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张鸿雁、杨宽等人的研究，到了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一些城市的规模已经非常之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无出其右。据考证，面积在6平方公里之上的城市起码就有15座，其中，燕下都的面积达32平方公里，灵寿和临淄分别为18和16平方公里。临淄有人口7万户，按平均每户5人计算，是一个拥有35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与同一时期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国的城市规模显然要大几倍，在希腊城邦臻于极盛的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前429年）执政时期，雅典城的人口为15万人。根据学者的计算，春秋末期的人口总数为3200万人，而城市居民人数就多达509万人，城市人口比重为15.9％。据此可以得出一个让人惊奇的结论：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已然有相当高的城市化。据赵冈的计算，战国时期的城市人口比重远高于晚清1820年时的6.9％。
如此高比例的人口聚居于城市之中，必然需要高超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技巧，同时，它对粮食的商品化以及工商贸易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周代开始，政府就已经有意识地以城市为中心，将工商业生产纳入行政管理系统之中，相关的制度有两个，一是坊市制度，二是市籍制度。
坊是居民区，市是商业区，所谓坊市制度，就是把居民区与商业区分割开来，由政府规定市场贸易的地点和时间，这一制度从周代一直实行到宋代，前后超过两千年。市籍则是对市场内的商贾进行注册登记，实行执照制。
古代文献中，对市场贸易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易经·系辞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它对交易时间进行了规定，即中午。另据《史记·三皇本纪》记载，“日中为市”的制度是由远古的炎帝设定的。
在《周礼·地官》中——《周礼》被认定为周王朝的文件汇编——对集市的地点进行了规划，“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也就是说，国境之内，每隔10里、30里和50里就分别有“庐”、“宿”和“市”三种不同规置的集聚场所，“市”就是商品交易的地方，“积”则是供商贩存货的仓库，方圆50里设立一个集市，显然考虑了人口流动的半径和交易成本。
而这些“市”都被规划在城市的中心区，四周有墙，三面设门，市内预设一排排的摊位，政府派出官员进行管理，周代设“司市”一职，就是负责管理市场的官员。赵冈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考据，他写道，春秋战国时，每个城邑的中心都由官方设立一个市场区，由专人负责管理，商品交易全要在市场内进行。为了配合城内规划，居民的居址也是按职业分配的，据《管子·大匡》的记载，当官的家靠近王宫，平民及农民的家靠近城门，从事工商业的则靠近集市。
早期规划的市占地一井——所以日后有“市井”一词，即每边长约三百步，较大的城可以设立多个集市。市内预先划定商贩的摊位，称为肆。市场管理者把同一类商品的贩卖者集中于同一行列，不同行列的摊位贩卖不同货品。行就变成了商品分类，相同商品的销售者排在同一行列，故称“同行”。
所有在市场内摆摊交易的商贩，都必须取得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这就是“市籍”。这些有市籍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史上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商人。他们在市门经过官署所派门监检验证件之后，得以进入市场贩售，政府则征收营业税，称市租，这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源之一。齐国的都城临淄是先秦最繁荣的大城市，《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便记载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可见收入之丰。一直到唐代，朝廷仍然不时颁布法令，严禁在官市之外另设集市。
这种有计划的市场规划，对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阶层的催生，显然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如果没有巨大的统一市场，以及高度城市化的特征，范蠡、猗顿这些商人要获得巨富，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自春秋以来，中国的治国者就非常善于运用“看得见的手”来干预宏观及微观经济。中国商品经济的政府管制特征，自古犹然，其差别仅仅在于运用巧妙不同而已。
同样拥有商人血液的管仲与范蠡，在经济变革和商业思想上可谓是一脉相承，不过这还不是所有试验的全部。到战国中期，在西北偏远的秦国出现了一位极端仇视商人和自由经济的铁腕强人，他实施了另外一种治国模式，把****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并终而奠定了一个铁血帝国的基石。
【企业史人物】治生之祖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人言及经商谋生之道，都会以白圭为祖师爷”——“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公元前370~前300年）是战国时人，比范蠡晚生约200年，与孟子、商鞅同时代。
白圭当过魏国的相，为官期间，他与前来游历的孟子有过一次政策辩论，他主张轻税政策，提出“二十税一”，孟子则认为应该“什税一”，这段辩论被记录在《孟子·告子下》中。白圭后来周游列国，不再为官。他对生产好像不感兴趣，津津乐道的是如何在商品流通中赚取利润，如果说管仲和范蠡都偏重于商业政策的运用，那么，白圭则专重于为商之道。
白圭最出名的经商格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粮食收割的时候收进谷物，出售丝、漆，蚕茧成熟的时候，则收进帛、絮，出售粮食，如此运作，就能获得最大的利润。当机会降临的时候，要像猛虎下山一样地果断出手——“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这些观点，与范蠡提出的“待乏”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范蠡一样，白圭也非常重视对经济周期的掌握，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谋取厚利。他将天文与粮食丰歉联系起来考察，提出：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
与注重享乐的管仲和范蠡不同，白圭主张商人要勤俭节约，在饮食和服饰上都不应该奢侈，最好能够与仆人同苦乐，“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
在白圭的经济思想中，最闪光的地方是，他把经商与治国并列而论，视之为一个正当而高尚的职业，他说：“我从事商业活动，如同伊尹、吕尚为国谋划，如同孙武、吴起用兵使计，如同商鞅推行变法来治理国家。”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商人的“素质模型”。
“智”——商人必须善于分析形势，具备及时采取正确的经营策略的智慧。
“勇”——商人必须行动果敢，勇于决策。
“仁”——商人必须用优质商品和服务对待顾客和供应商，对有恩惠的人要舍得施与。
“强”——商人必须能有所守，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白圭用“智、勇、仁、强”来要求商人，与当时知识界的两大主流——儒家和法家有着天壤之别，同时代的商鞅把商人视为除之务尽的“国害”，孟子则轻蔑地称之为“贱丈夫”，在《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说那些做生意的人“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后世的治国者大多秉持法、儒思想，对商人予以竭力的贬低和妖魔化。事实上，一直到两千年后的16世纪，中国的若干知识分子及商人代表才又重新提出了“士贾无异途”、“以义制利”的观念。
也正因为白圭的这些思想，使得他被认为是继范蠡之后最懂经商之道的人。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很多商铺仍专设一龛，供奉白圭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