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清军进驻北京，并不意味着明王朝的彻底完结。在东南和西南地区，相继出现了以福王朱由崧为首的弘光政权和鲁王、唐王、桂王等南明政权。这些象征性的******，历史上统称为“南明”。
南明政权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是与各地人民坚持抗清斗争分不开的。在南明政权的抗战派中，也出现过一些同农民起义军联合抗清的慷慨悲歌之士，文安之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文安之，字铁庵，天启进士，湖广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人。任翰林院编修。为人正直，不阿权贵，遭到魏忠贤忌恨，被免去官职。崇祯即位后，魏忠贤贬死，文安之被召为国子监祭酒，后因冒犯权臣，遭诬陷再次罢官。
清军入关，弘光、隆武先后任命他为詹事府詹事和礼部尚书。由于路途遥远，交通阻塞，几经周折之后，敕书才送到他的手中。他还来不及整装赴任，这两个政权就相继倒台。接着，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建立了永历政权。那时，大学士瞿式耜广招人才，他深知文安之的人品学识，称赞他是“历朝人望”，奏请永历帝召他入粤供职，共图恢复大计。
李自成通山殉难后，清军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明朝的残余势力。那时，大顺、大西军余部已同南明结成抗清联合阵线，曾一度在东南、中南一带掀起斗争高潮。但是，南明政权积弊难返，病入膏肓，就连隆武帝也不得不承认：
“国难当头，而我朝官员却不图进取。他们有的拼命攫取，中饱私囊，有的结党自重，阿谀逢迎，致使百姓有苦难言，有冤不伸。”到了永历朝时，政风更加败坏。当权者整天浑浑噩噩，全不把恢复大业放在心上。一部分顽固守旧势力，仍以“报君国之仇”为借口，极端仇视尚在各地英勇抗清的农民起义军，对大顺、大西军余部，处处设置障碍，事事给予刁难；甚至制造分裂，企图吞并瓦解，使已经组成的抗清统一阵线始终无法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那时，大顺军的余部由于受到清军和南明军队的夹击，师疲力尽，械少粮乏，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向北转移，退出了反清的主战场。大西军将领孙可望、李定国又长期不和，积怨难解，终至反目成仇，相互攻杀。抗清阵营中的内讧，给清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文安之见国运艰危，心里十分着急，强烈的报国之心，使他不顾路途艰险，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从今湖北宜昌去广西梧州朝觐永历帝，请求为国效力。永历帝对他的一片赤诚之心并不十分理解，一直未予任用。
半年之后，还是在部分正直官员的敦促下，才勉强让他担任东阁大学士。正当他着手整饬朝纲、准备重振朝廷权威的时候，一些趋炎附势、奸佞无耻的小人，又背后扇起阴风；就连过去声言他是“翰林先辈”的官僚政官，这时也过河拆桥，怂恿大西军将领孙可望废永历帝以自立，充当朱温式的角色。但终因慑于舆论的压力，阴谋暂时未能得逞。孙可望拥兵自重，胁迫永历帝敕封他为秦王，雄踞滇黔，私设官属，拟订朝仪，俨然一国之君。他派人对文安之说：“文阁部若能为我所用，定当委以军国重任，权位不低于内阁首辅。”文安之丝毫不为所动，断然拒绝了孙的利诱。
文安之对大西军的另一将领李定国却十分钦佩，委以防守大西南的重任。他对大顺余部也寄予厚望，认为他们是一支久经沙场征战的劲旅，奏请永历帝授给他们官职，让他们镇守川东各镇，使其在共同的抗清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请求永历帝让他到四川、湖北边境地区督师，以便团结那里的抗清武装，希望有朝一日能平定四川全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将永历帝接到成都，长期坚持斗争。
那时，文安之在内阁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既受到顽固派的排挤，又遭到孙可望的威逼，就连永历帝也对他不太信任。当他最后一次提出督师川、鄂的请求时，永历帝顺水推舟，给他加上了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鄂军事等一大堆空头官衔，将他“撵”出了朝廷。
这次“督军”，对于一个手无一兵一卒的南明******的官员来说，自然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文安之带着兵符印信离开梧州后，准备赶赴川、鄂边境，以朝廷的名义授给大顺余部、“夔东十三家”的头领以封号，团结他们共同抗清。
谁知孙可望早有吞并大顺余部之心，当他得知文安之西行的意图时，便在入川途中设下圈套，将他扣留在贵州都匀，准备加以杀害。还是一些正直的官员极谏，才保全了文安之的性命，押往毕节安置。不久，他瞅准一个机会逃出了虎口，昼伏夜行，忍饥挨饿，越过了重重高山，跨过了道道深涧，终于在永历五年（公元1651年）春进入了鄂西山区，和大顺军老将刘体纯取得了联系。
那时，号称有几十万大军的“夔东十三家”的主力，是以刘体纯、李来亨为首领的大顺军余部；还有一些名义上依附他们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以及一些反复无常的地主武装。势力最大的有谭弘、谭诣等人。他们各据地盘，守土自保，互不统属，有的甚至打着抗清旗号鱼肉百姓，欺压善良，为害一方。针对这种情况，文安之不畏艰辛，走遍了鄂西的山山水水，造访了村村寨寨。他知道，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单凭一纸空头的委任书或封官许愿是难以控制他们的。为此，文安之放下南明重臣的架子，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头领竭力交好，以忠义激励其爱国之心，使之懂得抵御清军的重大意义。在川鄂湘边界，还有一支由土族土司领导的少数民族队伍。文安之为了争取他们，不顾道路艰险，亲自来到高山密林的白溢寨，拜会土司，向他晓以大义，历数清兵入关以后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如圈占土地、劫掠民财等暴行。当讲到清军在扬州、嘉定制造的大屠杀事件时，文安之忍不住痛哭失声，在场的人也悲愤填膺。他们决心团结在永历帝周围，为保卫南明政权掀起大规模的抗清高潮。不久，土司率众来归，增加了抗清力量。
文安之懂得，在当时的环境下，要想在贫瘠的巴巫山区站稳脚跟，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必须紧密联系群众，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为此，他除了奖励人民发展农副业生产、命令军队“屯田自给”外，还大兴盐铁之利，与百姓“公买公卖”。史载：当时文安之、刘体纯驻地巴东长丰一带，经济繁荣，俨然成了一个热闹的集市。经过几年的艰苦经营，川、鄂边境确实成了抗清的坚固堡垒。就连远在闽、浙地区坚持抗清斗争的志士张煌言，也为之赞叹不已，并把恢复中原的希望寄托在文安之以及受他影响和控制的“夔东十三家”农民起义军身上。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叛徒吴三桂向西南地区进犯。行经四川时，探悉川、鄂边区抗清义军兵强马壮，认为是一心腹大患，急调陕西炮队入川防范。他以严明为永宁总兵，协同重夔总兵程廷俊合守后方，以固根本。
清军进入滇、黔后，永历帝由梧州退居云南永昌。这时，南明王朝已经危在旦夕。
文安之为挽回西南败局，多次率领农民起义军由水道进攻重庆，连克沿途州县。在重庆城下与清军浴血奋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使清廷大为震惊。
文安之挥师入川，牵制了川、鄂清军南下，减轻了清军对云南大西军余部的威胁，使李定国赢得了集结兵力实行反攻的时间，同时也鼓舞了东南沿海一带抗清军民的斗争意志。那时，郑成功、张煌言正联兵攻入镇江，包围南京，并收复了安徽的许多地方，与入川的“十三家”军遥相呼应。一时间，抗清的声势大振，吓得顺治准备御驾亲征。
然而，那时的永历朝廷僻处一隅，已经完全丧失了号召能力。不久，清军步步进逼，南明军连连失利，云南已无立足之地，只好由永昌退至腾越，最后流亡到了缅甸。接着，郑成功、张煌言战败。
在全国抗清形势进入低潮的情况下，文安之听说云南疆土全部沦陷，深知恢复无望，忧愤成疾，不久死于军中。此后，川、鄂边境地区的抗清武装，再次陷入混乱状态。在清军的围剿下，“十三家”头领有的英勇战死，有的屈节投降，部众很快分崩离析。川、鄂边区燃烧了十多年的熊熊抗清烈火，终于在康熙三年（公元1864年）八月彻底熄灭。
文安之临危受命，为抗击清军的进攻，与农民起义军风雨共舟、艰苦奋斗达十余年之久，虽屡遭挫败而矢志不渝的斗争精神，为时人所钦佩，也受到后贤的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