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刻图章，说来话长。
1953年秋，部队从朝鲜前线回国，大家都报名学习俄文，我也报了名。学了几天，我的舌头打不了卷儿，遇到了困难。我想，我一个中国人，中文还没有学好，学的什么俄文。于是毅然决然放弃俄文，学习中文，也就是古文。我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一起，碰见什么书，就买什么书，买了什么，就看什么。没有老师，就靠老版的《辞源》《辞海》。我因为爱好文学，自然要看高尔基的文章，结果上了他的当。他说，“学习文学要从文学史入手”。我见了中国文学史就买，胡乱看一通。然后就是古典文学名著，进而学习文言，唐宋八大家之类。
1958年转业到山西，认识了孙功炎先生。他是从教育部下放来的****分子，语言学家，书画家。我几次请教他如何学习古文。孙先生后来告诉我：“你若决心学习古文，像你这么学习不行，事倍功半。必须从《说文解字》入手，先认字，字形、字音、字义。把《说文》攻下来，直接就是攻读十三经、先秦诸子。诸子众经里先攻容易攻的，如《老子》，才五千言，如《诗经》，好读，好记。把众经诸子攻下来，你再看这些（他指一下我正在看的唐宋八大家的文集），就像大白话一样。”我受了高人的指点，就坚决按他说的做，三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后，再看我的报名学习俄文的老战友们，他们没有一个学成的。
1959年春，我在旧书摊上转悠，买到了三部不同版本的《说文解字》，从头看起来。《说文》是篆字，平时不用篆字，怎么能记住它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学刻图章。这才知道，刻图章也不是简单事儿，自己瞎捉摸不行。我问我的老战友王奂同志：“山西刻图章谁刻得好？”他说：“王绍尊，山西大学艺术系的教授，齐白石的学生，刻得好。”我说：“能认识一下吗？”他说：“这容易，我的好朋友。”于是，经王奂介绍认识了篆刻家王绍尊先生。王老师学养极好，为人淳朴，容易接近。他从磨石头、调印泥开始，如何写篆字，如何捉刀，一点一滴教我。
后来看了傅抱石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论白石老人的篆刻艺术》。其中有一句话，“书法是篆刻艺术的基础。”我问王老师：“这话对吗？”他说：“对。”我说：“那要想刻好图章，还得学习书法吗？”他说：“是，必须学习书法。”我这才着手按部就班学习书法。我从二王入手，临之摹之，废寝忘食，不必细说。
我虽然努力学习书法篆刻，并没有耽误我学习古文和攻读经典。从1960年至1980年，这二十年间，我把先秦诸子和十三经都通读了。我应该感谢历次的政治运动。运动一来，我就被宣布为“对象”。我出身、历史、社会关系，可以说是干干净净，没有任何问题。我认为，倒霉人并不是因为干了什么倒霉事情，而是命中注定，活该倒霉。这有一点好处，我有时间读书写字。我问张颔先生：“十三经中最难的是什么？”他说：“三礼三传。”于是我就攻三礼三传。其实，在通读之后，三礼我只攻了《礼记》。
我因为囿于马列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框框，决定先研究先秦的经济制度，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认识先秦的历史和学术。为此我攻了《周礼》的《地官》部分，和《管子》的一部分。别的就不敢说了。三传中我认真攻读了《左传》，读的是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旧版国学丛书本）。
我像一个土拨鼠一样，在草原上挖一个小洞，自以为很深很深了，其实浅薄得很。张颔先生是著名的古文字学专家，书法篆刻都非常精到。七十年代初，我从农村插队回来，把自己刻的图章给张先生看，只要张先生说不错，我就把它留下来，其他磨掉。这就是我最初的篆刻作品，“书鱼”等等，得以留存至今的原因。
“****”中我刻的遍数最多的是“山鬼”二字印。虽然刻过多遍，却无一可观。有人说，艺术创作靠感情。我想，恐怕光感情不行。又有人说，艺术创作靠思想，光思想更不行。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和托尔斯泰之间的区别所在。那究竟靠什么？大概它需要的条件很多，一时说不清。就说才气、才情、才识、天才、灵感……这究竟是什么？三言两语谁能说清。要是囫囵着说，谁都知道，要是具体说，那就越说越说不清了。禅家自己感觉自己说清了，其实未必。这就正是铃木大拙的难处，他着了急就埋怨中文如何如何。
王绍尊先生告诉我：“诗宗唐，印宗汉。这才是正路。不然，不入流。学习书法篆刻就是临摹，尽量临摹的像，一丝不苟……”在王老师指导下，我一起手就是临摹汉印。
我是个笨人。一方印，只要我喜欢，有时就临摹好几遍。有的临了好几遍仍然不像，这是为什么？王萤同志告诉我：“临帖，临印，关键是个理解问题。有没有理解，理解到什么程度，理解得对不对，等等。”王萤是我的好朋友，****分子，著名画家，美术理论家，书画图章都非常好。王萤强调理解，怎么理解？王绍尊先生说过一句清人的话，“古人有笔犹有墨，今人只剩刀与石。”我从这里开始了我的理解。我所喜欢的汉印，饱满、匀称、雅致、大方……再看我临的，呆板、僵硬、寡淡、不自然……这毛病出在哪？左思右想，大概是在我的心中吧。这时候我才认识到，儒家的那套反诸身，求诸己的说教是对的。
我年轻的时候，对孔孟的这一类的絮絮叨叨很不以为然。后来才觉悟到是自己错了。我是一个山里的孩子，自幼参加革命，没有学历，没有接触过真正的文化人，各方面素养太次……从此以后，我看书进了一步，“想见其为人”，慢慢就有点“心知其意”了。自己身上的，不知从哪里沾染的粗俗不堪的、庸俗无聊的各种东西，不用别人指出，自己就发现了。
还有位好朋友，画家李炳璜先生，说话直爽，直来直去。有一次他批评我：“你是子路未见夫子，有点行行之概呀。”这话他也对张颔先生说过，张先生也转告了我。这话对我触动很大。缺了课就必须补。傅山说：“作字先做人。”做人的一课，不敢马虎。种庄稼还讲究追肥，灌溉……缺什么补什么吧。当时，我只是个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人，不怕，来得及。古人讲，朝闻道，夕死可也。当时我觉得和周围的文化程度高的人相比，我身上最感到讨厌的就是自己的低级趣味。在言谈中，在笔墨中，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低级趣味实在是刺眼，实在不能忍受。如果具体说，这就多得很了。我进而感到，古代那些非常著名非常有影响的书法家们，各人也都有自己的各种习气。习气就是毛病，就是低级趣味，很刺眼，很不舒服。没有习气的就只有一个王羲之。后来感到，做人是很难的，尤其身处逆境之中，黑暗如磐，动辄获罪……难矣哉。当然，若要把做人的一课完成了，再来写字刻图章，也不行。做人的一课，没有终结。艺术也一样，永无止境。
我临摹过汉印之后，王老师又引导我临摹齐白石和吴昌硕的印。临了几十方，自觉还有些心得。与此同时，还看了些有关篆刻艺术的书。觉得“今人只剩刀与石”的问题严重。当然，篆刻就是用刀和石说话，它离不开刀和石，但是，它所追求的却是与刀石相左的笔墨的韵味。这个难点就大了。在这里，我觉得篆刻艺术和书法艺术相通的地方非常多。清人书法理论中讲究墨气，气者，气韵生动也。这时候，我才真正认识到书法是篆刻的基础。我看了潘伯鹰的《中国书法简论》，我就按他说的做。在书法上广泛浏览，以便达到取精用宏。
我有一部《古今图书集成》，其中有关书画的竟有八十四卷之多，我就攻读这些东西，颇有所得。张颔先生有一次对我说：“我们没有师承，这是我们的缺陷，也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没有框框。”我反省自身，因为知识少，所以框框也不多；因为理解力差，所以没有什么包袱……后来我才理解孔子的话，他说：“我则异於是，无可无不可。”再后来，我甚至以为孔子的话，不仅是一种品格，而且是一种境界。说是这么说，如果追问一下，你再具体点，那就又没得说了。
我主张图章就是名章，在古代还有官印。我不主张刻闲章，尤其是标语口号。其实在古代也有闲章，如吉语印一类。我过去的考虑是，闲章往哪里盖，总不能盖在馒头上吧，有之，那叫月饼模子。
我欣赏《聊斋志异》的一句话：“人生世上只需合眼放步以听造物之低昂而已。”（《叶生》）我在军队干了十几年，自认为没干好，正连入伍副连转业，够可以的了。不过，我仍然非常乐观。我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建立新中国，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革命终于胜利，自然值得高兴。至于自己之所得，由他去吧。“帝力于我何有哉。”“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吕氏春秋》）
从前行军中人们喜欢讲怪话骂大街，上至大首长，下至司务长。我出身历史社会关系，干干净净，讲起怪话来毫无遮拦。或许我骂过某位首长，我不记得了。出身不好的人最爱汇报，肯定是有人汇报了。这首长憋住劲要收拾我，我却浑然不觉。“****”中抓了我一个“思想老虎”，贪污犯叫“老虎”，我没有贪污，叫“思想老虎”。当时一起工作的寿丕成，后来转业********，八十年代末来信，说起把我打成“思想老虎”的事，认为荒唐可笑。我忽然想起此一段历史公案，思想波动很大，一怒之下刻了一方闲章：“思想老虎”。这种章子没处盖，只是盖在我的书上。每次翻书遇见，激动不已。
阿Q常常自称“老子”，并且爱吹“老子也是第一”。七十年代我与史进前主任通信中说到阿Q的这种精神，他回信说：“我们也就只有靠这种精神了！”史主任说话一向非常精辟。
孔子晚年倦游，叹道：“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对孔子晚年这种精神非常赞赏，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要赶回去，帮助他们裁定之。我每读书至此，总是非常感动。我以为这和“吾与点也”，是完全一致的。“吾与点也”奠定了一种闲适的文化的基础，这是真正的文化，也就是儒家的文化。而“归与归与”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基础上提出的使命感或说历史责任感。这种精神，着实伟大。我不就是“吾党之小子”吗！一高兴刻了一枚闲章：“小子狂简”。隔了两年，姚国瑾命作闲章，就把这方闲章给了他，聊以塞责。我觉得他完全当得起。
又隔了两年，忽然心中若有所失，想来想去这个闲章需要再刻一方自用。又是老规律，刻了七八遍，无一满意者。不过，也有收获，在这好几年之间，居然凑出一首诗来。古人云才思敏捷，我正好相反，磨磨蹭蹭，今天想起一句，明天又忘了……好几年后，居然凑成七言八句一首，虽然不合格律，总归是凑成了。诗曰：“书剑飘零四十年，归来依旧老山川。项上得脑今犹在，肚里初心已茫然。丹心碧血成底事，白发青山两无言。小子狂简归来晚，尚有馀力缀残编。”（《归乡述怀》）
“中庸”二字闲章。我经常用它，作为引首。我主张中庸。我写了一篇小论文，《中庸为德论》，已经发表。德就是美。我们批判中庸之道，已经批判了差不多一百年了。最后，我们才觉悟到中庸之道的妙处。由此可见，它是颠扑不灭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真理。“夷”和“我仪图之”，都是静观的意思，语出《诗经》。“静观”二字，我到没有刻过，我嫌它直白。引首和闲章，不必非常通俗。所谓通俗，也不过就是与俗有相通罢了。若一定要只说老百姓懂得的话，那也就没几句了。
昨晚看电视里放电影，《美丽的大脚》倪萍主演，宁夏的村民们唱山歌野调，词曰：“列宁打坐在克里姆林宫，叫一声华西里……”背景里挂着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这一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由此想到通俗的问题是很难说的。要说村民们真正懂得列宁和华西里耶夫斯基，也未必。列宁在中国可以算得家喻户晓了。可是有几个人是真正懂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呢？我看过，但是我不懂。这大概就是李泽厚主张“西体中用”的根据吧。西学已经成为我们的“体”，大概是真的吧。不过马克思的老乡、兰普雷希特却说过与此不同的话，一个民族的精神无论受到外力多么大的影响，仍然是按它自己的“固有的规律”发展的（见古奇的书商务版第880页）。这也是西方人的观点。所以通俗化大众化，伴随着白话文运动，席卷中国已达一个世纪之久，它使我们感到深深的迷惘。钱穆说：“现在中国的一切都已经外国化了。”不过，列宁依然是“打坐在克里姆林宫”，他没有到北京来过，北京也没有他的片纸只字。
1977年至1978年，“******”倒台以后，山西清查“******”，叫做“划大线切西瓜”，按照大线（派性）划，给我办了隔离审查的“学习班”，派两个工人，昼夜看守。如果倒霉人确实干了什么倒霉事，那自然没得说，无奈我没有干，没有任何错误事实。自然也极少开会。两年间开大小会不过五次，时间最长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最短的只有十一分钟。我整天就是看书写字。
一天夜里，我的朋友林凡偷着进“学习班”来看我，他说：“你不要写字（临帖）了。把你的字拿去剪裁装裱出来，变成一张反动标语，一拍照，你敢说不是你写的？”他把我吓住了。我说：“闲着没事干什么？”他说，“给我刻图章。”我说：“你的名字很简单，刻几个？”他说：“刻闲章。”林凡是画家，颇有名气，可以说满腹锦绣。当时就写了许多可以用做闲章的成词成语，诸如，“大块文章”，“消受青山”，“藏我大荒中”，“我马玄黄”，“倒霉鬼”等等。当时讲好，不让我白刻，一方图章他给一张画。我说，行，不要大张的，就要“参考消息”那么大的，小品，小景，将来我装成册页。当时买不着石头，好在玻璃厂有熟人，看守我的两个工人，代我朝厂里要石头（做坩埚用的青田石）。回来他们俩帮我锯石头，磨石头。仅只那一次，我给林凡刻了一提兜图章。多半是闲章，包括他的名章，大的有拳头大，小的有指头大。究竟是多少方，我说四十方，他后来说三十方，大概总有三四十方吧。他后来落实政策回了北京。每次见面，他总说：“我欠你的债，我欠你的债。”朋友之间，一说一笑完事，这种债，如何讨得。这是我给别人刻闲章的开始。
后来有一天晚上，张颔先生到“学习班”来看我，见我忙着刻图章，弄得桌上地下到处都是白石头面子。他说：“总刻章子干什么，还是写点正经文章吧。”“****”中，张颔先生曾对我说：“君子赠人以言，我送你两个字：‘括囊’。《易》曰，‘括囊无咎’。”我非常感动。前辈先生们，关心爱护我，怕我祸从口出，招来不测。我为了铭记张先生的教诲，刻了一方图章：“括囊”。这时候我便说：“不是括囊无咎吗，写文章干什么？”张先生说：“括囊是口袋，一种两头开口的口袋。过去讲这，是要谨言慎行，明哲保身。现在‘******’也倒了，你可以解开口袋往外倒了。”
第二天，我就让看守的工人去办公室领稿纸，就说我要写交代材料。我于是写了《井田述略》这部书稿。十五章，十五万字。我把自己对先秦经济制度的研究写出来，用以反驳梁效、罗思鼎们的胡说。其实，梁效、罗思鼎们自己就知道自己是在胡说，还用得着我一字一句的反驳吗！所以，书稿未能出版，我也不着急。这部书稿在中科院历史所梁寒冰手里放了多年，后来说是找不到了。再后来梁寒冰、聂元素夫妇相继辞世，原稿就算丢失了。所幸我还存有一份复印件。其中两章，稍加改写，成了《彻****稿》和《晋作爰田考略》，收在《蒙斋读书记》中。读者如有兴趣，可以阅正。
北京有我一位老首长，刘绍先政委。九十年代，他对北京的老战友们说：“林鹏再到北京，一定要他到我家来一下，我有话对他说。”后来老战友们把这意思告诉我，并且陪我一起去见刘政委。刘政委对我说；“林鹏，你应该感谢你挨的那些整。你要不挨整，你能读了书，能写出长篇历史小说，能写学术随笔，能写一笔好字吗……跟你一发子的多了，谁能像你。”我说：“真的，是应该感谢……我一直非常感谢。”其实，在此以前我是一肚子怨恨，听了刘政委的话，觉得说得对，就再也没有怨恨了。
写字，无法隐藏。从“****”后期起，一到要书展，催着你写。刻图章好隐藏，几乎没人知道我会刻图章。从前，我只给林凡刻，后来就只给王朝瑞刻。王朝瑞也是好朋友，书画家，后来做了山西画院的院长。他什么都好，就一样不好，爱吹，着了急就在人前显摆我给他刻的图章。如此二十多年下来，我便无处躲藏了。近年来，在刻图章上也有一些应酬之作。应酬一多，俗气就见长了。本来俗气就不少，再一应酬，就俗不可耐了。山西前辈先生们，如姚奠中先生，张颔先生，图章刻得都非常好，大雅，不俗。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不应酬，或说很少应酬。我就差多了，俗心俗念过多，勉强应酬，非常被动，以至没有精品，没有满意的东西。也有人当面夸奖我的图章，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甚至听了半天竟不知道是在说自己。
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写字比画画难，刻图章比写字还难。”我后来想，这一类的话，很可能是刻图章的人说的。难点固然是有，并且不少。不过，篆刻艺术的难点同书法艺术上的难点是一个，并不是两个，更无法较量短长。归根结底，是俗心在作怪。当然还有学养问题，这就是石涛说的，蒙养和生活。石涛论图章的诗非常深刻，他说：“书画图章本一体，精雄老丑贵传神。秦汉相形新出古，今人作意古从新。”“****”前出版过一本小册子，《石涛研究》，“****”中弄丢了，只记得这么两句。苦瓜和尚本姓朱，明宗室后人，入清以后历尽坎坷，自然升官发财的念头是彻底消灭了。我认为这种彻底，才是真正消灭俗心俗念的关键，只是一般人，即如我辈一类，消不灭罢了。
小小图章，方寸之地，讲究特多，首先是篆法，不敢马虎，弄个错字，丢不起人。其次章法，既要缜密大雅，又要疏能走马密不透风。还要有笔犹有墨，同画画一样，见笔见墨。犹有墨，不是真有墨，而是仿佛有墨气的样子，还有刀法，讲究起来没完，你又不能假装不知道。
图章的严肃性，还在于它的使用频率高。画画，今天画个这，明天画个那，写字，今天写个这，明天写个那，不可能原封不动地重复一个缺点。图章就不行，无论书，无论画，每次都用它，它的缺点按原样儿不停地重复，如果缺点突出，这太可怕了。也许前面说的图章最难，是说的这个意思吧。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地方，最难办的就是趋于平庸。因为使用频率高，就想适应各种需要（字画风格上的需要），于是久而久之就趋于平庸了。
平庸是个大敌，无论如何不敢对它让步。这里最需要的是个性。张扬个性，是驱逐平庸的唯一办法。一讲到个性，怪诞就来了。怪诞一出现，篆法，章法，刀法就出现扭曲，最后是奇奇怪怪，丑陋不堪，歪歪趔趔，一塌糊涂。这也不是好办法。我感觉，所谓个性，其实就是精神，就是生动，就是别致。不是胡来，只是恰到好处。在篆法，章法，刀法还没有被扭曲以前，尽力使之生动活泼，精神抖擞，气势磅礴，也就足矣了。
要有气势。曹丕说，“文章以气为主。”其实，书画图章也一样。有气势和没有气势，差多了，谁都能感觉出来。有时写个字，刻个图章，毫无生气，呆板平庸。这是因为没有兴致所致。没有兴致时宁肯呆着，闲着，不要动手。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致，最好的办法就是同朋友们闲谈，谈着谈着，兴致就不请自来了。所以我主张，二三友好，茶馀饭后，高谈阔论，乘兴挥毫。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氛围。文化在某种氛围中生，在某种氛围中亡。世界上有些民族，他们的文化乃至文明，已经消亡了。然而他们的人还在。若说，有人就有一切。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面。若说再创造……不可能，那种氛围没有了。艺术创作的灵感，也是在某种氛围中生，在某种氛围中亡。在交友中生活的道路，是比较健康，比较正常的路。它不仅是书画图章的路，而且也是做学问的路，也是做人的路。古来如此，不可忽视。
说到艺术创作的方法，包括书画图章的创作方法，在理论上，在历史上，说法特多，腾云驾雾，玄之又玄，纷纭特甚。至于其中的要紧之处，或说微妙之处，又不敢细说，简直是没的可说。不是不想说，是不好说。“道可道，非常道。”“可道者，非道也。”不要说我并未做好，未曾得道，就是退一步说，假定我已经得道，我能把它说清吗？傅山说：“此中亦有不传之密。”不传不是不肯传，是不可言传。轮扁说：“臣不能传之臣之子。”他对自己的儿子，还保密吗？艺术中有的是艰苦的历程，却没有秘密。
来楚生的图章非常好。他是当代的高手，精神境界非同凡响。他说，石头不必磨得很光。磨石头是件小事，可是以前我只怕磨得不光，想不开。我曾经问王绍尊先生，怎样才能把印面磨平。我只怕它不平，也是想不开。后来隔了许多年才知道，石头印面非常平，反而不好。盖印时使劲摁，结果是四边很重，中间是虚的。最好是锅底式的。我试验了一次，“不登”，印面不平，反而好盖。印面不平，一方印可以盖出各不相同的印拓来。你只要使印面四边受力不均匀，效果就大不相同。如果是大印，巨印，闲章，压角章，可以在不至认错印文的原则下，撕个小纸片在印面上遮一下，盖出来效果完全不同，可以变换出许多花样来。这当然只是玩儿，不过也要看到，这是一种需要。比如一幅狂草，一溜歪斜，满纸云烟，或者若隐若现，米家山水，一边盖个端端正正的图章，道貌岸然，像个傻瓜，很不协调。
形式的多样化，是一种需要，是一种本能的要求，完全合理，永不过分。关于这个“”字，也需要说一下。一般都念成岩，或涯，只有《康熙字典》标着一个另外的音，“似泥”。我的家乡有些地名有此字，音捏。一般是指悬崖，曰头。人反应迟钝，发呆，说发，“看那人不登的”。我的闲章，正取此意。还有一方闲章，“燕赵之多士”。本来是“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我想，慷慨悲歌在我们这个时代用不着，就刻了“燕赵之多士”，也可以说得通。
老画家赵梅生先生命我治名章，我刻了“梅生”二字小印。他非常高兴。他说：“你的篆刻令人感动。”他的确是用了“感动”二字。我表示惊愕，他又进而说：“令人激动，真的，令人激动。我每次用它，令人激动不已。”我们一笑了之。感动也好，激动也罢，受到水平高的人的夸奖，心中是很舒服的。我后来发现，赵先生把“梅生”二字印作为标识，只加盖于他最满意的作品之上。女画家汪伊虹先生，才气横溢，笔墨飞腾。她是诗人汪静之的女儿，著名画家祝焘的妻子。祝焘见到我刻的“林凡无恙”小印后，十分欣赏，希望我给他刻一方，我刻了“祝焘”二字小印。祝焘有了，自然也要给伊虹女士刻一方。我给刻了“伊虹画印”，她非常喜欢。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前几年，她告诉我说：“非常遗憾，有一次笔会，我把你刻的‘伊虹画印’弄丢了。”我说：“怕什么，再刻！”说起来很简单，干起来不简单。我怎么也刻不出原来那个精神面貌来。她的印丢了，拓样还在，左看右看，不对……弄得我非常苦恼。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是“江郎才尽”了吗？也可能，也不一定。你无法把你原来曾经有过的激情，重新鼓动起来。你甚至都不记得从前的情况了。我想，这是那真正的难处。
说到丢印，这也是常事，我丢过几方印，都是引首和闲章。曾经多次找它们，找了一遍又一遍，想起来就翻腾一回……老年人最怕找东西，真出汗。为了这几方小印，我非常生气，怨天尤人……后来想，我家中来人多，人多手杂……就算往最坏处想，被人偷了，也没啥，用不着大惊小怪。顾恺之的画被人偷了，他一笑了之。我常用的印，石头都是烂石头，不值钱。值钱的石头，我刻不好，放不开手脚。既然被人拿走了，不会为石头，而是喜欢那篆刻，就算被人珍藏了吧。遇事想开点，不然，苦恼万状，也不值得。你有好儿子，做了人家的丈夫，你有好女儿，做了人家的媳妇。为这事，不敢着急。这话又得说回来。我丢掉的引首和闲章，我曾经几次重刻，怎么也刻不好，没法说。这就和生儿育女一样，照原样再生一个，不可能。有人把艺术创作比做人走过的路，很生动，很深刻。但是，你可以在一条路上多次重复走过，你却无法重复你的艺术创作。它有点像是历史。历史是无法重复的，永远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永远是空前绝后的。想开了，让我们大踏步地向前走吧。苏东坡说过这么个意思，作诗作文要像丈夫见客，大踏步而出，不要像妇人见客，许多扭捏。他这个意思非常好。我刻了一方巨印：“大踏步而出”，后来又刻了一方小印：“大踏步而出”。不知为什么，总也刻不好。可能是这几个字，不好安摆吧。傅山说：“宁真率，毋安排。”安排摆列，过于用心，大多伤了元气，显得不自然。其实，要认真说，一点不安排也不行。安排到很自然的样子，仿佛一挥而就不事雕琢，几乎没有斧凿痕迹就好了。这就是理想的境界。元遗山说：“一语天然万古新。”大踏步而出的丈夫们，也不是不修边幅，更不是蓬头垢面，只是热情自然而已，不拿捏罢了。黑格尔《小逻辑》，讲究“度”。近些年来，学术界，评论界开始频频地说到“度”。这是个重要的概念。其实，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很难做到什么“度”。你不知道那最好的恰到好处的“度”在哪儿。人们被迫接受的，都是不尽人如意的东西，这就是现实。最后就只剩下文化艺术，人们在为最好的最理想的“度”，拼死拼活地奋斗着。其实，谁也没有达到它，甚至都还没有摸着它的边儿。就是黑格尔本人，他也不知道那最佳的效果在什么地方。他只是反反复复地玩弄它的名词概念罢了。大概这只是一种理想境界，有的做得好一点，有的差一点，（事后看来）谁也没有真正把握了它。
说到篆刻，人们往往引援扬雄的话：“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是这样的，扬雄是对的。需要耕田时就去耕田，需要做工时就去做工。甚至民族危亡，需要打仗时，年轻力壮的人们奔赴前线，为国捐躯。这有什么说的，没说的。在这以后呢？或说在这以外呢？总也得有些文化，或说文化生活吧。于是也有人说过，此虽小道，亦有可观。孔子说：“不有博弈乎？”人生在世，总得有喘气的地方，不能不留馀地，那就太苦了。不是还有各种各样的苦中作乐的事吗？书画篆刻，只不过是骚人墨客们的游戏而已，原不是为了出名，为了赚钱，为了这个那个。它是漫无目的的，一有所为，这就是多馀了。
有一次给老年大学讲课，我说：“你们老了，退下来了，写写画画，这就是玩嘛。”他们听了很不以为然。他们说：“我们不是玩儿，我们是老有所为。”既然是对我的意见，我还能不考虑吗？我曾经反复考虑，我也是老年人，我年轻力壮时曾经有过什么作为吗？简直是无所作为。现在老了，我能干什么呢？即使有什么想法，也都是妄想。傅山在七十岁以后叹道：“斫轮馀一笔，何处发文章。”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游也者，游戏也，玩儿也。那真正的玩家，都是高水平的。哪里像现在，张嘴就是诗人，七个字一句，提笔就是书法家，浊气熏天。古人叹道，“人皆饮食，鲜能知味”也。不要把艺术看得太下贱了。这里头也有“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忧道是什么？首先考虑自己，道是什么？自己懂了吗？怕是根本不懂吧。道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我们真的为此考虑过吗？“率性之谓道”（《中庸》），我们能率起来吗？我们曾经率过吗？扪心自问，我们差得多了。
有一次同我的学生们闲谈，谈到我的字和图章，他们感到尚有不足，或说尚有缺陷，或者客气点说，尚有潜力，需待进一步发挥。我听了非常高兴，真的是激动不已。听了对自己的批评，为什么高兴？我高兴的是，学生看到了老师的缺陷，或说不足之处。这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高兴的呢？这才是有发展的学生，有出息的学生。最后我说，我的缺陷和不足之处，我未必能纠正了，即使纠正也未必能纠正好，说不定治聋反而治成哑。这就有待于你们努力了……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谈话，令我难忘。
元结（次山）晚号“聱叟”，傲吏也。人可缺衣少食，不可缺了傲骨。同人交往不敢骄傲，但在内心中，还得有点傲骨。孟子“曰说大人而蔑之”。不然，挺立不起来。中国古代的士君子们，大都傲骨凛然。西方历史上没有士人这个群体。近代以来，中国人只说外国人曾经说过的话，所以害得我们无法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士人，以及士人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们居官，敢于犯颜直谏，不怕杀头。他们为民，甘贫乐道，不怕饿死。我的闲章，“聱叟”，“大聱”，“聱叟糊涂”等等，都是这个意思。糊涂不是思想糊涂，是胡乱涂抹的意思。沈尹默说：“东涂西抹信偶然。”“穿椎”一词原出《北齐书》，厍狄干签名时，干字最后一笔由下而上，人谓之“穿椎”，极言其笨也。傅山诗句，“穿椎有怨尤”，就是指书法。你不进这个圈儿，倒也无所谓，一旦进了这个圈儿，自然也难免有些“怨尤”。傅山个性强烈，不耐俗，自然怨尤更多些。我辈俗人，嘻嘻哈哈，马马虎虎，随波逐流，没心没肺，自然怨尤就少一些。绝对没有，是不可能的。
前不久，我和张荣庆先生共同在保定搞了一个小型书展。我们都是保定人，他是安国人，我是易县人，横标写着“回乡书展”。说来好笑，这令我想起1947年国民党的“还乡团”。书展上有一位青年书法家问我，我所使用的引首的含义。引首一般都有含义，就是没有含义也可以。那里有个红点，指示从这里念起，也就行了。“沃若”，取《诗经》“六辔沃若”之义。傅山说“沃若在手”，是说的写字。“布”，语出张衡《东京赋》“声教布，盈溢天地”，注曰：“布，散被也。”我的用意是指草书，尤其狂草，一定要铺摊开，满纸云烟的样子。“循斯须”，语出《庄子·田子方》，遵循一时的想法，我理解为灵感。我常用的引首，“龙言人”，可以念成哲人。可惜此引首丢失了。“黔首文章”，秦始皇统一天下，下诏曰：“更名民曰黔首。”黔首之名战国时就有，他加以统一而已。我们村外有座西山，叫黔陀。我有时就自称“黔陀人”。有一位书法家，自号“紫萝山人”，说是他家乡的一座山。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是个很小的山包。我们相视一笑。其实，这没什么。文人们取个家乡的小山为名，倒也司空见惯。阎若琚号潜丘，他说，潜丘在太原。我问过许多人，潜丘何在，他们说不知道，太原附近没有叫潜丘的山，可能是个不知名的小山。张孟谈功成身退，隐于负亲之丘，说在晋祠南边，早已没有丘了。反之，极少有人叫诸如“黄河人”，或“昆仑山人”，不敢抢占大山头。这各种各样的别号，也是文人们的游戏。傅山的别号就无法统计，大概总有几十个吧。
画家任晓军命作堂号，“抱瓮堂”，他取“抱瓮老人”的意思。又命作引首，我刻了“无事”二字。取《老子》的意思，“取天下常以无事，即其有事则不足以取天下矣”。“取天下”是说做好天下的各种事情，包括艺术创作，不是要夺取天下。无事同无为差不多，无为而无不为。画家孟争命作堂号，“无梦堂”。他这个堂号起得好。他给找来大石头，我为之刻了一方巨印。后来想，如此巨印，可往哪里盖呢？又一想，他善作大幅花鸟，也许用得上。既然给他治了巨印，我自己也想来一方。我刻了“大鹏一挥”。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老年人手上没劲。我请人做了一把长刀，有一尺多长，后端是圆的，可以用肩膀顶着。不过，老年人不适于卖力气，用力过猛，手抖，出汗，不甚妥当。现在才知道，自古英雄出少年。
从前不刻闲章，现在尽刻闲章。闲章就是闲话，闲话就是凉话，凉话就是二话。二话不容易说，说不好，得罪人，甚至招来不测。所以，说二话，俏皮话，要水平，颇有雅俗之分。相声是艺术，闲章有似于相声。侯宝林的相声里有一首诗：“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这不能叫诗，谁跟谁也不沾边儿，但是特别逗人。王朝瑞一想起这首诗来就笑不可支。有一次骑自行车走在路上，突然想起这首诗来，笑得支持不住，只好停车蹲在路边笑，笑够了再走。王朝瑞是我的好朋友，他让我刻“大陵王屋山书画”，他很满意。他满意才引起我的注意，我也觉得不错。他是文水人，文水古称大陵。这地方出美女，一般人只知道文水出过两个美女，一个是武则天，一个是刘胡兰。人们不大知道在战国时期，文水就出过一个著名的美女，她叫吴娃，又名孟姚（见《史记·赵世家》）。她嫁给赵武灵王，赵惠文王和有名的平原君，都是她的儿子。闲章不可乱盖。
有人对齐白石的画风不满，说他荒谬，齐白石斗气，刻了一方闲章，“荒谬绝伦”，坚决顶住的意思。后来有人欣赏齐白石的这种精神，也仿制一印“荒谬绝伦”。日本人梅舒适到太原来，请我刻名章，我就刻了“梅舒适”三字印。有位书法家也喜欢篆刻，主动给梅舒适刻了一方闲章，印文是“君再来”。梅先生以为“不入印”，给他退回了。当时议论甚多，说什么的都有……我以为无非就是欢迎再来太原的意思。梅先生说“不入印”，却是值得注意的。不入印就是没处盖它。往哪里盖，这是大问题。比如刻个“父亲大人”，“我的爱人”，“我爱你”，“好妹妹”，“不许放屁”，“傻哥哥”等等，这往哪里盖呢？没处盖。所以说文化就是文化，不能太庸俗。如果说，我喜欢，我愿意，你管不着。是，是管不着，其奈文化何！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厚，外人敬仰，非止一日了，不能自己糟践自己，那就太残忍了。
最后说到刀法，篆刻中讲究刀法，完全不讲刀法，那就是不得法。太讲究了也不行。篆刻中的刀法犹如书法中的笔法一样，真要讲究起来，没完没了。古人爱好玄虚，今人爱好名词概念。往往是越说越空，甚至进入禅宗的迷雾之中。我说笔法的基础是筷子，既有法，也无一定之规。刀法也一样，既有法，也无一定之规。握管使锋，自然要握住，不要把笔掉在地上就行了。捉刀自然要捉住，要有准头，不要割破手指就行了。我有时用力过猛，把左手的食指刺破过。我的老战友王奂有一次把左手的无名指刺破了，我们大笑一阵，这是怎么刻的。王绍尊先生是拖刀，三个指头捏住刀，往后拉，也就是往下拖，比较稳。我问他，齐白石怎么捉刀，他说齐先生是冲刀，往前推，有精神。我看过画家王萤刻图章。他是往前冲，左手的大拇指在刀后顶着点，也挺稳，也有精神。我就采取了这种办法。不采用老师的办法，也可以。只要准，有力，能实现自己的意图就行了。友人送给一块石头，我一刻才知道，硬得厉害，不能用。大概是他刻不动才送了我。我用我的长刀，用肩膀顶着，刻了“蒙斋”二字。友人们说，这个印刻得好。我心里清楚，就是刻得不好，也没法重刻了，磨都磨不动。可见刻好刻赖也是碰劲。碰好了，就用，碰坏了，用不得，就磨掉，不可强求。有时候书展要字，很想写好却写不好，也许是太紧张。有时某人让刻图章，很想刻好，怎么刻也刻不好。这事情如同恋爱，不可不求，不可强求。你终于找到一个好妻子，你就狠狠地爱她就是了。至于怎么得来的，有什么经验，说也说不清，就算你说得再清楚，你的经验别人也用不上。书法篆刻，所有的艺术，所有的创造发明，都是如此，岂有他哉！
颜之推曰：“夫有过而自讼，始发蒙于天真。”（《观我生赋》）再也没有比一个积极投身革命的青年，十年后竟发现自己一无是处，更加痛苦的了。若说这便是一种“自讼”，其经历却是艰巨而漫长，虽然从不说起，却是终生难忘。到后来欲说还休，只道天凉好个秋。深夜梦中哭醒，披衣而起，静寂的街道，凄凉的路灯，忽然想起自杀的赵虹……那是一个才子，我的最好的朋友。当年我被降为“新战士”代理主编的时候，也有人称我是“才子”。不过，那只是把我从工农兵的行列中开除出去的一种“普遍呼声”罢了。我是凭着我的傻，才渡过了千里万里的难关。后来才知道什么叫“始发蒙于天真”。天真不就是傻嘛。我在边区革命中学时的一位音乐教师，姓刘。后来在一次行军中遇见他了，他也参了军。我们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他说：“你们南管头在三中的学生有两个姓张，一个很聪明，叫张庆源；另一个有点傻，叫什么来？”我说：“叫张德臣，就是我。”他有点不好意思，我却处之泰然。我是有点傻，不仅是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后来在五十年代，我打听这位刘老师，他在华北军区政治部任电影科长。
有点傻的人，如果把心一横，那就叫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军队我是认清了，没有我的前途，所以决心不干了。1955年住了半年“肃反队”，我一个字没有写。我的老战友王奂写了上万字的交代材料。我不写，该枪毙就枪毙好了。
到了地方，本想从头干起，谁知不行。直到1977年、1978年清查“******时”，我依然一个字没写。王奂什么时候都想表现好一点，我正好相反，不干坏事，但是决不故意表现好。人家把我当敌人，我为什么要把他们当同志呢？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这就是我的“发蒙”。我的斋号曰“蒙斋”。姚国瑾作《蒙斋****》述其义。林曰“蒙蔽”，降大任释为“顿悟”，张颔释为“《易蒙》之象，上山下水，仁者智者，其乐和同，林子陶然，乐在其中。”姚写道：“作庐夫子之义大而远。”姚国瑾释蒙为：“艮少，坎伏不明，故曰蒙。”“吾师少年从戎，意气风发，中岁屡遭磨难，感慨悲歌，老来伏隐，返璞归真。”姚国瑾的这篇短文很精采。其实，此处还有另一层意思。蒙就是我。山西（五台）人说我，音“蒙”。张先生已拈出《文选》注为证，“谦词也”。河北人说我，音“们”，《元曲选》写作“每”，其实一样，我。我之义，自我也。有人说，孔子发现了人，庄子发现了自我。自我是一种觉悟，一种尊严，一种文化或说道德的基石。这种东西，在上古就有了。姚国瑾的短文中提到巢由，是颇有见地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士君子文化。大舜就是一个典型的士君子，正是他开创了中国的礼乐文明。史学家们不注意此点，这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阶级斗争。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前，除了临摹以外，也刻过一些名章。现在能找到的就只有一枚“袁鹤龄印”。袁鹤龄是我在边区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好朋友，后来都入了伍，几十年没断通信联系。有一次我们团政委刘国辅同志行军中问我，林鹏，听说你找了一个对象？我很惊奇，极力否认。他说，听说叫袁鹤龄？我笑了，我说这是我的老同学，是个男生。他一听也笑了，说，现在打仗，你还年轻，胜利以后再说吧。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我对当时爱汇报的人，从心里佩服之至，不过他们太过敏感了，太无中生有了。这位刘政委是个好政委，从来不着急，不发态度，不乱骂人。“三查”查出身成分，查阶级立场，查对土改的态度，大概是这样时我们在一个小组（我是宣传干事），一条炕上睡觉，紧挨着。我的被子又薄又短，那是冬天，睡时，我必须把下边用背包绳捆住，不然一蹬脚就出去了。刘政委说，你那是干什么呢？我说明原因……他笑了。“三查”后，他派他的警卫员给我送来一条新被子。我连声谢谢也没有说。那时候人们不太爱用这两个字，但是心中怀着感谢。从图章扯到一条被子，这扯得太远了。
“张侯林鹏”，不是封侯的林鹏，是张侯村的林鹏。易县南管头的张姓，是从完县张侯村迁来的。史载，汉丞相张苍封北平文侯，其后裔世居中山义丰。后世史家找不到义丰在何处。我以为完县张侯村就是当年的义丰。也是聊备一说而已。
大约在“****”初期（1967—1970）我有一方印，我刻过多遍都没刻好，即“沙丘”二字印。史载秦始皇死于“沙丘平台”。沙丘在古代很有名，地址在河北省平乡县。据传最早是商纣王修建的，史称沙丘宫。后来，公子成围沙丘宫，赵武灵王饿死在此。再后来就是秦始皇。我决心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写秦始皇。这个决心是什么时候下的，是在“****”前。定下“沙丘”二字为书名，我记得很清楚，是1967年2月19日，这天是我的生日。我把我在此以前的小说书稿（一个长篇，两个中篇）当众烧掉，然后我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我从来不记日记，怕人说是反动日记，但是有一个日记本）写了两个大字“沙丘”，注曰：“中国问题的关键在此。”即使红卫兵抄了去，谅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要真正认清中国的古代史，关键就在“沙丘”。能认清中国的古代史，也就认清了中国的现代史。反过来说也一样，能认清中国的现代史，也就认清了中国的古代史。我以为认清中国古代史的关键，就是认清秦始皇。而秦始皇一生活动的关键，就是他冠礼前后的一年多。这一年多事情很多，而一般历史学家却避而不谈。
我把我的历史小说定名为《沙丘》，前头有个“楔子”，等于序幕，写他冠礼前后的事情，取名《沙丘引》，即《沙丘》的引子。1968年写了一遍，一万多字，干干巴巴，不满意。1970年冬天在插队地点重写一遍，也不满意。到1974年，“批孔”开始了，我又重写一遍，题辞是传说孔子的歌诗：“何物男子，入我室，登我床，颠倒我衣裳。”依然不满意。后拖到1984年冬天，降大任一句话救了我的命。他说：“所谓小说，就是闲话的艺术。”我一下子恍然大悟。1985年1月5日把《丹崖书论》的书稿交给王朝瑞，我把脚一跺，当晚我就动笔写起来。我当时已经五十八岁了，此时不动笔，更待何时。我想起伍子胥的话：“吾日暮途远，吾将倒行逆施。”把以前写的全部抛弃，另起炉灶，不做计划，不列提纲，人物故事随写随编，写到那里算那里。第二年1986年4月22日，我小外孙满月时，写完长篇历史小说，取名《咸阳宫》。太原风俗外孙满月要“挪骚窝”，到姥姥家住去。我高兴极了，《咸阳宫》完成，可可的又得一外孙，实在不知如何是好。从此外孙同我一起睡。1980年，我得了一个孙子，高兴非常，取名“驺虞”，《山海经》：“林氏之国有仁兽焉，名曰驺虞，见之天下大安。”我想，只要不搞政治运动，也就天下大安了。1982年得一孙女。现在又得一外孙。人生在世，尚有何求。
生命有限，艺术无穷。这就是说的精力。年轻时，不知道精力是什么，自然也不知道爱惜，经常打疲劳战，甚至搞破坏性试验。到老来，知道了，却是没有多少了。往往是，有精力说话，比如发个言，却无精力提笔。力气就不够，不可勉强。即使勉强，也弄不好，一塌糊涂，懊丧无限，于人于己都不利。有精力提笔时，如在一般笔会上，还能挥洒两下，从效果上看，也还能混得过去。但是，却没有精力捉刀。由此可见，最后才是刻图章。一般说，它不将就，它既要求兴致、灵感等等，它还要求力气，精力充沛。这就是篆刻艺术的独特性。它不是一般的执笔，而是执刀，要力气，要精力。而当人们谈论艺术的时候，不可避免的，绕不过去的，就是****。没有****，自然也就没有艺术了。然而，仔细想来，****只是一种冲动，有时名之曰创作冲动，它只是感情，只是烟，只是火气，还不是火。没有烟，形不成火，但是光有烟，光有火气，不顶用。****之外，或说****之上，还有食欲，食欲就理智多了。这才是火。所谓血气方刚，大体上就是这种情形。而真正的艺术，它非常超脱，简直就是超然物外，变化莫测，不可捉摸，不可不求，不可强求。求而不得，无须懊丧。求而得之，似得非得。名满天下，未必真得。所谓浪得名，古来就有，遍地都是，青年学子，不可不戒。然而，却无从着手，无从着力，不知功夫何在。过去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表现人民，教育人民……”那基本的意思并没有错。只是说过来说过去，越说越硬，越说越“左”，过于简单了。书法篆刻怎么反映生活？莫名其妙。然而，它是可以反映社会生活的，是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的，虽然比较曲折，比较不那么直接，因为它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虽然不很重要。此虽小道，亦有可视。它所反映的，只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古代的一些著名学者，当他们撰写“印人传”之类著作时，他们早已经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道理必须能打来回，道路是可以回来的。不能回来，那就不是道路。说一句，“走自己的路”，“路在脚下”……说说可以，不能真走，回不来。这就是“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返”的情形。这情形太普遍、太深刻、太耐人寻味了。因此，人们总是忽略它，不太在意。
两千年前的古人所炼出的钢，今人科技如此高度发展，反而炼不出来。在中国这就是欧冶子，在外国这就是大马士革刀。不要在1500度（温度）以上考虑，古人制造不出1500度来。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这就是所谓炉火纯青。烟都冒完了，火也着完了，只剩了最后那一点点蓝色的小火苗。它的温度并不高，然而它可以摧垮一切，熔铸一切，造就一切……这就是艺术。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过程中，生命过程中，体验出来，察觉出来，只是很难把握住它，不过如此而已。
回想自己的一生，总觉得与时代不合拍，好像慢半拍，这叫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自己偶一想起，就苦恼万状，不知如何是好。一位组织科长对我的评价是，不听话，不可靠。我听说后很不服。我自幼积极投身革命，抗日时期我在我们易县的最前线（最东边四区）当区干事。解放战争时期我到了野战军的团政治处当干部，也是最前线。我工作很积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然而我却给组织上这种印象，我没有办法了。孔子曰君子有三畏，首畏天命。天命不可违。这就是我从根本上说没有地位观念（不做升官梦想）的根源。这种不做升官梦的可以说冥顽不灵的思想，支配了我的一生。它实际是救了我，使我未能误入歧途，也就是未能进入“彀中”。在上述对我的恶评之后二十多年，我读了《礼记》之后，我才慢慢有了一点对自己的正确认识。
《礼记》里有《儒行》一篇，好文章。降大任曾说，你把《儒行》用楷书写出来，并加以注释，然后出版，很有意义。我死抱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教条不放。我想，有意义也只是“为人”的意义，所以我迟迟未动。《儒行》曰：“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畜就是豢养。吾刻“难畜”二字闲章，拒绝做驯服工具也。古今中外只有儒家有此一义。它和“逆命”“不使之臣”“君命有所不受”“不可使为非”“处士横议”（横者逆也）是同一个主义。儒家的此一重要主义，不仅是法家的先生和后学们根本不了解，就是儒家的乡愿和冬烘们也不了解，这是一种全新的先进的主义。它同性格上的倔强、不羁、狂狷等等不是一回事。
五十年代，中国的驯服工具论，曾经受到东欧小兄弟们的批评。中国人大为恼火。苏联和东欧大体上仍在欧洲文明的系列之中，他们只知道民主自由等等时髦概念，只在个人主义中涵泳，这同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心胸和“逆命”“不使之臣”“不可使为非”等等，不可以道里计也。
受人撺掇，这几年收了几个学生。说是学生，很少见面。我想我收的学生，有一个好处，不累人儿。学生们都是拜师前就已参加过全国书展，甚至有的还得过奖。写的刻的都很好，认真说来，我能拿什么教他们呢？他们也很少拿张字来，让我点评，指导。这种情况极少。有一次一个学生拿了他的字来让我看。我看后无话可说，其实比我写得好。我也是见了丈母娘叫大嫂，没话找话。我说，昨天一个钟头之内来了两位客人，第一个进门就说，呀，你瘦啦！第二个说，呀，你胖啦！其实，我还是我。你拿上一张字，让人批评。张三说，这里应该灵动活泼一点，让它飞腾起来……李四说，这里应该凝重庄严一些，入木三分，力透纸背……还怕找不到话说吗？其实没用。这种意思，古人早就说得不待说了，你们也读过多少遍了。这就是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意思，不过如此而已。所以，我同学生们见了面，闲坐，闲扯，一般扯不到书法篆刻上来。回想起来，扯的最多的是读书。我问他们最近读了什么书？哈耶克，给我讲讲哈耶克的意思。说到冰心，《无士则如何》……说到林语堂，《鲁迅之死》。经常谈论的是《四书》。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也有人问我：“你以足球为例，说中庸就是不偏不正，刚好进球，讲得极好，这有出处吗？”我说，“不偏不颇，‘颇者偏也’，这种注值得考虑。颇就是过分、过于、过甚……只怕不是过偏，而是过正，过于板滞，过于教条，过于守旧。古人讲，读书有间，心知其意。间者间隙也，也有时候是，意在言外……聊备一说而已，不敢强人同我也。”傅山说：“文章亦有李广、程不识两种，看才之大小耳。”师生之间，认真说来就是朋友之间。老师教给学生的往往很少，学生启发老师的却是很多。这种事情，没法记账，要记账老师欠学生的就太多了。
书法篆刻，总归是小道。虽有可观，依然是小道。此中只可见出大道，也只是见出而已。见念现，它需要有人发现它的含义，也许发现得对，也许只是无稽之谈。我在“****”中刻过一方闲章：“你死我活”。我不是说的阶级斗争、********……我是说，在学习上，在创作上，你比较死板，我比较灵活。说来可笑，那是什么时候，竟开这种玩笑。刚说了别人不入印，自己又来这些不入印的东西。这叫说嘴打嘴。这只是玩儿，有人说不错，自己也觉得挺有意思，就留下了，只是没处盖。
归根结底，骚人墨客，游戏而已。指着这个吃饭，怕是不行。傅山说：“文章诚小技，可怜终日在里边盘桓，终日说梦。”此一番东拉西扯，视同说梦可也。就此打住吧。时在2004年春节过后，吾已七十有七了。
于太原东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