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研究与教学，说明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未完成的”，文化研究可以确保其政治影响力。学生们，尤其是被那些主流文化的价值观排斥到边缘的人们，可以打消关于文化的这一错误念头：他们所拥有的文化并非真正为他们所有；或者只有通过正确引导进入那些隐藏在经典著作中的价值才能为他们所有。文化研究引入新的(自然是非经典的)研究对象，以相互关系而非等级制的观点来实施这种研究，鼓励对于占主流地位的教育与政治实践的前提的质疑。最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可以拒绝承认“文学或其他任何文化客体有异于政治”，因此也就可以重新审视一个或一些文本的意识形态的或政治的附属含义。
很明显，认为文化研究在学生中促进的，乃是为获得所做的预定的努力或一劳永逸的满足，而不是对自身存在状态不断的分析研究，是十分危险的。这种建立在完全颠覆传统文化学科前提假设基础上的行为，是对主流结构自觉的有效对抗的前提。
反学科实践的必要性
在本文的第一节里我们指出有关文化分析的学科，包括那些所谓的人文学科，试图以“一般科学”的形象来塑造自己。它们的目的在于描述文化，积累关于某种文化的知识。在上一节里我们指出这样的目标给学生们一个错误的印象：即文化有着某种亘古不变的特性，它的特殊结构可以以某种本质主义的方式加以描述。这样的过程在与人文研究相关的学科中是尤其有害的。因为它们无一例外地暗示文化是一种已形成的结构而非处于变化过程中。
文化研究需要抵制这样的倾向。这就需要我们远离语境化的文科实践观的概念而转到“人文实践的观念上去，强调人类既不是完全被动的客体又不是充分自由的主体”，因为对人类生活的研究，是对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实践的研究，这种社会实践是根据人类的需要而调整的。
就西方学院中现行的学科体制而言，这种实践必然是反学科的，因为它反对文化研究是关于知识积累的观念。在我们看来，正确的文化研究应当是与内在的，在充满压迫的社会中必须做的事相关的。这种行为的前提条件必然是对各种流行的实践批判与对抗。但是，这种对抗如果是随心所欲或各自孤立的则不会有多大成效；知识分子必须在这种对抗演化为有政治影响的实践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抵抗的知识分子
我们关于文化研究的观念这一解放性目标的中心问题是对西方学院内外知识分子的角色的重构。我们同意葛兰西关于用政治术语看待知识分子重要性的论述。知识分子不仅是文人，也不完全是思想的生产者与传输者。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仲裁者、立法者、思想生产者和社会实践者，他们天生就起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葛兰西严格区分保守的与激进的有机知识分子。保守的知识分子为主流阶层提供道德的与智力的领导权。作为现状的能动中介，这样的知识分子认同主流的权力关系，并且有意无意地成为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传播者。他们为统治阶级提供经济理论基础，政治的与伦理的结构。
根据葛兰西的说法，保守的知识分子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以找到——在工业组织中、在大学中、在文化机构中、在各式各样的企业中，等等。他宣称，激进的有机知识分子试图为工人阶级提供道德的与智力的领导权。更确切地说，激进的知识分子提供提高工人阶级政治意识所必需的教学与政治技巧，并帮助他们发展领导权并参与集体斗争。
葛兰西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确立文化研究的一个中心目标：创造我们所谓的“抵抗的知识分子”。抵抗的知识分子与葛兰西所说的激进的有机知识分子有所不同，我们确信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来自并活跃在任何群体中：他们反抗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的令人窒息的知识和实践。抵抗的知识分子可以为将对于被压迫情境的改革性批评作为出发点的人们提供道德的、政治的、教学的领导权。我们所指的“有机的”这个词不光指那些将工人阶级作为唯一的革命能动力量的知识分子。
多数情况下，目的与其说在开发项目不如说在精心建构学科。将了无生气的符号学、系统论、实用主义、实证主义与历史唯物论的古语古词融合起来。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各自的学科里不断获取可信性的永不衰竭的渴望，作为****追寻和欣赏并成为它最富前瞻性的倾向，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证据：我们所缺乏的是一个革命性的知识分子运动。
布钦的话提醒我们，批评研究与具体的政治运动相脱离，激进的社会理论成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期刊与学术会议的商品；激进的知识分子在聘任系统中获得可靠的安置，这种聘任系统为他们提供了证明，说明学院对自由的多元论作出了贡献。
远非对于这种学术与政治形式兼并的屈服，文化研究必须界定抵抗的知识分子，把它看作是可以避免和挑战霸权的一种反霸权实践。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指出以下的教学与战略活动。首先，文化研究必须发展强调知识分子仲裁与政治作用的课程与教学手段。这意味着为学生们提供他们所需的理解及拆除有害的社会实践的理论工具，同时挪用他们所需的知识和技巧用以重新考虑人类解放这个问题。其次，抵抗的知识分子必须积极参与表达他们自身在社会关系生产与合法化过程中批评角色的项目。这些项目不仅是与保守的知识分子论争时以及合法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多层次语境所必需的，也是将理论与政治运动拓展到校园以外必不可少的。抵抗的知识分子必须在限定的学科讨论会、奖励制度(这些已经成为知识分子运动的唯一参照)范围以外发展和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项目拓展了教育的观念，并严肃地吸纳了葛兰西将社会视为一所大学堂的理论。此外，它鼓励抵抗的知识分子们活跃在许多公众领域，而这些公众领域正是从不同的意识形态的相互冲突中发展而来的。
文化研究因此假定了对于抵抗的知识分子的需要，他们可以在学院以内或以外建立起新的政治关系的形式。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文化研究响应了葛兰西呼唤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集团周围建立联盟的号召。知识分子将在对立的公众领域赋予个人与团体的权力中扮演重要角色。
公众领域、大众文化以及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参与对立公众领域的重要性是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把听众仅仅局限在大学里，抵抗的知识分子们所从事的反学科实践活动不会有什么效果。它更应该存在于广阔的公众领域中。尽管许多大学身为公立学校，但我们却极少将它们看作是公众领域的一部分。如果文化研究被理解为一个对立的公众领域，它就不应被理解为是某个部门或划分职业与业余的界限。我们应该在对理论基础的重新审视中创造与之对立的实践，而不是用恰当的学科性的术语来看待它。举例来说，教室在传统上一直被认为是将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场所。一门学科的专家要做的是将他们了解的关于某一具体事物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在此过程中，学生不是能动者，而是被动的和毫无批判的接受者。然而正如我们所说的，如果我们让学生们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充当活跃的角色，他们就能成为社会实践生产中的能动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培养各种抵抗的形式，我们需要一种批判的教学法：它能够促进在文本及其阅读中鉴别与分析危险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利益。于是我们可以像抵抗的知识分子那样从事社会活动，并使得双方都能在各自的文化形成中成为能动者。这种实践一个明显具体的例证就是妇女对经典小说中提供的女性观点的抵制。它反映的是妇女对大规模压迫妇女的社会实践的抵抗。必须生产出这样的抵抗。
抵抗的知识分子要做的不是放弃学术研究，而是将其重新政治化。学术性的公众行为，用来区分由业余人士组成的公众与专业观点的特性的学科准则，并未真正到达公众领域。虽然在此谈论这一点有点不合时宜，我们同意：目前与文化研究相关的学科过多地被束缚在“学科研究”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它们在以一种不可挽回的方式收集和贮藏有关文化现象的各种描述。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行为理解为社会活动的生产，而非对社会活动的描述，我们在教室的行为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扩展到公众领域。我们不能向这样一种学科观念投降，即：将该领域中的其他专家看作它的唯一读众。抵抗的知识分子必须认可为普通公众写作评论与书籍的观念。他们必须创造一种同时能够变革社会的语言来平衡批评语言。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涉及大众文化的政治阅读。如斯坦利·阿罗诺维兹在《殖民化的消闲：琐碎的工作》中所说：“我们仍然需要调查一下大众文化是以何种方式成为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的。”学科实践中的训练将我们从研究文化与社会性的关系引开，而引向与日常生活脱离的文化物质的描述。正如阿罗诺维兹所指出的那样：
为了充分理解意识形态的影响与现存的传媒现象的多功能，评价当代大众文化的多层属性变得十分必要。除了影视中公开的意识形态内容——传播大众或多或少愿意模仿的新型式样、价值、生活方式外，还有一系列隐藏于其中的控制性的信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对受众产生影响……特别是，这些决定了观众们实践的经验，满足了他们无意识的愿望……新创一系列匿名的满足，大众文化充当了一种社会调节者的角色，试图吸收日常生活的压力并使那些可能构成反系统的事实的挫折与失败转入为系统服务的渠道。
因为文化研究的影响常常是无意识地被接受，我们要求一种强调批判的文化研究。正如在本文前面所指出的那样，选择文化的几个方面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学科人为地限制了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如，把文学研究的领域定为经典著作。同时，他们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将“低级”文化排除在所谓文学研究的领域之外，使专家与公众被隔离开来。我们也不应被电影、通俗小说、肥皂剧之类被接纳如文学系科课程中的事实所愚弄。只要这些文化产品被当作构成纯粹固定文化的材料。它们的学科描述就只能建立一个与活生生的文化毫无关系的知识库，与文化改革的关系就更无从谈起了。只有由抵制学科构成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反学科实践才可能产生解放的社会行动。
文化研究必须反学科，意味着它不能像现在这样被固定在大学里。因此就需要反学院。应当出现由各种成员组成的各式各样的团体，各式各样的研究组织，反学科的研究机构，甚至是协会及学院。
这并不是说大学的学科结构与院系机制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但是，把文化研究置于它们之中却是错误的。我们的选择应当是把学科当作我们关注中心的边缘，而从学科的管理者那儿获得一些重要的让步。这是必须通过在不同形势下不断谈判的战术问题。而我们可以进一步发展合作研究的模式，它们延伸到大学以外，以便与霸权公众领域作战，并与其他对立的公众领域结成联盟。在文化研究的背景下，只是生产特殊的对于文化产品的解释是不恰当的。反学科实践的最重要的目标是激进的社会变革。
我们不能听任大学给我们分配的角色。抵抗的知识分子应当在学院内发展一种集体的、反学科的实践并使之在校园外产生影响。此刻在北美大学的历史上重要的战术问题是如何以文化批评的方式确立文化研究。我们建议成立文化研究的机构，它将组成对立的公众领域。
结论
如果文化研究要靠给予批评和社会变革以中心位置的政治项目来说明，它必须起始于双重认知。首先必须认识到大学有一组与主流社会相关的特殊联系。这些联系使大学既不是统治的中心也不是自由的中心。相反，大学有一定的自主性，其主要职能在于生产合法化的知识、技术以及具有社会主流权力关系特性的社会关系。如其他公共机构一样，大学包含着零散的抵抗与斗争的部分，在这些空间里意识形态与物质条件存在并生产出对立的话语与实践。这种认知不仅使大学和它与主流社会的关系政治化，也对文化研究作为批评领域和社会变革媒介的政治性提出质疑。这导向了第二点。
如果文化研究是一个激进的社会项目，它必须发展出一种自我调节的话语。我们所指的是一种包含批评语言及伴生可能性语言的话语。在第一种情况下，它必须揭露构成学科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学科形式与内容再生及使主流文化合法化的历史的特殊利益。这是文化研究的中心任务。因为如果要发展出对立的话语和质疑的方法，文化研究就必须体现历史，伦理以及社会相互作用的政治及规范的重要性，而不是否定它们。
文化研究的话语必须抵抗学术学科及院系中已确立的利益。它必须质问捍卫各类学科与院系的学术现状的知识要求与理智性模式常出现的围绕着不许在学术学科领域内提出的问题的利益。同样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必须谴责学科未提出的问题中包含的利益。也就是说，它必须把质疑的方法发展为质疑，为何在学术院系中，统治教学、研究和行政的现存的缺席与结构的沉默，否定知识与权力之间的联系，将文化减缩成一种不容置疑的主导客体，并拒绝承认主流学术话语产生和使之合法化的特殊的生活方式。
为了保持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政治的统一性，它必须在发展批评知识形式的同时发展知识的批评本身。这种任务要求对学科的物化与零散化进行抵抗。学术结构由于它们的构成阻碍了彻底推翻学术的和社会的分工，因为它们自己置身其中并协助产生这种结果。文化研究要发展一种可能性的语言，这样，知识可以被看作与大学内外的斗争动力相联系的集体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在这种意义上，文化研究必须发展出一种对立的话语和一种反学科实践，围绕不同的再现序列，冲突的文化经验形式和对未来的不同设想而斗争。很明显，这种利益不能在传统院系的框架中得到解决。现在，大学的结构与压制想要为对立的公众领域而斗争的知识分子的利益紧密相关。这样的利益只有通过抵抗的知识分子们的集体努力，才能被瓦解并生产出更为激进的实践。
(黄巧乐 译、刘象愚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