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芭比全无忌惮，但是它坚实的塑料乳房并没有****——没有可能引起不恭之嫌的东西，丝毫没有显露自己的快感。而且如果说它那凸出的塑料小包意味着十足的肉感，那么它没有生殖器，对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吗？麦科姆比表示，芭比的性器官的模糊性可以读作对“高雅趣味的敬重”和“反映了少女中流行的道德态度——既性感而成熟，又保持童贞”。我同意它的身体可能引发这样的读解，但是我也觉得芭比的两腿分叉处并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它消失于无行动之中。肯和加玛尔等男性玩具娃娃在“下处”有包，而且有时还模拟出相应的塑料内裤，但是大部分芭比却没有内裤，甚至丝毫没有让人想到需要遮掩起来的地方，好像“它”已经被遮掩起来或已经被擦去了。于是，作为理想化了的女性品质的偶像，芭比被锁进了一个虚幻之境，它即使不可能有性，也永远是性感的。上部的肉感一目了然，下部却绝无性感，芭比的塑料身体里的确刻写着非常矛盾的****小姐合一的信息，父权制特别通过这种方式奚落、甚至摧残年轻女子。
关于芭比的乳房的这类想法引起它的创造者鲁思·汉德勒的批评，他谴责成年人的腐朽思想：“在我看来，人们对乳房注意得太多了。”汉德勒夫人也说过一句(或两句)话：“它们只是身体的一部分！”当我坐在这里思忖一个塑料身体的器官和性生活时，感到的不只是好笑。然而，引人着迷的、我认为值得研究的、既诱发亦抵制理论化的，并非称为芭比的一堆塑料，而是并非芭比的那种想象的生活——那是我们的发明。作为一个文化制品，与我们就这个女性玩具娃娃所能说出的相比，芭比也许能讲出更多的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的事情。——更多关于社会对其女人们的态度的事情。
19世纪，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等人指出，通过妇女的地位和受到的对待，可以判断一种文明的特点、品质以及进步程度。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妇女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如何？芭比能够成为测量妇女社会地位的晴雨表吗？在我看来，芭比是社会化或曰性别化和种族化过程中的关键角色，这一过程始于童稚之时，受到几乎所有与这个社会有关的东西的进一步推动，包括儿童读物，他们的玩具以及他们在电视上看的动画片。
有个星期天早晨，我换频道时碰上一个动画片，仅仅瞟了一眼就让我情不自禁地看下去。在我开始看的那个场面里，一只高大、凶猛的灰毛叭喇公狗朝一只可爱的浅色小猫狂叫，小猫只是拍打捆着它的绳子，发出喵喵叫的风骚声音，用它那小巧的猫类的身体回应和摩擦着叭喇狗的粗腿。狗叫得越凶狠，猫咪得越温柔，猫用它那柔滑的身体和雌性的小诡计赢得叭喇狗。它的策略发挥作用了，在我的眼前——我想也是在孩子们的眼前，那条暴烈的野兽被改造成惹人怜爱的小犬，猫走到哪里，它就跟随到哪里，一再地解救猫于危难之中。那只叭喇狗一次又一次地把柔弱而招祸的小猫咪从坠落的大梁、眼看要发生的交通事故和其他困厄中解救出来，而天真柔弱的小猫咪竟然一概不晓得这些祸患。最后，狂暴的叭喇狗被彻底驯化了，它那不再狠毒的身体成了猫咪依偎的一张好床。
当然，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读解这个动画片里的性别和种族政治。芭比被理论化为视男人为附属品的女权主义英雄，我以为这种思维过程也可能把小猫咪看作女权主义的猫类，用女权主义的小诡计取得胜利。然而，这个动画片引起我共鸣的是它的美人和野兽、浅色／深色、善／恶、男／女等种族和性别符码。浅色、聪慧、像猫一样的女性品质驯服了怒气冲冲的、黑色的男性和野性。可是别搞错了，战胜了野蛮的并非智慧，而是没有头脑、照顾不了自己的那种女性品质。
有趣的是，这类信息往往是童话和儿童故事里的内容。白人骑士把困厄中的小美人从这样那样的深肤色的恶势力手中解救出来。正如达勒纳和德莱克所指出，“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种把白人写成好人、黑人写成坏人的浮躁而简单化的表现”，邪恶的黑人巫师和良善的白人玉女——身着白衣的英雄和身着黑衣的坏蛋——在儿童文学中屡见不鲜。
芭比娃娃、上面简述的动画故事，乃至我们读给自己孩子的那些看似真纯无染的童话，它们的共性在我看来都是编织在童话符码里的种族和性别神话。杰奎琳·乌尔拉和艾伦·斯威德伦坚持认为，芭比的体型把其他妇女的身体建构为偏常类型，使不可能的美的标准更加持久。也有人指出，接近芭比理想的努力造成了少女的饮食和购物秩序，带来的不是梦想，而是梦魇。而对这些指控，芭比最坚决的支持者之一比利鲍伊起而为他的女英雄辩护，坚持说芭比的身体比例并无异常。他甚至肯定：“它体现了西方文化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坚守的理想：长腿、长胳膊、细腰、高而浑圆的胸脯、长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比利鲍伊也许说对了。不管是否“真实”，反正芭比的体重和身高比例(这个比例恰好相当于一个女人身高5英尺6英寸，体重110磅，三围39-18-33)与勃特·帕克斯以前经常唱到的那些美皇后的比例不相上下：“她来了，美国小姐。她来了，我们的理想。”[6]如果说芭比是恶魔，它也是我们的恶魔，我们的理想。
“芭比坏吗？”某天一个人问我如果一个黑色玩具娃娃看上去像个白人娃娃，那么压根儿没有它是否更好。我必须承认自己对这个问题以及我自己的批判所提出的不少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我在本文开头已经承认，虽然我小时候玩的布娃娃是白色的，但是我仍然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一个黑色玩具娃娃时的情景。在我看来，它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我说什么都想得到它，从此我不再满足于白色玩具娃娃贝特西·威特西和金发碧眼的玩友潘提。它像我一样，也是某种另类，而且我想，那正是它的魅力和我的欲望的根源。
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玩的那些玩具里并没有自己，不过我猜想那种缺失也对自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只要读一读托尼·莫里森的那部令人不寒而栗的小说《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 )，就会看到白人美女神话对黑人孩子产生的影响。我的情况并不比莫里森小说里的人物佩科拉·布里德拉夫的遭遇更惨，但是我未能免于在一个白人世界长大的黑人会遭遇的结果，那个白人世界几乎不承认我的存在。我长大时，总以为自己很丑：纠结的头发，宽大的臀部，露缝的牙齿。我在笑的时候，总是用手掩着嘴，以便挡住那条牙缝，直到念了研究生才开始改掉那个习惯，因为那时有几个尼日利亚男子告诉我，在他们的文化里，我的体形比芭比的更叫好，这样的牙缝是大美人的标志。我不知道当孩提时的我看到一个门牙开缝的大臀黑色玩具娃娃或其他什么颜色的玩具娃娃时，会是什么情形。
今天，只要花上24.99美元，曼托尔就会跨越大半个世界，把尼日利亚芭比递给像我一样的黑人小姑娘。这个公司通过神奇的塑料、染料和大批量生产，把一个我小时候甚至不知道其存在的尼日利亚人送到非洲裔美国孩子们的家里。曼托尔将要卖出的世界异族玩具娃娃就像它们“传统的金发碧眼”的地道美国女孩原型一样，没有牙缝，没有大耳朵，没有丰满的大腿或其他“瑕疵”。出一个不大的价钱，就可以梦想自己进入芭比的完美世界，当然我必须以它的形象去梦想。那也许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里面仍然没有我所以为我的位置。
这，就是我最后的玩具娃娃的故事。格鲁乔·马克斯说他不想属于一个要收他做会员的俱乐部。照着他的话来讲，我也不太肯定我们大部分人是否会买一个“看上去像我们”的玩具娃娃。生产和销售这种更逼真的玩具娃娃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很大的商业成功。像我这样的文化批评家们可以尽情地向它投掷理论石头，但是芭比的无限魅力在于其完美化过程，它不仅是西方白种美人的主导理想的产物，也是这种理想的供应者。
什么是黑美人？如果30年前有色的弗朗丝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的高加索人特征，那么对黑人芭比和莎妮在眼下的走俏和商业成功该如何解释呢？只因为头发直？我们是否进一步看到“差异”并无不同？或者说我们退一步看到“差异”只能设想为相似，设想为一个被中介的文本，不管它最终染上什么颜色，必然读成白色。听一听我们的语言：我们“容纳差异”；我们实行“种族宽容”。通过质询和普遍化的复合骨折，他者不是按其自身的形象被复制，而是按我们的形象去复制。如果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和“他们”，那也许只是因为他们是我们。
芭比坏吗？芭比只是一块塑料，但是它就我们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所说的话——它就我们这个世界的性别和种族表明的意思——并不好。
(马海良 译)
少数者话语和经典构成中的陷阱
科内尔·韦斯特
在这个历史时刻探究经典构成的情形，有什么意义呢？人文学科中普遍流行的危机是如何阻碍或促进新经典的构成的？在扩充某种经典或构成多样且相互冲突的经典时，经典遴选家们的阶级和职业利益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我将以一个非洲裔美国文化批评家的批评学术活动的自我编目形式讨论这些问题。这个自我编目将包括三个时刻：一、我将把自己的文化批评置于对当代人文学科危机的特定历史读解之下；二、我将审视自己在面对非洲裔美国文学批评中的经典构成过程时的极为含混的情感；三、我将提出自己所理解的反对派文化批评家在面对我们时代流行的经典构成形式时可能发挥的作用和功能。
所有旨在扩大旧经典或构成新经典的努力，都会首先对经典化有待发生的历史时刻作出阐释。20世纪西方主要的文学经典男性遴选家们是T.S.艾略特、F.R.利维斯、F.O.马西森、克林斯·布鲁克斯、诺斯洛普·弗莱、M.H.艾布拉姆斯以及保罗·德曼，他们无不首先对自己的经典化努力为何因应时代要求和如何发挥积极作用进行一番特定的阐释。当代的文学批评家们仍然对这些经典遴选家重新评价和重新调整旧经典的非凡之举神往不已。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我认为应该更多地注意种种现行的对促进、引导和调节经典化努力的文化危机所作的历史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文学经典的修正或重构离不开先在的——尽管往往是心照不宣的——阐释行为，对一定程度上赋予文学经典以权威的那种危机作出历史的经典读解(canonical reading)。因此，经典构成之战的第一个回合必然要对争取经典地位的危机作出历史的阐释。
例如，T.S.艾略特经典化努力的力量与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之后欧洲文明的危机所作的经典读解有关，也与他作出的玄学派诗人和德莱登胜过斯宾塞和弥尔顿的文学评价或他早年对浪漫派诗歌和维多利亚诗歌的全盘否定有关。作为一个非洲裔美国文化批评家，我的自我编目里的第一个时刻不会聚焦于选择什么样的文本来扩充旧经典或构成新经典，而是集中对当今美国文明的危机进行历史的读解。这种经典读解力求显示文学经典之形成本身的得当方式和应该包含的文化档案类型。这样的读解具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感，冲突、斗争和对抗处于显著位置。它强调修辞实践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及其效果，例如理性的说服和思想的愉悦)以及强力和权威的运作(及其效果，例如从属和抵抗)。
我对目前的文化危机的历史读解始于20世纪的一个鲜明特征，即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它是与那些被欧洲文明所压迫、剥削和贬损者的历史能动性相联系的。这个阐释条目绝非无所不包，它并不触及我们时代的其他重要方面，但它也并非任意的。这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进程，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自我观念和“他者”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我们对自己曾经如何建构且仍在建构的自我、主体和族群等关于我们自己和他者的概念。简言之，对于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解放出来的态度、价值、感性以及视角，我们尚未予以充分的接受。
具体而言，非殖民化进程标志着从1492年直到1945年的欧洲时代的终结。欧洲统治的瓦解和欧洲人口的衰减促成了破解欧洲文化霸权之神秘性和欧洲哲学大厦之结构的学术活动。换言之，美国在二战以后成为世界主要强国，欧洲自信心的漫长时期终于结束，欧洲文明衰落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从特权精英白人的高等教育体制的上端感觉出来，其中包括它的人文学科。从非特权白人的美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第一批主要的亚文化圈子，如所谓的纽约知识分子、抽象表现主义者以及波普爵士艺术家，他们是挑战忠于老旧剥蚀的欧洲文化的美国男性特权白人文化精英的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