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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各国钱币是件有趣的事。就跟“国骂”一样，看钱币上的图案，往往可以了解该国。纸钞上的人物，还往往是该国的象征。日元纸币有三种面额，一万、五千、一千，上面的人物分别是福泽谕吉、新渡户稻造和夏目漱石。福泽谕吉是大名鼎鼎的思想家，《脱亚论》的作者，某种意义上说，是他指明了日本至今还在走的道路。新渡户稻造也有名，是教育家，写过《武士道》，对日本的现代化也功不可没。夏目当然也很有名，但是文学家，看那相片上的表情，就不像前两个那样气宇轩昂，有点阴晦，这样的人怎么能带领一个民族走向胜利？确实，他的作品就不如《脱亚论》和《武士道》那样激动人心，甚至有点颓废。
当年摸到一千日元的纸钞，总会想，是否就因为这样，所以夏目漱石的头像只能放在面额最小的纸钞上？这种推断不是没有道理，最重量级的福泽谕吉，不就放在了面额最大的一万元上？后来发行新版了，福泽谕吉仍然稳坐一万元位置，而夏目漱石的头像却不见了。当然仍然有一个作家被选上，女作家樋口一叶，而且还升到了五千元面额里。跟夏目漱石比，樋口的文学成就明显逊色，跟新版纸钞上的其他两个人物比，也重量小得多。福泽谕吉自不必说，野口英世是日本现代细菌学创始人。对此财务省说：“我们从来都是以政治家为中心的，在货币上更是如此，但如果从更广泛的领域去考虑，科学、文学、男女平等对我们同样重要。”但从这话也可以听出，文学一直被认为不如政治重要。
对财务省乃至整个政府来说，文学确实是不能胜任大使命的。中国的韩非还将文人视为“蠹”，未必没有道理。以夏目漱石为例，他愤世嫉俗，悲观消沉。他的代表作《我是猫》借一只猫的眼睛看人间，在“猫公”眼里，这个世界简直莫名其妙。“本来应该有毛的那张脸，却是光滑的。”如果按人类的常态标准，敢情脸上有毛的猫则应该是“正常的人类”，而与之相对立的人，却是非人的“动物”。在这部小说里，从知识分子珍野苦沙弥到他的一个个朋友，到资产者金田，没有一个是好的。作者也未免太激愤了，所以被称作“愤怒的漱石”。
更匪夷所思的是，这居然是发生在明治时代。说到明治，我们就不能不想起“明治维新”。普遍认为，日本所以有今天的富强，关键就是因为有了“明治维新”。这是中国人羡慕都羡慕不过来的，相比中国也曾发生的现代化变革运动，“洋务运动”则以失败告终。中日两国的前途从此大不相同了。对明治时代，有太多的赞誉，诸如“开化的时代”、“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可是夏目漱石却对这个时代没有一点好感。学者平田佑弘说，夏目漱石对他所处的时代“充满了不信任和不安”。在他的眼里，那时代简直一团糟。
从夏目的语境抽离出来看《我是猫》里的人物，金田是什么人？正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家（现在中国还要吸收这些人入党呢），很难想象没有金田这样的人，日本现代化会有什么基础。珍野苦沙弥呢？则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会英语，虽然英语没有掌握好，但毕竟是有了“与国际接轨”的努力。其他知识分子，迷亭，连挑剔的“猫公”也承认是有才华的，虽然喜欢卖弄，但这难道不只是次要毛病？越前东风会写新诗，水岛寒月是研究“吊颈的力学”的，业余还会写诗剧。虽然他们都有问题，但是对现代化大业来说，他们身上的优点还是重要的。可是夏目漱石却是把眼睛盯在阴暗处，冷嘲热讽。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彰显自己文明开化的功德，建造了豪华的鹿鸣馆，举国欢呼，夏目漱石却嘲讽说：这就像“一个不会吸烟的孩子，却吸着香烟并装出一副很过瘾的样子给人看。”
我们似乎读出来了，夏目所以不认可，是因为那个关键词——“装”，是因为外在，因为表面。在《我是猫》里，“猫公”也讽刺日本女人穿晚礼服。在西方，晚礼服只是在参加重要场合时穿，只是在晚上才穿，而日本女人却不分时间、不分场合都穿。“现在不是正有人穿着别别扭扭的晚礼服耀武扬威地跨进了帝国饭店了吗？若问是何道理，倒也简单：无非是西洋人穿，他们也便穿穿罢了。大概认为西洋人优秀，哪怕生硬、愚蠢，也觉得不模仿就不舒服。”“什么运动吧，喝牛奶吧，洗冷水澡吧，游海吧，一到夏天，去山间避暑，聊以餐露饮露吧……这是近来西方传染到神国日本的一种疾病。”
“运动”，这个词我们曾经再熟悉不过了。在《我是猫》第七章一开头，猫公就郑重宣布：“咱家近来开始运动了。”竹内好说：“在欧洲，不仅物质运动，精神也运动。”可是在明治时代，精神并没有运动，只是表面上、躯壳上运动而已。甚至连物质、躯壳也没有运动起来。岛崎藤村《破戒》里就写到当时的“部落问题”，明治政府取消了等级制度，开创了“四民平等”的时代，颁布了解放令，解放了受歧视的“部落民”，将他们置于平民同等的地位，但这些“部落民”仍然被歧视，被称为“新平民”。更糟糕的是，政府没有采取实际措施保障他们的居住、职业、入学、社交和婚姻等权益，过去他们祖祖辈辈从事的特有的职业，比如做靴子、木屐、屠宰等家庭手工行业，也被政府扶植起来的产业资本家夺走了。
固然，这也许也是现代化必需的一个过程，可以逼着产业优化，总体上是应该的。“运动”也未必就是短命的，比如“文化大革命”运动至今就还有深远的影响。而且事实证明，明治维新的影响确是深远的，这是一场可持续的繁荣，我想当时一定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持，他们也有类似于我们国家统计局这样的机构，算出博士毕业平均年收入已达到了八万人民币之多，并且今年比去年好，明年比今年好。但是不管是不是真的，作家夏目漱石在这些事实和数据面前顽固地闭上了眼睛。作家就是这样不讲道理。政治家可以只看到主要矛盾，而作家却必须看到细节，看到被主流遮蔽的褶里。经济学家可以用数据证明得确确凿凿，但是作家不需要，他只是凭直觉。这直觉甚至是过度的敏感，用学者渡边京二的话说，夏目漱石感觉“自己只是被裹挟着向前走去”，他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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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有个观点，自然科学是向前看的，人文科学是向后看的。自然科学总是说：我能够超出“人”多远？人文科学却反问：我已经离“人”多远？但是人文科学也未必都能做到向后看，而文学是绝对要向后看的，不向后看，文学就难以为继了，文学是社会的反动。
有意思的是，被称为“中国的夏目漱石”的鲁迅，也跟夏目漱石一样，对他所处的时代无论如何不满，他也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看成一团糟。这未必是事实，前期“五四”，自不待言；后期，中国现代化已经起步，1927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收回关税自主权，统一烟酒盐政，大办交通建设，建立完整银行体系，开矿兴业，支持国货，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年20-30%，有的年度，甚至达到了100%。上海更是成为国际都市，甚至还有了股市交易制度。在文化上，这十年也几乎是中国报刊最自由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思潮涌现，恰因为这样，鲁迅才能发出不满的声音。但这在鲁迅作品里是难以看到的，鲁迅像一个顽固不化的偏执症患者，坚持只看到黑屋子。固然，这里有鲁迅对人生的彻底绝望的因素。在他的《立论》里，一个人家生出了孩子，大家都来祝贺。一个说，这孩子将来会当官的，一个说，这孩子将来会发财的，这些全是未必能实现的谎言，唯一能实现的就是这孩子将来必定会死。但是将来一定会死，不等于现在不要活。要真的绝望，连这篇叫《立论》的文章也不要去写了，因此作家只能退而求其次，换上了反抗的方式。我反抗，我存在。
但在长期处在专制制度下的国家里，反抗是要以独立作为基础的。集体反抗很容易被误导，被利用，从而丧失了自我，所以个人立场十分重要，拒绝“大合唱”。所以夏目漱石主张“自我本位”。但是“自我本位”的来源是西方的个人主义，长期处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的日本，本来并没有什么自我意识，要向现代转型，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就是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自我，是个体以及整个群体走向强大的必要前提，所以福泽谕吉就斩钉截铁地说：“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
这在思想家福泽谕吉那里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文学家夏目漱石那里却出现了问题。这是因为福泽谕吉的目的是通过个人独立，达到国家强大；而夏目漱石的目的仍然在个人，这是唯独立是独立，是彻底的个人独立。西方自我的觉醒，从“文艺复兴”以来已有几百年了，是一个自然觉醒的过程，就像夏目漱石意识到日本开化是表面文章一样，他意识到的西方的开化是内发的，日本只是外发的。内发是自然生成的，它已经有了足够合适的条件让它转变，它也有了足够合适的机制去矫正和制约自我，但是外发的却没有。
所以在夏目漱石那里，“自我本位”发生了危机。《从此以后》中的代助就是一个“自我本位”者，大学毕业，闲居在家，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吃父兄的资助。他本来并不“自我”，他曾经把自己喜欢的三千代让给了好友平冈，这甚至是扼杀“自我”的。但是他再次见到三千代和平冈时，发现他们并不幸福，他后悔了，于是又跟三千代走到了一起，“自我”了。于是问题出现了：他必须付出和父兄决裂、和平冈绝交的代价，还有必须面对物质上的困境，当然还有道德上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