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之物逃离眼睛产生的想象总体化，具有某种陌生感，但不是表面的陌生感，或者说平常之物的表面仅仅是这种陌生感的上限，与可见之物相对立。在这个集合之内，我将尽量确定与视觉的、全景的或理论建构的“几何”或“地理”空间相异的那些实践活动的位置。这些空间实践指一种特定的操作形式(操作方式)，指“另一种空间性”(“人类学的”、诗的和神话的空间经验)，指扰攘城市的一种典型的晦涩而盲目的流动性。于是一个迁徙或隐喻的城市滑进了清晰的规划和可读的城市文本。
从城市的概念到城市实践
世贸中心只是西方城市发展中最具纪念碑性质的形象。光学知识的乌托邦或有托邦早就雄心勃勃，想驾驭和接合城市麇集带来的矛盾。如何管理人口群集或集聚，是一个问题。伊拉斯谟说：“城市是个大寺院。”透视景象和预示景象把朦胧的过去和不确切的未来一并投射到可以处置的表面上。它们使城市的事实开始向城市的概念转换(在16世纪？)。在概念本身还未形成一个特殊历史形象之前很久，据说可以用城建规划比率的统一尺度来衡量这个事实。把城市与概念关联起来，绝不等于它们是一回事，只是利用它们逐步形成的共生现象：规划一个城市，既是对真实之多元性的思考，也使那种思维方式产生多元效应；既要知道如何阐发它，也要有能力阐发它。
一个操作概念
乌托邦和城建规划话语建立的“城市”受到三重操作是否可能的限定：
1.城市自身空间的生产：因此必须以合理的组织压抑所有会危及城市的自然、精神和政治污染。
2.用共时系统代替传统的不确定的顽固抵抗；处理平面规划的所有数据，这样才能形成单义的科学策略，而且必须用它来取代善用“机会”者的战术，他们通过这些陷阱一样的事件，通过这些看得见的差错，到处复制历史的迷障。
3.最后，创造一个普遍的和无名的主体，即城市本身；它逐步能够将从前分散给集团、协会或个体们等许多不同的真正主体的功能和称谓归属自身，霍布斯式的国家就是它的政治样板。于是“城市”就像一个专有名称，提供了一种在有限数量的稳定、可分隔和内在关联的属性基础上设想和建构空间的方法。
在“思辨”和分类操作组织起来的地方，行政管理与清除过程是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城市的功能和部件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再布局问题，这是颠倒、错位、累积等过程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不能这样处理的地方被抛弃了，于是构成了功能主义行政管理的“废品”(变态、偏常、病痛、死亡，等等)。肯定地说，进步使这些废品不断增加，把它们重新引入行政线路，甚至把健康、安全等方面的缺陷转换成使秩序网络更加密实的方式。但实际上，它重复产生的效果与它的目标是相反的，利润系统生成亏损，以多种多样的系统外的贫穷困苦形式和系统内的浪费形式，不断地把生产变为“支出”。其次，城市的合理化引起城市的策略话语中的神秘化，这些话语谋划所依赖的基本假设是，只有摧毁城市，才能达成最后的决议。最后，功能主义的组织方式把进步(也就是时间)放在优先地位，这就使它自身的条件即空间本身被忘记了，空间因此成了科学和政治技术中的一个盲点。这就是概念城市的功能方式，它是一个转换和占有的地方，是受到种种干预的对象，但也是一个不断地获得新的属性的主体，它既是现代性的机器，也是现代性的主角。
不管这个概念采取过什么样的化身，我们今天必须承认，如果说在话语中，城市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策略的一种总体化和几近神秘的里程碑，那么城市生活越来越使城建规划工程排除出去的东西得以重新出现。权力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城市化”，但是城市却陷入企图在全景权力所不及的地方互相平衡和结合起来的矛盾运动当中。城市变成了政治传说中的主要议题，但不再是有纲领有规律的操作领域。在将城市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之下，繁殖着权力的计谋和结合。这些权力没有可以读解的同一性，没有可以让人把握的点线，没有合理的透明度，因此不可能进行行政管理。
实践的回归
概念的城市在衰朽。意思是建立这一概念的理性、专业人员以及城市人口都染上病痛了吗？也许城市与组织它们的程序一起退化了。不过，对此必须小心。知识的部长们总是假设整个宇宙受到了影响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地位的变革的威胁。他们把自己的理论不幸颠倒为不幸理论。当他们把自己的糊涂转换为“灾难”时，当他们竭力把人们封闭在他们的话语“狂热”之中时，他们还必然正确吗？
不要再待在通过颠倒内容(只说灾难，不提进步)以维持特权的话语里，可以尝试另一条道路，可以分析像微生物的一种或多种实践；原来以为它们会受到城建规划系统的管制或弹压，但是那个系统的衰亡发生在它们之前；可以追踪这些传统做法的蚁聚现象，它们既没有被全景式的行政管理约束，也没有被排除，而是愈益繁衍和加强自身的不合法性，不知不觉间渗入监视网络，通过不可读但稳定的战术结合起来并构成每天的照章办事和偷偷摸摸的创造活动，只有疯狂的观察组织的机械论话语才会掩盖这样的活动。
这条道路可以刻写成福柯的权力结构分析的一种结果，也可以刻写为他的分析的对应物。他使这条道路通向机械论和技术程序，“小的工具”仅仅通过对“细节”的组织，就能把人的多样性转换成一种“纪律”社会，能够对牵涉到学艺、卫生、公正、军队或工作的所有偏常进行管理、区分、分类和分级。“这些往往是小写的纪律手段”，这些“小而无瑕”的机制，对空间进行重新分配，从中产生一个“操作者”，通过程序与这个空间的关系来产生效应。可是在纪律被操纵的地方，与产生一个纪律空间的这些机器装置相对应的是什么样的空间实践呢？目前的交合状况是以集体的行政方式与个体的重新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为标志的，就此而言，这个问题并非不重要，因为必须承认空间实践事实上暗中形成了决定社会生活状况的结构。我想进一步探究几个这种多形式的、抵抗的、机巧而顽固的程序，它们躲开纪律，但并没有走出纪律之外，这将使我们看到一种关于日常实践的理论，关于实际生活空间的理论，关于打破城市的熟悉景象的理论。
悠闲脚步的合唱
女神可以从她的脚步认出。
——维吉尔：《伊尼德》
故事是从地面开始的，从脚步开始的。它们不可胜数，但是并没有组成一个系列。之所以不可胜数，是因为每一个单位都有其质的特性，属于一种触觉把握和运动占有。它们群集起来，成为无数单个的集合。它们的路径相互交织，显出空间的形状。它们把所有地方编织起来。就此而言，行人的运动构成这些“真实系统”的其中之一，“城市其实是由它们的存在组成的”。它们并没有被地方化，而是被空间化了。它们既不是被装进一个容器，也不是像那些说汉语的人用手指比画他们说出的字。
行走操作诚然可以在城市地图上标示出来，描出行走的路径(有的地方清楚，有的地方模糊)和轨迹(走这里，不走那里)，但是这些粗细曲线像词语一样，仅仅指路过者的缺场。对路线的考察漏掉了路过行为本身。行走、漫步或“橱窗观望”，即路过者的活动，被转换成地图上画出的一条可以折转的总体化点线。我们因此而只能把握设定在规划面上的一点遗迹。它本身是看得见的，但是能够让对它的操作不被看见。这些定位操作就构成忘记的程序。留在后面的踪迹被实践所取代。它展示地理系统的贪婪特性：企图把行动转换成可读的东西，结果使世界上出现了一种忘记的方法。
行走修辞学
路过者的行走产生了一系列与“语句转折”或“文体手法”不可同日而语的转折和迂回。有一种行走修辞。“转折”语句的艺术与组织一条路径的艺术相仿佛。“文体”特指“在象征层次上显现的语言结构……是个体在世界上的一种根本的存在方式”，这意味着唯一性。“使用”是指交往系统在实际行为中展开的社会现象，这是指规范性。文体和使用都与一种“操作方式”(说话、走路等)有关，但是文体牵涉到特有的象征处理程序，而使用则指代码元素。它们相互交叉并形成一种使用风格，一种存在方式和一种操作方式。
一位来自塞夫勒的朋友在巴黎。他向圣父街和塞夫勒街漫步，他其实是要到另一个街区去看他母亲，这些名字说出他的脚步组成的一个句子，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编了号的街道和街道的编号(112街或圣夏尔9街)指向一个轨迹磁场，连做梦都被它萦绕。另一位朋友无意识地压抑了那些有名姓的街道，因为它们传播她的地位情况或身份，好像对她进行传讯和甄别。于是她走那些没有名姓或签名的街道。但她的行走仍然否定地受到专名的控制。
那么它们写出的是什么呢？这些词语(波莱戈、波查黎、布加维耶……)被置于将城市表面等级化并予以语义整理的星座之间，进行时间的安排和历史的见证；它们像旧币一样，慢慢失去了刻写在上面的价值，但是仍然能表示其他的意义。圣父街、科隆坍塞尔顿、红场……这些名称从经过者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意义。它们与曾经自以为指涉的地方剥离开来，成为想象旅行线上的一些相聚点，决定它们如何的理由并不是它们原来的价值，而是看过路人是否认出它们。一个奇怪的地名脱离实际地方，高高地飞在城市的上空，像云烟翳翳的悬空的“意义”地势，引导着下面现实的走动。群星广场、协和广场、鱼市广场……这些名称的星座构成交通结构，它们是指引旅行路线的星辰。玛拉巴尔特说：“不存在协和广场，它只是一个念头。”它远不只是一个“念头”。要说明专名享有的神奇权力，必须进行一系列比较。它们似乎是旅行者携带的徽章，既指引他们，又打扮他们。
这些词语把行为与脚步关联起来，发出意义和指导，以掏空和磨损自身的原初角色的名义进行操作。它们成了可以占据的解放的空间。语义日渐稀薄，丰富的不确定关系使它们获得一种在字面的禁止或允许意义的地形上阐发第二种诗的地形的功能。它们把其他路线暗中变成功能主义的和历史的运动。行走在它们之后：“我用一个美丽的名字填补这个伟大的空间。”对意义残迹的保留使人们处于运动当中，有时是一些废品让他们运动，那是一些伟大业绩的颠倒了的残迹。已经成为虚无或几近虚无的东西指引着行走者的脚步并使之系统化：那是一些已经不“专”的名称。
由于专名已经是“地方权威”或“迷信”，所以它们最终被号码取代了：打电话时，不再拨歌剧院，而是拨073。同样，那些像浮游的或附加的居民一样萦绕着城市空间的故事和传说也变成了号码。它们是根据技术结构逻辑剿灭巫师的对象。但是它们的消亡(正如这类传说栖居的树木、森林和隐秘之地的消亡)使城市变成一个“悬搁的象征序列”。于是，可以居住的城市被消除了。于是，像来自卢恩的一位妇女所说，这里“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只有我的家例外，真的。……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没有任何故事或记忆的标志，没有任何其他事情的标记或其他人的签名。只有家之洞穴还是可信的，仍然为传说留出一些时间，仍然到处游荡着影子。除此之外，根据另一个城市栖居者的说法，只有那些“让人不再相信的事情”。
它们为储藏丰富的沉默和无词的故事提供了机会，正是通过这样的机会或它们到处创造地窖和阁楼的能力，当地的传说(传说是阅读的，也是能够阅读的)才留下出口，留下出去和回来的通道，因而也留下可居住的空间。四处行走和旅行肯定替代了进出活动，如今这些地方缺乏以前使出去和回来变得非常方便的一系列传说。身体的四处运动具有昨日或今天“迷信”的巡游功能。旅行(像行走一样)替代了曾经用来打开某种不同空间的传说。旅行以一种颠倒的方式最终形成的也许是“对已经荒远的我的记忆之地的探险”，是通过远方的迂回路线向旁边的异域风情的回归，是对遗迹和传说的“发现”：“飞逝的法国乡村景象”，“音乐和诗歌的断片”，简言之，类似于“对自身起源的挖掘”(海德格尔)？这种行走的放逐所产生的恰恰是自己身旁目前缺乏的传说；这是一个虚构，而且它像梦或步行者的修辞一样，具有移置和凝缩的双重特点。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把这些表意实践(向自己讲传说)当作发明空间的实践。
依此观点，它们的内容仍然富于启示，而且组织它们的原则更有启示性。关于地方的故事是代用品。它们是由世界的残屑碎片组成的。即使文学形式和“迷信”的行动图式也与过去30年里经常分析的稳定结构和结合模式相对应，物质的东西(关于它们的“显现”细节的所有修辞)得到命名、分类、英雄或喜剧称谓的残留之物的修整，就是说，得到分散和语义之地的碎片的装修。这些异质的甚至是相反的元素填充了同质的故事形式。多余的或其他的东西(来自别处的细节和剩余)插进已经被接受的框架，外加的秩序。于是便看到了空间实践与建构出来的秩序之间的关系。这个秩序的表面处处遭到意义的省略、滑脱和渗漏的撕扯，这是一种筛子秩序。
(马海良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