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这“外人”的世界是不可思议的。但并非因为是“中国式”，当然也不是“日本式”的，是“中国式”的在日本的背景上映照出来的。很久前在大巴上，见前头座位上有几个后脑勺，上面全都桀骜不驯地翘着几根头发，公鸡尾巴似的，不像日本人。再看看他们的穿着，虽然也西装革履，但是大敞开着的西服内，穿着羊毛衣，鸡心领的，领带就揣在那羊毛衣里，再加上肚子大，那羊毛衣就显得分外宽阔了。我认出来了，他们也是中国来的，而且是大陆来的。台湾来的我见过，那一年在皇宫广场流连，蓦然一阵吵闹，惊异转头看，一对旅行团从广场横穿而过。操着中国话，服装是穿得地道了，但是吵是一样的。莫大的皇宫广场，仅这二十几个“外人”，就有能量让它的空气躁动起来了。
这些人也吵，车上的日本人不住地回头讨厌地瞧他们。路上堵车，我们心里急，因为下午还得赶去学校上课。但是也没办法，既来之则安之，于是就跟他们攀谈了起来。他们是政府考察团，来日本考察的。但是他们谈得最高兴的是玩，怎么玩，哪里好玩。我明白了，他们是借考察之名出来玩的，一如那些借考察之名出来打工的一样。有很多偷渡无门的，或者没胆量偷渡的，或者年龄大了的，就用考察名义办来日本。
我身边就有一个薛さん，是福建福清的农民，字没识几个，顶的是一个处长的名额，所以我们大家都开玩笑叫他“处长”。他也应答，挺得意。反正是成功来到日本了嘛！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还能混个处长当当。有时候他也在日本人面前说自己是“处长”，说相当于日本的部门部长，把日本人噎得，说：“中国的部长就这水平？”简直丢脸。但是薛さん却说：“这有什么？如果我运气好，上通天线，也许还真能弄个什么职务当当呢！”但是薛さん们也别不服气，他已经是“老东京”了。而那些到国外考察的（也许他们中就有“处长”），问他们去过哪里玩了，“银座！”他们首先说。整一个土鳖。不了解东京的人，就知道跑银座，就好像外地人去上海购物，就知道去南京路。其实银座有什么？招牌罢了。我们就告诉他们，要去新宿……他们马上说：“新宿去过了，歌舞伎町，红灯区，我们都看过了。”我们笑了，还是一群土鳖！也难怪，他们是公派嘛！他们也只能这么着。他们有人接待，高高在上，听那些高官贵人讲套话。他们走马观花，还能深入到哪里去？资本主义社会啊，制度啊，文化啊不同什么的，是他们嘴上经常会出现的话。
我想他们当了一阵“外人”之后，回去写考察报告，一定少不了这样的词。他们甚至还可以作报告，开讲座，写游记，向国人介绍“外国”日本的社会和文化。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作为游客，他们也有舒服的一面，不需要跟这个社会共患难。他们不需要像我们这样事事自己来做，被搅到日本社会的漩涡里。我们会在乘电车时突然记起瓦斯费还没有去交；我们需要盘算着哪里的房租更便宜，住房条件又好；面对着铺天盖地的经济不景气消息，我们也会胆战心惊，这里的一切都跟我们息息相关；看着JR电车职工罢工，我们不能出行，和日本人一起被阻在车站公话亭前排队给公司学校打电话请假，我们心里也不全是抱怨，也有同情；看着一个个会社倒闭了，我们感觉的是兔死狐悲，要是我们没有了工作，我们靠什么生活？拿什么交学费？看着地下通道上越来越多的乞丐，我们会想：今天是他们，也许明天就轮到我们了。俨然我们已经是日本的“国人”了。也许我们会更快被轮到，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外人”。取缔“外人”的呼声越来越高，今天外务省一个对策，明天文部省一个严格审查，后天警视厅一个“外人”犯罪案件，眼看要呆不下去了。怎么办？薛さん怎么回去当“处长”？当然我们还可以再去第三国，继续流浪。
苍井空来中国了，这让许多男人兴奋不已。其实何止是男人，女人也是。这情景有点类似我小说《又作秀，又作秀》：一个漂亮女人走过，男人围观起哄，女人瞪眼咒骂，控制不住自己的丈夫，就打孩子。当然那只能在大街上，这却是堂而皇之在舞台上的。舞台，至少是1949年以后，是“文艺工作者”才能上的。恍惚间，此次来的是什么著名的“文艺工作者”了。苍井空是什么人？她是AV女星。
说起AV，早就有些印象。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许多男人就看见影碟机后面有个AV端口。这些年，AV这概念更普及了，以至于女性也知道了。曾经，一个女学生惊惊乍乍地对我说，去日本，要被抓去当AV女星可就完了！典型的自恋思维。AV女星是想当就能当的？在日本，AV女星的地位可是很高的，哪个男人的手里或者心里没有揣着AV女星的照片？这也不能归咎于日本男人的“好色”，有的女性说，她见了也喜欢。在东京浅草ロック座，那些脱衣舞表演还真能让人沉浸在美的氛围里。台下观众鼓掌，让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中国人异常惊异：这不是色情表演吗？躲一边悄悄看就罢了，还鼓掌？当然日本人的“色”本来也不是贬义的，是华美，也就是艺术。其实，即便把“色”理解成“色情”，艺术离开了“色”，能成其为艺术吗？所谓“文艺工作者”，其本质不也仍然不变吗？即便在“文革”期间看样板戏，政客要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百姓看的仍然是“生”与“旦”。
中国是进步了，也能接受苍井空了。曾经广州要邀苍井空来，结果计划流产了。这次终于来成了，在那么大的场地里坐着，观看者彼此相对着，兴奋了就鼓掌，与当年我在浅草ロック座看到的情形已经很接近了。虽然有揣着色情心理的，但单凭这种心态，是难以做到这么落落大方的，必须有观念上的改变。李银河提出“性工作者”的概念，虽然现在还被人谩骂，但是从只能搞不能说，到可以说，到产生共识，只是时间的问题，无论抵抗还是扭捏，都没有用。苍井空，日文写作あおいそら，あおい，青色、蓝色，そら，天空。这苍井空的风景还是很蓝的，这苍井空的世界是很开阔的。“凤姐”骂“空姐”是“妓女”也没有用。
其实，“凤姐”不知道，当今日本是没有“妓女”的。日本法律不允许性交易，只有风俗行业。但这只是玩文字游戏。不要说是否有性行为天知道，是否交易，也难以取证，何况人类高级了，性未必都如动物一样呆板单调，可以多种多样。但不管怎么说，拿筷子遮鼻子是遮住了，就如同日式纸拉门，虽然只是一张纸遮着，也遮着了。遮蔽下的妓女叫ホステス，汉字写作“社交员”，日剧《女帝》里翻译成“女公关”，也对，很中国化。《女帝》讲的就是ホステス的事，一个女孩把自己的处女身献给一个有权势的老头，博得了他的怜惜，又经过千辛万苦（当然包括跟男人睡觉），最终成了银座最著名的妈妈さん，也就是女人能达到的最高地位——“女帝”。看的时候，恍惚间以为是在看《阿信》，也是个历经坎坷、百折不挠的奋斗史。但这却是这样职业的奋斗史。更有意味的是，片中还强调了女主人公“德”的培养。“妓女无德”，中国人总这么觉得，但是这个“性工作者”却要以德立世。在这里，身体和道德是分开的，不禁让我想到了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评价：“有礼无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