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才子之诗郑燮和袁枚虽处于盛世，其诗作却非盛世之声。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兴化（今江苏兴化）人。乾隆元年进士，任范县、潍坊知县十余年，有政声，后以事辞官，居扬州，卖画自给，是“扬州八怪”之一。他论诗提倡“真气”、“真意”、“真趣”，推崇杜甫“历陈时事，一寓谏诤”的风格，主张诗应“道着民间痛痒”（《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这都能脱出时风的限制。他有许多诗反映民生疾苦，大胆揭露现实黑暗，如《孤儿行》、《私刑恶》、《悍吏》等。他的抒情之作表现了磊落高洁的人格精神，如《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又如《咏竹》诗二首其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既点出竹之“处境”，更说出竹的贞定，俨然是顶天立地的烈士，令人生敬。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进士，入翰林，后任溧阳、江宁等地县令。乾隆十三年辞官，于江宁小仓山置随园，度过了五十余年优游岁月。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等。
袁枚论诗主张抒写性情，标举“性灵”说，与沈德潜、翁方纲的格调说和肌理说相抗衡，影响甚大。所谓“性灵”，包括诗人的性情、个性和诗才。首先，“性情以外本无诗”（《寄怀钱屿沙方伯予告归里》），即性情是诗的本源和灵魂，诗人要“自把新诗写性情”。而性情出自诗人的独特个性，因此提倡直抒怀抱，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所谓“作诗不可无我”，而“诗有情而后真”。其次，在具体创作上强调要有“才”、有“灵机”，“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为尤先。”在强调性情、灵机的基础上，袁枚重视向古人学习以增加学识，即灵机与才气、天分与学识的结合并重。袁枚主张文学应该有时代特色，不应盲目宗唐宗宋。他提出：“诗者，各人之性情也，与唐宋无与焉。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随园诗话》）袁枚讥讽神韵派是“贫贱骄人”，格调派是“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儿搬家”，尤其反对格调派窒息性灵，认为“多一份格调者，必损一份性情”（《赵耘松瓯北集序》），他也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的观点，主张以“兴观群怨”来代替。袁枚的主张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和个性表现有重要的意义。
袁枚的诗歌题材范围相当广泛，反映现实、咏物怀古、描绘山川自然和表现个人志趣，信手拈来，清新隽妙，具有感情奔放、议论新颖、笔调活泼、语言晓畅、句法灵活等特点，颇令人耳目一新。如《马嵬》其四：“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以白居易《长恨歌》与杜甫《石壕吏》对比，认为帝妃悲剧远不如民间夫妻惨别更令人同情，就体现出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他关心民瘼的作品还有《苦灾行》、《南漕行》、《补蝗歌》等。
他的一些小诗则以清新灵巧见长，如《苔》：“各有心情在，随渠爱暖凉。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语虽简淡，却蕴含了对自然生命的多样性的欣赏和赞美。正如《遣兴》诗所云：“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湖上杂诗》更具别样的情趣：“桃花吹落沓难寻，人为来迟惜不禁。我道此来迟更好，想花心比见花深。”这些诗正合于他所说的“只将寻常话作诗”要求，语虽浅近，意却深远。
性灵说在当时诗坛有很大的反响，不乏反对者，亦多同调之人。乾隆时代与袁枚并称“江右三大家”的蒋士铨、赵翼，以及郑燮等都与袁枚有交往，并受到他的影响。从内容或形式看，袁枚诗都显示了向近代文学演进的历史征兆。
四、龚自珍道光以来，诗风又变。以宗唐为主的神韵派和格调派已衰落，宗宋派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从道光、咸丰年间的宋诗运动发展到同治以后的同光体。但是，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启蒙诗人则是诗坛的别调。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道光时进士，官至礼部主事。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48岁辞官南归，次年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有《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深于经学、小学和史地之学，是今文学派的代表。他也是近代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是得风气之先的杰出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他的思想明显受到明中叶以来个性化思潮的影响，重情、重童心、强调“人”、“我”、“心之力”的作用（《壬癸之际胎观第一》、《第四》），反对压制与束缚，具有鲜明的个性解放倾向。作为首开近代新诗风的杰出诗人，龚自珍透过乾嘉盛世的外表，深刻认识到社会潜伏着的严重危机。如“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忽忽中原暮霭生”，即《尊隐》中所谓的“日之将夕”，形象地道出了清王朝没落的形势与气氛，可与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媲美。他的《咏史》云：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此诗作于道光五年（1826）十二月，借咏南朝史事，感慨江南名士慑服于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的人格沦丧。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朝廷以功名利禄诱惑文士的用心。
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1839）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四月离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诗人也深知前途和希望在于风雷飙发，人才蔚起，以巨大的变革使社会重获生机，其一二五是广为传诵的名作：“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此诗以“万马齐喑”比喻清王朝政治腐朽，扼杀人才，到处死气沉沉的景象，反映了要求改变现状的思想。
龚自珍长于众体，“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
（《跋破戒草》），加之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灵活多变的语言，形成了他诗风的多样化倾向。“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可见多样化风格是他的自觉追求。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律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但他写得最多的则是七绝，往往不受格律束缚，冲口而出。他的《己亥杂诗》是一组规模宏大的七绝组诗，诗人的旅途见闻、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成为一种自叙诗形，分而可独立，合之为一整体。由于作者这种富于创造性地运用，使七绝成为一种最便捷、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他的主要诗歌特色是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文辞瑰伟。龚自珍自称“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他受庄子、屈原的影响较大，又受到中晚唐诗风的影响，常用生动奇特的艺术形象、一泻千里的气势、瑰丽多姿的语言，表达自由奔放的感情。龚自珍的诗歌大都是政治诗，围绕社会政治着议抒慨，基本是重意而多陈述的笔墨，但他着议抒慨，既富有概括力，含义深远，又多出以象征隐喻，富有形象性。龚自珍诗歌的不足处在于用典过多，含蓄过甚，爱用僻字，有时不免艰难晦涩。
龚自珍的诗歌以现实政治为中心，或批判，或抒慨，富有社会历史内容，为有清一代所罕见，一新诗坛面貌，对近代文学影响甚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