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讲到，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再一次下诏召集天下儒士。在这次招来的百余人中，有一个为弘扬儒学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这个人是谁呢？
上一讲讲到，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再一次下诏召集天下儒士。在这次招来的百余人中，有一个为弘扬儒学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这个人是谁呢？
假如我们能用时空望远镜回望到两千年前的人和事，就会看到一个长相俊美、身材伟岸、白发飘逸、举止儒雅的老帅哥正闪亮登场。这个人就是来自齐国的公孙弘。
此时公孙弘已经七十岁了，是地方政府强行推荐他出来的。公孙弘年轻时在淄川薛县做狱吏，相当于现在的监狱警察，因为犯罪被开除。由于家里太穷，他长期在海边为有钱人放猪，以此谋生，但他不甘心终老于乡里。后来听说著名儒学大师胡母生告老还乡，急忙扔掉放猪的木棍，追随胡母生学习《春秋公羊传》，成了胡母生的弟子。这时他已经年过四十，虽然学习年龄偏大，但他十分刻苦，勤奋好学，终于成了淄川一带著名的学者。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第一次招贤时，公孙弘就被推荐出来做了博士。后来汉武帝派他出使匈奴，没想到他是个空心花萝卜，中看不中用，回来汇报情况时没说清楚，武帝不满意，便罢了他的官。
元光五年这次招贤，公孙弘本来不愿来。但地方官觉得他学问大，坚持推荐他去。此时的公孙弘穷困潦倒，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还是好友邹长倩脱下身上的衣裳、帽子和鞋子送给他，他才来京参加对策（《西京杂记》）。
这次参加对策的有百余人，太常评判对策时，把公孙弘的对策打了个“末等”。武帝亲自批阅对策时，觉得这张卷子答得好耶，也不知道是谁的，又把他提升为第一，再招来面试。
公孙弘在面试之前，我估计他心里肯定是七上八下的，因为汉武帝认识自己，以前因出使匈奴的事被他骂过，还被开除了公职。现在一看我又来了，他会不会不高兴，说我这老东西脸皮厚呢？会不会立马把我赶回去呢？结果汉武帝一看公孙弘“状貌甚丽”，风度翩翩，长得太美丽啦，是个老帅哥耶！汉武帝也是个帅哥，顿生帅哥惜帅哥之意，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龙心大悦，当即便任命他为博士。
说到这儿，朋友们或许会提出疑问：公孙弘仅仅作为一个博士，没有什么实权，年纪也一大把了，他凭什么能为弘扬儒学做出巨大贡献呢？他又为儒学做出了什么贡献呢？
公孙弘之所以后来能为弘扬儒学做出巨大贡献，主要取决于他在汉武帝儒治天下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首先，是他官当得大，占据了强大的政治资源。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成败”，这话说得一点没错。公孙弘以前受过很多苦，做过下人，早已没脾气了；再加上年龄又大，就更没脾气了，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觉得把这句话放在为人处世上，可以这样理解，那就是七十岁以后的人，随便怎么说话都不会出格；随便怎么处世都不会得罪人。丰富的人生阅历早已磨平了他的棱角，所以他的性格十分圆滑，并且他把这种圆滑的性格完全融入了他的言行学问之中，这就决定了他在官场上能平步青云。
从“言”讲。公孙弘说话十分圆滑，而且“辩论有余”，口才很好，所以总能讨好汉武帝。不是说他之前出使匈奴回来没说清楚，被汉武帝给开了吗？怎么又说他口才好呢？我估计是他吃了这次亏后，刻意在这方面练过。他经常感叹说：人主的毛病在于器量不够宏大，怎能和他对着干、顶他的肺呢？所以他致力于拍马屁，每次开会，总是顺着汉武帝的意思发言，从来不“面折廷争”，绝不和皇上在朝廷上争论。拍得年轻的汉武帝虚荣心大受满足。
他曾经和公卿大臣约好如何向皇帝奏事，等到朝堂上，其他人都按事先约好的调子奏事。结果他一看，皇帝对前面人说的调子不高兴，于是他立即违背约定，顺着汉武帝的意思去奏事。主爵都尉汲黯实在看不惯他，因为他是个出了名的直肠子，当廷诘问他说：“都说齐人狡诈不老实，开始大家都约好这么说，你怎么出尔反尔？你这是不忠。”汉武帝就问怎么回事。公孙弘谢罪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他这句话，简直就像《诗经》中那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很有哲理，玩儿起了高深，那意思是“谁懂我啊！”结果汉武帝懂他，觉得他说得对，反而对他越来越好。
从“行”讲。公孙弘的行为，也体现出他圆滑的一面。他生活很节俭，长期盖的是布铺盖，从不购置绫罗绸缎。一次汲黯又在朝廷上指责他说：你公孙弘都当了御史大夫了，工资高得很呐。然而却盖布被子，“此诈也”，你这不是装吗？汉武帝就问公孙弘有没有这事。没想到公孙弘很爽快就承认了，说：“有啊。在九卿中我与汲黯关系最好，他今天这样说，那是切中了我的毛病。我作为三公之一而盖布被，确实有欺世盗名之嫌，有损汉官威仪啊！是该批评。而且没有汲黯这样的忠诚，陛下又怎能听得到这样的真话呢？”天子认为他很谦让，对他更是看重。
汉朝的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级别都是“一万石”，月俸三百五十斛。汉代一斛等于今天五十二点八斤，三百五十斛就等于今天一万八千四百八十斤，可供六百人吃上一个月。当时发俸禄是发一半粮食、一半钱。公孙弘拿着这么丰厚的俸禄，生活质量却搞得极低，虽然有提倡节俭的美德，却也难免有矫情伪装的嫌疑。公孙弘开有三馆接待宾客，一个叫“钦贤馆”，用来接待最有贤德、能辅佐君主的人。一个叫“翘材馆”，用来接待最有才华、能胜任二千石官职的人。一个叫“接士馆”，用来接待有一技之长、能够处理某方面事务的人。他的一个好朋友高贺，来他这里做门客。结果公孙弘给他这个朋友吃糙米饭，盖布缝的被子。高贺不满，出来到处嚷嚷说公孙弘不耿直，里面穿着华贵的衣服，外面偏偏套上一层麻布衣服；自个儿在家偷偷大吃大喝，表面上却只做一个菜，于是朝野上下都怀疑公孙弘是故意在装节俭。气得公孙弘直捶胸口，说“宁逢恶宾，无逢故人”（《西京杂记》）。
从“学”讲。公孙弘在学问上也会玩儿这套圆滑功夫。他的学术底子是法家思想，面子上又是儒家思想，史称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唐朝学问大师颜师古解释说，“缘饰”相当于衣服的边缘要特殊加以修饰一样。公孙弘身上这件学术外衣，整个布料都是法家的料子，唯独边缘领口等关键的地方用的是儒家的料子，而且还缝得很花哨，引人注目，所以汉武帝才会大大地喜欢。他不但善于缘饰，还会把儒家的精神理念融入实际行为中，他继母去世，他为继母守丧三年。自建元元年推行“以礼为服制”以来，国家提倡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但并没有人真正执行，公孙弘是履行这一礼制的第一人。儒家提倡移孝作忠，在家是孝子，入仕多为忠臣。对这样的臣子，当主子的又怎能不喜欢呢？
由于公孙弘有这么深的官场太极拳功夫，深受汉武帝赏识。他从元光五年（前130年）出道，用了四年时间，到元朔三年（前126年）就当上了御史大夫。两年后，到元朔五年（前124年），又升官当了丞相。随后又被汉武帝封为平津侯。在此之前，汉朝的丞相必须由列侯担任，没有侯爵直接任丞相的，公孙弘是第一人。
公孙弘靠着儒学起家，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学习儒学的热情。“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之学者靡然乡风矣”（《汉书·儒林传》），公孙弘因为研究儒家《春秋》当了丞相封了侯，天下的学者莫不以他为榜样，纷纷投入到学习儒术的大潮中来。儒学成为众人追捧的热门专业。同时，公孙弘位列公卿，掌握了丰富的政治资源，也为他帮助汉武帝推崇儒学创造了条件。
其次，公孙弘挤走董仲舒，好在汉武帝崇儒的舞台唱重头戏或独角戏。
公孙弘和董仲舒本来有密切的学术渊源。公孙弘的老师胡母生和董仲舒是师兄弟关系，他们都是孔子弟子子夏的第六代传人。胡母生帮着公羊寿第一次将《公羊传》著之竹帛，写成文字，是学问家、经师；董仲舒则擅长义理论事，是思想家，是鸿儒，二人都是公羊学大家。由此算来，公孙弘虽然年龄比董仲舒大，但按辈分，他应该是董仲舒的师侄了。
公孙弘的儒学造诣本来就是个二把刀，对自己这位大师级的师叔，只是表面敬重，内心却十分嫉妒，史称“弘嫉之”，有他老董在，总归是自己仕途上最大的障碍。这就和当年主父偃嫉妒董仲舒是一样的道理，只有扳倒他，才能在汉武帝推行儒学治国的活动中显出自己的重要性。
董仲舒虽然是师叔，学问大、能力又强，但性格太直，“为人廉直”，算得上是个老愤青，管不住自己的嘴，喜欢说直话，难免得罪人。他看不惯公孙弘的圆滑，“仲舒以弘为从谀”，见风使舵，阿谀奉承，一点真正儒生的骨气都没有，简直太丢我儒学的份儿了，忍不住在公开场合批评过他。这下，师叔侄就结下梁子了。
公孙弘这人是表面宽宏大量，实际气量狭窄，心里很灰暗，谁要是得罪过他，或比他强，他都要想法报复，现在董师叔当众揭自己的短，岂能不怀恨在心？但公孙弘整人害人有一条原则，那就是从来不明挑，而是背地里下毒手，属于那种“表面喊哥哥，背后摸家伙”的角色。他要瞅准机会再对董仲舒下手。
有一天，汉武帝要给胶西王刘端选一位相国。刘端是汉景帝和程姬生的儿子，也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哥哥，他有阳痿病，心理变态，喜欢杀朝廷派来帮他治国的国相。国相一到任，如果不按他的意思办事，他就会“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诈药杀之”（《汉书·景十三王列传》），即找罪状进行诬告；实在找不到罪状，就直接用毒药毒死，由此害死了不少二千石的官吏，杀官成瘾。
公孙弘一想，这可是整死董仲舒的好机会呀！如果让他去当了胶西国相，以他的脾气，肯定会和刘端对着干，那基本上就等于是去阎王殿报到了。于是他就假充好人地给武帝建议说：“胶西王刘端骄纵不法，恐怕只有德高望重的董仲舒老先生去当他的国相，才摆得平啰。”汉武帝没有深究公孙弘的用意，就派董仲舒做胶西国相去了。
有道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公孙弘既占据三公的高位，又赶走了儒学大师董仲舒，他就成了汉武帝推崇儒学活动中的大佬了。
那么，他究竟为推崇儒学做出了什么样的巨大贡献呢？
公孙弘嫉妒董仲舒这个人，却不嫉恨他的思想。他明白汉武帝一心推行儒学治国，自己既然是靠儒学起家的，就必须在崇儒的活动中做出相应的业绩，才能常保富贵。但是自己又想不出金点子来，只有董仲舒想出来不少金点子，自己该怎么办呢？想不出来不要紧，可以凭借权势去推行董仲舒的那些金点子呀！只要做成了，照样能够赢得皇帝的宠信。从现在职场、官场也能看到这种情况，能想出金点子的人，往往只能当马仔、当智囊；能运用这些金点子的人，才能当老板、当领导。
董仲舒曾经建议汉武帝，要推行儒学治国，光“招贤”是不够的，还得注重“养士”。也就是光选拔人才不行，还得主动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他说：培养人才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搞教育、办太学，“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董仲舒自己一直没有机会亲自兴办太学，公孙弘当上丞相之后，于元朔五年（前124年）六月，给汉武帝上书，请求开办太学。
那这太学该怎么办呢？
首先，由太常选拔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的人来当博士的弟子。早在建元五年（前136年），国家已经设置“五经博士”，即《诗》《书》《易》《礼》《公羊春秋》各设相应的博士官。现在公孙弘建议，为这五经博士官选择五十名弟子，进行教育培养；国家免除这些弟子的徭役赋税，让他们专心学习。
其次，学习一年后进行考试，“能通一艺以上”的，即能精通一门经典的，任命做文学掌故；成绩更好的，直接选为郎中。“不能通一艺”的，相当于不能毕业，罢免回家。
汉武帝同意了公孙弘的建议，太学就这样办起来了。
当年十月，第一批五十名太学生入学。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高等教育从此开始。
兴办太学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首先，兴办太学，是汉武帝运用儒术治国在文化教育上的具体体现，教育事业从此得到高度重视。司马迁说：“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庠序指古代的地方学校，“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孟子·滕文公上》）后来泛称学校或教育事业。意即孔子之后，没有人重视教育了，自汉武帝上台后，从建元到元狩年间（即公元前140年至前117年），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而兴办太学，则是教育开始兴盛的起点。
其次，兴办太学又反过来刺激了儒学的兴旺。现在的儒学成为朝廷“独占讲席”的官学，学习儒经成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天下人莫不纷纷踏上这条通经入仕的高速公路，史称“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汉书·儒林传序》），即公孙弘设置博士弟子，开办太学以来，学习儒经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在山东邹鲁一带，竟然有这样的民谚：“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给后人留下满筐的黄金，不如给他们留下一部儒家经典，只要他们能熟读经典，博取高官厚禄，那就是坛子里面捉乌龟——手到擒来。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定位：在“独尊儒术”这场思想运动中，董仲舒是设计师，汉武帝是决定者，公孙弘则是践行者。正因为如此，即便公孙弘在人品上很成问题，但他办太学、兴教育的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说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做出“独尊儒术”的决定，只是理论上的独尊，那么兴办太学则使儒学变成了实际上的独尊。道理很简单，学其他思想没甜头，学儒术有甜头。人人都去学儒术，儒术想不独尊都不行啊！至此，儒家思想已经被层层落实，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它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华章，而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那么，汉武帝在治国实践中推行儒学，除了大搞人才战略，在文化教育上兴办太学之外，还有什么重要的举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