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扎在宁都的第26路军广大官兵根本不愿打内战，纷纷上书请愿，积极要求北上抗日，保家卫国。
广大官兵发出了“回北方，打日本”的呼声。他们有的说：“日本军阀把中国人欺侮得连狗都不如，我们还蹲在江西干什么？”有的说：“蒋介石让我们打红军，红军与我们无冤无仇。我们坚决到东北去，到抗日前线去。”
时任第26路军总指挥的孙连仲见众怨难违，加之他也不想再待在这南方异地与红军拼实力，便以第26路军全体将领的名义通电蒋介石，要求回北方，打日本，保家园。同时，不等蒋介石回电，即令第73旅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立即拔营北上。
9月下旬的一天，在宁都通往广昌的崎岖山道上，董振堂鼓励官兵说：“弟兄们，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这是我们西北军的传统，现在日本军队侵占了我们的东北，是到了我们‘誓死救国’的时候了，我们要开回北方去，抗日救国，决不能让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我国的神圣领土。”广大官兵一扫往日的愁容，精神为之振奋，情绪为之高涨。
9月的南方，仍是烈日炎炎，部队所过之处，尘土飞扬。刚刚向北走了60余里，突然前方枪声大作，第73旅旅长董振堂带着卫队策马赶了上来。
只见他的士兵们正隐蔽在道路两旁的小山坡后，先锋营黄营长急匆匆跑过来报告：“是朱绍良的部队开枪对我们警戒，说什么没有蒋委员长的命令，第26路军不得擅自撤离防区，否则后果自负。旅长，下令打吧。咱们揍这狗日的，冲过去！”
董振堂剑眉一皱，怒火中烧。打还是不打？朱绍良部可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广昌就有几万人马，冲得过眼前的胡嘴岭，冲得过广昌？他蒋介石在这漫长的数千公里道路上随时都能纠集起重兵，凭现在第26路军这几万人马恐怕永远也到不了北方的抗日战场。
怎么办？董振堂焦灼地犹豫着。这时，总指挥孙连仲派传令兵送来了蒋介石责令第26路军“死也得死在宁都”的电报，董振堂气得将手里的电报撕了个粉碎，痛苦地喊道：“撤！”
就这样，第26路军浩浩荡荡地开了出来，又趁着夜色灰溜溜地回到了驻地——宁都城。
返回宁都以后，第26路军广大官兵的反蒋情绪更加强烈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工作，把第26路军官兵的思想往正道上引。他们到处宣传鼓动性口号：“要挽救中国就必须抗日，谁阻止抗日谁就是汉奸，我们就要打倒他！”
“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
“红军打日本，我们也要打日本！”
与此同时，中央苏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采用各种手段向第26路军开展积极的宣传鼓动工作，帮助贫苦工农家庭出来的官兵提高认识，明确应该打谁不应该打谁。
第73旅在城外布防。这天，董振堂带着小高，清早出城，转连队看望士兵。他在连队转了一天，发现每个连里都病倒了三分之一的人员。他出来看望生病的官兵，根据每个病号的病情，分别给留下一点钱，让他们买药治病。就这样，十几个连队转过来，薪金袋就空荡荡的了。这阵儿，看看天色不早了，他准备进城回旅部。
忽然，他见路边一棵大树上，贴着红军写的一条标语，便勒住马，仔细看起来。
夕阳似火，照得标语红彤彤的，字字都闪着红色的光彩。
26路军的弟兄们，你们在河南苦战八个月，除了饥饿、寒冷、疾病、死亡，得到了什么？来吧，欢迎你们来参加红军，北上抗日！
他放马疾步走了一程，回头一望，见小高离得很近，突然问道：“那条标语你看过了？”
“嗯。”
“你觉得那条标语写得好吗？”
“嗯。”
他问一句，小高就“嗯”一声。他才意识到小高还跟他隔着心，不愿意说出心里话。他嘘了一口气，声音很低地说：“我看红军写的标语，内容很好，至少说出了我们的真实情况……”
说到这里，他把话打住了。
面对坐以待毙的危局，董振堂感到无比的悲愤，于是，他以省亲为名，愤然离开部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里，借以暂时排遣他积于心头的苦闷和烦恼。
董振堂离开部队以后，部队里赌风也逐渐盛行。士兵和下级军官们摊牌九，营以上军官打麻将。此风一长，军纪越发废弛；夜晚不睡，早晨不起，站岗放哨没精打采，平时生活吊儿郎当，甚至有的因此互相打架斗殴、寻衅闹事。
为了能听到“九一八”事变后的消息，一些士兵每天都到总指挥部去打听广播新闻。日本电台报告每天的战况，昨天占某城，今日取某地，言词狂妄，口气嚣张，士兵们听了义愤填膺。然而南京方面的广播则更是让人气破肚子。开始是说日本军队少数人寻衅闹事，不是发生战争，我们应该忍耐退让，抱不抵抗主义；继而又一味依赖国联，盼望国联作出公断，说什么相信公理能够战胜强权；后来蒋介石亲自发表演说，继续叫嚷“攘外必先安内”、“不可轻言抵抗”的滥调，使大片国土沦于侵略者之手。每次听完广播，士兵们都要议论一番。
一天，第74旅的几位官兵在苏进住的小楼上打麻将，已经后半夜了，肚子有些饿，就吃了些饭，喝了点酒，而后在一起漫天地闲扯。当说到“九一八”时，有人就说，蒋介石又要借口“九一八”事变，削减原本不足的经费了。
黄中岳突然怒气冲冲地说：“他妈的，搞不好老子把部队拉到山上当土匪去！”
李锦亭马上接过他的话，笑着说：“好，你当土匪，我当红军去！”
2营长孙士荣也笑嘻嘻地说：“锦亭，咱们比赛好不好？”
1营长卢寿椿笑而不言，没有表态。
苏进见他们是发牢骚开玩笑，而且还有两个勤务兵在一旁收拾碗筷，说话不便，就没有吭声。
董振堂回到家乡以后，身染重病的母亲躺在炕上，忍受着难言的痛苦，年迈的父亲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他所看到的家乡的农民，同样是一个个面黄肌瘦、饥寒交迫。从这里，他进一步意识到农民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日益深重。中国社会弊端丛生，危机四伏，只有奋斗和抗争才有出路。囿于乡里，任人宰割，永无出头之日。于是他毅然告别双亲，准备返回部队。
董振堂离家以后，并没有直接回部队，而是绕道去上海找刘伯坚。但偌大一个上海，人海茫茫，又没个具体地址，寻找一个人谈何容易，何况党的组织是非常秘密的。所以在上海耽搁了半月之久，结果还是失望而归。
回到部队，部队的情况比他离开时更糟。军务无人问津，大家整日不是喝酒，便是打牌，整个军营简直变成了酒馆和赌场。使董振堂更为震惊的是，孙连仲竟因他回家，以主官不可久离部队为借口，决定暂免他的旅长职务，并且电告赵博生执行。幸好赵博生将电令压下去，没有公开。赵博生告诉董振堂时，董振堂顿感心寒如冰，怒火万丈，郁闷、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一个从不喝酒、打牌的人，也开始举杯摸牌了；一个酷爱学习的人，竟把那些爱不释手的书卷，搁置一边了。
不久，第74旅第1团的曾全德书记从南昌出差回来，去给副团长苏进送怀表，这是苏进托他买的。曾全德对苏进说：“你听说没有，第73旅在南昌的留守处被抄了，还出了张大布告，骂第73旅是土匪！”
“真的吗？”苏进听了非常气愤。
“我亲眼见了布告，还是蒋总司令签署的哩！”
很显然，这是蒋介石对董振堂“良可慨也”、不肯“进剿”红军的报复！
当天下午，苏进立即去第73旅找董振堂，路上遇见第73旅军需处长宋奇峰，便问道：“董旅长最近身体怎么样？”宋奇峰答道：“病了！”苏进心想，大概是气病了，就快步走向董振堂的住所。
一进门，见董振堂躺在床上，两条俄国毛毯，铺一盖一，无精打采的。
“你怎么啦？”苏进一进门就问道。
“打摆子，刚烧过。”
说着，董振堂要起身，苏进忙过去按住他，扶他重新躺下，并问：“南昌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董振堂点点头。
“他妈的，太欺负人了！”苏进气愤地说。
“我早就料到了，这类事今后还会有的，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董振堂苦笑了一下。
“是啊！”苏进赞同地说，“前天他们几个在我那里打牌，有的说，搞不好拉到山上当土匪去，有的说你当土匪我当红军去……”
“都谁讲？都谁讲？”董振堂一面打断苏进的话，关切地问苏进，一面用手撑着床要起来。
苏进说：“不要着凉了，躺下吧！”
董振堂硬是不依，霍地从床上坐起来，下床穿上鞋子，扣好衣钮，端端正正地坐在苏进对面的一张竹椅上，目光炯炯地看着苏进，催着苏进把具体情况讲给他听。
苏进就把那天夜里打牌后，黄中岳等几个人的议论，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董振堂听了十分高兴，好像什么病也没有了。
苏进接着又说：“我觉得这样发牢骚不解决问题，我们想办法去找刘伯坚同志好不好？”
“到哪里去找呢？”董振堂说。
“去年在河南时，我听说他在上海，不晓得现在是否还在那里。”
这时，苏进又想起在南苑时的同学陈兆凤的山炮营还留在宜黄，便说：“是不是把宜黄的山炮营也调来？”
“那样就不秘密了。”董振堂摇摇头说。
在这种特殊的时刻和环境里，董振堂说这句没头没尾的话，苏进是理解的。他知道，董振堂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是准备投奔共产党的话，就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
苏进走了，不一会儿，旅部参谋刘振亚来了，也在说南昌留守处的事。这时，董振堂的头顶上如同陡然响起的又一声惊雷，把他所有的幻想都轰毁了。他望着墙上挂着的军用地图，对身后的刘振亚说：“蒋介石欲置我们于死地，这不是很清楚吗？”
董振堂停了一会，好似是问自己，又好像是问对方似的说道：“不知红军那边怎么样呢？”
不久，董振堂到南昌去了，走的时候带着刘振亚。这次去南昌，名义上是说去看病，实际上有没有别的想法，谁也说不清楚。不过，大约一个月后，他们又回到了宁都。
回来后，董振堂问勤务员高志中，听到什么反映没有。小高便把部队中流传的歌谣和想投奔红军的议论原原本本地报告了旅长。董振堂听了，没有什么表情，也没吭声。过了几天，董振堂把旅部由城中心的北边搬到了城中心的西边，靠近驻在县衙门附近的第74旅旅部。
后来苏进才知道，董振堂这次去南昌，看病是假，寻找党组织是真。在南昌，刘振亚向董振堂请假探亲回家，董振堂批了假，并对刘振亚说：“你到上海打听一下刘主任（伯坚）好吗？”
在刘伯坚走后的几年时间里，董振堂也曾多次私下里打听过刘伯坚等人的下落，但却无人知道。刘振亚对董振堂十分了解，知道他在千方百计地找共产党，但由于环境和纪律的约束，他还不能直接向董振堂透露有关共产党的情况。他心里也十分清楚，董振堂十分精明谨慎，他早就怀疑自己是共产党，所以派他去上海找刘伯坚，无非是表明他董振堂对可能是共产党的刘振亚是信任的，第26路军中也只有他刘振亚才能找到共产党，同时也暗示我董振堂不排斥共产党，是倾向革命的。
实际上，刘振亚根本就没有去探亲。他到上海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后汇报了有关情况，然后在刘振亚的帮助下，上海中共中央派出的兵运小组王超、袁汉澄（血卒）、李肃3人顺利打入到第26路军各部，并发展到有30多名党员的特别支部。可以说，董振堂在不经意间早就为革命立了一功。
10月的一天上午，位于城东一座二层小洋楼的第26路军总指挥部院内，聚集着全军30几个译电员、报务员。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手里捏着几分传单，站在台前严肃地说道：“这里面的内容只有电台才能收到，我再问一遍，是谁干的？”
大家胆战心惊，都不敢吱声。过了一会儿，从队列里走出来一个年轻人，从容地说道：“报告参谋长，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
话音刚落，紧随其后又跟上来两个士兵，异口同声的说道：“参谋长，还有我们！”
赵博生从台上走了下来，仔细打量着这几个年轻人，问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
“苏联伯力电台的广播。”
“为什么这么干？”
“参谋长，日本鬼子都侵占东北三省啦，我们现在不仅不抗日，连东三省抗日的消息都被封锁，我们收听到马占山将军正和鬼子战斗的消息后，无比激动，觉得应该让民众知道这件事情，于是我们就……”
“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
“我叫闻述尧，他们两个是陈士吾和杨笑是。我们三个都是第73旅的报务员。”
赵博生点了点头，复又回到台上，大声的讲道：“你们出海报宣传抗日，是一件好事！蒋委员长不准抗日，东北义勇军起来抗日这很好嘛！这件事情你们今后还要干下去，买纸笔的钱由我给。但有一条，要先给我审阅。今天就到这里，解散。”
一席话，令大家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欢呼声。赵博生笑了笑，大手一挥说道：“好了好了，都回去吧！”
孙连仲虽听到了外面的呼声，却无心去管这些“破事”。一会儿，赵博生进来，孙连仲皱着眉头说道：“这次北上不成，委员长发来电报硬是要先剿共、后抗日，要我们死也得死在宁都。这些天我焦虑上火，牙病又犯了，明天我到上海去治治，这里的事就拜托你了！”
从指挥部出来，赵博生摇了摇头，内心骂道：真是个老滑头！
他径自来到梅江边，找了块草地坐了下来，静静地望着远处高耸的翠微峰，他又想起了以前西北军时的政治部主任刘伯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