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至少在原则上，这些是容易的情形。即使许多自由理论家和评论家在历史上反对外部保护的要求，在原则上也没有理由说明自由民主国家为什么不能容纳本身是自由的种族文化群体的要求[12]。更为困难的情况涉及到那些非自由的群体——这些群体关心的是控制内部的持异议者，所以企图对其成员强加除处罚性肉体伤害之外的内部限制。我们已经提到以色列的文化少数派，他们显示出对他们妇女不宽容和有害的态度。现在我们想深究一下更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对群体成员的某些限制，但不等于严重的肉体伤害。
一个例子关系到美国一些印第安人村庄的印第安人共同体。他们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歧视那些在家庭分配上放弃传统的部落宗教的成员，还歧视在部落之外结婚的妇女[13]。类似地，有些移民群体和宗教少数派利用“多文化主义”作为对妇女和儿童强加传统的家长制做法的借口。一些移民和宗教群体可以要求停止他们孩子（特别是女孩）接受正当教育的权利，这样就可减少孩子离开共同体的机会；或者继续传统习俗的权利，如强制性安排的婚姻，这在北美和以色列的某些移民文化共同体中是常见的[14]。
自由宽容的性质
在这些情形中，移民的、文化的和民族的群体要求保护他们历史习俗的“权利”，限制他们成员的基本的公民权利，同时忍住不使用暴力。自由国家应如何对这些情形做出反应呢？对自由国家来说，容纳那些本身自由的群体的要求是容易的，但某些少数派所欲望的东西肯定是拒绝自由主义、按照传统的不自由路线组织他们社会的能力吗？这是使他们在文化上独特的东西的一部分吗？如果一个少数派的成员失去了增强宗教正统性或传统的性别角色的能力，他们不也失去了为维持自身作为一个独特社会的一部分存在理由吗？坚持尊重个人权利不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一种新形式，把（自由的）多数派文化确立为其他文化必须遵奉的标准吗？的确，强迫一个民族少数派或宗教派别根据“我们的”自由原则重新组织他们的共同体，在根本上不是不宽容吗？
这些困难的问题已经引起重大的冲突，不仅在自由主义者和非自由主义者之间，而且也在自由主义内部。因为宽容本身是一种典范的自由价值，与其他自由价值一起，如个人自由和人的自主。当然，问题是，这些价值会冲突：促进个人自由也许需要不宽容非自由的群体，而促进对非自由的群体的宽容也许需要承认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呢？
如果一个不自由的少数派是在企图压迫其他群体，那么，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会同意以自卫的名义进行干预就是有道理的（Rawls1971：216-221）。因此，以色列世俗多数派有各种权利反对旨在缩小其舆论自由并扩大宗教正统性传统的企图。但如果这个群体没有什么兴趣统治他人或剥夺他们的资源，而仅仅是想让自己根据其传统的不自由规范单独管理自己的共同体，情况又如何呢？在这样的情形中，一些自由主义者可以认为，只要这种做法不违背法律规则，宽容就应该优先于自主权[15]。如果这些少数派并不想把他们的价值强加给别人，即使涉及到限制他们成员的自由，不应该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文化并在法律一般范围内组织他们的社会吗？
在自由主义者中间，关于是自主权还是宽容才是自由理论的根本价值越来越有争议[16]。宽容的维护者认为，在自由国家的边界内有许多群体并不高估个人自主，而是限制他们成员怀疑和偏离传统做法的能力。把自由理论建立在自主之上，有疏远这些群体的威胁，并破坏他们对自由制度的忠诚，而建立在宽容之上的自由主义能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更可靠和更广泛的根据。按照一种基于宽容的观点，自由主义者应该寻求容纳不自由的群体，只要他们不寻求来自更大社会的支持，不企图把他们的价值强加给别人。
基于宽容的观点的维护者经常论证，自由主义来自于宗教宽容的观念。当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认识到一个稳定的制度秩序能够建立在共有的宗教信仰之上时，宗教宽容就在西方发展起来了，自由主义者仅仅是把宽容的原则扩大到其他关于“人类生活的意义、价值和目的”的有争议问题（Rawls 1993：XXVXXIX）。
关于自由主义是宗教宽容原则的扩展的主张有某种真理，但这一概念自相矛盾地并不只是支持基于宽容的观点。因为那种在西方出现并且后来普遍化的宗教宽容，恰恰是基于自主的宽容的概念。西方的宗教宽容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心自由观念之上的。通过给予每一个人自由地崇拜、宣传自己的宗教，改变自己的宗教甚至完全放弃宗教的权利，达到了宽容。的确，限制一个人行使这些自由，现在被看做是侵犯根本的人权。
有其他形式的宗教宽容不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和自主之上的，它们是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的，即每一个宗教群体都应该自由地按其认为合适的方式组织它的共同体，包括采取不自由的路线。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的“小米制度”中，******、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全都组织成自治的单位（即“小米”），并且允许对其成员强加严格的宗教法律。这是一种基于群体的宽容，并不承认任何个人道德心自由的原则[17]。
所以，当自由主义者把宗教宽容的原则扩大到其他生活领域时，他们就是在扩大个人的基于自由的宽容的观念。这就是真正自由的宽容概念为什么否定内部限制的合法性的原因，后者限制了群体内部个人修正他们善的概念的权利。例如，自由主义反对宗教少数派在法律上禁止叛教和改变宗教信仰或者阻止他们孩子了解其他生活方式的企图[18]。
让我们反思一下这种冲突的两个不同的例子。首先，考虑加拿大的霍弗v.霍弗案例，处理的是哈特派教会对其成员的权力[Hoferetalv.Hoferet al.1970：13DLR（3d）1]。哈特派信徒生活在叫做侨居地的大型农业社区，内部没有任何私人财产。霍弗家庭的成员、哈特派侨居地的终身成员因为叛教而被驱逐。他们要求得到自己在侨居地财产的份额，这是他们靠几年劳动帮助创造的。当侨居地拒绝时，有两个成员起诉到法庭。他们反对这样的事实：他们“在一生任何时候都没有权利离开他们生活的这个侨居地，除非他们真正放弃一切东西——甚至他们穿的衣服”（Hoferetalv.Hoferet al.1970：21）。哈特派维护这一做法，根据是宗教自由保护全体教徒根据其宗教学说来生活的能力，即使这限制了个人自由。
加拿大高级法院以6：1的决定接受了哈特派的这个要求。多数派意见（造车工人CJC、马特兰、里特奇等）并不把这看做是能要求法庭帮助免遭罚没的案例，因为根据哈特派成员签订的条款，上诉人没有任何个人的对侨居地财产的所有权。造车工人CJC补充说，“一个人同意，如果他放弃在一个特定教会中的成员身份，他就将放弃任何对某些财产的要求，这个人并不违背宗教自由的原则。”（Hoferetalv.Hoferetal.1970：4）
法官皮金持异议地注意到，通常的自由的宗教自由观念“包括每一个人任意地改变他的宗教的权利”，教会“不能制定规则产生剥夺其成员这种根本自由的结果”。因此，宗教权力机构的正当范围“限于与正当理解的宗教自由相一致，这就是对个人来说，有不仅信奉一种宗教而且还可任意放弃它的权利”。皮金认为，对于哈特派侨居地的人来说，“几乎不可能”拒绝它的宗教教义，归因于改变他们宗教的高代价，所以他们实际上被剥夺了宗教自由（Hoferetalv.Hoferetal.1970：21）。
法官皮金的异议是正当的自由的方式。皮金妈于自由的假定，即人们对其形成和修正他们善的概念的能力有基本的兴趣。因此，他结论说，宗教共同体对其成员的权力必须是，个人能够自由地和有效地行使这种能力。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观点，那么我们就必须根据一个人形成和修正其宗教信仰的能力来解释宗教自由。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的威斯康星v.约德案例，处理的是门诺派中的严紧派共同体对其成员的权力（Wisconsin v.Youder1972：406US205，92S.Ct 1526）。严紧派想让他们的孩子们在16岁之前退出国家教育体制，认为八年级以上的正式高中教育是与他们的信仰相反的，不仅是因为它使孩子们处于一种敌视他们信仰的环境中，而且还是因为在关键的可塑的生活青春期它使他们在身体上和情感上脱离了他们的共同体。不幸的是，这会严重限制孩子们了解外部世界的程度。严紧派像哈特派一样维护这一点，认为宗教自由保护一个群体根据其学说生活的自由，即使这限制了孩子们的个人自由。由伯格首席法官领导的美国高级法院接受了严紧派的要求，但这里这一要求又一次是与基本的自由原则不一致的。我们应该强调，我们反对这一判断不是反对实际的结论，而是反对法庭给予宗教自由权利的解释或概念。法庭界定宗教自由，首先依据群体根据其学说生活的能力，而不是个人形成和修正他或她的宗教信仰的能力。这并不是说，严紧派必然否定后一种个人自由。我们的观点是，法庭实际上甚至没有系统地表达这一问题，因为它是以一种不自由的基于群体的方式来界定宗教自由。我们不是说群体强加的对教育的限制必然是与个人的选择自由不一致的，而是对一种自由的宗教自由的解释来说这是需要考察的东西。群体的要求必须与个人的真正的不断发展中的选择能力相一致。
因此，我们关心的与其说是严紧派本身，不如说是法庭援引来评价严紧派情况的检验标准。当然，我们可以认为，严紧派应该被免除通常的自由主义的宗教自由概念，根据是他们像印第安人村庄一样并不属于权利法案的司法权范围。但这不是严紧派做出的论证，而且它也不是法庭判断的根据。只要严紧派诉诸宪法中保证的自由权利，自由国家就应该把这一权利解释为保护与维护个人形成和修正其宗教信仰的能力的权利[19]。
总之，在哈特派和严紧派的案例中，法庭以“宽容”和“宗教自由”的名义支持了不自由的群体的要求；但法庭以不自由的方式解释了这些理想，而不是坚持对宽容和自由的独特的自由主义解释。因此，看起来诉诸于“宽容”并没有解决自由价值和不自由少数派之间的冲突。既然自由的宽容是个人的基于自由的，而不是基于群体的，它就不能证明限制个人道德心自由的内部限制。
干预的限制
鉴别一种关于值得维护的少数派权利的自由理论的问题是同强加这种自由理论的问题分离的。内部限制可以与自由原则不相一致，但并不因此说，自由主义者应该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并不接受一些或全部自由原则的少数派。
移民来到一个国家，知道它的法律，在这样的情形中，我们看不出对强加这些原则有什么可反对。这可以被看做是准予进入一个自由政体的条款的一部分，移民没有任何根据否定国家对他们具有的合法权威[20]。但对民族少数派情况更为复杂，特别是如果（1）他们过去是不情愿地被合并进更大国家的（如巴勒斯坦人关于他们合并进以色列国家的主张）；（2）他们有自己的定型的政府，有他们自己的解决争议的内部机制。在这些环境里，国家的强制性干预的合法范围也许受到限制。
回忆一下美国印第安人村庄的某些印第安人群体的情形，他们的部落议会侵犯其成员的权利，限制道德心的自由，运用性别歧视的成员规则。自由原则告诉我们，印第安人村庄的部落政府行动是不公正的，因为个人有他们政府必须尊重的某些要求，如个人道德心的自由。但如果印第安人村庄政府不尊重这些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有权威来阻止并强迫他们屈从吗？
许多自由主义者假定，一个国家的所有政府都应该服从单一的权利法案，靠单一的最高法院来裁决和实施。因此，许多美国自由主义者支持立法使部落政府服从联邦的权利法案，即使印第安人部落在历史上曾豁免遵守权利法案，他们的内部决定曾不服从最高法院的观点（Svensson 1979：421-439）。
这种立法普遍遭到印第安人群体反对，并且是出于可理解的理由[21]。假定一个国家的所有政府都应该服从一个权利法案，由一个共同的最高法院来实施，这种假定在印第安人村庄和其他未被合并的民族少数派的情形中是不合适的。理由之一是，以一个不自愿地被合并的民族少数派的眼光来看，联邦制度和法院没有任何合法性。毕竟，美国最高法院使得殖民和征服行为合法化，这些行为剥夺了印第安人村庄的财产和政治权力[22]。进一步说，印第安人村庄在最高法院根本没有代表。为什么印第安人村庄应该同意由一个实际上是他们征服者的法院的实体来评论他们的内部决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