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律王在位之时，拿撒勒的一个木匠约瑟的妻子玛利亚，生了一个儿子，他自己的人民称他耶和华，他的希腊邻居称他耶稣。
公元一一七年，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记述了在全罗马帝国发生的对一个新的教派的迫害。
他不是尼禄的朋友。但他仍然尽力为这种异常的暴行进行辩解。
他写道：“皇帝对某些男女严刑拷问，是因为痛恨他们所犯的罪行，称他们为《基督徒》。他们之所以称为基督徒，来源于基督这个人，而基督其人则在提比留皇帝统治下被当时犹太省——亚洲的一个偏远省区——的总督波拉多处死。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镇压，但这种可怕又可恶的迷信又爆发了，不仅在罪恶的基地犹太省，而且传到罗马，这个城市不幸得很，世界上一切无耻不道德的行为都移向这里。”
塔西陀公正地记述了全部事情。一个一七七六年的英国记者可能会由此认为在罗马帝国边远殖民地发生的这场重大革命暴动并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位罗马人并不确切地知道他以蔑视的笔触描写的那些“基督徒”是些什么，也不知道“取名为”基督的是谁。
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像罗马帝国这样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国家，总是会有些麻烦的，而且几乎所有较大的城市都有犹太人，他们相互之间经常吵架，争执不休时便去找地方官，而且顽固地坚持用自己那些难以理解的律法来处理，这自然会使地方官非常恼怒。
这里提到的基督很可能是加利利省或者犹太省的某个无名的小犹太教堂里的一位传教士。
当然，尼禄皇帝很可能过于严厉了一些。而另一方面，对这类事情也不能太宽大。对于塔西陀来说，问题到此为止。他从不再提那个使人厌烦的教派了。他的兴趣完全是学术性的，正如我们自己在“加拿大骑警”和那些奇怪的“俄国教派”之间会遇到麻烦一样，他们都居住在有着大片森林和田野的王国西部。
那个时期的其他作家在同一问题上所提供的信息，也未使我们更加了解。
约瑟陀斯，一个犹太人，在公元八〇年出版了一部犹太国家的详细历史，这部作品的原版中提到了波拉多和“施洗者约翰”，但没有耶稣的名字。
和约瑟陀斯同时期写作的，太巴列地方的加斯特斯，非常熟悉公元一二世纪的犹太历史，也从未听说过耶稣。就所有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而言，都没有提到耶稣，我们所依靠的知识全部来自《新约》的头四卷书，即四“福音”，这是一个古老的英文字，意思是“好音信”。
就像《但以理书》，大卫的《诗篇》和《旧约》中的许多其他卷书一样，《福音书》的名字也是虚构的。
这四部《福音书》以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个使徒的名字命名，但是他们似乎和这些文学名著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问题至今仍然非常神秘。许多世纪以来，它是学者们最喜爱争论的题目，可是由于改动形式，对神学问题的争论是最无益和最无效的，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将不提出明确的意见，而只是简单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多的争论。
当然，对于从小就不得不同名副其实的印刷品（报纸、书籍、时间表、菜单、电话簿、护照、电报、信件、收入税单等）纸浆打交道的现代人来说，关于耶稣的生死，连一张书写下来的同时期证明的片断都没有，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从历史上来讲，这并没有什么不寻常或者令人吃惊的。
荷马的著名史诗就是在那些行吟诗人死后几百年才书写下来的，他们到处漫游，把赫克托和阿奇里斯的光荣业绩唱给希腊的年轻人听。在古代，人们靠口述获得知识，他们发挥了非常精确的记忆力。一切经历都是由父亲仔细地口传给儿子，就像现在以印刷文字的方法传给子孙后代一样。
再者，我们绝不要忘记，耶稣曾拒绝担任犹太民族领袖的角色（许多犹太人的一个渴切希望），他几乎是只同非常贫穷的淳朴的渔民和小店主交往的，而这些人都不是熟练的编辑，大多数人无疑都不会写字。
最后，既然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记述他的生平或者他的教导似乎纯粹是浪费时间。
耶稣的门徒坚决相信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当人们都准备接受最后审判之时，他们就不愿去写书，而且即使写成了也会被天火烧毁的。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越来越确信，地球仍将无限期地继续在空间静静航行，于是便努力去搜集那些认识耶稣的、听过耶稣讲道的和在耶稣最后几年陪同他的人的回忆录。
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当时还依然健在，他们讲述了所知道的一切。把他们所记得的先知的几次著名的布道，一点一点集合起来成了一本书。
接着，重述了耶稣所讲的寓言，集合成另一本书。人们还访问了拿撒勒的男女老人。
耶路撒冷的几个人，曾在各各他亲眼目睹耶稣被处死，他们回忆了耶稣的最后时刻和痛苦。很快，就有了不少关于这个主题的文学作品。由于需求不断增长，这类书日益风行，资料大量增加，在很短时间内成为巨著。如果以现代人为例，就拿亚伯拉罕·林肯来说。关于我们美国这位最伟大先知生平的著作，在源源不断地出版。一般人是不可能把这些书全都读完的，即使他知道在何处把这些书全都找到，也难以选出所真正必需的书籍。
因而，不时有一些毕生致力于研究这一题目的学者，筛选所有证据，给予读者一本简明的“林肯生平”，使人们能够明白一些重要问题，而未考虑职业历史学家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四福音书》的作者正是这样著述耶稣生平的。他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用他自己的话重述“圣”的苦难和成功。
没有人能明确指出马太是谁，生于何时，可是从他给予我们的福音来看，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朴素的人，喜爱耶稣经常对加加利农民讲的家常故事，所以他特别喜爱详述寓言和布道。
约翰则大不相同，他必定是个博学而头脑有点迟钝的教授，对当时亚历山大神学院讲授的许多近代学说非常通晓，他写作的“耶稣生平”具有高贵的神学特点，这是其他三卷《福音书》所缺少的。第三卷《福音书》是以路加命名的，根据传说，他是一个医生。
但他很可能是一个学校教师。他非常严肃地声称，自己读过所有关于耶稣生平的著述，但他颇不满意。因而，他决定自己写一本。他想告诉读者众所周知的事情，并增加一些从未发表过的细节。为了忠于他的诺言，他对马太和约翰遗漏的细节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他的艰苦研究工作，对我们是个很大贡献。
至于马可，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所有圣经学者特别注意的问题。
从耶稣最后日子的模糊背景中我们经常看见一个聪明伶俐的少年。他在各各他的悲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尽管是微不足道的。
有时，我们看到他在为耶稣传口信。在最后晚餐的那个夜晚，他匆匆跑进格西马尼花园，向先知告警说，公会的士兵要来逮捕他了。我们还听说他是保罗和彼得的秘书和旅伴。但是我们完全不知他是谁，他是做什么的，或者他和耶稣是什么关系。以马可的名字为名的那卷《福音》使事情更为复杂！
这个工作看起来只有那个年轻人才能做得这样好，表明了对许多事情都很熟悉。它略去了其他《福音书》中所述的许多事情，可是当它描写某个事件的细节时故事就立刻变得栩栩如生。
这种亲切的和个人亲身感受的笔触常常被作为绝对的证明，至少我们必须和掌握这个主题第一手资料的人的作品打交道。
但是，《马可福音》和其他《福音书》一样，明确地具有第二世纪的某些文学特征，因此只能是马可、马太和约翰和孙子辈写的。
由于完全缺乏同时代人的证明，那些以此作为有力论据的人声称，所有以历史为根据重新创造耶稣生平的努力必然是枉费心机，除非能给予我们把公元一世纪前半期和二世纪后半期联结起来的进一步的证明（几乎到处都可能埋藏着这些证明）。
然而，我本人不能同意这一意见。就我们现在所知，《四福音书》的作者们本人无疑地并不认识耶稣，可是，同样的证明是，任何人只要认真研究这些文献，就可以知道，它们共同的知识来自流行于公元二百年的一些经文，而这些经文从那时以来就遗失了。
这种中断情况，在早期的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历史中屡见不鲜。甚至研究大自然的名著也会偶然地跳越数百万年，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想像或者科学信念去任意幻想那一段时期。然而，我们现在并不是讨论某些模糊的史前人物，而是一个具有特殊魅力和特别坚强的人，而且生存得比两千年前的任何事物都要长久。
此外，在历史研究中需要直接的文献证明，当我们说到或写到耶稣时，这种证明似乎就完全不必要了。围绕拿撒勒的这位先知人物而写的文学作品就说明了这一点。
探讨耶稣及其工作的书籍，两千年来以各种文字、方言、观点出版了许多，可以说不计其数。
他们以同样的热情，证实或者否定耶稣的存在。他们肯定或者怀疑《四福音书》中所提的证明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他们怀疑或者虔诚地确信使徒书信的可靠性。还不止于此。
《新约》的每一个字都非常仔细地经受了语文学、年代学和教条批判主义的严峻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