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深秋，贵州连降暴雨，黔北底寨河水泛滥，道路泥泞。一辆漆着红十字的救护车冒雨趱行，在它的后面，紧跟着一辆中吉普，车上坐满全副武装的警卫。傍晚时分，救护车已将起伏不平的山峦抛在车轮后，喘着粗气驶入重庆近郊小温泉官邸石砌的围墙内，昏黄的路灯照亮了一片湿漉漉的草坪。这时，从救护车内走出三男一女，领头的一位约莫40余岁，身着中山服，腰板挺直，举手投足间颇有一股军人气慨。随后下来的是一位年约30余岁的女士，身穿浅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带着大家闺秀的端庄和雍容仪态。另外两个男的似乎是随员，忠实地走在主人身后。官邸主任一见客人到来，马上立正行礼道：“欢迎张副总司令莅渝！”
原来，这位刚到重庆的先生，乃是发动西安兵谏的少帅张学良，他护送******回南京被扣留，长期软禁在贵州，丧失自由已近10年。抗战结束后，******仍然担心张学良的旧部将他劫走，亲下手令要把他转送台湾看管。陪同张学良的，便是有名的赵四小姐，其他二人是随身副官和老伙夫。抗战8年，老蒋一次也不让他来重庆，这次终于让他来了，却是匆匆过客。
这次转送行动是绝密的，除军统贵州站、重庆站的头目知情外，就是当地的军政长官也蒙在鼓里。所以此时此刻，重庆市长张笃伦压根未听说，各报记者更不知晓，否则定将掀起轩然大波。押送人员到渝后亦不准外出，需待“客人”飞抵台湾后才能离开。所需专机事前未定，俟张学良到渝时方指定。
国民党空军104中队上尉飞行员王赐久技术好，人年轻，这次被内定为专机驾驶员，也是临时突然通知。11月1日，他驾机由南京飞重庆降落九龙坡机场后正在宿舍休息，机场站长忽然找他去交代说：“奉上级命令任务有改变，由你任正驾驶员飞一趟专机去台湾桃园机场，机组人员我已另行通知。专机中途不降落，需要备足油料，你今晚仔细把航图准备好，明晨8时半准时起飞，不得有任何差错。”说完后还让他复诵一遍，过去可从没有这样罗嗦。
第二天早晨王赐久准时到达九龙坡机场，他发现别的机组人员都不熟悉，大概也是临时抽调的，但使用的专机仍是他自己开的美制C ——47型运输机。不久，一辆吉普车直接驶到飞机机翼下，几名地勤人员忙着给四个特殊的旅客搬运藤衣箱及被包、小包等物，站长和陪同官员在小声谈话。乘机组人员检查飞机，王赐久走近客人身旁，只觉得十分面熟，却又一时想不起姓名，连话也未说上一句。行李上完后，客人随即登机。
早上8时半，王赐久问站长人到齐没有？站长说已经到齐，那位谈话的官员也攀上了舷梯，于是王赐久登上专机走进驾驶室，发出了起飞的命令。刹那间，两台涡轮发动机发出巨大的嗡鸣声，专机缓缓滑向主跑道，又猛然加速滑行，在跑道尽头腾空而起。
飞行途中，王赐久的脑海里升腾起一片疑云：为什么机场既不按常规签发说明乘载人数及旅客姓名的书面通知，也没有发出口头通知？偌大一架可载运数吨货物的运输机，平日机舱总是塞得水泻不通，今日却只载4名乘客，他们又不像什么军政要人，为何要动用专机？陪同的官员虽然笑容满面，为何却佩带着武器？机组人员临时选配，有关当局无人到场送行，气氛为何如此神秘？还有，九龙坡机场今天为何增加了执勤的宪兵，连地勤人员也换过了人？
蓦然间，王赐久心头一震，他回想起自己看过的一幅巨幅照片，那是身为副总司令的张学良身着戎装的留影，难怪有似曾相识之感。是的，一点不错，乘客就是名扬中外的少帅张学良，此公的英名早已为传说所笼罩，没想到就在他的飞机上！他今日一定要发挥最佳水平，把世人皆知敬重的少帅安全送到目的地。
专机在重庆起飞时云层极低，能见度不到两公里，一直在云中或云上飞行，直到江西境内云量才逐渐减少，可见地面。进入福建上空已是碧空无云，能见度极佳。过了福州就可遥望台湾宝岛，片刻间那雄伟壮丽的阿里山脉已尽收眼底。经过5小时的长途飞行，专机终于顺利地飞临桃园上空。但那个机场没有显示降落标志，风速超过标准又无通讯联络，王赐久只好在与台北机场取得联络后，改飞该机场降落。专机刚刚着陆，立即驶来一辆黑色轿车，把张学良一行马上接走，王赐久连打招呼都来不及，内心很是不安。
就这样，张学良将军被军统从重庆秘密押往台湾，再也没有回过大陆，但他的英名已经与“西安事变”联系在一起，永为人们传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