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洪秀全无视于“天父”的旨意，一意孤行，禁绝儒学和焚烧古书的运动愈演愈烈。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傍晚，杨秀清“天父附体”，传达旨意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明确指示：“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笥中书”；“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杨秀清显然已经相当愤怒。几个小时后，“天父”再度下凡，指示说：
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今又差尔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纲常，诛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顶天者，亦是欲图名垂千古，留为后人效法。尔众小当细详尔天父意也。（《天父天兄圣旨》，第102—103页）
语气里已经没有了任何商量的余地，杨秀清借天父之口，勒令洪秀全必须停止他疯狂的意识形态运动。杨的威吓起到了预想中的震慑效果，此后，再未见有洪秀全大规模焚书的记载，而是代之以删改“四书”“五经”的妥协政策。
斗争并未终结。具体的过程不再重要，结局是：1856年，洪秀全策划“天京事变”，血洗了杨秀清和他的东王府势力。这位天国精神领袖，终于心满意足地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政教合一”。但正如杨秀清所评价的那样，洪教主的平庸和短视是致命的。
结语：意识形态之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
1864年，南京城破前夕，洪秀全于弥留中下达了最后一道天王诏旨：“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洪秀全未必不知道上帝教已然破产，但他的权力基础完全建筑于此，自然决定了他无法像早期的冯云山、中期的杨秀清以及晚期的李秀成那般，从现实出发，重新与儒家意识形态达成和解甚至合作。洪很明白，对传统秩序的批判愈极端，他所能够获得的政治权力也就越大，也就越能在与杨秀清等世俗领袖的斗争中占据优势。临终之际的洪教主仍念念不忘他的“天父天兄”，不是因为死不悔改，而是因为：一旦否认了这些，洪本人的生命和权力也都将失去依托。
或许，天国的悲剧从他们起事的那一刻就已注定——他们错误地在尘世给自己找了一个“宗教偶像”，一个“精神领袖”，此后十余年，这位“精神领袖”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阻碍天国回归常识、回归传统秩序，相反，日趋一日地将天国拖入了邪教的泥潭。
■相关言论
戈登拒绝清廷赏赐黄马褂
“鄙人效力中国，实因悯中国百姓之涂炭。鄙人非卖剑客也。”常胜军统帅戈登在攻克常州后，拒绝了清廷赏赐的一万两白银。
李鸿章在苏州背信杀死太平军降将，身为中间人的戈登深感耻辱，本想拒绝清廷的所有封赏。后经各方极力游说，保留了勋章和黄马褂。
总理衙门官员子弟不知台湾何在
“斌椿的第六个儿子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小时，他不知道台湾在哪里！”——《赫德日记》1864年10月18日。
据官史记载，这位不知台湾在何方的公子的父亲斌椿大人，很快就“挺身而出”，接受了总理衙门的派遣赴欧游历，临行之际慷慨赋诗：“天公欲试书生胆，万里长波作坑坎。”
李鸿章建议学习外国利器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给恭亲王写信建议学习外国利器。洪秀全自杀次日,总理衙门就此事专门开会讨论。
附：
洪秀全《天父诗》第十七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
硬颈不听教，二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
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
洪秀全《天父诗》第十八
讲话有大声，六该打。
有喙不应声，七该打。
面情不欢喜，八该打。
眼左望右望，九该打。
洪秀全《天父诗》第二十四
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
一眼看见心亮起，薄福娘娘该打死。
洪秀全《天父诗》第三十七
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
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
洪秀全《天父诗》第三百七十八
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
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
资料来源：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出版；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周武《太平天国史迹真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