銮驾是帝王的车舆，銮驾是一朝一代一切车辆的菁华聚萃。在当代的人们正追逐着国内的“红旗”“奥迪”与国外的“奔驰”“林肯”“劳斯莱斯”“凯迪拉克”这些“总统轿车”而津津乐道、注日艳羡之时，可曾想到在机动车辆出现以前的古代帝王车驾又该是怎样一种至尊的形象？
车的历史并不稍晚于文宁的历史，传说黄帝之所以被称为轩辕氏，正是因为在他的时代发明创造了车舆，有了车舆，才进面有了仓颉以一轴、一舆、两轮为线条创造出来的象形的“车”字，才进而有了人类文明借助车轮滚滚而飞速发展的契机和动力。如此说来，作为人文进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的陆路交通运输工具的发迹史至少可以上溯到五六千年以前了。然而遗憾的是沧桑剧变，岁月无情，木者腐，铁者朽，即便是至尊至贵的古代御驾也终究没能以实物的形式留存到今天，更无论汉代以前的车驾——虽然发现了不少的车马坑，也包括秦兵马俑坑中的上百乘车辆，无不因为都是早已腐朽不堪的木车而难以准确复原，更加之当时文字记载的匮乏，人们就只能从后代有关车制的文字与绘画中去推测周穆工西赴瑶池的乘舆是何等的气派，去想象秦始皇东巡泰山的銮驾是怎样的风采。至于古代车舆，特别是帝王的銮驾，诸如形制构造、系驾关系等一系列疑团，也只好冻结在岁月的长河中，去等待那涣然冰释的一大。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80年12月3日，这是世界考古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秦陵考古工作者在陵冢西侧20米介于内城西门与地宫之间发掘了一个面积200多平方米的车马陪葬坑。坑中共有5个甬道，每个甬道安置1组车马，白南而北，前4组车马为木车真马，而最北边的甬道中则出土了1组青铜车马，计2车、8马、2尊御官，其大小都相当于真车真马真人的1/2，总重量约2.5吨。这组铜车马原本安放在一个长方体的大木椁中，木椁早已朽烂，以致填土坍塌，车舆被压挤成一堆碎片，人与马也多腿折身戏，总计碎片与零件达3000余件。为了让世人早日欣赏到铜车马的形象，考古工作者先是龠战了三个春秋，修复了这组铜车马中后面的一辆，即二号铜车马，并于1983年10月1日对外公开展出。接着，又付出了五年的心血，修复了一号铜车马，并于1988年5月1日与二号铜车马一起配套展出。1997年“秦陵一号铜车马修复技术”还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标忐了我国大型青铜文物修复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昔同始皇帝的銮驾风采重现之日，正是海内外游客万日所瞩之时。弹指三十年，人们络绎不绝、慕名而来，目睹铜车马精美的造型、华贵的装饰、完备的驾具和精湛的制作工艺，无不在万分惊诧之中发出由衷的赞叹，赞叹这继兵马俑之后中罔乃至世界考古工作的义一巨大成就，赞叹这人类古代文明史上的义一伟大奇观。
一号铜车马名叫“立车”，又叫“高车”。车体小巧玲珑，车舆坐面长48.5厘米，横向宽74厘米，呈横向长方形。单辕两轮，驾驭4，5，系驾结构十分完整，车马前后通长2.25米，车轴两端距离95.5厘米。车舆中竖立一柄开口直径1.22米、22根弓骨支撑的伞盖，伞柄上的错金银夔龙夔风纹饰精美之极，这一伞盖使车的绝对高度升至1.68米。车舆前面与左右三面有拦板，后面敞开，舆内可容2至3人，车厢前安置1柄弩机，在前拦板内和左拦板上各有1个箭菔（箭匣），共装有62支铜箭镞，其中有4支平头镞，推测是用来友射信号的。车厢内有盾菔（盾袋），内装1盾牌，正反两面布满艳丽流畅的几何与云龙纹饰彩绘。这是迄今首次发现的秦代同时也是考古发掘中出土年代最早、形状最完整的青铜盾牌，与1952年湖南长沙五里牌406号楚墓出土的高约63.8厘米的战国彩绘龙凤纹漆盾相较，在形制与纹饰上都十分近似，因而对研究秦代乃至上占三代兵器中盾牌的形制与质地无疑有着重要意义。车厢内有1尊立姿御官俑，高91厘米，头戴鹗冠，背负长剑，腰佩玉环，双手绾着驭马的辔绳。神情安详，体态松弛，俨然一副整装待发的容姿。四匹铜马，沉稳精壮，造型逼真，平均身高约0.6米，身长约1.12米，马首高0.9米，驷马中外边的两匹叫骖马，负责牵引，里边的两匹叫服马，主管驾辕，每匹马两条辔绳。此外，络头、颈带、腰带、鞫绳以及胸前的璎珞、右骖马头顶的纛标等一应俱全。统观这一号铜车马，就如同今日总统检阅时乘立的敞篷轿车，显然是用以短距离如宫廷里、城区内的巡视等。另外，在不乏皇室华贵的装饰及趋于轻便的造型中又配有兵器，则说明这种“立车”应该还具有在战场上供帝王或高级将领观察指挥或开道警卫的“兵车”性质。由此联恕到齐鲁长勺之战中，鲁庄公大败齐军，曹刿“登轼而望之”（《左传·庄公十年》）的乘舆，恐怕就是这种“立车”了。
“立乘曰高车，坐乘曰安车”（《后汉书·舆服志》）。
如果说一弓铜车马就像现代阅兵式上行驶在前面的立乘敞篷车的话，那么二号铜车马，就俨然像一辆行驶在后面用来安然坐卧的轿车了。
二号铜车马之所以被叫作“安车”，正是根据它的用途而言，更何况在二号车的一条铜辔索上还发现了四个朱书文字“安车第一”。既然两驾铜车马的用途不同，它们的形制自然就大有区别。首先，“安车”的车舆囚为要方便坐卧，就设计得比“立车”大而长。
舆厢呈“凸”字形，通长1.24米，分前、后两窒，前窒仅有护围的栏板，供御手跽坐驾车。后室全包，颇像一座草原牧民的毡包，左右前三面开窗，车门在后。
车内宽0.78米，进深0.88米，按1：2的比例扩大，差不多是个双人床的尺寸，完全可以自由坐卧。而那“蒙古包”的顶部，则是一面长1.78米、开口直径1.295米、36根弓骨支撑的类似龟甲状的椭圆形篷盖，正好将前后两室覆盖起来，御于也可以凭此遮阳避雨了。由于整个车舆长而大，使得“安车”车马系驾通长达到3.17米。
其次“安车”的御于也与“立车”的不同，呈坐姿，腰佩一柄短剑，身旁放一条长0.75米的锥形铜马鞭，神情则显得更谦恭谨慎些。另外，“安车”的金、银、铜质饰物与彩绘也比“立车”更加丰富华丽、光艳夺曰。据统计，“安车”有700多个金制件，900多个银制件，1700多个铜制件，零部件总数达3400多个，车驾总重量为1241公斤。当然，“安车”的4马配制以及单辕双轮30辐和系驾等方法还是与“立车”相一致的，应该都属于帝下车舆中属车或副车的一类。
据东汉应劭《汉官仪》及蔡邕《独断》等文献记载，当时皇帝大驾巡游乘坐的车舆是驾6马的“金根车”，其次“有五色安车，有五色立车，各一，皆驾四马”，再有驾4马的“五时副车”，总共有81辆属车（五色即车色以青、白、赤、黑、黄分别象征东西南北中五方之色）。“金根车”与“副车”共同组成浩荡的銮驾车队。驾6马的“金根车”还未发现，而副车中的五色立车与五色安车则无疑是这一、二号铜车马的形制。由此，我们很容易想起当年张良雇佣力士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东南）锥击秦始皇的故事，那被120斤重的大铁锥打中的“副车”，恐怕也正是这“市车”与“安车”中的一种。而秦始皇第五次出游，暴死沙丘，李斯等人秘不发丧，将腐尸掩在鲍鱼之中以乱其臭，用辊辕车载尸以还，那所谓的“辊椋车”，据推测就是这种有户有窗、冬暖夏凉的“五色安车”。
白此以后，作为銮驾之一的“安车”，在氏间又有了一个“丧车”的俗称。
然而铜车马的发现究竟伟人在什么地方，它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铜车马是秦始皇陵地下王国的重要陪葬物，是秦始皇在冥间车舆制度的象征，当然也是对秦代皇室车舆形制及系驾关系的真实模拟，因而它不仅以完整清晰、精美豪华使人叹为观止，更重要的是，由于它的发现，终于冰释了千年以来由于缺乏文献记述而留下的许多难解之疑。
比如“左纛”位置的确定。“纛”是用羽毛制成谓之羽葆幢的“以指麾挽柩之役”的古代葬仪器具，如“及葬执纛，以与匠师御匶而治役”（《周礼·地官·乡师》），后来也演变成古代帝王车舆上的一个饰物标志，如《汉书·高帝纪上》所说的天子车“黄屋左纛”的“纛”，或注解为“纛，毛羽幢也，在乘舆车衡左方上注之”，或解释说“以聱牛尾为之，如斗，或在（即骖马）头，或在衡”，也有认为是“雉尾为之，在左骖当镳上”。就其置放位置而言，无论文献记载是在左车衡上，或是在左骖马轭上，抑或是在左骖马头上，却都因为缺乏可以信据的物证而莫衷一是。而秦陵铜车马的发现恰好解决了这一疑难，两辆铜车马的纛标都在骖马的头上，并且是在右骖马的头上，而不是左骖马。那义为什么叫“左纛”呢？有学者这样认为，车子左旋时，右骖马处在最突前的位置，而马头的纛标正可以为御手指示并确认方位，从而便于安全地左转弯，所以“左纛”的含义应该就是为左旋而设的“纛”。更有意思的是，如今靠道路右侧行驶的汽车也往往有在右前方的突出部位安装一柄旗杆标志，借以为坐在驾驶室左侧的司机指示右前方部位，以便于左转弯时确认安全距离，这难道不正与秦始皇陵铜车马的“左纛”功用属于同样的运转机制吗？
再如失传已久的占代轭（马颈上的套具）靷式（即以轭驾车，以靷绳拉曳）系驾方法又重新被发现，而且还能够准确地被认知。
所谓系驾，就是马与车是怎样配套，怎样驾引的。今天的马车采用的是从元代开始的鞍套式系驾法，而从元代以前一直上溯到西汉，则采用的是胸带式系驾法，这两种系驾法都是以双辕车为前提的。那么先秦车子的乘驾方法又是怎样的呢？既然先秦的车子是单辕而不是双辕，其系驾方法无疑也不尽相同。为此，尽管长期以来中外学者费尽了心思考证，有的主张颈式系驾没有靷绳，以轭承衡挽车前行，这种方法在8世纪以前的两方仍有使用。有的认为先秦时期已经采用如同后来的胸带式系驾法了。然而，推测终归是推测，铜车马的向世，系驾关系鲜明，靷具挽具齐全，部位准确，形制逼真，使先秦车了的系驾方法一目了然。
其系驾关系是：内侧的两服马皆以颈驾轭，再以轭连衡，以衡拉辕，以辕带车。轭具呈鞍桥型，双肢扁平，内侧附有软皮质衬垫，以防马颈损伤，同时也能增强承受力。外侧的两骖马颈部无轭，套靷绳挽车，而且是4匹马各系1条靷绳，连系到车轭、车轴。服马负力靠肩胛，骖马负力靠胸肌，不至于压迫喉管影响呼吸，从而能奔跑白如，力量与体能也可以得到合理而充分的发挥，这无疑比地中海地区与两河流域古代车马的颈带式系驾法和古印度的犄角式系驾法都要科学而优越。这种先进的系驾法，就是我国古老的单辕轭靷式系驾法。这一发现，澄清了多年的疑谬，弥补了文献的不足，并以全新的面曰促使中国古代交通史的研究有了一个突破意义的进展。
又比如关于辔绳的数日与执法的问题，在《诗经》中有许多“入辔”的说法：“驷贼孔阜，六辔在手”（《诗·秦风·驷威》）、“我马维骐，六辔如丝”（《诗·小雅·皇皇者华》）、“四牡騑騑，六辔如琴”（《诗·小雅·车辖》）等等。
按说四马之车用八条辔绳，却为何要说“六辔在手”？义究竟是哪“六辔”握在御者手中呢？
当铜车马形象准确地站在我们面前时，以往一切的揣测和推想便都迎刃而解了。答案是：两匹服马的外辔和两匹骖马的内、外辔均掌握在御官手中，这就是“入辔”最准确的含义，从而纠正了自占以来认为将两骖马的内辔系于轼前的误解。另外，铜车马四马均为单靷的事实，也澄清了以往四马八靷或骖马有靷而服马无靷的错误认识。
《考工记·国有六职》认为：“一器而_工聚焉者，车为多。”《后汉书·舆服志卜》也说“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车最多，是故具物以时，六材皆良。舆方法地，盖圆象大，三十辐以象日月，盖弓二十八以象列星”。不错，除了完备的系驾结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铜车马所再现出来的车舆形制及其卤簿文化理念也同样无愧其“千古一驾”的地位。因为它是中国古代第一乘最完整且最真实的“金根车”銮驾的化身，这不仅让后人终于认识了秦代乃至商周时期銮驾的总体形象，而且，还借助于青铜的质地，有幸将一切精巧准确的车舆构造细节，哪怕是一枚销钉，一处了母扣，一条铸焊等数干个交接关系，都十分清楚、略兀缺火地保留到了两干多年以后的今天。比如秦始皇当时的“车同轨”制度，究竟统一车轨后的尺寸是多少，史籍疏漏不载，而铜车马的发现，终于使人们测算出了秦代车轨的宽度近乎两米。这个价值和意义不能不说是非常重大的。当然，这组铜车马更为珍贵处还表现在它也是曰前发现的最甲_的、唯一完整的大型铜车马。据说，耸立在欧洲中世纪最大的教堂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门楼上的那四匹占罗马时代的大型金色铜马，原本也有一辆车舆，可惜早已无踪兀影。当然若论马的形象，其铸造艺术的精美似不亚于秦陵的铜马，只因不成完璧，所以也就失去了与秦陵铜车马并驾齐驱、东西辉映的资格。这恐怕正是人们称赞铜车马是“人类的财富”“世界的奇珍”的道理所在。
罕于说到铜车马的铸锻工艺水平和锡铜合金比率及其惊世骇俗的造型艺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个叹为观止的镜头：华盖的厚度仅在1至4毫米之问，而面积却有2.3平方米，不能不令人惊诧叫绝。马首的纛标与胸前的璎珞，是用0.5毫米铜丝制成的，模仿得与牦牛尾一样，惟妙惟肖。颈饰上肉眼看不到的焊缝，必须在24倍的放人镜下才能发现，堪称鬼斧神工。一些交接处的槽孔的处理和活页、子母扣及钮环的连接，与其说是极为规矩，不如说是相当高明，以至于有的地方似乎不敢相信手工磨铧所能达到的。200多公斤重的铜马，肌肤筋腱，几曰耳鼻，乃至鬃毛，无不栩栩如生，呼之欲行，而其剽悍雄壮的英姿也比兵马俑坑中的陶马要更胜一筹。还有那些美轮美奂的彩绘花纹与装饰图案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感，如铜车马白色的主调以五方色的文化理念而论，正象征着其位于秦陵的两侧以及秦人崛起于两方的方位；趋于抽象的图案，淡化了夏商周三代以来所崇重的兽向夔纹的恐怖与神秘。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也唯其如此，铜车马方能与司母戌大方鼎比肩，共享“青铜之冠”的盛名而毫无愧色。作为青铜器物的代表，铜车马不仅是秦代青铜铸造技艺的结晶，而且标志着即将为“铁器时代”所取代的整个“青铜时代”铸造技术经验的一个全面总结。作为杰出的楷模，铜车马竟成了青铜文化的一束回光返照，但这束光照却显得无比的灿烂辉煌、无比的激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