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歼7飞机的飞行员曾戏说:“歼7飞机是跑得快的近视眼。”形象十分贴切,也是歼7飞机长达几十年之痛。
这里“近视眼”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歼7原型机飞行员的目视距离近。飞行员向前观察,要通过复层的防弹玻璃和座舱盖的前玻璃,透过的光线七折八扣,透光率打了几次折扣,飞行员视力再好也看不远。这个问题经过歼7Ⅱ型改型,取消了防弹玻璃,保留了固定风挡的前玻璃,即防鸟撞玻璃,基本上解决了。
第二层含义是歼7原型机带有空空导弹,但没有一个好的雷达,只有雷达测距器。当然歼7飞机空战可以依靠地面雷达引导,但自己带的空空导弹可以攻击大于10千米之远的目标,而只有测距功能没有方位功能的雷达测距器也仅可测距5~7千米,导弹的作用远远不能发挥。因此为歼7配上一个真正的雷达,不仅是夜间、复杂气象战斗的需要,也是白天作战的需要。飞行员依靠目视,好天气时也只可搜索到10千米多一点儿,更远必须依靠雷达。所以苏联的米格-21早期出了米格-21Φ-K13昼间型之后,后面大量的改型,从21ПP、ПΦ、M、MΦ到Биc,都是带雷达的全天候型。印度从苏联引进仿制的即是ПΦ和M型。
我国1962年引进昼间型仿制成歼7飞机后,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众所周知,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的歼7改进改型规划中,即有第三期改型把歼7改成全天候型的步骤。以后歼7有了近距格斗导弹,可以离轴发射,但没有多功能雷达,离轴功能不能发挥,更进一步加深了矛盾。
让歼7飞机有一对好眼睛,而不是近视眼,既能较远地“看”前方,又能识别敌方方位指引导弹,是我们曾经为之奋斗了多年的往事。可惜歼7全天候型未能如苏联体系那样成为歼7飞机的主角。歼7ⅡA引进国外电子火控系统时,当时的电子技术还做不到在小机头内装上多功能雷达,只能有一个较好的测距雷达,从距离上(可测距15千米)配上导弹。歼7E型机翼改型时曾有第二步改机身,解放机头装上雷达的设想,但也未能如愿,这个愿望留给了两侧进气的超7。
现在由于雷达技术的进步,可以小型化了,不改飞机机头,也可以装上雷达,歼7G型机在年轻一代设计师们的努力下实现了这点,虽然晚了一点,但圆了解决歼7飞机近视眼的梦。歼7飞机终于有了一双好眼睛!
回想过去,往事未必如烟。
歼7改型在“****”中艰难前进
原型歼7飞机引进后,是先使用后仿制的,所以较早收集到部队在使用中发现而要求改进的问题。1968年6月,三机部和空军在沧州召开的会议上,132厂得到了空一所提供的一个歼7外场使用中400多条问题的清单,112厂接触得早,112厂设计科科长胡淡同志在会上谈了歼7飞机一、二、三期改进的设想。这个会132厂设计科副科长沈泳沅同志参加了,会上成立了以三机部为组长单位,国防部六院和空军为副组长单位的歼7飞机改进改型领导小组。此后,112厂不再参与歼7工作,歼7改进改型工作全部由132厂承担。
“**********”初期,1966年底开完歼教5的定型会,1967年开始,我就“靠边站”了。1967年5月6日,132厂发生震惊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开枪打死50多人的武斗时,厂内办公室的人都跑光了,我作为不断写检查的当权派,还老老实实地坐在设计科办公室。大约上午10点钟,好心的设计员王惠铨跑来偷偷地告诉我:“厂外已经有几万个城里来的造反派把厂围住了,看来要出大事了,你赶快走吧。”我一听不得了了,赶快出厂。厂门口果然双方对峙,剑拔弩张。回到家中,下放在车间劳动的爱人埋怨我怎么那么迟钝,要死人了。果然不到一小时后,就听到厂门口枪声大作,保卫工厂的一派冲锋枪就打开了。厂外城里来的造反派宣传车上高音喇叭反复广播:“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枪声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鼓动造反派冲进厂去。这一天开枪打死的造反派50多人大部分是中学生,宣传车上则是北京来的大学生。造反派推翻工厂的围墙冲进了工厂,守工厂的厂内保守派退出工厂逃往附近农村。****中央专门发了文件,处理这全国第一次开枪的武斗“5·6事件”。132厂的确成了“****”中的重灾户。
1968年10月,厂里掌权的造反派成立了劳改大队,对几百个“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再加上坏头头(保守组织头头)集中起来,实施劳改,我作为全厂唯一的“反动技术权威”,也被赶进了劳改大队。每天由武装民兵押着,齐声高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排队前去劳动,挑石头,筑清水河堤,修机场护厂沟等。这些重体力劳动,在某种程度上,比每天在走廊上写检查,清扫厕所,在思想上还轻松一些。虽然,对“**********”始终不理解,老老实实干工作,一直听党的话,也做出了成绩,为什么会变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联想到1958年反右运动后期****分子的下场,想想自己、妻子、子女,想想年迈的父母,都会怎样,确实令人不寒而栗。但一切都没有办法,只好一天挨着一天过。
1969年8月,科里造反派宣布我“解放”,回去当设计员。1970年4月,厂革委会调我去生产指挥部当设计组长,代表工厂指挥两个设计连队。此前不久,厂军管会决定撤销原有车间科室编制,全厂实行军事编制管理,工厂总部机关设立三大部,基层设定了13个大队,77个连队,车间科室都成为连队。3月份军管会改为工厂革委会,军事编制不变。此后,生产指挥部陆续给我调来下放在车间劳动的黄理章、薛炽寿、王致斌三名设计员作为设计组的成员。
我当时第一件大事是组织歼7Ⅰ型的全机静力试验。通过六项改进的歼7Ⅰ型飞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往前走,原来北京要求1970年当年研制成的歼7Ⅰ型飞机完成100架,后来眼看完不成又改为60架,但按研制的试飞提纲飞好的飞机,已有十几架之后,一直没有人来接收。后来才知道,空军内部不少人全盘否定歼7飞机,对歼7六项改型的否定,更不在话下。因此三机部军管会主任周洪波几次和厂里领导说,要恢复原型。经过据理力争,最后总算保留了:加左航炮、改无级调锥及唇口改圆等三项,座舱盖加高、机翼整体油箱扩大被否定,改815乙发动机被认为不成熟,最后形成歼7Ⅰ型三改三不改方案,重新试制。
1972年4月9日,我早上上厕所发现大便全是黑的。最近一段时间胃常不舒服,老毛病没当一回事儿。爱人代我拿了便样去医院化验,我仍上班去了。不久爱人拿了4个“+”号强阳性隐血化验单到我办公室———胃大出血,立即把我送去医院。第二天,生产指挥部领导来医院看我,希望我能与革委会的孙志端副主任一起去北京向叶剑英(军委)副主席汇报歼7工程三改三不改的问题,这时我已无可奈何了,我推荐薛炽寿代我去参加。孙志端原是172厂的厂长,“****”中挨整后由部里出面把他调到132厂来的。
早在1970年11月,在北京,我和三机部李在田同志一起去空军科研部机务部汇报歼7Ⅰ型6改方案,汇报完后机务部何培沅副部长提出Ⅱ型改型的重点是取消带离弹射,再下步歼7改型是搞全天候型,希望能让歼7装上小型化的645雷达,因为空军已决定在歼击机种中,必须有五分之一的全天候型。
1972年10月,三机部在北京召开考察米格-21ПΦ引进技术会议,孙副主任和我等去参加。之前,为改成歼7全天候型,三机部张金波处长带队,132厂设计连连长张仁保和设计员王杰两位同志参加,去朝鲜考察了米格-21ПΦ全天候型飞机,进行了粗糙的外形测绘,收集了一些外场材料,带回了火箭弹射座椅、雷达及2C型发动机等实物。这个会就是介绍考察情况,开展歼7第三期改型为全天候型的会议。段子俊副部长出席会议并发言,强调部队急需歼7全天候型,132厂要当大事来抓,要求1976年底前后改型成功定型。会议开了整整10天,包括研究发动机的改型,有5个很具体的会议纪要。我在会上提出,最好能拿到一架ПΦ飞机,否则1976年完成的进度很难保证。611所派出谢光和吴逢光二人参加了此次会议。1972年9月,工厂恢复科室车间,撤销大队连队,原十大队所属设计、特设、试验、技术情报等科室和模线车间改制为设计所,我任副所长兼设计科长,主管设计。原来两个设计连合成为一个设计科。
10月会议以后,设计科内三期改型方案工作就展开了。三期改型的中心是放大机头,在中锥内装上204雷达(雷达厂推荐的)。放大进气口的尺寸就按照考察时带回的ПΦ飞机大致尺寸。此外,还研究改吹气襟翼,加机背油箱,加大起落架,装改型发动机,增加机翼外挂点,改红外照明。这些工作与歼7Ⅱ型改型几乎是在同时进行的,因为重点专业工作并不重叠。Ⅱ型重点是弹射救生,Ⅲ型重点是火控系统。
但是当时全厂的工作重点是搞好质量整顿,歼7Ⅰ型重新按三改方案试制,争取尽早定型进入批生产。重新试制的三批一架歼7Ⅰ型飞机于1973年9月送630所作定型试飞。
1973年9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按“部院结合、厂所挂钩”的原则,国防部六院划归三机部建制。
“**********”后复出的132厂原厂长马诚斋改任工厂临时党委书记。1973年9月马诚斋提出工厂应走320厂的路,要搞一支较强的设计队伍,做一个规划开展自行设计。之后,复出后的谢明副总工程师升任革委会副主任,除质量整顿外,还狠抓工厂的技术改造,设计性试验的技术改造也列入其中。
划时代的襄樊会议
1973年11月,我率张仁保、李宗俊、包于涵、王月新、顾凡清等出席三机部在襄樊(现在的襄阳)召开的歼7、歼8弹射救生装备协调会。这是部院结合后的一次重要会议。
早在1970年初,座椅设计员包于涵就与我谈过座椅改进,取消带离弹射改为敞开式火箭弹射,当时决定派人去参加空军主持的歼6座椅改进试制试验,学习他们的经验。1970年12月,派出的沈泳沅、顾凡清开救生会议回来,涉及歼7二期改型,向孙副主任汇报,建议成立救生方案的研制小组。此后,座椅及舱盖的改进方案一直在进行。我们带去的歼7火箭弹射救生方案,首先是继承了歼7原型座椅手脚保护等机构比歼6先进,因此取得空军主管此事的军训部同志的支持。取消带离弹射后的座椅装有专用的平台火箭包,可实现零高度救生,有专用的人椅分离器,分离人椅放出装在椅内的救生伞。舱盖改为固定风挡和后折返舱盖,取消原有的防弹玻璃。舱盖将有Ⅱ型和Ⅲ型的两种外形。这个方案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会前准备比较充分,汇报和讨论比较扎实。这时六院的救生专业所610所成立不久,他们带去了歼8头靠伞的救生方案。会上有人建议只合成一个头靠伞方案,歼7的坐伞方案应该下马。由于我们据理力争,又得到部机关同志的支持,最后终于取得了歼7座椅方案和歼8座椅方案可以并进的结论。这次长达11天的会议,对歼7Ⅱ型成功改型至关重要,当然也预定用于歼7全天候型。我们争这个改型权,是冒着极大风险的。既有技术上的风险,也有工厂生产形势不好造成的进度上的风险。更令我这当干部的人感到还有政治上的风险:万一救生失败,当时尚在“****”之中,随时都会有政治帽子飞来。但是歼7飞机原型救生不安全是空军最大的担心。据介绍,当时国内歼7飞机共有七次重大事故,其中迫降成功二次(包括1972年3月我厂一次),五次跳伞,其中四次一等事故,飞行员都牺牲了,一次二等事故,但飞行员被压伤颈椎导致终身残废,真是触目惊心。这是我们下定决心挑起歼7改型重担的思想动力,当时我们叫做“革命加救命”。在进度上我们又必须走在歼8方案的前面,虽然歼8方案是倾一个所的力量在做,但如果歼8方案先成功了,又会有人主张停止歼7方案的。所以我们舱盖座椅组的设计员,在工厂生产形势不好时,自己在车间推着零件车跑工序,急进度所急,都在情理之中。
1974年5月,三机部正式下达任务,由132厂负责歼7弹射救生改型工作。
132厂从“****”的混乱中正在逐步恢复秩序,但总体上讲,一部分群众派性严重,干部又不敢管,劳动纪律太差,不少车间都是冷冷清清的。孙副主任主管全面生产工作,也没有多少办法,其实他与中层干部一样,从“****”中吸取教训后,始终坚持不过“三八线”,即不管“****”政治运动,只管生产。这时他对我们的工作安排是:歼教5生产的优质过关,歼7Ⅰ的设计定型工作,歼7Ⅱ改型发图工作,歼7全天候改型方案工作,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