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这样利用外延／内涵的差异。以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差异只是一个分析的差异。在分析中能使用一个粗略的规则是有益的。这个规则把任何语言群体在任何时间视作符号的“字面”意义与这个符号可能产生的更多的联想意义(内涵)区别开来。但是，分析的各种差别一定不要与现实世界中的差别相混淆。很少会有这样的例子，在话语中组成的符号仅仅表示其“字面”(即近乎普遍地认可了的)意义。在实际的话语中，大多数符号会把外延和内涵两方面(正如上面重新界定的那样)结合起来。那么，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完全保留这个差异呢？”这主要与分析的价值有关。这是因为符号似乎获得了全部的意识形态价值——似乎可以用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意义来自由清楚地表达——在其“联想的”意义的层面上讲(即在内涵的层次上讲)——因为这里“意义”没有在自然感知中明显地确定下来(即意义没有完全被自然化)，其意义和联想的流动性会更为完全地被利用和转换。所以，正是在符号的内涵层次上，情境意识形态(Situational idologies)改变并且转换着意义。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在话语中以及对话语的积极介入。这里，符号对于新的强调是开放的，用沃洛西诺夫的术语来讲，完全进入到争夺意义的斗争之中——语言中的阶级斗争。这并不意味着外延或者“字面”意义外在于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其意识形态价值被强有力地固定下来——因为符号已全然变得普遍和“自然”。那么，在特定的语境中，“外延”和“内涵”这两个术语作为有用的分析工具就不是用来区分语言中意识形态的在场／缺场，而是仅仅用来区分意识形态与话语相交叉所处的不同层次。
视觉符号内涵的层次，以及在意义和联想的不同话语领域中语境指涉和定位，就在已然符码化的各种符号与文化的深层语义符码相互交叉的地方，并呈现出附加的、更为活跃的意识形态之维。我们可以从广告话语中举出一例。这里也没有“纯粹外延的”再现，当然也没有“自然的”再现。广告中每一个视觉符号意味着质量、情景、价值或者推论，这呈现为依赖内涵定位的一种暗示或者暗示的意义。在罗兰·巴尔特的例子中，毛衣总是表示一件“温暖的外衣”(外延)，因而表示“保暖”这一活动／价值。但是，在更多的内涵层次上也有可能表示“冬天的到来”或者“寒冷的一天”。在时装的具体化的次符码中，毛衣也可以意味着最新女时装的流行款式，或换句话说，也可以意味着服装的一种休闲款式。如果置于正确的视觉背景之中并被浪漫的次符码定位，它可以意味着“长时间在秋林中漫步”。显而易见，这种次序的符码使符号与社会中更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域拉上关系。这些符码就是促使权力和意识形态在各种特殊的话语中表达意义的途径。它们用符号来指称任何文化归类于其中的“意义图表”；那些“社会现实的图表”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意义、实践及用途，以及“书写进”符号中的权力和利益。罗兰·巴尔特声称，能指的各内涵层次“与文化、知识和历史都有着密切的交流，这就是说，正是通过它们，环境世界才侵入到语言和语义系统。也许，它们就是意识形态的碎片”。
电视符号所谓的外延层次由一定的非常复杂的(但是有限的或者说是“封闭的”)符码固定下来。但其内涵层次虽然也是固定的，但更为开放，服从于利用其多义价值的更为活跃的转换。任何已经如此构成的符号都可能转换为一个以上的内涵建构。然而，多义一定不要与多元论相混淆。各内涵符码之间并不对等。任何社会／文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封闭，都倾向于强制推行其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分类。这些分类构成一个主导文化秩序，尽管这个秩序既不是意义单一的，也不是无可争辩的。“主导话语结构”这一问题是关键的一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似乎被划分为各个话语领地，等级分明地组合进主导的或选中的意义。新的令人难以捉摸或令人困惑的事件，破坏了我们的期望，并与我们的“常识建构”、与我们社会结构的“想当然的”知识相抵牾。这些事件必须首先安排进各自话语的领地才可以说“具有意义”。“绘制”这些事件的图表的最普遍的方式就是把新事件安排进现存的“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图表”的某个领地。我们说主导的，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总是存在着不仅仅是以一种“绘制的”方式来处理、归类、安排和解码一个事件的可能。但是我们说“主导的”，是因为存在着一种“被挑选出来的解读”方案：在这些解读内镌刻着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的秩序，并使解读自身制度化。在“被挑选出来的意义”的多个领域镶嵌着整个社会秩序，它们显现为一系列的意义、实践和信仰：如对社会结构的日常知识、“事物如何针对这一文化中所有的实践目的而发挥作用”、权力和利益的等级秩序以及合法性、限制和制裁的结构。因此，为了在内涵层次上澄清“误解”，我们必须通过符码来谈社会生活秩序、经济政治权力的秩序以及意识形态秩序。此外，因为这些测绘是“以支配关系为其结构”，但又不是封闭的，交往过程并非存在于这样的安排之中，即毫无疑问地将每一个视觉项目安置在一套预先安排的符码之内的特定位置上，而是存在于一套演示规则(performative rules)之中——能力与使用的规则、使用中的逻辑的规则——这些规则积极寻求强化某一语义域并使其凌驾于另一语义域，并强行把义项(item)纳入或使其脱离适当的意义-集合。正统的符号学过于忽视阐释工作的实践，尽管实际上这构成了电视中各种广播实践之间的真实关系。
那么，在谈及主导意义时，我们不是在谈论支配所有事件会怎样被指涉的一个单方面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在事件获得的内涵意义的主导定义的限制之内加强对这个事件的解码，为其赢得似真性和合法性。特尔尼指出：
我们用解读一词不仅是指鉴别并解码一定数量的符号的能力，而且是指这样的主观能力，即将这些符号放入它们之间及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创造性关系中。这个能力自身是指对一个人所处总体环境的全面感知的条件。
这里，我们是在与“主观能力”的观念争论，好像电视话语的指称对象是一个客观事实，而阐释层次是一个个体化的、私人的事情。事实似乎恰恰相反。电视实践恰恰把“客观”(即制度的)职责认作是在任何话语实例中迥异的符号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电视实践不断地把这类被安排的义项再安排、限定并写入“对总体环境的认识”。
这就给我们带来误解的问题。电视节目生产者发现他们的信息“未被理解”，必须经常致力于清理交流链条上的症结，以此来推动传播的“有效性”。很多研究声称“政策导向分析”的客观性，通过试图发现观众回忆起一条信息的多少内容，增强理解程度，而再次实现这一管理目标。对字面意义的一种误解无疑是存在着的。电视观众不知道所采用的术语，不能理解议论或者阐述的复杂逻辑。他们对这种语言不熟悉，发现各种概念太陌生或者太晦涩，或者被说明性的叙述所迷惑。但是，广播员往往关注的是观众未能按他们(广播员)的意愿理解意义。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电视观众没有在“主导的”或“所选的”符码范围内活动。他们的理想是“完全清晰的传播”。然而，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是“系统地被扭曲的传播”。
近几年来，人们通常参照“选择性感知”来解释这种差异。一种残存的多元论就是通过这扇门避开了具有高度结构性的、不对称的和不对等的过程的冲击。当然，总会有私人的、个体的、不同形式的解读。但是，“选择性感知”几乎从不像这个概念所暗示的那样是选择性的、任意的、私人化的。这些方法越过个体的不同形式展示出重要的符码簇。因此，任何新的观众研究方法将不得不开始于对“选择性感知”理论的批评。
初期，人们就争论，因为编码与解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前者可以尝试“预先选定”，但不能规定或者保证后者，因为后者有自己存在的条件。除非二者大相径庭，编码过程具有建构某些界限和参数的作用，解码过程就是在这些界限和参数中发挥作用的。如果没有界限，观众就可以简单地将他们所喜欢的一切解读成任何信息。人们无疑对这类符码存在着一些总体的误解，但是，这个广阔的范围必须包含编码时刻与解码时刻之间的某种程度的互换关系，否则我们根本就无从言及有效的传播交流。然而，这个“一致性”不是给定的而是建构的。它不是“天生的”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刻之间表述的产品。并且，前者不能简单地决定或者保证会采用哪一些解码过程中的符码。否则，传播就会成为一个完全对等的流通，而每一条信息就会成为“完全明晰的传播”的一个实例。那么，我们必须要想到各种形式的表述，在这些表述中编码过程／解码过程得以结合起来。为了详细说明这一点，我们对一些可能的解码地位进行一次假想的分析，以便加强对“没有必然的一致性”这一观点的认识。
我们区别出三个假想的地位，由此可以建构电视话语的各种解码过程。这些过程需要从经验上予以检验和完善。但是，解码过程并非不可避免地依据编码过程，二者并不是同一的，这一论点加强了“没有必然的一致性”的论点。根据“被系统地扭曲的传播”理论，它也有助于解构“误解”的常识性意义。
第一个假想的地位是主导-霸权的地位(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比如说，电视观众直接从电视新闻广播或者时事节目中获取内涵的意义，并根据用以将信息编码的参照符码把信息解码时，我们可以说电视观众是在主导符码范围内进行操作。这就是“完全明晰的传播”的理想-典型的情况——或者我们“为了所有的实践目的”已经尽可能达到了那个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区分由职业符码促成的位置。职业广播员在对一个已经以霸权的方式指涉的信息进行编码时，占据的就是这一位置(由我们也许应该确定为“元符码”的运作来促成的)。职业符码对于主导符码来说是“相对独立”的，因为它运用了自己的标准并进行自己的转换操作，尤其是那些带有技术-实践特性的标准和操作。然而，职业符码是在主导符码的“霸权”内部发挥作用的。事实上，它恰恰是通过廓除主导符码的“霸权”本质，代之以被置换的职业符码，从而再生产主导定义。职业符码将这样明显的中立-技术问题如视觉本质、新闻及演播价值、播映本质、“职业特性”等凸显出来。也就是说，对北爱尔兰的政策、或者智利的政变、或者《工业关系法案》的霸权阐释，主要是由政治和军事精英们制定的：通过职业符码的操作，选择并结合具体挑选播映的场合与式样、挑选职员、选择影像和现场辩论。广播职员是如何既能以他们自己“相对自治的”符码进行操作，又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活动，即对各种事件进行(并非没有矛盾的)霸权指涉的再生产，这是本文不能澄清的一个复杂的事情。专业人员不仅是通过广播机构自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器”所处的地位，而且还通过节目播放的结构(即系统地“超量播放”精选的精英人员和他们在电视节目中“对形势的界定”)而与这些精英们联系在一起。能说明这一点也就足够了。甚至可以说，职业符码特别是通过不明显地偏爱主导方向的操作来再生产霸权性的定义。因而，此时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背地里”不经意地、无意识地发生了。当然，冲突、矛盾、甚至是误解也就经常在主导与职业意义之间及各自的符号代理之间有规律地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