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后，董振堂听说何基沣在战役中跑路很多，负了伤，缴获又很少，为了表示对老同学的关切，他将这次战役中缴获吴佩孚的坐骑连同鞍具和20支长柄盒子枪派人送给何基沣，表示慰问。他还写了一封长信，勉励他鼓起勇气，争取在下一次战役中杀敌立功。何基沣接到信和东西后，既感激，又惭愧。他看到，吴佩孚用的鞍具都是用黄金装饰的，真所谓金鞍玉辔，看到它，就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过去的王侯。他反复地想：难怪人们都称绍仲兄是一位“不爱钱的将军”，如此金雕玉饰的贵重物品，他却慷慨赠送与我。夜里，何基沣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他越想这事越不对劲：人家董振堂出生入死得此贵重物品，他立下了赫赫战功，自己却不享用，今送与我，我虽没立那么大的功劳，但也是堂堂一国民军将领，人家能以军阀腐朽生活作镜子，我为什么不能呢？
想到这里，他当即提笔写了封信，打算征求董振堂的意见，把这套鞍具上交充公。董振堂接到何基沣的回信，一连读了三遍。他深为朋友如此觉悟而由衷高兴，正是英雄所见略同。他马上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赞同和支持何基沣的这种做法。何基沣接信后立即将那套贵重的鞍具上交了。
早在1927年4月，发生了所谓的“宁汉分裂”，即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的分裂。之后，摆在冯玉祥面前的两条路是倒向南京政府还是倒向武汉政府。6月10日召开的所谓“郑州会议”之后，冯取得了控制河南的大权，把驻在许昌、漯河一带的已接受武汉政府改编的原直系军阀部队靳云鄂部一个军包围缴械，又收编了刘镇华的部队。从此，河南绝大部分都成了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的防地。令人惋惜的是，时过不久，蒋介石邀请冯玉祥去徐州商讨所谓“北伐大计”。冯被蒋介石拉了过去，并在自己的部队中开始清党，汪精卫等人从郑州回武汉后，即准备分共，7月15日开始，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在此之后，宁汉双方逐步合流。冯玉祥在徐州的会议上表示与蒋介石合作，他从徐州开会回来，就提出要“欢送”在冯部工作的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实行“国共分家”的政策。扣押了总政治部的组织科长贾大容，说他宣传“赤化”；将方仲儒等32名政治工作人员，武装押送到开封，不满一月又送到武汉；7月中旬，对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著名领导人员，则赠了路费，礼送离去；同时，苏联总顾问乌斯曼诺夫也离开部队；这时，冯玉祥又怀疑同他一块赴苏考察的译电主任赵亦云思想赤化，恐怕是共产党员，突然把他调离了原来的工作岗位。苏进被调到洛阳军官教导团当队长。不久，苏进报考留日学生被录取，在日本学习3年时间。
刘伯坚临行前，董振堂为刘伯坚去送行，二人又进行了一次长谈。两人紧握双手，依依不舍。“绍仲啊，风云突变，你要好自为之。”刘伯坚意味深长地对董振堂说。
“感谢刘主任的教诲，请你放心，我们后会有期。”董振堂十分自信地说。
当时董振堂对“清党”很不理解，特别是对刘伯坚这样的共产党人也赶出西北军，他想不通，内心十分苦恼。他曾私下对一些好友说：“像刘伯坚这样的共产党人，堪称为人师表，可惜被赶走了……”同时，他对共产党的一批干部被赶走表示非常惋惜。
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离开了西北军，董振堂也因与刘伯坚的友谊受到牵连被免去师长职务，调到郑州军校任副校长。然而，刘伯坚他们所做的卓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却使董振堂等一批官兵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中国革命，这对西北军中一部分官兵后来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
至此，西北军由接受共产党领导而大发展，由于联蒋反共又开始走向衰败，这个过程给官兵以深刻教育。
这年秋天，与董振堂同时升任师长的河基沣也同时被调到南京去任冯玉祥的高级参谋。何基沣心中十分不快，当即表示坚决不干。冯无奈，又送何基沣到北京陆军大学去学习。赴京途中，何基沣特地绕道郑州去看望董振堂。何当时萎靡不振，借机大发牢骚，而董却情绪如前，仍然干得那么高兴，而且对何基沣入陆大学习很不以为然。他对何基沣说：“目前调离军队只是小挫折，也许是上级对我们的考验，如果在挫折面前能够不计得失更加勤勉地工作，说不定不出一两年，仍然可以带兵掌握实力。要是像你这样不负责任地一味发牢骚，闹情绪，那自己真会把自己弄垮的。”何基沣听了董振堂的话，对此前的所作所为有些后悔，但又想，如果能在陆大毕业了，今后是不愁没有办法的。何基沣和董振堂约定，今后更要密切联系。何基沣走了，果然，不久，冯玉祥为了实施北进作战计划，董振堂又被调到孙连仲部复任师长之职。
这年冬天，奉系军阀孙殿英部和白俄骑兵大队占据豫北卫辉城（今汲县），十分猖狂。董振堂奉命率部进攻，首先是步步逼近，迫使敌人退入卫辉城内，尔后展开激烈的攻城战。董振堂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不避石矢，受了伤也不下火线，率领全师将士攻坚克难，稳扎稳打，终于将卫辉城内的敌人全部歼灭，拿下了卫辉城。
1928年春，国奉两军在右起大名亘回龙、韩岭山、安阳城、水治镇，左至林县，长达200余里的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奉军兵多炮多，并有飞机坦克和多种新式武器配合作战，国民联军相对奉军而言，则装备比较简陋，只好构筑坚固的工事，依靠其他的防御手段抵御奉军的进攻。韩岭山一战，奉军凭借居高临下的优势地形和空军坦克的掩护，多次突破国民革命军的阵地，国民革命军则凭着英勇顽强的精神，加强阵地，奋勇抵抗，阵地多次失而复得。这支防御顽强的部队正是董振堂所率领的第36师。他费尽心血，鼓励部下并和部下同甘共苦，共克难关，苦撑苦打了三个月之久，虽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终于击溃了奉军。
四、移防河南
北伐战争结束后，董振堂所属部队奉命从河北向河南移防。正值端午节前夕，董振堂带队伍路过河北省深县，深县的鲜桃是远近驰名的，当时漫山遍野、庄前屋后的桃树正果实累累，队伍路过，伸手可摘，张口可尝。董振堂的家乡新河县离深县只有100多里，他童年时代就听过不少关于深州蜜桃的传说，谁都知道深州蜜桃是贡品。但此时此刻，他想到的是“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带兵宗旨，想到的是刘伯坚主任的谆谆教导，想到的是五原誓师以后每天与官兵的问答：“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于是，董振堂下了一道命令：“吃桃不留头，留头不吃桃。老百姓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能侵犯。”结果，部队路过深县，在老百姓心目中留下很好的印象。
部队走出桃乡深县，天就黑了。这天，部队在新河县城西南宿营，离董振堂的家乡西李家庄只有10多里路，他决定趁部队宿营之机探望双亲。到家后，乡亲邻里都围上来看，长辈们都夸董四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可是，当了师长的董振堂却一点当官的架子也没有，和乡亲们仍然是亲亲热热的。
到家时正是农历五月初四，董振堂看见父亲修了几间外面包砖的房子，就说：“爹，你盖房子干啥？”父亲说：“原先的房子漏雨，天一下雨，人家都待在家里，我们却不得安生。”振堂劝阻说：“将来人人都有房子住，你盖这个干啥，别盖了！”父亲听了很不高兴。心想：你这么多年了，光给家里捎书，不给家里捎钱，不说父母亲了，你媳妇和孩子靠谁养活呀？你不给钱，老大给点钱，我修几间房，你还不让。母亲和父亲是一样的想法，又看到他回家又是马是随从，家里穷还管不起吃住呢。所以，尽管妻子恋恋不舍，父母亲还是让振堂第二天端午节就走了。
董振堂离家时，父亲叫他把16岁的侄儿董光权带到河南去读书。董光权是董升堂的长子，董升堂在洛阳西北军训练总监部任职，董光权去找父亲，正好与叔叔同行，董振堂欣然同意，带着侄子按时回到部队。
到了车站，董振堂自己拿钱让警卫员买来一张火车票，交给侄儿说：“这是给你买的车票。你是家属，跟随我是办私事，不能乘公车。”那辆火车后面挂了几节董振堂部队的后勤车，部下知道董光权是师长的侄儿，叫他去乘便车，光权不下来，回答说：“二叔说了，不让我占公家的便宜。”
部队到了河南新乡驻防，叔侄二人住在里外套着连通的两间房子里，里面是卧室，外面是董振堂的办公室。董光权观察到，叔叔除了办公务就是看书，看起来特别认真，看一阵思考一阵写写画画一阵，书上到处都是密密的圈圈点点。每过一段时间，他就把看过的书用帆布箱子装起来，让回家的老乡捎回新河老家收藏起来，然后再买新书，再夜以继日地看书。他看的书有军事的、文学的、历史的，也有政治的如三民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但当时流行的一些武侠小说和社会言情小说，他一本也不看。
在新乡，第36师师部附近有一家织袜厂，厂主是新河县人，他听说董振堂师长也是新河县人，就请董振堂叔侄二人到他家里吃饭。董振堂不善言辞，推辞不过，叔侄二人就去了。没曾想，这个老板有两个老婆，这次是大老婆的住处吃的，他小老婆知道了以后，哭着闹着在她的住处也要请一次，老板没办法，只好又请了一次。之后，董振堂对侄儿说：“穷苦人连饭都吃不上，这些有钱人却要娶小老婆，你看这多不自由。我将来做多大官，也不娶小老婆。”
董振堂闲下来就是读书，从不外出游玩。但为了让孩子增长见识，有时也带侄儿董光权到街上走走。新乡虽说不上繁华，但对于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十六七岁的孩子来说，也算是眼花缭乱了，一路上问这问那，董振堂都一一解答。到了火车站，董振堂特意买了一碗炒面给侄儿吃，自己却站在一边看着。一位师长，可算是高官厚禄了，但他竟如此节俭，没有一点吃喝玩乐的军阀习气。
董振堂做事光明磊落，从不徇私情。有一次，新河县的两个青年同乡，刚从学校毕业来找董振堂，想在部队里混个一官半职，这对一师之长的董振堂来说应该是举手之劳。可董振堂却没有利用职权把他们留在部队，而是介绍他们到新河老乡开的一家工厂去做工，希望他们学成以后再去回报家乡。但这两个青年先后都跑了。事后董振堂感慨地说：“这些青年人，不想吃苦，只想做官，怎么能报效国家。”
董振堂后来又移防开封。一天晚饭后，他对侄子说：“走，咱们到火车站转转去！”一路上，看到一处冯玉祥用公款修的新村里住着老百姓，还用公费办了学校，就感慨地对侄子说：“将来中国都要像这样，老百姓人人有房子住，孩子有学上，农民有地种，工人有工做，那该多好呀！”
1929年1月，经多年军阀混战后，全国暂时取得了统一。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规定每个集团军为一个编遣区，每个编遣区只准编制12个师，多余的部队要进行遣散。当时，冯玉祥认为他在西北军事实力最大，对编12个师极为不满。因此，会议没有结束，他就以养病为名，离开南京，回到豫北辉县的百泉村。
在这次军队整编中，第36师改编为第13师，董振堂继续任师长。
不久，董振堂奉调驻防洛阳，任第13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洛阳是中国八大古郡之一，是九朝故都。历朝历代南来北往于此的人不少，在旧社会更是土匪的渊薮，不好治理。兵荒马乱的年代，散兵游勇，失意落魄军人为生活所迫，不惜铤而走险，拉帮结伙，或匪或盗，为害百姓，妨害地方治安。如将此等余孽一一绳之以法，一是社会本身动荡不安，涉及面这么广，怎么打击得了？况且中国自古就有法不治众之说。二是此类人等的沦落多半是有社会原因造成，如简单地以法治之，于情不忍。董振堂便通过地方开明人士，亲朋好友，对他们中的多数进行说服教育和妥善安排，有的协助找个小差使或做点小本生意，糊口度日，使之逐渐明事理、辨曲直、讲善恶、晓利害，自觉改过自新，不再祸害乡里。遇有极个别顽固不化、怙恶不悛的匪杆，即剿之，使地方治安一时得到改善。
董振堂在洛阳任职时，其兄董升堂恰巧也在洛阳训练总监部任科长，这是兄弟二人戎马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一地共事。兄弟俩一见面，董振堂先把侄子董光权交给哥哥，然后兄弟俩一商量，都认为趁此时机应该把二老和妻小接到洛阳来，好让一家人在此团聚团聚。
二老一到洛阳，父亲就先告诫兄弟二人说：“爹这一辈子自己种地吃饭，自己织布穿衣，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你们兄弟二人现在都当官了，你们可要记住，官当大当小是小事，可千万不能贪污。要是闹出贪污这种事来，咱老董家可是丢不起这个脸。再就是，你们可千万不要去坑害老百姓，带兵坑老百姓，缺阴德，你们可千万记住呀！”董振堂连连点头称是，并接上说：“你老人家要吃好些，注意保重身体。千万不要买地，也不要雇长工。土地多了是地主，地主家是出不了好子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