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年轻时有过这样一个疑问：使人类崇高可能吗？他希望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他心中已经为这个问题设定了肯定的答案。他希望超人成为信仰，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他的希望，并符合自己作品的构思。他自己打算怎样做呢？在所有能够驱策他的愿望中，他最希望的是用作品来回击作品，他想用自己的作品回应《帕西法尔》。理查·瓦格纳借着圣餐的神秘色彩来刻画人性，它是从软弱中剥离出来的，基督永流不尽的鲜血净化了人类不安的血液。
弗里德里希·尼采想要描写的人性同瓦格纳想要描写的一样，但他的解脱方式不是圣餐的神秘色彩而是靠对人类自身精华的歌颂，靠极少数精选出来的心甘情愿的人的美德，人类的血液都是被这种美德纯化和更新的。回击就是尼采全部的愿望吗？答案当然远不止这些。《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远不止是对《帕西法尔》的一次回击。想要追溯尼采思想的源头十分不易，因为它阴沉而又遥远。他希望的终点是什么？他希望成为人类活动的引导者，他希望创造人类的道德，向全人类公平地分配责任的戒律，以此把弱小者和强大者带向崇高的命运。这个愿望伴随了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现在他到了三十八岁这个具有转折性和决定性的时刻了，他又想起了自己的愿望，并决定将自己的欲望付诸行动。他不再满足于永恒轮回的思想，人类囚徒一样生活在盲目的自然界里的情况让他感到无法忍受。相反，他现在感兴趣的是超人的思想，因为它代表着一种行动的原则，一种拯救的希望。
超人思想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真实还是象征？这些都不好说。尼采的思想素来都是激荡并且摇摆不定的。在澎湃的灵感下他无法获得空闲，灵感也无法给他力量，让他去详细说明这些思想。连他自己对这些思想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也就更谈不上成功地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解释了。有时候，超人对他而言是一种相当严肃的真实。可更多的时候，他似乎不喜欢那种没有夸张的信念。他的思想只是他的一些抒情的投影，他玩弄这些投影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基本的人性。他会这样说，这是一种有效且又有益的幻觉，这个时候如果他还崇拜瓦格纳，那么他三十岁时使用的词汇就会再次出现。
那时，他喜欢重复席勒的一句格言，“要敢于梦想，敢于撒谎。”我们可以相信，超人主要是一个抒情诗人的梦想和谎言。每个物种之间界限明确，无法超越。尼采深知这个道理，也曾经阐明过这一道理。尼采眼中的人生总是可怕而又痛苦的。他整日生活在忧郁和积怨之下，他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自己的想法，他不断温习着自己的笔记，对自己的思想结晶进行着修改和删减。他仍然对自己经历的坎坷心怀恐惧，那些时候他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以至于不能产生出色的思想。每当想起这些的时候，尼采就会召唤自己高贵的英雄，安详的查拉图斯特拉，在他身上获得慰藉。尼采的诗作大部分都是在表达苦恼，但是在诗中他的英雄对他说：
是的，我知道命途多舛，但是以我身上爱和希望的名义，我恳求你，千万不要放弃你的爱和希望。
那些傲慢者、嘲笑者和摧毁者总是会对高贵者造成威胁，唉，我那些曾为高贵者的故人，他们丧失了自己的希望，于是就对别人崇高的希望进行诋毁。
我以我身上爱和希望的名义恳求你，不要抛弃你灵魂中的勇敢和伟大。相信并坚持你的最高希望，因为他们是最崇高的。
尼采的作品中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挣扎，但尼采却依然持续着自己的创作。每天他都在不断地更新着自己的智慧，同时还让自己不断上升的希望被抑制、扑灭和欺骗。这种训练对尼采来说是十分粗暴的，但是他却坚强地挺了下来，甚至还让自己的灵魂在此过程中走入了平静充裕的境界。他创作了一部诗作，但这只是后面更广阔诗作的开始。查拉图斯特拉弃绝了尘世，重回到了群山之巅。他会在他口授法律之前重回人间。他的那些话展示了普罗大众的基本结构，它由三个等级组成：位于底层的是普通群众，他们有权保留自己卑微的信仰；群众之上是领袖阶层，由组织者和战士组成；领袖之上是圣者，他们是创作各种幻想，建立价值体系的诗人。这种思想和尼采大为称道的瓦格纳那篇论文在等级制这方面的阐述极为相似。
总体而言，这篇文章呈现了沉着平静的文体风格，这对于尼采来说是一种胜利，因为他成功地抑制了自己的忧郁，他赞扬了人类的力量和扩充，而不是兽性和进攻。1882年2月的最后几天，他被自然主义思想所激发，创作出了最后的也是最优美最虔诚的篇章。
兄弟们，我恳求你们，怀着深爱的心对大地忠诚吧，让你们的爱和知识与大地心意相通吧。
不要让你们的道德远走高飞，不要试图和永恒作战，那只是徒劳。哎，总是有如此多的道德误入歧途。
都和我一样，把迷失方向的道德带回大地，把道德赐还给生命，这样的话，道德就可以赋予大地以人的意义。
正当尼采在热那亚海湾进行创作时，噩耗传来，瓦格纳在威尼斯去世了，这个消息让尼采感到心情沉重。他从自己的创作和瓦格纳的去世中看出了一种一致性，他认为这是天意。《齐格弗里德》里的诗人也死了，但正如查拉图斯特拉所说过的那样，人们不会丧失诗歌。
此前六年多的时间里，尼采跟科西玛·瓦格纳没有任何书信往来，但是现在他必须要写信告诉她，昔日时光依然深藏于他的心中，而老师的去世让他跟她一样同感悲痛。他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写信说：“我想你会赞成我这样做的，我肯定。”
2月14日，他写信给出版商施迈茨勒：
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刚刚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绝对对你有利。这涉及到一本几乎不到一百页，被我命名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小书。我将这部书献给全人类，但我相信无人能够读懂它。与其说它是一部诗作，我倒认为它更像是第五部福音，或者是某种无以名之的东西。至今为止，在我所有的著作中，它是最严肃最快乐的一本，它面向所有人开放。
在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和彼得·加斯特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今年我依然会隐居，保持深居简出的状态，拒绝任何社交活动。我要直接从热那亚到西尔斯去。”他的做法和查拉图斯特拉很相似，离开大城市，隐居于群山之中。但弗里德里希·尼采毕竟不是查拉图斯特拉，他身体虚弱，热爱却又惧怕孤独。出版商施迈茨勒在几个星期之后依然没有给予答复。这让尼采感到焦躁不安，于是他就改变了夏天隐居的计划，他需要回到人群之中倾听人们说话的声音。此时，伊丽莎白和梅森伯格正在罗马，她猜想，此时的尼采身体疲倦适合接近，于是她抓住了这个机会与哥哥达成了和解。尼采没有拒绝妹妹的和解，于是答应前往罗马。
当他一到达罗马，他的老朋友便立即把他引进了辉煌的社交圈。那里有伦巴克、伯爵夫人唐霍夫，不过如今她已是布威勒侯爵夫人、一位和蔼可亲的妇女和出色的音乐家了。尼采为这种交际感到苦恼，因为他和这些欢快的交谈者完全不是一路人。在他们中间，他似乎来自于另一个世界，他们不明白他的意思，认为他是一个古怪、奇特并且偏执的人。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伟人？任何人都不愿意作出评价，因为这实在是一种冒险莽撞的行为。人们的反应让自以为是的弗里德里希·尼采感到极为震惊、不安和屈辱。在这些轻视他的人面前，他几乎是虚弱无力的。他惶恐不安，并为自己挚爱的儿子查拉图斯特拉的前途而感到忧虑。
他写信给彼得·加斯特的信说：“他们对待我的作品一定是草草了事，他们不会认真去理解它，只把它当作一个交谈的话题。这种行为让我憎恶。有谁会做我严肃的倾听者呢？如果我具有瓦格纳的权威，或许情况会好一些。我敢向魔鬼起誓，目前我依然是作为‘文人’在任人摆布，没有谁能够解救我。”
此时的尼采还有别的苦恼：整个冬季他都在服用氯醛治疗失眠，现在他停止了这种药物治疗，依靠自身的能力恢复了正常睡眠。为什么出版商施迈茨勒迟迟不付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在几次询问以后得到了答复：必须先为主日学校印行五十万本圣歌集。尼采只好继续等待，几个星期之后仍然没有消息。尼采再次询问，得到的却是另一番托词：在圣歌集之后还有大批反犹太人的小册子要印，以便这本小册子在全世界发行。6月到来的时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付印依然遥遥无期。弗里德里希·尼采为此大动肝火，他为他的英雄感到痛苦，这位伟大的英雄竟然被虔信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这两种陈词滥调阻挠住了。
书籍无法出版让尼采感到泄气，他不再动笔，而且还将行李连同随身携带的足有一百零四公斤重的书籍和手稿留在了车站。他讨厌罗马的一切：人群嘈杂而又肮脏；私生子大量存在；教士让人无法容忍；如同“气味难闻的洞穴”一般的教堂。他天性中就带有对天主教的憎恶，每当走近天主教教堂，他在生理和心理上就都会产生不良反应。产生这种厌恶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喜欢评判和指责的哲学家，而是因为他成长在一个宗教家庭，而家中的牧师，尼采的父亲一直信仰路德教，这令尼采无法忍受其他香烟缭绕、偶像罗列的教堂。
尼采强烈地想要离开这个城市，阿奎拉的美名传到了尼采这里，那里还居住着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君主，天主教教皇的敌人——弗里德里希·冯·霍亭斯托芬。尼采也想住到那里去，他在那里寻找到了漂亮的寄住房间，它在巴贝里利广场一幢房子的顶楼，位置极好。同时那个房间可以让人忘记自己身处于城市：广场上的泉水从一个半人半鱼的海神头角里流出来，水声淙淙，将繁杂的人声淹没了，同时被淹没的还有尼采的忧郁。一天晚上，在那个房间里，尼采即兴创作出了抒发其绝望和孤独的感人诗句。
我是光，唉，我多么希望自己是黑暗！但这就是我孤独的见证，因为黑暗总是在光的包围之中。
唉，我真希望自己是阴影和黑暗！我会从光的乳房中吮吸营养啊！
但是我深居在自己的光芒内，我所吮吸的是我自己心中流溢出来的光辉！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被尼采称作奉献给全人类而无人能懂的书终于在6月初出版了。
尼采写道：“书的出版让我感到非常激动。我现在处于令人惬意的上流社会中，但是只要我离开人群，独自一人，激动的情绪就会涌上我的心头。”但是很快，他便看到了这本书的命运。他的朋友们谈论这本书的极少，评论界几乎未提起过这本书，没有一个人对查拉图斯特拉感兴趣，这个奇特的先知，用圣经训诫式的口吻教导人们要放弃信仰。伊丽莎白·尼采和弗罗琳·冯梅·梅森伯格在看了书之后说道：“书中所说的让人多么痛苦啊！”这两位妇女是基督教的虔诚信徒，书中的言论也惹怒了她们。尼采在给彼得·加斯特的信中说道：“她们都说我言论过激，但是我自认为我的书是如此的温和。”
盛夏到来时，罗马的社交圈因为天气状况而解散了。尼采不知何去何从。他一直憧憬着的是非同寻常的日子啊！他一度相信，那些有修养的欧洲人最终会被自己感动，会成为自己忠实的读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也许）他吸引的会是信徒和侍从们，他们要朝拜的不是虚弱的自己，而是强大的查拉图斯特拉。5月初，他给彼得·加斯特写信说道：“我有一个避暑计划：我会在某个森林里选择一个城堡，这个城堡是从前本笃会的僧倡们为了沉思而布置起来的，我将邀请我的朋友们，当然他们必须是经过我挑选的，住进这座城堡……我必须继续寻找新的朋友们。”6月22日左右，在种种打击之下，尼采离开了阿奎拉前往恩加丁，那里是他最喜爱的隐居地。
伊丽莎白准备返回德国，因此她与尼采同行。根据伊丽莎白的记录，在这几个小时的旅行中，尼采心情愉快，才思横溢。他在路上进行了即兴创作，在妹妹的建议下，他创作了限韵诗，为了避免麻烦的人打扰他的欢乐，他在每一站都请卫兵进行了护送。
自1881年，尼采在恩加丁构思了永恒轮回思想和查拉图斯特拉之后，他便再也没有回过这里。在回忆往日之后，孤单的尼采灵感迸发，只用了十天时间就写出了作品的第二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