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在北京过春节，抽空去了趟天津，跟中国民航学院的老同事们喝了顿大酒，勾肩搭背，相互吹捧，挥斥方遒，高谈阔论，把我的天津情结狠狠地又挥发了一下。唉！那一段似流水的青春年华！
1981年，初到天津的时候，哥们还很年轻，刚开始长出第一根胡子，在天津武清县的一个镇里上初中一年级，那个镇的名字叫杨村，很长时间我都很怀疑我到的这个地方是否属于祖国第三大直辖市，我的同学们分别来自武清县的各个乡镇：东马圈、上马台、黄花店、王庆坨、下朱庄、下伍旗、大黄堡、白古屯……每个地名都极其惊艳，让人心惊肉跳，那是人间么？！这地名都是谁给起的？！太有创意了。据说现在的武清已经是中国北方最大的丧葬用品生产、流通基地，当年很多同窗没考上大学，干这行都发了，可见古人起名还是有根据的。
杨村此地出产好几种名扬天津的小吃，小鱼熬饽饽，耳朵眼炸糕，青豆粉以及糕干都是天津卫一绝。尤其是糕干，在我上的那个大学闻名遐迩，因为每年该校的新生都到杨村军训，而每年都无一例外发生新生肚胀住院事件，罪魁祸首就是杨村糕干，该物类似压缩饼干，味极香，性极干，难咽，一旦见水，膨胀速度类似泡腾片，易充饥，尤益军训生充饥，故而无论教导员如何告诫，每每有新生触此“高压线”，杨村糕干大名故而也开始远播京城。
杨村此地的特异之处还有，它位于天津和北京正中间，杨村人说话既不是天津话，也不是北京话，既有天津味，也有北京味，属于三不靠，四不像，极其独特。
因为住在县城，县城相当于城里人说的乡下和乡下人眼里的城里，所以既很难去乡下，也很少进城，对天津市的印象就是勤俭桥、勤俭道、南京路以及飞机场一带，还有就是水上公园、火车站、电视塔、蝶式立交桥。好么，那时全国也没有立交桥，大搞基本建设的鼻祖就这样诞生了。
还有火车站，记得当时也颇为轰动，候车大厅造了个罗马式的拱形顶，这倒没什么，上面画了一幅巨大的西洋画，这也没什么，画上画了一堆外国女人，这还没什么，这些外国女人还没穿衣服！这就太牛了！想想，那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啊！天津领导的魄力和审美能力可见一斑，很长时间天津家长骂孩子都说：介倒霉孩子，耍流氓你还能耍过火车站么！
那时候进津都像出远门，我的同学都还年少，待在村里，还没混进城，所以我很少去市里，根本不认道，路不熟也就缺少亲切感。跟着长辈去过几户人家家里，都住小胡同里的小杂院，那叫一个脏乱差，只记得一进门只看见煤球炉和长烟囱，夏天也一样，还有一股煤气味，屋子都小得转不开身。
再后来到天津是毕业分配到中国民航学院工作，学校挨着天津张贵庄机场，远离城区，从北到东，不用穿过城区，那也是一鸟生蛋筑巢的好地儿，现在的好几个兄弟都是那时的死党。想当初刚工作，在学校也不知该干什么，一大帮男青年老师混作一团，还有几个毕业生，整天下围棋、玩游戏、打麻将、钓鱼，不亦乐乎。有一天清华老师终于干不下去了，觉悟了，说：咱们成立一个乐队吧。大伙热烈响应，各自分工，有弹贝斯的，有弹吉他的，有打鼓的，有吹箫的，清华老师是音乐学院毕业，全才，弹电子琴，根据我的特长，哥们吹小号。每天傍晚大伙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完《蓝精灵》，唱完片尾主题歌开始操练，虽然这个乐团只演出过一场，还是在自己的俱乐部里，但大伙当时的学习热情高涨极了，勾引了不少女学生和她们的目光。
后来，到了上海，几乎就再也没去过天津，天津对于我而言，从来就是烟雨缥缈，不清不楚。
这次去是坐和谐号城际特快列车回京的，可开了眼了，那车最高时速也有329公里，比磁悬浮一点不差，天津到北京30分钟，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牛气极了！尤其是新火车站周边，简直敢叫旧貌换新颜，小洋楼成群，灯光一打，精致漂亮，品位立马提高了好几个档次。整个车站有三层，规模气势堪比首都机场3号候机楼。那幅壁画还留着，这次敢仔细看了，原来上面画的不是外国姑娘裸泳，是油画式的精卫填海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