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上午，春雨潇潇，天地含悲。
在殡仪馆告别室见了山曼先生最后一面，回到办公室，心里空落落的，眼前一片空白，唯有山曼先生的印象由远而近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作者山曼
20世纪70年代，拜读先生的美文，知道先生的大名；80年代始与先生相识；90年代之后，因为工作关系，联系与接触日渐增多。
先生原名单丕艮，笔名山曼。有关“单丕艮”与“单不良”的故事，有若干版本在省内新闻界、文学界、民俗界广为流传。
我与先生的接触始于约稿。先生是一位极认真负责的作者，每次与先生商量好的专栏或文章，先生都会高质量地按期交稿，从未误过事。有事外出，先生必预先交一批稿子，以防“断顿”。
1994年夏，报社成立文艺部，由我主持文艺部的工作。我想把地域文化作为地方报纸文艺副刊的一块品牌，于是和责任编辑商量在“半岛”副刊上开辟一块民俗方面的专栏。先生是民俗专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先生。我们的想法和先生不谋而合，先生大力支持。没过几天，我们便收到了先生的稿件。很快，“烟台民俗”便与广大读者见面了。之后，又陆续有“烟台民间玩具”、“烟台村名谈”、“乡语新篇”等洋溢着浓郁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专栏陆续不断地见诸报端，赢得了读者的赞誉，有的专栏结集出版，有的专栏还被评为全省、全国报纸副刊的名专栏。一次，先生正在住院，我和责任编辑徐绍磊将民俗专栏的获奖证书转交给他，先生有些不好意思，喃喃地说：“都是你们布置的，我只是小学生做作文。”
作为作者，特别是专栏作者，保质保量按时交稿十分重要，尽管先生是专家，但是对每一篇稿件都十分认真，真的就像小学生对待作业一般。刚开始时，先生还没有换笔，每一篇稿件都十分认真地清抄在稿纸上。先生的字也很有特点，一笔一画，极少连笔，且笔锋内敛，中规中矩，我们称之为“山曼体”。每次收到稿件，从这一笔一画的“山曼体”上，我们仿佛见到先生认真地伏案写作的情景。有些民俗，年代久远，加之离今天的生活较远，编辑们不明白，请教先生，先生便会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从未流露出丝毫的不屑。后来，先生换笔了，改用电脑敲字，开始时使用那种带孔的打印纸，遇到敲不出来的字，先生还会一笔一画地写在事先留好的空白处。
行者山曼
写下这几个字，我的眼前便出现了行者山曼的形象：一双旅游鞋，一身休闲装，稀疏的头发有些凌乱，消瘦的脸上挂满风尘，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双肩背包装着全部家当……
有好几次，我在办公室接待过这身装束的山曼先生，那是他远行归来。先生的出行决不是游山玩水，而是脚踏实地的民俗考察。在我的印象中，先生有两次时间较长的民俗考察。一次是行程万里的黄河民俗考察，另一次是遍及胶东的烟台村名调查。
黄河民俗考察前，先生曾鼓动我说：“有没有兴趣跟我去考察黄河民俗？”说实话，按我的性情，还真想背上行囊，跟着先生，沿着黄河大堤，一路走，一路记，一路想，可是我的工作性质不允许离开这么长的时间。年过花甲，自备经费，无人作伴，又病患（糖尿病）在身，先生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孤身一人，历时数年，行程上万，中间经历多少沟沟坎坎，遭遇多少磕磕绊绊，多少次风餐露宿，多少次日晒雨淋，人们无从知晓，我也只是断断续续从他的只言片语中略知一二。
1999年10月，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将一本透着墨香的新书放在我的桌上，书名叫做《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作者山曼。从先生自撰的“前言”中，我依稀看到先生此次考察的情景：“本书的考察由作者一人完成，考察的方法基本上是手工作业，一个人背了行囊，到一个县（区），翻阅一下地方志中有关的文字，就地求教，作一番考察，选两三个点，坐公共汽车或步行过去，遇到了好的采访对象就多住些时，或者不宜展开采访，赶紧奔赴下一个目标。如此到过了黄河下游干流两岸所有的县（区、市），徒步走过上万里的路，采访过的人在数千人之多。”上万里的行程，数千人的采访，24万字的长篇巨制，数十幅珍贵的图片，都是这位身患糖尿病的花甲老人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后来我听先生说，此次黄河之行，饿了有路边小店，困了可借宿农家，这些都不算最难，最难的莫过于孤独。漫漫长堤，茫茫河滩，孑然一身，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先生便自己和自己大声说话，自问自答……
我印象中先生的第二次出行是烟台村名考察。商量好专栏的题目后，先生便独自一人开始了他的工作。别看每个村庄只有寥寥数百字，长者不过千把字，先生从不马虎敷衍，必亲历亲至。每到一村，查阅资料，访谈老人，村名的来龙去脉，姓氏的来历源头，无不调查到位，不留遗憾。“烟台村名谈”前后刊发189期，先生的足迹到过胶东半岛的数百个村庄。这是每一个作者抑或是地方官员都难以企及的。中间，先生来编辑部交稿，偶尔会谈及调查过程中的一些逸闻趣事，也都一笑了之，其中的艰辛困苦，从未涉及。只是有一次我提及稿费和采访费用，先生诙谐地说道：“赔本赚吆喝，远的地方，车费不够，还要倒贴一点。”我们的稿费标准就是这样，我也无奈。这件事直到现在我还心存愧疚。
智者山曼
论及先生的形象，谈不上高大或英俊，但绝对有特点，颇有几分仙风道骨。尤其是头上那稀稀朗朗、灰白掺杂的头发，更是与众不同，头顶上早已是蛮荒地带，其余的地方则留得较长，有点儿像民国初期剪了辫子后的发型。先生曾自我解嘲：“要是像你们那样，还有法儿看么？”别看先生的形象不敢恭维，但先生那头发稀疏的脑袋里装满了智慧，并不隆起的肚子里装满了故事，闲暇之余，哪里有山曼，哪里就有笑声，哪里就有欢乐。
先生1952年参加工作，5年后考取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教过书，从过政，且官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广播局局长。按说在县里官儿也不算小了，后来又到市里创办文学杂志，官至党支部书记、副主编。但是80年代中期，先生毅然弃官从教，一门心思钻进民俗研究领域，成为著名的民俗专家，著作颇丰，影响较大。有关先生的这次大跨度的转型，我没有专门与先生深谈，只是零零星星地感到，先生在有了20余年的从政经历后，感到民俗领域才是他的最爱，于是才有了这次职业的转型和心灵的皈依。
先生是民俗学者，也是民俗文物的收藏家。泥老虎，布娃娃，民间剪纸，土布蜡染，旧果模，招贴画，只要是与民俗有关的，先生都广泛收藏。几乎每件藏品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有的偶然得之，有的费尽周折。每每讲起这些藏品背后的故事，先生总是津津乐道，饶有兴趣。近些年，先生常为他的这些收藏发愁。放在哪里更为合适？设想过、试行过几个方案，都不甚理想。也不知道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为他的这些收藏找到了好的归宿没有。
窃以为，先生是极具表演才能的，尤其是那张其貌不扬的脸，讲起故事，模仿别人的言行，无不惟妙惟肖，时常令人捧腹，整个儿一个老顽童。先生的幽默风趣尽人皆知。90年代中后期，报社经常组织一些笔会或采风活动，先生是这些活动的常客。每次活动聚餐之后，是大家讲故事出节目的时候。先生酒量不大，也绝不贪酒，两杯小酒下肚，脸儿红扑扑的，此时此刻，讲个故事，说个笑话，唱个民谣是先生的拿手好戏。我印象较深的是先生演唱的鲁西北民谣，大意是小媳妇站在桥下的风口上，喊自家男人回家吃饭的情景，先生双手围在嘴边作喇叭状，有说有唱，还有动作，民谣的结尾是：“骨碌碌……骨碌碌……”每到此时，常令人忍俊不禁。
每次讲故事、说笑话或唱民谣时，先生常常是脸儿红扑扑的，嘴巴略张，金牙微露，眼儿乜斜着，表情很丰富，样子很可爱。从先生嘴里出来的话，也像他的本名一样“艮”悠悠的，有韵味，有嚼头。先生的音容笑貌恍然如昨，只是从今往后，再也听不到先生吟唱的民谣，再也见不到先生可爱的面容了。
连续两天，春雨潇潇，是天公在为先生送行么？
先生在那个世界里会做些什么？还会继续他的民俗研究么？还会继续他的黄河之行么？
我想会的。因为按先生原来的计划，他只考察了黄河的下游，还有中游和上游没有完成。先生在他的《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不会离开黄河的，做梦都常在大河之滨。”
一路走好，山曼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