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我在端起酒杯应酬之际，心里暗暗祝福自己：生日愉快、生日愉快……但当几杯酒下肚了，还觉得心里不是滋味。酒兴也很低，满桌的菜也乏味。一时心里有种不可名状的冷落感，很需要有人为我说句祝福的话。环顾左右似乎并无此迹象，这也难怪，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日一向是严格保密的。我只好悄悄对身旁的一位年长者说：“今天是我34岁的生日……”那位长者沉思片刻后，心领神会地端起酒杯，和我一边碰杯，一边说：“祝你生日快乐！来，我们干一杯！”同桌人恍然大悟，原来这桌上还有一位正逢华诞的青年。于是热热闹闹，欢欢喜喜，一种浓厚的欢乐氛围立刻笼罩在这小小的空间里。我冷落的心仿佛淌来一股暖流。至今，我很感激这位不知姓名的长者。
这几年，家里的生活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每年到正月三十这天，妻子都要为我搞一个小型的家庭生日宴会，做上几个拿手的菜，邀几个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举杯畅饮。我常常搜肠刮肚，措些恰当的词汇，深有感触地讲上几句，渐渐地我已习惯了这种热烈的场面。
其实，一个人的生日过不过无伤大雅，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年龄，只因近年来家庭经济条件好了，人们需要找借口相聚在一起，改善一下伙食，制造一种欢愉的气氛，并且在岁月流逝的河流里，找到生命的积淀。
以前过生日的形式更简单，我小时候曾听老人说：“小孩子不过生日，忘生、旺盛嘛！”忘了生日长得更“旺盛”。且不去考究民间这种借谐音来进行美好祝愿的道理和起源，在我的记忆中，三十多年来认认真真地过的生日是屈指可数的。当然，这也不能怨父母。以前的岁月，不是老人想忘掉孩子的生日。俗话说：孩子的生日，娘的苦日。那些年代，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顿有肉星儿的饺子。平时，就是过生日，也只是做点大米饭或馒头，煮几个鸡蛋，这已经算美味佳肴了。
现在，孩子们过生日和老人过生日同等重要。七八岁的孩子过生日，家长也要精心准备一桌佳肴，隔辈老人也得前来祝贺。只有我们这代人，才充当起当年父母的角色。现在，要不是妻子推波助澜，我就会马马虎虎地应付一下自己的生日。
每个人过一次生日，就是在人生的旅途上又向前走了一步，生命是从这里逐渐成熟。当我坐在生日的宴席上，对着众多吉祥喜庆的祝贺和频频的微笑，我该思索些什么？是倦怠还是奋进？相看均不语，惟有我心知。当我回顾往事时，只觉得身后有一种无声的力量，在推动着我的身躯，驱动着我的脚步。
珍贵的空间
进城三年，搬了三次家。自从搬进现在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后，我才觉得空间的珍贵，尤其是属于自己的那一块。
这种感觉是从搬家那天产生的。搬家，最让我头疼的是那三柜子书。为此，提前一周时间，我就选出两柜子不常用的，装进纸箱封好后，寄存在姐姐那个商场的仓库里。房东看到我满院子装食品的箱子，还以为我家是做买卖的呢。一天他见我下班回来便问我：“你家的货批发不？”弄得我哭笑不得。往商场送书那天，30箱子足足拉了一小汽车，营业员见了直往外跑，以为商场又进了一车新货呢。
真使我费神的，还是搬家那天。一阵震耳的鞭炮声响过之后，一位同事兴致勃勃地，先把小铝锅端到炉台上，据说有了锅才称其为家。好不容易才把大衣柜从窗户搬了进去，挨着就挤上了书柜，赶角摆上电视柜，贴着炕边放上一张床，解决了儿子的睡觉问题。冰箱只好放到衣柜前，堵住了两个门，三开门的大衣柜，变成一个门了。无论怎样摆布，也找不到放写字台的地方了。无奈，把我当木匠时师傅们给我做的写字台拆了，两个斗放到外边，那块我用了十多年的写字台面，放到炕上铺被垛架了。剩下的两个书柜和洗衣机，全都搬到办公室去了。
到了晚上，支起炕沿边的那块板，才够我们的身长，躺下后得把腿伸到被垛架下面，常常闷得透不过气来。为了把有限的空间合理利用，大衣柜上摆满了纸箱，床下满满塞着粮食、杂物，就连冰箱、彩电这些贵重的家电上，也摆上杂物。
我有个写作的爱好，在这个可怜的空间里，来了灵感，只好支开饭桌，铺上一块纤维板。赶上吃饭时，我再把铺开的一摊子，统统端到床上。
冬天，要想不挨冻，还得过好生炉子这一关。隆冬时节，烟囱上的引风机冻得不转了，要点炉子只好上房去用手拨。房子虽然不高，可连个梯子也找不到，看着往外喷烟的炉子，妻子急中生智，她把方凳放到煤堆旁的一个旧木箱子上，踩着门上房。有时一天要上三次房，一冬下来，门也关不严了，锁也不好用了。
在这个狭小可怜的空间里，儿子常常看着《漫画》捧腹大笑，他笑得是那么开心；妻子也常常被电视里的小品，逗得前仰后合，她乐得是那么投入；我在这里常常爬爬格子，爬得是那么认真，欢乐填满了这一有限空间。
搬进小屋一年了，我感到了空间的可贵，可每当我支起饭桌时，已近不惑之年的我，更觉得时间的珍贵。
我的作家梦
1991年5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珍藏的记忆》；1992年8月，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吸收我为会员；1993年5月，我的传略被收入中国名人研究院编的《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这些，好像圆了我做了二十多年的作家梦，可我却深深地感到，未来的路更遥远。我还没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作品数量和质量都不理想，写这个自传，只想回顾一下走过的路，来鞭策自己，切莫半途而废。
“偏科大王”
30年前，7岁的我刚上小学。当时对语文课没有什么偏爱，上课时只觉得什么都新奇。记得有一次刚学完《列宁的大衣》一课，放学时班主任陈亚芹老师和我们一起回家，正赶上漫天大雪，一阵阵呼啸的北风，吹打着我们。
“这真是北风卷着鹅毛大雪呀……”
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课文中的话，陈老师表扬了我：
“赵国春用词还挺恰当呢……”
当时我心里很高兴。到家，还没来得及扫完脚上的雪，刚放下书包，我就把这事告诉了娘。娘虽不识几个大字，听说老师表扬我了，也借机鼓励我：
“好生念书，长大了好有出息……”
从那时起，凡是学过的词，我都尽量在平时说话时用上，尽管有时并不恰当，“剜到筐里的都是菜，”好像用过后的词就是我的一样。
娘的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娘深受没文化的苦，自打我懂事起，她就拿出一角钱，教我念“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
正当我对学习的各科都很有兴趣的时候，一夜之间，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到底写的是些什么，我也没认识全。后来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念三年级那年，学校发的《珠算》、《描绿》等教材，都成了废纸。当时只有语文、算术、政治、音乐、体育、图画课。整天也学不了多少课，只是“备战备荒”，挖防空洞，走“五七”道路，到生产队干农活。当毛主席的红小兵，参加宣传队，到处演毛主席语录的节目。老师高兴了，偶尔也上几堂作文课，除了颂扬稿就是大批判稿，写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抄报纸。老师讲了几篇课文，介绍是某某大作家写的，那时我就想，将来长大了我也当个作家。
《智取威虎山》等革命样板戏与观众见面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开始发表赞扬文章，有的用诗的形式来赞扬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我也学着写顺口溜，从报纸上剪下杨子荣的画像，贴在小红日记本上，下面抄上我的几句顺口溜，后来用笔描了又描。那就是我最早的创作活动。
我升入中学后，学习开始偏科，对语文非常爱学，对数理化不感兴趣，尤其是数学。数学考试课上，我在卷子上写诗，老师气得哭笑不得。我不光写小顺口溜，还写过好几百句的长诗，像《雷锋之歌》、《张勇之歌》等，开始模仿人家的。写完后就往作家出版社、《黑龙江文艺》杂志社投稿，都一一被退回。退稿信多数都是铅印的，偶尔发现一封手写的，觉得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人尊重了，尽管没发表，心里也很热乎，还常常拿出来给别人看。
学校里搞征文活动，我积极参加。读初一时，我写了一篇小故事——《一块玻璃》，获全校征文三等奖。从那时起，教我们语文的张本臣老师也非常高兴，老师把我从化学课代表换成语文课代表了。考试成绩各科相差悬殊，语文在全班数前几名，数学在全班后几名。
也不知谁出头张罗着，让我和同学们一起，给老师写大字报，我用的是十六字令的词格写，那时我就想当一个诗人，一个真正的诗人。我常常做梦，梦到我是全（兵团五师）师部写诗最好的，师里有一张报纸，我是编辑，全师都知道我的诗写得最好。
“土记者”
1974年11月，我高中毕业后，到46团7连当农工。我除了从家里带一些生活用品外，就把厚厚的剪报本、《新华字典》、日记本等全都带来了。
没几天，我作文写得好的消息让连里知道了，农田排一个叫蒋明的北京下乡女知青，非要退出报道组，让我当报道员，我嘴上客气着，可从内心却愿意当，后来就同意了。
寒冬腊月，我们的任务就是修双阳河水利工程。一天，团长在公路边的一个沙坑开动员会，说是要种水稻，把这里建成什么鱼米之乡，我们只知道干活。白天刨了一天镐，累得要死，冻得够呛，晚上，别人都打扑克、串门、洗衣服，我看一会儿书，就胡乱写一段顺口溜，抄完就往外投。一天我写的《战双阳》十六字令三首，被《黑龙江文艺》杂志社退了回来，通讯员把信拆开后，几个知青传着看。后来，连报道组没经过我同意，就把《战双阳》抄到了连部的板报上。我看见后，觉得脸上挺光彩，没过几天大食堂里举行的元旦联欢会上，队里的小学生们集体朗诵了这三首词。连里一个女副指导员向大家介绍说：“刚才朗诵的这首诗，就是师部分来的赵国春同志写的……”说到这，很多人都把目光转向我，我当时只觉得脸上发烧，心里跳得很快，一是感到了创作成果被人承认的喜悦；二是虚荣心也得到了一次满足。
1975年初，我被借调到师部粮油加工厂，当上粮工，每天累得要命也没放弃写作。厂里有个姓李的上海知青写了一个独幕话剧《突飞猛进》，因不符合某些领导的意图和当时提倡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厂里重新组成了三人的创作班子，让我执笔。领导说明了意图后，我回家一憋十几天，终于过关了，最后署名是五师加工厂创作组。排练时，我还在剧中担任一个老工人的角色。后来，我把这个剧本寄给了《黑龙江演唱》，得到的也还是一封退稿信。
第二年，为了参加师后勤部举办的纪念国庆27周年汇演，厂里从车间抽我，让我写一首歌颂毛主席的长诗，给我半个月时间。我回到家里，安上小炕桌，非常自豪地开始写作。娘看着我没白看书写诗，坐在家里写作，单位还给开工资，连她的笑都是甜甜的。后来，诗也快写完了，突然传来了噩耗，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了，我心里的悲痛劲无法表达，诗更不能写了。我虽没想到国家的未来发展，却感到天塌地陷了一样。
1976年末，我被调回父亲工作的单位——师修造厂，报到那天，屋里坐了二十多个职工子弟，铸造车间的主任把我们几个身体好的领到了铸造车间，我当上了又脏又累的造型工。
当时，我真羡慕一些领导干部家的子女，能干上好工作，尤其是本车间最好的木型工。车间有一次召开赛诗会，我写了一首《铸钢工人跟着华主席走》的诗，当我朗诵完后，大家都惊讶了，甚至有人怀疑我是不是自己写的，后来，车间又派师傅和我一起到厂里大会上朗诵了这首诗。朗诵的效果很好，打那以后，木型班调我去帮助整理先进事迹。就这样，我的工种因为这首诗发生了变化，我来到这个连想都不敢想的木型班。
后来《九三战报》复刊了，我常常写点小稿，送给报社。工作时间师傅不让出大门，我只好装作上厕所，从后窗户跳出，身穿工作服，直接去编辑部。当时汤劲松、刘安一直在那儿当编辑，常常为我改稿。张福宽老师为我改的第一篇稿子，先后发表在《黑河日报》等三家报纸上。从那时起，《九三战报》开始发表我的小“豆腐干”。我也写点诗歌给《屯垦戍边报》（现在的《农垦日报》）。1978年3月23日，我的第一首诗《粮山要比群山多》，被《屯垦式边报》发表后，被厂党委书记张成富看见了，他给我很大鼓励，还要帮我解决今后的用纸、墨水、信封等困难。
这一年，我参加全国高考，终因偏科，落榜了。我想这辈子是不可能上大学了。管局正好办新闻报道班，我被局里指名参加了“黄埔”一期培训班。学习归来，工交党委决定调我到政工科搞宣传报道。那是从工人岗位直接提拔，而且是刚刚办完了一批以工代干的转干工作，一般不许从基层直接调人。我是幸运者，当时领导们都很关心新闻报道。
渐渐我已不甘于创作上的寂寞，1981年3月，我倡议成立了春雨文学创作组，成员有刘文秀、刘恩元、闫克宇、沈重光、陈守范，我当组长。那三年多，我们共创作56篇作品，其中有37篇先后在《中国农垦》、《北大荒文学》等报刊发表。文学小组创作活动的消息，先后被《文学报》、《创作通讯》及省电台等报刊、电台予以报道，并被收入《九三农垦工会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