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的年假很快休完。这天上午，余悦君正在打点行囊，准备下午去茂林坐火车回北京，二锁子来了。
二锁子眨着一只独眼，结巴着跟他闲扯了几句，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来，说村里开始装电话，问老余家是不是要装，装的话，就在本子上登记。老余两口子嫌一千多的初装费太贵，最后是余悦君坚持着，在本子上签了字。
打发走了二锁子，老余家的突然提起一件事来，说一年前余悦君离家没几天，他的一个中师女同学来看他，好像还留了个电话，写在一张纸上。
“啊？！不早说！怎么不早说？！给我的信里都不提这事！”余悦君暴跳了起来，吓得她妈拍着腿忏悔：“忘了，忘了，忘了这茬儿了嘛！”立即翻箱倒柜去找那纸条，却哪里还找得到！
消息来得太突然，余记者方寸大乱：她为什么来看他？她想对他说什么？她还给他留了电话，那是要他联系她的啊！
见儿子急赤白脸那样，老余不满了：“你一出去一年，连个信都不写，还好意思蹦！你那么急的话，去她家问问不就行了，又不是隔着十万八千里！”
余悦君不蹦了，“嗯”了一声，就窜出了门。
他妈追了出来：“搬了，她家早搬了，那回来就说要搬了……”
余悦君还是跨上“金鹿”出了门，心里揣着一丝侥幸：或许她家又变了主意，不搬了呢；就算是搬了，也会给左邻右舍留下个联系地址不是？他狠蹬着车子飞跑，快爬上出草甸的第一个山坡时，车链子断了。
他喘着粗气，无奈地把他的“金鹿”撂在地上。它确实是太破太老，该退休了。算了，反正要在省城倒车，就直接去电视台找她吧，别再误了下午的火车。
第二天中午，余悦君到了省城。从车站出来，叫上出租车直奔市电视台。电视台大楼门口，值勤的武警向他横出一只手：“工作证！”做了记者的余悦君很懂规矩，乖乖地去收发室，请里面的人帮他联系。
可是，他只说要找丁玉萍，却说不上是哪个部门哪个办公室的丁玉萍，人家就不乐意了：“你看看，这么一栋大楼，成百上千号人，怎么给你找？”他就赔着笑脸，百般央求。门房试着帮他拨了几个分机，都说没这人；最后不耐烦了，把电话簿往他跟前一推：“你自己打吧！”
他就照着那本电话簿子拨电话。又拨了七八个号码，终于有人认识丁玉萍了，“她不是我们部门的，你打这个分机试试。”
余悦君大喜过望，深吸一口气，按下了四个数字。
“丁玉萍？已经走了，辞职了，都快两个月了吧。”一个女声在话筒里说。
“辞职？去哪儿了？”
“具体不清楚，我也是新来的。”
“能找个老人儿接电话吗？”
“都出去采访了。”
“那，那你给我一个她的联系方式吧——我是她同学。”
“我看看啊……”
还好，对方从未及更新的通讯录上找到了丁玉萍的寻呼机号码。
余悦君向话筒、向收发室大大地感谢了一通，就一路小跑着去找电话亭打电话。本城的寻呼小姐，带着那么点乡音，不慌不忙地告诉他：“先生，您呼叫的这个号码已经停机……”
余悦君坐在马路牙子上，眼前的车流人流，都模模糊糊。在电视台工作，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她居然辞职了。她工作不过一年，为什么要辞职？辞职后她会去哪儿？回师范学校？还是像他一样，南漂或北漂？鱼入江湖，了无痕迹，又该如何去寻她？
一辆洒水车经过，溅了他一脸一腿的泥水。他无奈地站了起来，还是先回去报到，再慢慢想办法吧。她还有同学好友，有各种社会关系，他一定能找到她，他有这个自信。他现在更担心的倒是，事隔一年，经历过诸多的人、事之后，她是不是还愿再见他。
余悦君当晚就坐上了南去的列车。第二天中午到北京，从空调车厢里出来，就像拱进了一个刚刚开盖的大砖窑里。灼灼的烈日，晒得人三魂七魄都跑了出来，醉了酒一样扭动着，似乎要随着滚滚的热浪升腾而去。
出站口外，挤满了各民办高校派出的前来接站招生的年轻人。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头上的毒太阳，举着牌，摇着旗，一见有学生模样的人出来，就蜂拥而上，塞广告，做介绍，或者抢过行李就要带人家报到去。站前广场上，还像农贸市场似的排出长长、弯弯的两溜招生摊位：一律的遮阳伞，大字横幅，简易桌；桌旁坐着两三个学生，满头汗水满面热情地向准学弟学妹们推介他们的名牌大学。
余悦君顺着出站口通道往外走，就踏入了一片热情的旋涡里，脸上、手上、口袋里，不断地被塞来一沓又一沓花花绿绿的招生简章——人家是把他当成了落榜生，当成招生对象了。
余悦君不由得意地笑：洒家什么大学都没进，可也本科毕业啦！信手展开几个来看，又连连摇头：明明就是个自考助学，却都吹得跟清华北大似的；为了赚人家学费，可以这么没边没沿地忽悠？想想也难怪，连偏远的黄原中学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何况是大都市的资本介入且又非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
一年一度的新生入学的时候，也是诸民校分瓜猎物最后一搏的时候，本该教书育人的象牙塔里，总会抽风一样，爆出许多七扭八歪乃至让人切齿的新闻来。余悦君在广州做过此类报道，而北京是民办高校扎堆的地方，他在琢磨着，是不是该选个角度再报上一报？
余悦君回到记者站，刚撂下包，站长就捏着一张字条走过来：“回来得正好，一块儿做个民办高校的选题，马上跟这个人联系！”
原来站里得到线索，说有五个从山东来京求学的高考落榜生，下火车就被圈弄去了市郊的一所民校。他们觉得那学校不像样，一起要走，却走不掉了——人家要求走也得交了学费再走。几人死扛着不交，竟被关了禁闭。当晚，两男生从二楼跳下，翻围墙逃出一人，把这事捅了出来。
余悦君约上摄影记者老胡，先去采访了那逃出受伤的男生，然后动身去学校。老胡抱着相机，一路上都惴惴的：“这种流氓学校，不会把咱俩也关起来吧？”余悦君在出租车上打盹儿：“关学生是要钱，关咱俩能得到什么？”
那学校在离城区三十公里外一家废弃的泡沫加工厂里。校园大小跟黄原中学差不多，但安保措施可是天上地下。据爆料男生的介绍，该校围墙是红砖新砌的，两米来高，上头竖着尖锐的玻璃碴；唯一的校门口，有保安24小时值守。更有一支几十人的巡逻队，不定时巡查，逃跑的两学生中的一个，就是被他们抓了回去。
两个记者一到，立即就被七八个保安包围了。一个个腰扎武装带，手持橡胶棒，吆三喝四虎视眈眈。保安队长是一个光头，操一口东北话，把两位记者好一通讯问；然后亲自指挥着，把他们押送到办公楼下的收发室里。
老胡诚惶诚恐，悄悄地向余悦君嘀咕，“咱还能出去吧？怎么感觉进了土匪窝似的！”
在收发室等了一会儿，等来一个梳着油亮分头的、自称是校长助理的年轻人。助理也是东北口音。想不到在北京这嘎达，东北的老乡们已经打下了这么大的地面，这么牛叉，这么发扬光大。余悦君挂出笑来，试着想跟乡亲们攀谈几句，人家却都板着面孔，警惕地瞪着他。
助理把老乡的证件翻来覆去审查了几遍，派人复印了下来。这才抱着两膀徐徐破题：校长开会去了；他是政协委员，和区长是哥们儿。余记者“哦”了一声，点头表示敬意。助理又说，媒体应该正面报道，不能道听途说，影响社会稳定。余记者认真地记下，然后把来意再说一遍。助理的脸色就更不好看了，说要再请示一下，起身出门，留下一群保安守着他们。
两位记者只好继续等待。等了半个钟头不见回音。让保安去催，保安不动。想出去转转，保安不许。起身如厕，保安陪着。余记者无可奈何，“那我们离开总行吧？”看守们又在对讲机里呱啦了半天，总算征得上级批示，就又一路押着他们，押出了校门。
两人走了一段，老胡说应该拍几张校门的照片。余悦君就陪着他回去拍照。老胡远远地举起相机，对着校门刚咔嚓了两下，保安们就舞着橡胶棒冲出来了。
两记者撒腿就跑，余悦君更是跑出了十一秒的百米速度。跑着跑着，发现自己身边的人没了——拿相机的瘦弱的老胡被逮住了，像只溺水的小鸡，在一片乌压压的拳脚与棍棒的旋涡里挣扎。
“哎，别，别，有话好好说……”余悦君叫嚷着跑回去要把老胡拉出来，却比他还要早地没了。
事后，学校表现得很大度，很仗义，出了辆金杯车，把尚在地上蠕动的两位记者送到了医院。老胡后头皮撕裂，缝了七针。余悦君左下软肋又骨裂了一回。其余的，照例都是鼻青脸肿，全身多处的“软组织挫伤”。
挨打的第二天，两位记者上了新闻。余悦君以新闻人物的身份出名了，出的是他“易平”的笔名；老胡则不只出名，他缝针的后脑勺还成了两家本地报纸的主图。
老胡和小余躺在病房里，除了警察和报社的同事外，两天内接待了五六家前来采访、声援的媒体。对余悦君来说，挨打不新鲜，因为采访而挨打，还是第一遭；挨打后又成了新闻人物，从而不断地接受别人的采访，不断地“出名”，更是头一回体验。当然，这“出名”的体验既不爽快，也不划算，全身灼痛难忍，左下的那根受伤的肋骨更让他做梦都挨刀子。
到第三天，后脑勺缝针的老胡都能出去遛弯了。余悦君也试图跟他一块儿出去走走，可举手投足都扯着那根受伤的肋骨，牵肠挂肚地疼痛；他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胡弃他而去，悠哉游哉地出门闲逛。
身边连本书都没有，一个人孤零零躺在病床上，他就只好在脑袋里放那些已经放过成百上千回的电影。电影里的主角当然是她。他在师大那场球赛中冒牌顶替遭人围攻，是她，在关键时候出来替他解了围。那天的她一身职业正装，别有韵致。他向她表白，他想她，他为她准备考研了。这可是他潜心筹划酝酿已久的，也是他自以为是的他跟她的缘分的“现实基础”（他一直觉得她跟卢啸云俩不靠谱）。谁知招来她劈头盖脸的一通奚落与叱责：考研跟她有什么关系？考上怎样，考不上又怎样？……尖锐锋利的小刀子一样的话，直刺得他想一头拱进下水道里。
不过，现在细想想，那些小刀子里夹拌着许多柔柔软软的让人心颤的东西。比如她气咻咻地说，两年了，他连封信都没有，连个话都没有，那岂不是说她一直在等他的信，等他的话吗？她说话的语气是那样狠狠的，恨恨的，恨不能向他戳刀子；如果她真不在意他，又何至于此，她完全可以客客气气一笑了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