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社会工程
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
为了缓解20世纪20年代城市房屋不足的压力，德国颁布了税收法，鼓励寄宿合租公寓的建造。这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来说是个绝佳的机会。******·格罗皮乌斯和他的现代主义同盟设计了一些复合式建筑群，有些竟和城市一样大。一切都很成功。房屋光线很好，通风不错，也有绿色空间、现代的厨房设施和水管装置。但是为了节省建造成本，这些房屋采取了折中的方案，房屋的建筑面积比较有限，都采取了标准化的设计，没有什么特色。
［芭芭拉·米勒·莱恩，《德国的建筑和政治（1918-1945）》。剑桥：哈佛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人们印象最深的是靠近斯图加特的Weissenhof住宅区的设计。密斯·凡·德·罗组织了这个国际性的先锋项目，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新住宅”里。参与其中的设计师有格罗皮乌斯、勒·柯布西耶、J·J·P·奥德、布鲁诺·陶特和密斯本人，所有的住宅都是用白灰泥粉饰，上面有大量的玻璃。
这样的成功鼓励了现代设计师相信他们可以解决大的社会问题，他们认为一个设计良好的住宅环境，可以让住在里面的人过上幸福、友好和颇具创造力的生活。
1939年纽约的世界博览会让我们提前看到了未来城市的样子。高速公路的设计可以使黑暗、拥挤的大都会变得［杰弗里·梅克勒，《有限的20世纪：美国的工业设计，1925-1939》。费城：天普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九章，第189页。］开放。城市成扇形散开，变成一个拥有不同的专门目的地的地图；办公室、商店和住宅，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驾驶汽车连接的。未来城市的生活质量将依赖城市大动脉的运行（当时的这个想象在现在的洛杉矶已经成为了事实）。
博览会巨大的球状中心里，还展示了由先锋工业设计师亨利·德莱弗斯设计的小型的“民主城市”。
诺曼·贝尔·格迪斯在他的GM楼阁上，展示了他设计的汽车专用通道，人行道设计得高于路面，这样通用汽车就可以不用回避行人，从而畅通无阻了。
两位设计师的设计都归功于勒·柯布西耶。他的20年代和30年代城市设计规划用同样的方式重新规划了城市。高高的建筑物为花园留下了空间。住宅、办公室和工厂分别位于独立的区域，学校、商店和各种机构分布其间。
这些城市规划的古怪之处就是所有的建筑应该从零开始。他们忽略了具体城市建设的问题。不过必须承认，有两三座城市就是从零开始建造的。
一个城市是巴西利亚，是巴西20世纪60年代在内陆建立的新首都。其设计师包括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卢西奥·科斯塔（LucioCosta）和罗伯托·伯利·马克斯（Roberto Burle Marx）。他们把城市分成几个不同的区域，中间用高速公路连接。政府所在区域的建筑物都像纪念碑似的那样宏伟壮观。商店都局限在特定的商业地带里，人们都住在公园式的住宅区里。城市的整体轮廓源于喷气式客机。
四十年后，这个城市看起来糟糕极了。中央政府的宏伟建筑，打扮得就像一直伸展到地平线的广场——这个国际象棋盘上的棋子一样，上面都生了锈，也布满了裂缝。因为这些建筑，不管是在样式上，还是建筑材料上，都没有任何不同，就像德·基里科的油画——这个噩梦在1958年一直萦绕在奥斯卡·尼迈耶的脑海中。
第二个错误的规划就是成批地把除了特权阶级之外的所有人都赶出政府工作所在的乌托邦城市。巴西利亚现在出现了很多郊区，那里住着大部分工人。本来是想把巴西利亚设计成巴西的未来象征，结果这座城市却在重复这个国家的过去。
勒·柯布西耶为印度的旁遮普邦设计了一个新的首府，原来的首府划给了巴基斯坦。昌迪加尔市的建筑就像美国同时期很多的住宅建筑一样，往高里建，这样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开放空间。通过把人们的住宅聚集在一起，设计师们让城市看起来宏伟壮观，有种公园的感觉。
我曾经去过昌迪加尔，很喜欢那个地方。我最喜欢高级法院的那个建筑。
楼很宏伟，却不高，很匀称也很夺目。建筑内部空间很宽敞，一个拱形的屋顶遮蔽着光线。混凝土墙很厚，上面点缀着不规则的遮阳伞模式的小孔。它会让你在炎热天气里有一种阴凉和宽敞的感觉，还有一种神秘感。每次抬头看时，你都会有意外的发现。
我认为我不会介意住在昌迪加尔的，而这正是这座城市不对劲的地方。批评家们［布伦特·布罗林，《现代建筑的失败》，纽约：范诺斯兰·伦霍尔德公司，1976年，第四章，第88-103页。］西方需求设计的厨房没有兼顾旁遮普本地的注意到，按照烹饪方法。宽敞的房间不适合光脚走动。就像在巴西利亚一样，建筑物的整齐划一让人觉得压抑。
商店被限制在商业条状区域。但是和勒·柯布西耶的规划相反，同类商品的商店都聚集在一起，就像美国城市里的汽车交易商的店铺一样。因为你所在的住宅区不会提供你所需的一切，流动商贩就会在公园式的住宅区边缘兜售日常用品。
这并非特别严苛的批评。无论怎样，城市都不是从零开始建造的，要做到十全十美其实就是一个幻想。
设计容易犯错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城市的复兴。在哈莱姆（美国纽约市的一个区，居民大都为黑人）、芝加哥贫民区、巴黎的外环区域，还有或多或少在大部分的城市里，住宅计划又开始了。他们建立了周围是露天区域的塔状住宅，就像勒·柯布西耶和******·格罗皮乌斯所规定的那样。格罗皮乌斯认为，为了人类健康成长，最佳的住宅高度是六层楼。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利用土地，阳光还能直射，且是一个颇具人性化的比例。
这些塔状公寓楼已经变成了“作战区域”，尽管这些公寓有合理的布局、最新的线路系统和水管装置，每个人都会得到的合理空间和一片开阔地带，现在已经被拆毁了。
简·雅各布斯在1961年时，写出了这些人工社区的缺点到底在哪里。在传统的城市住宅区里，［简·雅各布斯，《美国大都市的灭亡与诞生》，纽约：现代图书馆，1993年。］
道路两旁的住宅里会掺杂着商店，这样比较方便，少一些约束感，多一些普通邻里的感觉。相比之下，高速公路和高楼大厦里的电梯带给人们的感觉是每个人都必须通过人气空寂的“作战区域”。
社会设计剥夺了人们自由发挥、随性设计的权利。原有的城市允许城市自由发展，不同的个人动机改变了城市。雅各布斯甚至同意设计不合比例的城市纪念物，因为人们喜欢用这些地标来确定方向。
20世纪70年代，城市设计师们就开始为自己的错误赎罪，他们设计了联排式住宅，并且改革了原有的住宅。但是城市设计师的不光彩记录，加上公众的文明革新兴趣的丧失，使整个事情变了味。城市的复兴设计几乎总是把穷人赶进收容所，赶到不碍事的地方，这样就可以把中心区还给中产阶级。可是现在迈克·戴维斯发现中产阶级离开了中心区，跑到了市中心区的外围区域。
城市的复兴计划听起来［迈克·戴维斯，“超越银翼杀手：城市控制，对生态学的恐惧”，韦斯特费尔德，********小册子系列之23，1992年12月。其他的城市病理学来自《水晶之城：挖掘洛杉矶的未来》。伦敦和纽约：联经出版社，1990年。］是个不错的主意。设计师们会对自己说：“我们可以制作更好的椅子。为什么不能建造更好的城市？”答案很可能是：
a.他们不够聪明；
b.聚集足够的钱、改善穷人的处境，需要国家财政收入的再分配。如果可以做到的话，会是政治上的胜利，设计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我手边还有其他的设计胡作非为的例子，胡作非为指的是设计师设计任何可见东西的倾向。百货大楼整洁、明亮、统一而又欢快。光线恰到好处，颜色协调一致。
但是没有人愿意住在百货大楼里，也不会住在丹尼餐厅和迪斯尼乐园。每个人都会喜欢一点凌乱、不是那么有秩序的生活，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住宅环境里会有自己奇思妙想的创造。
查尔斯·伊姆斯特别注意自己的设计不出现自大狂的倾向。他最初是一名建筑师，后来开始设计家具，最后成了电影和展览设计的专业设计师。
他拍摄的关于自己房屋的胶片不是建筑学上的一个研究。它所展示的是，宽敞明亮的窗户是如何带进来外部的自然景观，又是如何点亮了他和他的妻子收集的花、玩具和风筝等大量物品。他拍的所有胶片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睁开眼睛，观察生活。
伊姆斯搭上了现代设计的快车，开始为万事寻求最具人性化的答案。他厌倦设计用来出售的商品。最后，他还把自己的设计技巧传授给别人。要是我可以设计更好的椅子，为什么我就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教数学呢？为了展示数学上的麦比乌斯带有一边是连续的，伊姆斯在这个带的周围放了一个火车模型。
他的公司对国家水族馆作了深入彻底的研究。他还雄心勃勃地在圣安东尼奥展示了民间艺术，在IBM的赞助下做了数学和计算机的展示，在美国新闻署的资助下展示了美国同日本的早期联系，还是在美国新闻署的赞助下展览了杰弗逊和富兰克林的纪念物品。
他相信精心制作的素描可以比语言更好地解释一些复杂的观念，他用数学、科学和历史进行了验证。
但是他常常抵制过分简单化，他的展览中充斥着大量的语言。
大众之车（A Peoples Car）
现代主义者希望人们喜欢对自己好的东西。1936年，世界经济还处于衰退中，消费者联盟形成了。它的建立是为了给工会会员提供帮助，帮助他们花最少的钱买最多的东西，避免不安全的产品，抵制不公平的老板。为了事先排除任何企业的影响，这个组织的杂志《消费者报道》（Consumer Reports）拒绝刊登任何广告，也不允许广告厂家引用他们的评论。
这本杂志检验和比较食物、家用电器和汽车，使用翔实可靠的功能评判标准来影响容易被广告、习惯和突发奇想所支配的人们的购买决定。不管产品的外观如何，消费者联盟都会检验营养含量、耐用性和功效。
早在美国国会出台国家产品安全授权书之前，消费者联盟就公开了产品的安全隐患。它研究了香烟对健康的危害，检测出了因为核试验导致的美国牛奶中残留的放射性物质，揭发了一些玩具的危害。
1950年，战后的繁荣使得经济增长了四倍。大的企业一直就不喜欢《消费者报道》。那时候，《读者文摘》和《好管家》杂志大肆玷污它的名声，说它是左翼激进派。它甚至出现在（美国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破坏分子杂志的黑名单上。
消费者联盟致力于产品的真正价值而不是表面的吸引力，完美地表达了功能主义者的信条。
《消费者报道》一直以来就告诉我们，日本的汽车比美国的好。丰田花冠比起其他的轿车来，所需的维修最少，而且功能好、容量大，性价比最高。为什么我们都不驾驶丰田花冠呢？更确切地说，为什么“我”不买一辆呢？为什么我不要只是看起来有点单调乏味的产品，而是继续忍受劣质的产品呢？
被这样的问题困扰的人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底特律还没有学会制作这样的汽车？为什么底特律生产的汽车不能耐久？为什么它们不能好看一点？难道把一辆福特做成保时捷的样子就要花很多钱吗？二战之后，社会批评家们试图解答这些问题。美国人也被广告的欺骗性和浪费性的花费所激怒了。凡斯·帕克德（Vance Packard）写了一系列畅销书，如《潜在说服者》、《地位追逐者》和《废物制造者》。
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垄断了美国的汽车市场。他们默默地达成了一致，制造三年一换的汽车。每年样式上的变化都会把消费者吸引到展览室里来。马力每年都会增加，尽管稍有理智的驾驶者根本用不着马力超过200的发动机。
这些事情都是现代主义者极其反感的事情。他们认为一个真正漂亮的汽车不需要什么样式，汽车的外观是它的功能的自然体现。外观不会一年一变，这样汽车就会便宜了。1966年，汽车问题成了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所写的新左翼的经济小册子《垄断资本》讨论的重点。
巴兰和斯威齐通过计算得出，每年再加工汽车的成本占了汽车价格的百分之二十五。减去为追逐时尚而花费的不必要的钱，去掉汽车制造商和交易商的利润，减去为了不必要的马力而花费的汽油钱，他们得到的结果是，一辆社会主义者的轿车是底特律汽车价格的四分之一。
我那时觉得这个观点很有说服力，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英国在一段时期内进口了俄国的莫斯科轿车，他们希望这种轿车会像农用拖拉机一样，虽然外观丑陋，但是便宜而又耐用。美国还兴起了一阵短暂的用Checker汽车做家庭用车的潮流，这种车很沉重，门很大，是为了用作出租车而制造的。
合理的汽车指的是便宜、美观而耐久。这样的汽车成了典型的现代主义者的愿望和期盼。我年轻的时候，聪明人把钱都花在欧洲的产品上，不但购买欧洲的电影和哲学，还购买他们的汽车。大众、萨布斯、沃尔沃几乎达到了巴兰和斯威齐的要求。
但是社会主义者的汽车没有成功。由于配额生产缺少竞争的压力，苏联的汽车制造者生产的只不过是老爷车而已。莫斯科和之后的尤格牌汽车都没有在西方市场获得成功。东德生产的特拉班德和这个政权一起结束了生命。苏联最后从意大利那里购买了菲亚特汽车的工厂。
即使没有世界革命，汽车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对环境的恐惧使政府不得不要求汽车有更高的燃油里程和更少的环境污染。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尤其是来自日本轿车的冲击，使每年一度的模型展示停了下来，汽车的性能也越来越好。底特律汽车不能耐久，可是日本汽车能够行使20万英里。
既然有了真正的竞争，很明显汽车的款式也具有了真正的市场价值。这并不仅仅如巴兰和斯威齐所说是汽车制造商隐藏汽车缺陷的手法之一。人们愿意为汽车的外观掏更多的钱，而且他们喜欢新事物。历史回答了本文开始提到的问题。
1.为什么底特律的汽车是柠檬色的？为什么它们并不耐用？
因为有些人喜欢鲜艳的颜色而非耐久的功能。他们会买丰田，但他们更喜欢别克。事实上，通用汽车也在制造丰田花冠类的汽车，就是Geo Prizms这个牌子，但市场销售并不好。与包豪斯的愿望相反，人们并不一定喜欢那些对他们好的东西。
2.为什么它们不能好看一点？为什么福特汽车不能做得像保时捷？
这是不同品味的问题，很多人喜欢福特。
很长时间总会有那么一次，汽车仅凭外表就可大卖。道奇霓虹、马自达米亚达，还有大众的甲壳虫就是典型例子。克莱斯勒PT漫步者是很少见的“概念车”被大量生产的例子。这辆汽车采用了50年代流行的避雷针设计，吸引了还一直梦想Fonzie的家庭妇女们。
Mini-Cooper因为复古主义风格而大卖。除了米亚达之外，所有这些车的成功都不是因为它们的“好设计”。设计师们买的是宝马、梅塞德斯、保时捷和阿尔法罗密欧。
创造力崇拜（The Cult of Creativity）
现代主义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成功的设计师们成了信仰直觉的信徒，这让很多评论分析和研究难以进行下去。
妄自尊大的设计帝国的帝王是我们的老朋友巴克明斯特·富勒。他认为自己做对了，因为斗争的矛头没有指向他。这种自大狂的倾向可以被称作是“塔克情结（Tucker Complex）”。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导演拍摄了一部名为《塔克》的影片，塔克试图引入一种更好的汽车，可是最后被汽车行业三巨头给摧毁了。他们通过排挤新来者来保证自己平庸汽车的销量。塔克完全彻底的失败证明他是在做一件好事情。
尽管美国的汽车一直很烂，却没有人认为塔克或者富勒的观点是一剂良药。现在汽车制造商的竞争是良性的。政府强迫制造商生产更安全的节省能源、污染少的汽车。但是这并不是富勒型的汽车（最小的结构提供最大的强度，最充分利用能源）。战后的欧洲制造了三轮的小型汽车，但这只是真正汽车的廉价替代品而已。
塔克汽车的水平对置发动机和可以转动的头灯也一直没有流行起来。我不知道原因。但是我很满意，因为我知道在制造业的世界里，好的理念总是会胜出的。伽利略因为坚持真理而受苦，塔克只是受苦而已。
富勒一直抱有塔克情结，因为他不是工程师，不是建筑师，也不是经济学家。他通过贬低这些人来讨好他的听众。许多人喜欢富勒只是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无知欢呼。他没有真正的博学，只是懂点皮毛而已。
富勒相信我们看到的复杂的外表下面，隐藏的都是一个巨大、简单而又有秩序的系统，复杂只是人们的幻觉而已。他推倒了世界需要的圆屋顶建筑，建造了摩天大楼。巴克明斯特·富勒的设计醒目，还包括铝制的集装箱房屋，三轮汽车，一个模塑的整体的浴缸……所有的设计师都声称他们能用最少的材料做最多的事情。可是最终所有的计划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富勒坚信科技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只有惰性阻止我们前进。他常说，如果地球上的资源被合理配置，那么就不会有政治了。设计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让任何东西都得到合理的安排。我们会躺在一个新伊甸园里，那里没有冲突和矛盾。你已经有了你能够想要的一切。少即是多。
尽管富勒的观点有助于宣传，住在地球上的人有共有的利害关系。他对科技的盲目崇拜使他绝对不会成为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他还曾经建议给曼哈顿安上一个防水的圆屋顶。
他生活在未来，生活在设计的幻梦中。他的职业生涯的最后成了沃纳·艾哈德昂贵的提高套自我修养的研究班的发言人。艾哈德禁止他的客户去卫生间，除非他们掌握了这个原理——慷慨不是我们的天性。富勒和艾哈德都只是推销员而已，向大家推销一晚上就能掌握的浅薄知识。
设计师很聪明，但是他们有时候做过头了。尽管任何事情都可以说是设计上出了问题（“人类怎么能够消灭基因导致的缺陷？”“我们怎么能降低教育成本？”），但是复杂的社会问题还是要依靠投票人和议会议员来解决。
暴君和推销者，不管是法老还是沃尔特·迪斯尼，同样对设计怀有深厚的兴趣。独裁者喜欢让他们的宠臣和部下展现新的统一的面貌。设计可以让戏剧走入现实生活，期待创建新的现实和视觉上的和谐：把脏乱隐藏起来。
发出这些警告之后，我现在必须承认，设计的流行性和平易近人的特性是它最大的卖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人们很在乎产品的外观。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
巴克明斯特·富勒要求大学生关注大的设计案例。我同样要求我的读者也这么做。不管我们是不是专家，我们同样可以有自己的评判审美标准。只要我们能够一直寻找我们习惯问的问题的答案：我想知道这个东西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我喜欢它的外观吗？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