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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治诞辰一百年了。从日本到中国，都在纪念。但我总想，应该纪念的是太宰治的死，而不是他的生。当然他才死了六十一年，要等到百年，等不及了。这时代，对未来有什么好设计的？也无从设计。
太宰治是不要生的。他一生最精彩的作品，就是一次次的自杀。第一次是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当时他还是高中生，追随他崇拜的大作家芥川龙之介，用与芥川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是服安眠药自杀，可惜的是，芥川龙之介给了自己足够的安眠药，太宰治吞下的安眠药却远远不够，只比平时多吞了几粒，剂量还不到致死量的十分之一，他没死成。
1930年11月，他再次自杀。和银座咖啡馆一个十九岁的女招待田部目津子同居三天后，在镰仓的七里滨海岸双双自杀。仍然是吞安眠药，这一次，他吞下的安眠药的剂量仍然未达到致死量，仍没死成。他被救活了，田部目津子却真死了。这下惨了，他还以“教唆自杀罪”被起诉。
直到第五次，1948年6月13日，他才顺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仍然和他的情人一起自杀，那女孩叫山崎富荣，他们在东京西郊投河。时值梅雨季节，搜救困难重重，直到六天后，人们才在井之头公园里的一座桥下发现了他们的遗体。好像是命运的安排，这一天，正是太宰治三十九岁生日，他终于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所谓“圆满”，是以日本人观念而言的。中国人总不理解，日本人怎么如此轻生？在讲求现世快乐的中国人看来，死了，一切都完了，一切以生为先，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按中国人的理解，自杀是求生不得，才求死的，而日本人则是不求生。日本人将生的世界看成“秽土”，将死的世界看成“净土”，死是从“秽土”到“净土”，没有理由不欣然前往。我们看到了一大串的赴死的日本作家的名单：北村透谷、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牧野信一、田中光英、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当然还有太宰治。我们还看到日本人自杀的惊人数据。但是个中有所不同，比如太宰治。太宰治自杀，好像是求死，但似乎也是求生的，甚至很求生。他每次自杀，其实都是因为求生的破灭。第一次是对他崇拜作家的模仿秀，模仿崇拜者而死，是求死，但更是求生。大凡追星者，都有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
第二次，因为跟女招待同居，被家里“分家除籍”了，断了生活来源，从而太宰治去寻死。当然也跟他当时在学校的处境有关：他不懂法文，仅凭对法国文学的憧憬，就去读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系，结果他不但听不懂讲课，还因栽进“左翼”运动荒废了学业，不断被留级。据说在他毕业接受口试时，一名教太宰治官嘲弄他说：要是他可以说出老师的名字就让他毕业。然而经常旷课的他却连一个教师的名字也说不出来。叛逆，是求生还是求死？要看具体情况，当一个社会思潮以叛逆为荣时，它就是求时髦，就是求生。20世纪六十及八十年代的中国，以求死而求得精神上的生。而现在年轻人的叛逆，则是生死通吃。在那期间，他还接触到了酒、香烟、陪酒女，沾染恶习是生还是死？当然也是生。我曾说过，恶习是养人的，所有恶习都都晓以生的意义，让人陶醉，给人生的诱惑。有一个段子：一个人跑去看医生，说：医生，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玩女人，我能长寿吗？医生答：那你还长寿干什么？
第三次更是求生了，因为不能获得他认为的一个作家成功的标志的“芥川奖”。1935年，太宰治在《文艺》上发表短篇《逆行》，入围第一届“芥川文学奖”。但评委之一的川端康成对《逆行》提出批评，导致他落选。他对川端恨得咬牙切齿，愤怒反击，诽谤川端。但是他仍然丢不下这个奖。下一届，由于另一个评委佐藤春夫的称赞，他以为这个奖唾手可得了，不料仍然落选。又加上他正患盲肠炎，经常过量服用镇痛药，染上毒瘾，医疗费的欠款在不断增加，他更急需“芥川奖”的奖金。再一届，他居然一反原来的态度，向他的仇人川端康成央求起来。他向川端写信：“请给我希望！”“虽然我死皮赖脸活下来了，也请夸奖一下！”“请快点！快点！不要对我见死不救！”但是即便如此，这一次，他仍然没有能获奖，就连进入《都新闻社》当记者的希望都破灭了。他跑到镰仓的山上要上吊自杀，只因绳子脆弱，断了，又活了下来。
第四次，他本已有了幸福的爱情，他爱着小山初代，与她同居。但他得知她曾与他人发生过性关系，精神崩溃。这与其是为爱而崩溃，毋宁是为占有权而崩溃。太宰治仍然庸俗如凡人。他们约好去谷山温泉殉情，仍是服安眠药。但这次服下的安眠药药量仍然不够，就连当地的医院都没有送往，就把他们救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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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不得而求死的太宰治终于获得了生的机会，1939年，在他的恩师井伏鳟二的介绍下，三十岁的太宰治与石原美知子结了婚。美知子是师范毕业的才女，一个教师，她顶着家庭的压力，跟满是花边新闻的太宰走到了一起，倒有点以身饲虎的不要活的气概。但她迷恋太宰治的才华，不在乎生还是死。世界上女人往往比男人勇敢，男人往往徒有外表，不过是端着端枪的姿势。但是太宰治并不是，他珍惜这个女人了，好男儿面对温情的女人，没有不心软的。他确实用心经营了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很幸福，他们还生有三个孩子。他享受着家庭生活的温馨，人生的美好。他写的《弃姬》，同样是情死题材，但小说里的死是未遂了，不再颓废，充满了健康向上的活力。健康是谁都追求的。在一个国家走向歧途的年代，向上意味着什么？
我不知道太宰治是否想过教孩子读世界名著《三剑客》，侃侃博尔赫斯的奇妙与玄乎，像某些中国作家那样，做做“文化苦旅”，甚至劝劝冤鬼“做鬼也幸福”，到国外搞搞文化交流，甚至还可以进进政协，参政议政。当时是战争期间，帝国政府很急需这样的作家，为大日本帝国海外扩张充当“笔部队”。这“笔部队”里已经有了不少作家，比如火野苇平、佐藤春夫等，他们应该也是日本那时代“最可爱的人”之一支，用我们曾经熟悉的话说，是“拿起笔当刀枪”。就连川端康成，虽然没有在创作上“协力”，在活动上也是积极参与的，日本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积极参加了。
但是太宰治却做得并不好。好男儿一旦成了好男人，就又没出息了，他操的是幽默文字，写《御迦草纸》，去讲什么“劈啪劈啪山”的故事，狸猫大叔暗恋美兔子的故事。这在当时的全民动员战争的形势下，无疑是失策。于是他成不了政府的人。我从日本NHK放送的专题片上，看到太宰治战争后期拉板车拉着全家逃难的画面。吃亏了吧？当年那些“笔部队”的作家们，在大日本帝国摇摇欲坠的时候，是否得到优先的庇护呢？我想会的，至少因为他们对帝国有功，爬上了一定的地位，他们级别比较高，平民百姓跟领导一起面临火灾，肯定要“让领导先走！”但是即便先走，在末日的火场上，谁能逃脱得了惩罚呢？
有的人能。就是那些在战争时为政府做局的人，现在他们又搭上了战后“民主主义”的顺风车了。正如太宰治和野原一夫在《人和文学》的谈话中所描绘的：“所谓文化人和一些媒体在战时充当军部的先头部队的声音言犹在耳，现在他们却又把手中的日本太阳旗换成了红旗，开始颂扬起民主主义来了。”当时因民主改革而复活的政党比如进步党、自由党、协同党，成员大都是当初民政党和政友会的人，而民政党和政友会在战争中是作为帝国体制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他们参加的“大政翼赞会”，就是战时体制下大日本政治会的支柱。文化人也不甘落后，比如太宰治所指责的文坛魁首志贺直哉。战争时期，这个志贺直哉为军国主义张目，说日本军在精神上和技术上都具有优势。战败了，他马上改口了，连大和民族的语言都被否定了，说日本应该放弃不健全的日语，改用法语。用《斜阳》里直治的话说：“人在说谎时肯定是一副认真的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