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曾经多次下令清查大户人家隐占土地，来充裕国库的税收。规定：凡查出隐占田地的人户，或充军，或下狱。州县官吏为了升级进爵，捏造事实上报，以冒领功俸，这种现象不断出现，造成极大危害。徐元文通过查访得知：隰州蒲县（今属山西）庠生王命新、曹大明被迫出卖子女，康生贾松平竟把自己卖到平阳军营，夫妇同去服役，来交纳赋税。因此，徐元文极力陈述朝廷下令清查隐占田亩案，在具体实施中的弊端，他说：“有些土地，本来就是无主的，不是人们有意隐占不报。地方官吏谎称是诡诈的人隐占，错误的依靠惩罚人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把无主之地强行摊派于人，然后借此搜刮钱财，敲诈勒索，到现在这种做法已沿袭多年。百姓不堪其苦，许多人举家逃亡。这样做名义上给国家增加粮产，实际上是虚耗粮产；名义上是清除弊端，实际上这才是弊端的根源”。督抚们在做之前共同进行欺骗，在做了之后又为做的事作掩盖。徐元文极力请求进行整治：“凡是以前假报的，实行自己检讨、主动坦白和互相检举，这些姑且予以宽免，始终掩盖不讲实情的，应加重给予治罪”。徐元文任左副都御史3年，兢兢业业致力于重振纲纪，整顿吏治。他与同他同属一个等级的官吏相处非常融洽、和睦，但是遇到问题却敢于极力争辩非弄清楚不可，没有什么顾忌。关系到八旗之内的事，众人大多退缩畏惧，不敢直言，唯独徐元文敢于讲话，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先后上奏弹劾福建总督姚启圣纵恣橘诈，妒功喜能；浙江副都统高国相纵兵虐民，两淮巡盐御史徇私包庇贪官。将军马哈达提出民间有很多隐名逃亡的人，请求自行拘捕，不移交地方衙门。徐元文认为不能这样。他说：文武兵民的划分，历来如此，现在以拘捕窝藏的逃犯为名，辗转倾害，必将扰民。满员大臣主张，应当命令以将军为主和督抚共同协商去处理。徐元文认为：这样仍然是将军为政，应当以督抚为主会同将军去处理。双方争论不已。最后，康熙皇帝听从了徐元文的主张。徐元文认为，吏治清明首先要严格官吏的选拔，清朝初年连年用兵打仗，国库已告贫匮，于是决定实行捐纳授官。规定凡是捐纳做官的人，任期满3年以后，称职的给予升迁或转任，不称职的则予以罢免。但是，却没有坚持实行下来。后来又规定3年满期，如果再有捐纳，则一律升迁转任。这样实行捐纳就造成了吏治腐败。那时各部寺院有数千名笔帖文书一类的小官，他们一致要求依照旧例捐纳当个州县官吏。徐元文极力主张不可以这样。有些人惧怕激成事端，主张让步，满员大臣也好言相劝。徐元文和他们争论了3天，他对同僚们说：“这事除此别无它法，若出了事，由我一人承当，决不连累大家。”
五、修史撰书任职两部
康熙二十二年（1683）冬，九卿会议推举道员王垓、胡悉宁为湖北按察使。康熙认为两人人才平庸，追问是由谁推举的。为此事，徐元文受到牵连，但是他并没有申辩，吏部商议将他降三级调用。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康熙皇帝又命他专门管理史局，负责监修《明史》。当时，史局已建立5年，但修书未成。这时他既然不参与政事，于是便专心修史。他取来史局的人们所写的纪传稿，考订史实，参用诸家之说，以年为经以月为纬，亲自编辑。如果遇有疑难问题，就写信花钱请来熟知前朝典故的人，虚心求教，细心商榷，经常直到深夜。徐元文为修史，终日孜孜不倦，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十分之六七的传记，缮写7卷本纪，撰稿15卷列传，呈进宫内。
修史名义上是学术性工作，但在清代，却包含着极强的政治敏感性。关于南明诸王及其大臣史事如何撰写，是《明史》编纂体例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处理不好，会触怒皇上。历史上，由于秉笔直书而触犯皇上、遭致被革杀的史官，也不在少数。一些人出于顾虑，主张以崇祯十七年三月明朝覆亡为断，南朝诸帝不必写入。徐元文不同意，他认为南明诸王是客观存在的史实，不写入他们，《明史》何以为史书。争论不决之后，他毅然上疏，提出了关于编纂南明诸王史事的意见。他认为：《明史》的编写，本纪可以崇祯帝终止，但南明福、唐、桂三五史迹，不可以不著，如何写入？请援用《宋史》益、卫二王和《辽史》耶律大石之例，将三王著入附传。至于明末诸臣尽忠前所事者，凡考之有据者，都应当采摭。康熙帝看了徐元文的奏本，一时也难以处置，他召见徐元文，详细询问原由。康熙帝沉思很久，点首同意徐元文的编纂意见。南明诸王及为其尽忠的大臣们的史事，由于徐元文的力谏，在《明史》中得以再现。
徐元文为人外和内刚，直言无忌。他为政不畏权贵，尊礼守法。然而由于家门子侄不贤，巧取豪夺，为恶乡里，给政敌提供不少口实，使得徐元文一再遭劾。先是副都御史许三礼劾他人阁拜相后，收受贺银五千两。康熙帝置之不究。不久两江总督傅拉塔纠劾他及其子侄家人：“以官生理，公然受贿，扰害地方”。此次是满族封疆大臣的弹劾，康熙帝不能不问，追查结果，所讦各条虽多为徐元文子侄和家人所为，但他未能辞其咎。康熙帝法外加恩，让他致仕回籍，徐元文回乡后，昔日煊赫热闹的门庭变得门可罗雀。他感慨人情万端，官场险恶，终于抑情成疾，一病不起。不到一年，在康熙三十七年闰七月二十七日，这位清代名臣便郁郁而终。
精通汉文力主削藩——明珠传
明珠（1635~1708），字端范，清满洲正黄旗人那位氏金台石之孙。金台石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天命四年（1619）征服的叶赫部的两首领之一，不过，到明珠出生时，这个部落早已成为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他的父亲尼雅哈只得了骑都尉，世职，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只是由于历史渊源，叶赫家族与皇室还有着姻亲关系，使得明珠从小就有机会接近皇室。顺治元年（1644），明珠时年9岁。起初他任侍卫，几经迁升，康熙五年（1666）为弘文院学士。康熙七年任刑部尚书，一年后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十年任兵部尚书。
明珠的岳父是多尔衮的亲哥哥英亲王阿济格，他一生战功赫赫，但缺少政治谋略。多尔衮死后，他想继任摄政王，曾胁迫多尔衮的属下依附自己，结果被人告发“谋乱夺政”。多尔衮灵柩回京，顺治帝亲迎时，他又携带佩刀，“举动叵测”。议政王大臣会议据此将其囚禁。阿济格竟然想挖洞越狱，并声言要放火烧掉监牢。后来，亲政的顺治帝宣布了多尔衮的十二大罪状，为绝后患，又将阿济格及其已获亲王爵位的第三子劳亲赐死，次子镇国公傅勒赫削除宗籍，其余八子均贬为庶人。很显然，明珠与阿济格之女成婚已是冒了极大的风险，这种姻亲关系绝不可能成为他在官场上扶摇直上的阶梯。一切都要靠他自己。明珠为人聪明干练、善解人意，又通满、汉两种语言，能言善辩，遇人嘘寒问暖，善结人心。这才是他官场得意的重要原因。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向朝廷诡称请将中国南方的三藩换驻辽东，京廷的大多数官员都上疏皇帝应拒绝这个建议，认为这是吴三桂对朝廷的试探，如同意撤藩，恐怕会导致他的叛乱。明珠和朱思翰却力主受请撤藩，如果吴不遵从，后再用武力平叛也在所不惜。康熙皇帝尤其所请，由此延及十省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遂立即爆发。战争期间，康熙皇帝非常倚重明珠，康熙十四年任他为吏部尚书，康熙十六年又擢升为大学士。负责重修《太祖大宗实录》、编纂《大清会典》、《平定三逆方略》等书。
明珠交结汉族文人学者，并极力培养其子精汉文诗词，其长子纳兰性德是清代著名的词人，但在朝中他效仿鳌拜和索额图，植党纳贿，任人唯亲，成为权倾朝野的显贵。他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大臣，仍旧摆脱不了家族荣誉对其的影响，在权势高涨时，利欲熏心，一心为自己家族的将来建立基础，而当时更有一个原因使他更加急功近利，与多位大臣互相结党，那便是索额图，索额图此人更为狡诈，利用职权，早已建立党羽关系，明珠见势不妙，也相应的拉拢官吏，最后朝廷几乎被划为了两派，一人说话，众人附和，这样的结果是任何明君都不会容忍的。而且，早在康熙二十七年，当时一位御史就已向皇帝上蔬参劾明珠集团的八大贪污受贿案。由于久已察觉此事，皇帝立即惩罚了所有参与者，明珠被革去职衔，但同年又被起用为内大臣，这个职务一直保持到二十年后他去世时，在几次征讨噶尔丹之战时，他都担任为军队督运军粮之职。就这样，明珠在平定葛尔丹部的战斗中立下功勋，最后官复原职，但再也得不到重用，最后郁郁而死。
蜡丸密析发迹之本——李光地传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人。生于小康人家的书香门第，清初战乱中家道中落。于康熙九年（1670）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命学满文。他后来说，他对音韵学有兴趣就是从学满文开始的。他于康熙十一年授编修，一年后准其离职回乡。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一的耿精忠在福州叛乱，大召文人为其辅佐。李光地知道如不奉耿之召请，恐怕家族将为其所喜，于是他从安溪至福州面见耿精忠，但不久就托词父病离开福州。李先地有一好友陈梦雷，其时也在耿精忠帐下，他们俩人计议互相照应——陈在表面上讨好耿，而李则为清廷打探军情。这样一来，无论此次叛乱的结局如何，彼此都有个依托。李光地秘密把家眷隐匿在闽南山中。康熙十四年李光地派一可靠家人，将密折藏在蜡内送至圣祖皇帝，奏称，清兵取道汀州府即可轻取福州。此计虽始终未被采用，但他这封密奏却打动康熙，从此把他认作忠心耿耿之臣。杰书收复福州，耿投降后，李到福州得知自己已被擢为翰林院侍读学士（1677），他正拟赴京时，其父去世，乃归籍服丧。在他丁忧时间，郑成功之子郑经从台湾进军福建，李即派亲属带领清兵经少为人知的小道，收复失地，该地平定之后，赏授内阁学士，康熙十九年奉母赴京就职。一年后皇帝垂询台湾之事，李光地向皇帝建议收复台湾，并举荐施琅担当此任。
康熙二十一年审讯耿精忠及其追随者，陈梦雷亦以叛乱罪入狱。李光地没有出面为他说情，于是二人从此绝交。陈梦雷说“蜡九密奏”并非李光地一人之功，是他与李光地二人合谋所为。虽然耿与其他叛乱者均被处死，但陈梦雷却能免于一死而判处充军，据说，陈能逃过此厄。得力于李光地密奏乞宽。此事或许有之，但二人再未复交。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恩准李先地送母回闽，李光地居闽四年后回京，多次蒙受康熙召见垂询，康熙始终相信李光地忠诚干练，尤其是李所举的施琅收复台湾（1683）之后更是信任有加。李授翰林院掌院学士，但他发觉自己已为人所嫉，于是再度乞归离去。在家中不到一年，遵制回京赴孝庄皇后之丧。大约在这期间，李先地所举荐之能臣与文学之士有数人被劾获罪。李光地因举人不当也受朝廷申斥，但是尽管其政敌到处活动，妄图加罪于他，其中尤以徐乾学最为激烈，但他仍得到皇帝的宽恕。
康熙二十九年初，李先地任兵部侍郎。康熙三十三年兼直隶学政。同年四月他得知母亲去世，乞请遵制丁忧，蒙思准命他在京守制地。他母丧未能回家守制一事引起许多人的非难，责备他留恋禄位有失孝道。李光地素以宋代理学的笃行者自许，这些指责无疑使他受到很大的伤害。在丁忧期间，李光地编纂过几部朱熹和程氏兄弟的书，用以证明他仍然是宋代儒家学派的忠实信徒。
丁忧期满后，李光地再任直隶学政，康熙三十六年并兼工部侍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一月，康熙帝命李光地为直隶巡抚。就任才三个月，康熙帝就面谕李光地亲自踏勘漳河和滹沱河（子牙河水系包括漳河、滹沱河和滏河），并上奏治理方案。李光地得旨后迅即行动，于次年四月上呈周详的治漳河方案康览后，表示赞同，下旨迅速施行。秋后，李光地批示两岸州县官府组织民众疏浚河道，使漳、滹两河由馆阁流入大运河，又开通单家桥处的老漳民子牙河的支流。前后只用十个月，子牙河工程告竣。康熙帝亲临巡视，十分满意，御赐李光地《子牙河诗》。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月，康熙帝命河道总督王新命和工部侍郎赫硕兹治理永定河，事过一年，毫无成效。康熙帝甚怒，待命李光地查核河上物料、钱粮。李光地遵旨“确查题参”，如实上奏。康熙帝撤王、赫二人之职，授李光地负责治理永定河事宜。康熙四十年（1701年）正月，又派工部侍郎白硕色协助。二月，李光地奏请全面动工。
李光地严密规划组织，划界承包，专人负责。他乘船驻柳坌口，每天巡视工地，督促指挥。百姓起初不解其意，消极怠工，甚而口咄怨言。李光地即召集父老民众，说明修建永定河水利工程功在国家，利泽百姓，从而调动了民工的积极性，原定一年完成的工程，仍四十天就竣工了。康熙帝亲自巡视工程，为表彰李光地的功绩，特颁赐诗、字，并御书“夙志澄清”匾额。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再赐李光地“夹辅高风”御匾。“夹辅”，意即左右辅佐；“高风”指李光地德才兼优，口格高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