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播学视野下的乡村治理困境
通过前面三章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国家、精英各自是如何通过传播来实现治理目的的，农民又是如何通过传播予以回应并参与到治理过程中的。在这总结性的一章里，笔者首先就上面三章描述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乡村治理问题和困境作进一步的探讨，然后试图对乡村治理过程中各主体所运用的传播模式进行一个总结和提炼，最后提出一个理想型乡村治理传播模式——协同型传播，并讨论其特征、功能及其建构路径。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国家、精英和农民三者都应该发挥各自积极的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上述三者在参与治理的活动中都面临诸多困境。从传播学的视角总结而言，可归纳为三条，即国家传播的悬浮化、精英传播的内卷化和农民传播的碎片化。
一、国家传播的悬浮化
本书中的“国家”既指县市以上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也指乡镇基层政府，不论是前者抑或是后者，面对当今复杂的乡村社会，其传播都处于“悬浮化状态”。
1.中央政策纵向传播效率低下
****认为，在传统乡村内部，信息的传播呈“横向畅通而纵向阻滞”的特点。（1）“横向畅通”是指内生于乡村内部的信息在传播上处于畅通无阻，甚至“无隐私权屏障”的状态，具有极高的信息开放性和共享性，“纵向阻滞”则是指由于乡村与国家最高层的“等级壁垒”，造成产生于乡村外部的信息很难在乡村引起反应与传播。现代社会大众传播虽然打通了纵向传递的阻滞，但由于传播管道较长，加之指向性较弱，传播效率低下，其客观结果是县市及以上政府“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
改革开放前，国家的传播策略是传者本位，采用强制手段。乡村中的“国家—农民”的传播通道走的是组织传播，比如“群众大会”、典型示范、参观学习等制度化的会议动员系统。群众大会传播受众相对狭窄，但属于偏于强制性的一种灌输型传播方式，其传播效果更强，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论断，如果我们将“群众大会”看做是一种“媒介”的话，那么这种“群众大会”本身也向农民传达了一种信息，这种信息就是“会上所传达的政策指令是必须执行的”。
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政治传播的通道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某种程度上需要国家正式权力或乡土权威作为背后的支撑，以强制、灌输为目的会议动员等组织传播手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大众传播媒介逐步成为农村中主要的“由上到下”的传播通道。而大众传播是一种更加典型、更加普遍的灌输型传播手段，传播受众更广泛，大众传播通过丰富的信息传递，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民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并形塑着他们的思想、行为乃至价值观。（2）
不过大众传播作为非制度化的政治传播通道，通常存在于政治系统之外，指向性不强，强制力不够，传播效率一般也不高。（3）有调查指出，曾当过生产队长的F姓老伯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级经常派干部驻村，向村民们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那时候会多，几乎天天开会。吃了晚饭，小队长一招呼大伙都去开会。”（4）由于当时的会议系统具有强制性和针对性，政治信息的传播效果比较好，那时候村民对于国家政策和农业政策都是比较熟悉的。而现在群众性的会议基本不再召开，这种会议系统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而替代会议系统的新的信息通道——电视的传播效果就差了很多。
2.农民需要的信息缺乏
传统时期，农民生产自给自足，农户生活村庄供应，农户可以不依赖城市信息而存在，国家信息在农户的生产和生活中是无为的，国家信息的缺位并不影响农户的生产和生活。而随着科技和市场的发展，农业不应用科学的时代渐渐离去，农业科技的使用打破了农民生产自给自足，农民生产需要化肥、农药、种子等现代科技信息的支持；市场的发展使市场信息包围着农户，市场信息不确定性强，风险性高，在大市场面前，小农信息能力相对较弱，在这种情况下，农户需要国家信息的支持。（5）
而从J市的四个乡镇情况看，目前国家信息处于缺位状态。在农业引入现代科技之初，国家曾为农户供给农业生产资料信息，国家供给的信息确定性强。而此后国家退出了农资信息的供给，市场的引入让农户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稍有不慎，在市场中农户便会因误信外界信息而遭受损失。事实上，国家有时也为农户供给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基本是自上而下的安排式供给，是为了完成“上边”的任务，这些自上而下的信息大多不能满足农户的客观需求，国家信息变得具有不确定性。在国家信息面前，农户仍需要经过熟人社会的鉴别和信息评价之后，信息才能为农户接收。
面对农民的大众传播属于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传播者控制着信息的内容，无论传播什么信息，受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传者具有话语权，而受者却被有意无意地剥夺了话语权。由于缺乏受者的信息反馈或者说对信息反馈重视不够，在信息的传播与沟通的过程中，双方很难消除和修正各种内外干扰带来的问题，致使信息供需错位、效果不佳。
3.基层政权合法性出现危机
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参与乡村治理活动最重要的基础是权力的合法性，只有合法的权力才会获得心甘情愿的服从，合法的权力会产生良好的治理效果。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并没有消逝，权力的获得与权力的使用都要“合法”，才能被认同。
尽管在信息逐步多元的情况下，农民对国家认同并没有减弱。但调查显示，农民认同的是抽象的国家、或远离他们的中央政府，而对自己身边的国家基层政权及国家政权在农村的“代理人”——村级组织颇多微词。离农民越近的国家权力，农民越是排斥，一首在农村广泛传唱的民谣“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地区有好人，县里多坏人，乡村尽敌人”，表达的就是这种意向。农民认为上级是在真心为农民说话办事的，都是由于基层干部从中作梗才使得农民“有冤无处伸”。农民对村干部、对乡镇政府的某种排斥、不信任的态度，多是源于人际之间的传播、耳闻目睹，这种人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大众传播和权力的组织化传播的影响，消减了基层政权的合法性。
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也与中国的大众传媒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当前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机制已经由“层层过滤推进”变成了从中央到农民的“直达”，通过中央级媒体政策报道的“直达”机制，农民可以直接了解到中央的政策文本。虽然县乡村的基层干部们基于各地的特殊情况对政策文本有着特殊的理解，但是农民却不会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待和理解国家政策，他们只可能从自身利益的角度，从字面上理解政策文本。农民个体通过中央新闻见到了中央政策文本，了解了文件的内容，却无从知晓政策实践的整个过程，无法知道有多少复杂的因素在影响着这一实践过程，他们只看到初始的文件与最终的自己所认为的“坏结果”，“好政策”与“坏结果”之间鲜明的反差不能不使他们对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基层政府和干部们痛恨不已，抵触情绪不断累积、加剧，农村地区更加处于“失序”的状态。而基层政府要在这种局面下还能够继续汲取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同时控制大规模群体事件以维持地方稳定，就有可能进一步实施过激的行动，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6）
另外，中央新闻中的批评报道揭露了某些地方领导的错误，弘扬了正气，也增加了农民对地方的不信任；中央新闻中的正面宣传虽然报道了某些地方政府的政绩，却削弱了更多非先进、非典型地方的合法性，它强化了农民对于国家的依赖，这同样也削弱了基层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行政难度，（7）却不利于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合作。国家基层政权在行使国家治理社会的权力时，可能会遭到农民的排斥，或者农民根据自己对国家农村政策的理解，有选择地支持。
基层政府是国家介入乡村治理活动的主力，往往通过人际传播与农民进行互动。税费改革后，农民与基层政权的单向度联系被切断了，农民与政治的中断表现得更加突出，政府变得越来越与农民没有关系，而成为自利的官僚机器，加上上述大众传播的原因，其权力合法性遭到拷问，成为一个“悬浮型政权”。（8）
二、精英传播的内卷化
“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简单而言就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本书借用这个概念说明精英传播尽管在信息量上，渠道种类不断增加，传播技巧不断改善，但其沟通效果却越来越差的现象。
1.体制精英的尴尬地位
乡村体制精英（村干部）在村民自治制度背景下，既是乡镇的代理人，也是村民的当家人。（9）其作用是双重的，可变的，这些作用使得村干部呈现复杂形象：他们维护村庄利益，同时又损害村庄利益，他们依赖上级行政，同时又竭力使村庄免于来自外部的干预，村民依赖他们，同时又对他们抱有敌意；行政体制很少约束、甚至支持他们，但同时又和他们保持距离，以维持中立的居高临下的仲裁位置。（10）
在农民看来，村干部更多是为政府“做事”，以及在为政府做事的同时谋取自己的利益。权力的组织化传播受阻于农民原子化的生存状态，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不信任、不合作的氛围又降低了他们之间有效的人际传播效率，村干部抱怨农民素质低、自私，农民抱怨村干部只会自己捞好处、不为村民办事。村民对国家政策只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来理解，而不顾本村政策落实的具体情况。
另外，大众传播改变了农村信息传播的基本格局，村干部作为国家农村社会治理的“代理人”失去了信息优势。电视作为农村最主要的大众传媒在塑造农民的国家认同上起到重要作用。但调查表明，农民认同的是远离他们的“中央”，是抽象意义上的“国家”，而对国家的具体化身——乡镇政府、县政府则多是怀疑、排斥的态度，当然也不太信任政府的“代理人”——村干部。
所以，地方精英不再是过去那种能够站在乡里乡亲的老百姓立场上来跟外界沟通乃至讨价还价的村民权益代理人，而是仅仅变成国家由上而下的治理轨道上的一个连通环节。这样，原来由上而下的治理轨道就和由下而上的轨道交叉在一起，同时原来的那条由下而上的道路又很久地被闲置不用，或者不能使用，结果无法真正发挥这条道路的运输能力。“民情淤积在下面，国家应付不了，又没有村民代理人作为中间人在其中进行沟通，因而上下轨道撞了车，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早就消耗得无影无踪了。”（11）
2.弱传播网络：精英与农民的关系
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乡村两级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迅速疏远，甚至变得没有关系，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干部拿干部的工资，农民种农民的田”。乡村干部不再强力介入乡村治理领域，不再主动找老百姓。这就是说，当前乡村治理场域中无论是体制精英还是体制外精英，都与农民之间日益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弱传播网络，这构成了乡村治理中的关系互动的基础。
李特约翰等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是通过传播得以形成、维持和改变的。关系的基本单位不是某个人，也不是两个人，而是互动。（12）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涉及互动双方的相互认知，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米尔斯认为，如果人的意识不能决定人的存在，人的物质存在也不能决定人的意识。介于意识和存在之间的，是意识的交流（或传播），它影响着人们对存在的意识。政治意识的形式可能最终和生产方式有关，但它首先和传播媒介的内容有关。（13）虽然米尔斯所指涉的传播媒介是大众媒体，但笔者在此不妨将传播媒介的内涵和外延扩大至各种与乡村社会互动有关的传播渠道上去。据此，乡村精英与农民之间互动模式的重构还未能适应乡村治理中传播格局的新需要，这主要是由于在传者、受者、渠道和脉络方面产生的缺位。
一是传者的缺位。我们把乡村干部视为国家面对农民传播的“代理者”，而这个代理者身处科层化色彩浓厚的传播体制内。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数目字管理的政绩考核模式下，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履行的角色是一个既非“经纪型”亦非“保护型”的代理人，他们工作的重点并非旨在培养农民的主体意识和乡村共同体，而主要是完成上级领导下达的“政治任务”。国家原本希望通过税费改革使国家—农民的“汲取型”关系转变为一种“服务型”关系，从而促进基层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角色转型，将“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本村的公共事务，使其更好地发挥维护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职能”（14）。然而，实际中却使得乡村干部与农民的联系日渐疏远。乡村干部与农民的沟通并没有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进而构建出服务型的机制。
二是渠道的缺位。在农村社区内部，其信息传播渠道并非不存在，但其存在并未起到多大的传播效果。作为一种空间存在的传播平台，在农民看来不过是形式的需要。在地方乃至国家的层面上，对农传播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实现。然而，大众传媒总体上是城市、市场导向的，对农民来说仍然不是最直接切身的体验。同时，由于基层组织不能及时、准确地传输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能及时反映农民的意见、呼声，从而使农村的双向政治沟通受阻，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对于乡村社会整合未能起到应有的政治和社会功能，进而降低了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导致普遍的政治冷淡感，而一旦发生利益冲突，又往往会发生发泄愤怒等暴力冲突现象。
三是受者的缺位，表现为受者对传者的消极接收以及受者能动性的不足。单向度的乡村传播，仅仅注重于信息的传达和控制为目标，往往忽视了农民的主体性，也忽视了农民的社会认同和积极参与。一种强调双向互动、主动参与、认同导向的乡村传播思维需要得到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冷漠是村民向村干部表现出不满的比较安全的“武器”。但是村民作为村庄公共事务的主体，对于公共事务的冷漠以及乡村干群间普遍的不信任的情绪，长此以往的确会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埋下潜在的风险的种子。
四是脉络的缺位。脉络涉及到历史因素、政治氛围、社会心态和文化意识，一种传播行为的发生及效果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语境，也表明通过传播形成的社会关系总是通过相关行动者的互动而得到构建，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某一方面的传播的“不到位”，无疑都会影响到乡村传播的效果。笔者发现，当前乡村干群沟通的困境某种程度上与乡村治理的历史及其集体记忆存在深层的联系。也就是说，乡村干群沟通机制是内嵌于乡村治理的社会、权力互动结构中，只有历史的、整体性的理解村庄，才能把握住干群沟通的完善机制。这就必须考察村庄的经济结构、家庭构成、文化传统、人口代际特征等因素。
3.体制精英与体制外精英的若即若离
在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我们看到，随着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传统政治权威的式微和国家控制手段的转变，体制外精英群体——主要是经济精英群体与体制内精英的关系也产生了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他们之间有时候是对抗关系，有时候是合作关系，有的时候是妥协关系。在博弈的过程中，上述每一个“交汇点”都蕴涵着丰富的机遇。具体说来，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的互动关系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一是经济精英直接参与乡村政治事务，既可能形成对体制内精英的威胁，也可能是被体制内精英所吸纳。比如说经济精英在村委会选举中与体制内精英较量、博弈，从而直接参与或介入村庄政治生活的建设。而另一种情况则是经济精英受体制内精英的吸纳，平和地进入乡村治理体制。
二是文化精英积极参与村庄非政治事务，对乡村公共生活带来一定积极的影响，但这种积极影响到发挥受他们与体制内精英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态度。如果体制内精英视文化精英为威胁或麻烦，他们之间就会形成对抗关系；反之，若体制内精英视文化精英从事的活动有利于乡村共同文化的塑造，甚至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效应，则他们之间就会相安无事，合作共赢。
三是经济精英、文化精英通过物质等手段与政治精英“联姻”，以寻求体制内精英的庇护，或者是政治精英处于满足自身经济的需要主动与经济精英建立某种“特殊”关系，“精英联盟”形成利益共同体，维护共同利益。
三、农民传播的碎片化
与相对强势的国家传播和精英传播（尽管其效果值得怀疑）相比，农民传播则呈现出典型的碎片化状态。
1.农民的原子化
村庄社区正在“陌生化”，人际关系的纽带极为松弛，社区关联性大大降低，村民普遍存在寂寞感和孤独感。村庄人心涣散、资源分散、生产乏力、文化乏味；集体感和凝聚力的弱化，使得农村社区越来越失去向心力和“社会向心空间”。与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组织严密、农民有强烈的集体感相比，如今村民的集体关怀大大减少，农民几乎难以感受到集体和他人的存在。因此一些农民开始怀念集体化时期火热的集体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且不说指望新村建设取得成效，就是传统时期正常的村庄运转也难以维持。村干部昔日的权威不再，村民昔日的“村庄向心”心理也趋于消失，大多数村民的心理预期是“离开村庄”，到外面去谋生和生活。村级公共事务难以正常处理，在谁都不愿意吃亏的情况下，“搭便车”不可能，当然公共目标更难以达成。村庄似乎真正进入到一堆互不相干的“马铃薯”状态，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也只是徒有虚名，真有点“村将不村”的味道。（15）
农村大众传媒的现状加剧了农民的原子化。表面上看大众传媒日益多元化，但实际情况是印刷类媒介由于传播速度慢、价格高，农民接触的少，影响也小，有线广播、电影等媒介的影响也日渐式微。在农村真正的优势传媒是电视，电视传媒的方便、快捷、低成本，使其在农村大众媒介中几乎是一枝独秀。但是，电视主要是被作为娱乐媒介来使用的，电视作为一种娱乐工具，把农民分割在各家各户，农村传统社会中那些参与式的娱乐活动因为电视的广泛普及而进一步消亡，以至于有些传统艺术形式需要政府进行专门的保护才能得以存续的地步。据美国传播学者的研究，电视会造成人们对政治的冷漠感。有的学者很早就觉察到，“电视造成了政治上的消极和冷漠”。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普特南干脆说：“电视是造成政治冷漠的罪魁祸首。”（16）因为电视频道的增多，可选择乡村传播的参与主体的节目增加，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倾向影响人们对于政治信息的获取，久之也影响到人们对于政治的热情。这也说明农民们已经把业余时间主要放在电视上，这样自然就减少了相互之间的接触，由此也削弱了他们之间的团体意识，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原子化”生存状态，农村社会出现了分散化、空壳化的趋势，农民的“他组织”程度瓦解，“自组织”程度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下降。在我们调查中，也发现了这种趋势，村民反映，现在村民间的交往比以前更少了，村里也没什么公共娱乐活动，村民很少聚在一起打牌、聊天，劳作之余的空闲时间多是在家里看电视。
村中家庭之间“原子化”的倾向直接影响了村民对乡村事务的参与。（17）现代化的农业必须是市场化导向的，分散的农民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其市场谈判地位也很弱。从经济发展上看，农民必须组织起来，以农民协会或农业合作社的形式进入市场，才能提升其市场谈判地位。从社会生活上看，农村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也需要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农村社会生活的完整性才能保证。因此，农村需要真正的村民自治，让农民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参与农村的公共事务管理。但现状是大部分农民要么是自己在家种田，要么外出务工，对农村公共事务缺乏热情、或认为缺乏参与途径。地方政府也在大力推动现代农业，建设现代化的农业示范园，推动土地流转，帮助农民建立农业合作社，可大多数农民并不领情，反而可能认为这些事情是乡、村干部设法自己捞好处。在农村社会生活服务上，政府发起诸多惠民的“工程”，如“村村通”工程、“三下乡”工程、“小康过程”等等。这些“工程”对农村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大众传媒在政府推动这些工程的时候都会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农民也有一定程度的知晓率，但农民对这些“工程”的认可程度并不高。
2.农民传播主体的缺位
乡村社会的村民在乡村治理和传播活动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传统中国，联系国家与农民的是士绅一类的乡村精英。“士绅的产生是用来填补早期的官僚政府与中国社会（它正在不断扩大，非官僚政府力量所能控制）之间的真空。”（18）自废除科举制和帝制之后，传统的士绅阶层不复存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因此而脱节。1949年后的人民公社体制，国家终于将离散的乡土社会高度整合到政权体系中来（黄宗智，2000），国家从内部和外部有效地控制了村庄的权力，体现了国家的“在场”和农民自主性的缺失。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政村治”模式在政策上关注的是农村的民主和村民的自治性，国家（中央政府）虽然部分缺位，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尽管实行村民自治，但是各种各样的政府任务仍然以强制性的方式下派给村委会，农民为各种各样的政府任务所驱使，地方政府——“乡政”却控制左右了农村，农民在乡村治理和乡村传播中仍然处于从属地位。
当今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只有组织才拥有传播权力和传播地位。从农村权力结构和利益个体的微观维度分析，农村现有的权力组织有两种类型，基层行政权力结构和松散的小群体组织。前者是村治的范畴，拥有政治属性的意味，类似戴维·米勒所说的“工具性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的运行基于行政权力的赋予和科层的建立，是体制内权力控制下的稳定形态。其中，村干部和村支书是二元权力结构的权力精英，农民认为自己处于这种结构的劣势地位，体制精英掌握着传播话语的主动权，农民不甘于接受这种传播的被动地位，他们对这个组织传播中的传者持有“敌对”和“蔑视”态度，农民不会主动与体制精英进行传播互动，普通村民对于乡村组织似乎不敢提出公共服务的问题，这种对体制精英无话可说或者有话不说的失语状态，充分表现出行政权力下组织传播的疏离。
松散的小群体组织属于自治的范畴，是农民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共同体，类似于米勒所说的“团结的社群”，这个社群的形成基于农民的情感信任和一致利益，这是一种非正式化的松散组织，只是通过约定俗成的戒律约束着成员的行为，在我国乡村实践中，这种社群往往是暂时性的，非稳定性的，社群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基于社群成员某项共同的利益，如“上访小组”，他们为了共同利益组成一个组织并形成组织中的意见领袖与积极分子（这些往往是村里的非体制精英），通过社群内部的传播互动和与敌对势力的抗争行为达到共同利益的实现。随着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和农村人口流动带来的组织传播变革，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村组干部权威下降，原有的宗族势力和亲缘社群凝聚力不再，这两种权力结构部分或几乎全部瓦解，乡村组织传播依赖于新型社群的出现，如妇女自助会、老年人协会等，但这种新型社群并未真正形成并发挥效用，组织传播在农村基层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断裂。
上述两种组织传播形态，前者往往被乡村体制精英所控制，后者则由体制外精英所掌握。当乡村精英之间结成“联盟”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往往只是成为被动员的对象，尽管农民可以选择消极抵抗或干脆拒绝精英的动员。贺雪峰认为：“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可能是挽救农村社会的一种力量。但是，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必须首先唤起非治理精英的责任意识和普通村民的政治意识。在普通村民依然无政治意识，而非治理精英依然被收买的情况下，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看不出希望。（19）
3.表达渠道狭窄
在缺乏组织代表农民利益的情况下，单个的农民开展传播的渠道也非常有限。从文本制度层面看，目前，我国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水平较高，例如，人民代表大会、****、村民自治、选举等。然而，从实践情况看却并不理想，农民利益表达渠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农民话语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农民的建议与意愿未能被有效地吸纳。
制度化农民传播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并非一种固定的物理存在，而是基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公共交往、商谈而形成的一个传播网络。它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公共空间的缺失并非指农村不存在公共空间。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获得了经济自主、进程打工的权利，并且多数仍然在经济资本的追求上付出较多的精力。同时，与城市中的社会心理相似，财富创造和成功崇拜成为大多数农民的行为导向，农民走向城市流动性日益增强，家庭生活日益私人化，村庄的人际关联程度降低，对村庄共同体的依赖和认同感不断下降。
在内部制度化传播失效的情况下，农民的外部制度化传播——****，其绩效也不佳。****是指农民通过信件、上访等方式向政府反映某种意愿与要求的活动，它有助于揭露一些领导干部的失范行为，进而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就我国****工作现状而言，我国乡村基层政府、人大均设立了****部门，但由于****部门的工作被动性较强，加之内部权力隶属关系模糊不清，其功能发挥受到严重制约，在日常活动中并未真正反映民情，甚至出现了功能异化，难以满足农民利益表达的要求。
传播是农民与农民、农民与精英形成相互关联的乡村社会关系的黏合剂，因此，农村社会舆论约束力下降和传播互动的减少让乡村社会关系更加陌生化、疏离化，让农村的人际关系出现“类城市”化现象。然而，大众传播在农村的触及度又无法达到城市里的高频率高覆盖，因此，农民与农民、农民与精英之间发生冲突与矛盾时，并没有完善的、合理的传播疏导机制，当他们与大众媒体互动受阻后，他们就会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如“上访”、“上法庭”进行自身利益的维护，这给乡村治理带来较大困境。
4.农民的媒介素养欠缺
正如前面所述，目前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着“半熟人”、“疏离感”的乡村基础结构与传播秩序，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精英之间处于“原子化”、“弱联系”的传播状态，那么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传播关系是如何表现的呢？农民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健全的路径依赖习惯和认知偏差，具体表现就是对大众媒体角色的误解。
自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农村开始全面取消农业税，新农村建设进入“后税费时代”，税费改革和后税费时代的到来对乡村基础结构带来了重大调整，也使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的运行机制发生变革，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面临新的格局，乡村传播式治理格局也发生着翻天覆地地变化：新一代农民脱离乡土，城乡传播资源重新配置，地缘传播取代宗亲势力的联姻，村落共同体的传播组织关系发生颠覆性动摇，乡村传播治理秩序进行重组。在这些新形势下的传播语境中，如何创优化农民的传播环境、如何提高农民的传播能力，决定着乡村治理方式的变迁和村民自治秩序的重构。
从大众媒介和国家的宏观维度考虑，首先，农民对大众媒介制造的拟态环境与现实差距往往形成不适应的观感。李普曼认为，“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事物都保持着经验性的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在我国农村，农民接触外部世界尤其依赖于大众媒介，他们通过新闻等媒介内容形成对客观环境及其演变的基本认知，但这种认知事实上基于大众媒介为其制造的“虚拟环境”，是一种媒介假象。大部分农民反映“上级政府是好的”、“上级政府很关心老百姓”，“因为经常从电视里看到政府实行对农民有利的政策”，“每天看新闻联播，国家领导人经常关心慰问我们老百姓”，这些新闻报道基于新闻事实，然而农民对于中央媒介的媒介偏好决定着他们对所谓“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形成不同的认知，农民信任中央一级的媒介，而不喜欢选择地方媒体，这样通过不同媒介的媒介内容设置，农民接触不到基层政府的政策和作为，农民只看到中央政府的“惠民政策”和“试点地区的丰硕成果”，农民形成这样的媒介认知之后，就把这些内容投射于当地的政府实践，一旦媒介中的内容与基层实践出现偏差，农民就将其归结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一到下面就变味了”——从媒介拟态环境到乡村社会实践，大众传播媒介所反映的外部世界同乡村社会的实际生活的反差使得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对农民产生更为强烈的影响，也让农民对基层政府形成消极的刻板印象并由此建立倒金字塔的信任逻辑。
其次，农民常常将大众媒介与政府概念混淆，形成“媒介即政府”的认知偏差，将媒介中的某个个体事件扩大为国家图景，媒介成为部分农民借助其舆论力量来维护和实现自己民主权利的有力工具，部分农民遇到乡村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都希望从媒介获得一种外部力量的支持和公平尺度的测量，本应属于政府权力范畴内的村庄事物被农民转嫁到媒介语境中，形成“媒介越位”。
第三，农民对新媒介的接受和利用是一种“代理式依赖”，绝大多数农民自己未能掌握利用新型媒介形式进行话语表达的具体方式，当他们遇到问题希望通过新媒介进行向上传播时，他们大多采取“找人”、“托人”的形式进行传播实施，寻找会利用新媒介的第三方（主要是媒介素养较高的新型农民和农村大学生）进行“代理式”传播，这种传播形式展现了新媒介发展与乡村实践结合的新图景，但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的互动性、即时型等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农民托人发帖后一般未形成线上的互动，农民借助网络传播的信息也未能与传统媒介共同营造社会舆论，从而无法达到农民期望的传播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