打针吃药，费用还挺高的，真不如回家去治方便。大夫还是挺理解我们的情况的，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二叔就微笑着看着我，看着大家，能看出他心里并不情愿，嘴上却说：“实在不行，那就回去治吧，我听你们的。”
下午两点钟左右，大哥回来了。大哥进门后和二叔说的那几句话竟与我刚刚说过的话惊人地相似。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恶心极了……
我们刚强而善良的二叔没有让我们的灵魂在最后的时刻更加猛烈地颤抖。
我没想到所有这一系列本应非常繁琐的事情会让并不高明的我和大哥办得如此顺利。就在这天下午三点钟，我们如愿以偿地为我们的二叔办理完了一切出院手续。接着，我们很快又为我们的二叔和两位老实的弟弟买到了当天晚上五点多的回程火车票……
我一阵阵觉得道貌岸然的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二叔提前打发向了那亘古无返的黄尘古道，而我们的二叔还一边走一边微笑着回过头来和他的侄子们亲切挥手……
我偷着出去擦了几次泪水，我觉得那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鳄鱼的眼泪”。
最后护士来清理床位时，二叔一度拉住我和大哥的手说：“本打算到家里去看看孩子们的，可肺结核这病去不了啦。”二叔还颤抖着手从腰包里拿出200元钱，说：“二叔的一点心意，就替我给两个没见过面的小孙女买点儿吃的吧。”
我和大哥说什么也不要，大哥说：“二叔病了，正需要钱，我们本应该给二叔拿一些才是，这样怎么好……”
“这些天你们没少破费，二叔就这么点儿意思，听二叔的。”二叔要生气的样子，直到我们把钱收下。
后来，二叔还信誓旦旦地说：“等我的病治好喽，我就承包村里的稻田，我每年种上他二十垧地的水稻，到那时我再来看望孩子们……”
在我的记忆里，那天二叔一直微笑着。
七
我们把微笑的二叔抬出了住院部……
我们把微笑的二叔抬进了城市的出租车……
我们又把微笑的二叔抬上了开往北方乡村的普快列车……
八
没到一个月，乡下就传来了二叔去世的消息。他们说，二叔回家后不再有那种求助的目光，他一直微笑着，直到死他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
三个月后，大弟的儿子——我二叔一直做梦都想看看的大孙子——诞生了。
人们都说我们的二叔是得癌症死的，可我却分明记着——二叔死于一场谋杀。
因为我知道，如果二叔不是被谋杀了，他还要为他的孙男弟女们种上二十垧地的水稻呢？到时他还要来看望孩子们。
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做着关于亲人二叔的梦。梦中，勤劳、善良、勇敢的二叔手里捧着黄灿灿的水稻，仍然微笑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