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1905-1972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斯诺上中学时，学业平平，但爱好文学和各种活动。
16岁时，斯诺在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线上找了一份活干，这给他提供了免费到奥萨克斯旅行的机会，他因此对旅行发生了兴趣。
斯诺17岁时经历了两件事使他对旅行发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一是那年夏天，他离家去加利福尼亚州；二是他读了《悲惨世界》。
斯诺在自传中描写了那年夏天充满浪漫、冒险色彩的旅行。斯诺在堪萨斯帮人捆麦束，堆麦垛，干了好几个星期，赚了一点儿钱。他约另外两个小朋友，瞒过父母，驾着一辆旧的福特牌T型黑色敞篷车去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在车门上涂写了“失掉知觉的三个”的字样。旅途的大部分是当时未经铺砌的马路，汽车常常受困于泥沙和砾石之中。他们早、晚餐自己烧，中午在路途餐馆吃，夜间露宿。
很快，他们的钱花光了，车子坏了，其中，一个孩子被父母接走。斯诺和另一个朋友打算偷乘火车回家，但他俩都不会扒车。第一次扒车陷入困境，爬上了一列向相反方向开的列车，把他俩带得更远。他们只得继续扒车。斯诺后来描述了当时惊心动魄的情景：“有一回，我叉腿站在两节货车车厢之间的挂钩上，双手紧紧抓住两段铁扶梯，火车在疾驶，但我居然睡着了。醒来时我发现自己浑身是汗，躺在车轮底下。我准是在停车时掉下去的。一天黑夜里，一列特快火车进站时，我被人赶着从车厢的百叶窗里跳了出来。火车重新启动时，我又追了上去。车开得很快，我只来得及跳上末节车厢的升降踏板。不多一会儿，火车开上了一架高耸的栈桥。低头看脚下的深渊，我吓坏了，稍有差池，我就可能掉下去粉身碎骨。火车开到堪萨斯后，我躺在一节平板车的废铁堆上睡着了。不知什么东西把我戳醒了，睁眼一看，原来两个专在收获季节抢劫的强盗各拿一支枪对着我，他们从我身上只抢走50美分。”
这次冒险旅行对斯诺影响很大。他说：“要不是那年夏天看到过太平洋，我决不会立下有朝一日定要漂洋过海的雄心壮志。我要不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沿岸坐货车流浪，穿越费瑟河峡和科罗拉多的罗候尔峡，我就不会那么早早地就尝到漂泊冒险的滋味……”
秋天，斯诺回到中学上学。他读了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这本揭示资本主义贫穷和罪恶的小说强烈地吸引着他。他很喜欢那些被社会名流们称为叫花子的书中的人物。他说：“雨果为我展现了一个充满各种观念以及重大的道德和政治问题的陌生的新世界，使我关注起遥远的动荡年代的历史。……只是到了那时，我才借阅读做想象中的旅行。……我早年的‘遨游’及其结果对我以后生活的影响可能比我受过的全部正规教育还要大。”
早年的游历冒险使斯诺产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要去环游世界，去亲眼看看人们常常说的美丽的夏威夷，日本妩媚的樱花，埃及古老的金字塔，瑞士奇异的雪山，法国高矗云霄的埃菲尔铁塔，俄国漂亮的房子；去体验一下各种人的生活，南部非洲的黑人是不是很苦？在中国外国租界里的人究竟阔到什么程度？
22岁那年，已经大学毕业的斯诺又在华尔街的投机中赚了一笔钱。他想用这些钱省吃俭用在世界各地漫游冒险一番，一年后回纽约，30岁以前再赚一笔钱，后半辈子悠闲地搞上研究和写作。在他的计划中，准备在中国逗留6周。
斯诺的想法得到一个银行家的鼓励。不久，斯诺在罗斯福轮船公司“拉特老”轮船找到一份活儿——当甲板水手。该船航线包括巴拿马、夏威夷、菲律宾和中国，如船在中东装货，还能到印度。当轮船启航的时候，斯诺的环球旅行就开始了。
直到轮船启航后，他才给父母发了一封迟寄的信。他在信中说：“我对单调的生活感到沮丧，因为我像大机器的齿轮一样工作，而青春和年华就这样流失。我需要改变这刻板的生活方式，我决心去攀登幸福的顶峰。对我来说，最愉快的事莫过于旅行！冒险！取得经验！我渴望冒险！要使青春充实，必须改变目前平庸的处境，那些拖累我的枯燥单调的日子更使我向往神话般的远方，那些远方城市的名字不断地牵动着我的心绪，吸引我的注意力。‘加尔各答’！一个轻微声音说，还有‘巴勒斯坦’！‘上海’！‘巴格达’！‘麦加’和‘大马士革’！当这些城市在我耳边欢唱它们的名字时，我怎能继续在毫无生气的岗位上工作？”
一到上海，斯诺就向《密勒氏评论报》主编、《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递交了自己的母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写的一封介绍信。
斯诺1925年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这所学院创办于1908年，是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该学院通过各种特殊关系发展美国的海外新闻事业，不断派送有才华的年轻毕业生到国外工作，因此，对斯诺这样有意利用职业来旅行的青年很有吸引力。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向国外派送记者很成功。斯诺在旅行前，搜集了在海外的密苏里大学校友名单，“认识”了鲍威尔。鲍威尔要求斯诺留在上海帮助他出版《密勒氏评论报》特刊《新中国》。斯诺答应了。
斯诺如饥似渴地阅读鲍威尔藏书中的大量关于东方的书籍。斯诺越读越着迷，他不明白年轻而又古老的中国怎样在现代世界中争得一席之地。
斯诺对上海这个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感到迷惑诧异。在上海，十分新的事物和十分旧的事物并存，形成奇异的对照。上海似乎是一座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杂技场，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那里公开表演各种各样的技能。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潮，人们在各种交通工具之间，在老式和新式汽车之间，在为挣得人力车费而疯狂奔跑的苦力之间，冒险地挤来挤去。在静安寺路上，偶尔遇见有人小心谨慎地拉过一辆辆装满粪便的粪车，一旁却走过几位香气袭人、盛装艳服、大腿半露的中国妇女。在一些叫卖面条的小贩面前，一个体格魁梧、赤身露体的苦力小心翼翼推过一辆手推车，上面载着6个咯咯说笑的丫头。在金字招牌下面的店堂里，放满了各色绫罗绸缎。毫无表情地睁着大眼走过的农村妇女，朝着身旁的印度巡捕瞥了一眼，远处又传来了一阵阵清脆的打麻将牌声。以及在回力球场和跑狗场里赌博的喧闹声。满街幽微地散发着一阵阵甘甜而辛辣的鸦片烟气味。香味扑鼻的餐馆和灯光通明的妓院前，偶尔有一辆辆奥斯汀小轿车载着从跑马场打罢板球归来的年轻英国人经过。沿着外滩，一辆辆马车里传来了年长的白人绅士同他们的娇妻或俄国情妇的窃窃笑语声，一群外国水兵又匆匆忙忙地走过，急于寻找啤酒和女人……从喧闹嘈杂的黎明直到凄切动人的夜晚，到处是无休止的叫卖声。成人随地吐痰，孩子在路边撒尿，女佣人唠唠叨叨的吵架声随处可闻。永安公司屋顶花园的剧场里又传来了用假嗓高唱的曲调，隔壁旅馆房间里充斥着卖淫姑娘供来自外省的富商们尽情纵欲玩弄。跳舞场乐队发出的呼啸声似乎在为身材苗条、珠光宝气的中国舞女们奏哀乐。无数乞丐及其衣不蔽体、蓬首垢面的孩子们哀声乞讨。整队的外国军舰，简陋的运输驳船，无数风帆以及数以千计、挂着灯笼的小舢板，像萤火虫那样在银色月光笼罩下的黄浦江面上闪烁着星光，使得具有魅力的黄浦江浊流弥漫，遭受致命的污染。
但是，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却是另一番景象——高墙深院，门禁森严。它们占有大片宁静的土地，院内街道宽阔，宅邸和大草坪很有气派。这里有亚洲最高的大厦，最豪华宽敞的电影院，有数不清的酒店、餐馆、俱乐部，有实力雄厚的外国金融机构，规模宏大的百货公司。这些都供外国人享受，中国人除了听差者外，不准进入这个地方。在办事机构，那些外国人一天只工作三四个小时，所有跑腿的活及大部分动脑筋的活往往都交由中国助手去做。
这就是上海，斯诺惊愕了。无穷的贫困和无限的富有并存，颐使气指的外国人和苦闷忧愁的中国人并存。
上海是那样杂乱无章，富有刺激，原始而又复杂。
上海斑驳陆离，简直是个无底洞。
上海激起了斯诺的人道主义情怀。他给《美国信使》写了一篇《在上海的美国人》文章，抨击外国社团及其成员依靠治外法权的生活，严厉申斥他们的腐败及普遍的伪善。他指出的事实使每个外国居民，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大吃一惊。他认为事实上每个外国人都是为了赚钱来中国，即使是传教士也是为了出售《圣经》。
斯诺到中国不久，鲍威尔提出要他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的职务，他接受了。之后，鲍威尔又提出要斯诺沿中国铁路旅行一番，写一些介绍性的文章，从而使外国人相信，中国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是稳定和安全的。
斯诺已经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他被这个“东方的巴黎”、“冒险家的乐园”迷惑了：这个古老的国家能够完成它的现代化吗？从上海的情况来看，这个国家就算统一、稳定和安全了吗？更何况，上海之外的中国还大着呢，鲍威尔说的“上海就是中国”是真的吗？
具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深信“眼见为实”的斯诺对自己说：“我必须多旅行，多学习，多感受，想办法深入地了解情况。”
他游览了长江下游和大运河沿岸所有历史上有名的地方。
1929年6月，随着列车的西行，斯诺亲眼目睹了另外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景。
从张家口出发，列车在一片荒芜的黄土地上缓慢行驶。在火车上，斯诺看到相向开行的列车上挤满半裸着身体的小孩，几乎全是女的。她们面有饥色，显得苍白。斯诺知道，这些弱小的女孩子是被人贩子贩到外地去当妓女的，她们的身心将受到摧残。这是斯诺第一次见到西北灾民的惨相，他的心悸动了。在归化城，斯诺深入灾民麇集的崇福寺（即大召）。在那里，他目睹了一群群躺倒待毙的灾民，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人间惨烈的“悲剧”。他的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愤怒地在《拯救·十五万生灵》中写道：“在绥远城访问时，人间疾苦和迷惘在我内心深处引起的哀伤和压抑是前所未有的。”
上海根本不是中国，大江沿岸和大河沿岸也代表不了中国，让这种情景发展下去，国民党的统治能长治久安吗？斯诺决心不放过这次旅行采访的机会，继续西行，到更边远的农村去。
在离开归化的第二天，斯诺到达萨拉齐（即现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之后，又花几天时间访问了几个边远的小镇。
斯诺看到了一幅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图景，一切生长中的东西，仿佛都被新近爆发的火山余烬一扫而光了。树皮剥落殆尽，树木正在枯死。村子里，大多数泥砖房屋已经倒塌。人们把房上的不多几根木料拆下来，胡乱地卖几个钱。
垂死的人奄奄一息地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石阶上。他看到一个全身赤裸、胳膊细得像树枝一样的儿童，由于以树叶和木屑充饥，他的肚皮鼓胀得像一个气球。这个孩子正在那里摇晃着他那倒毙在路上的赤身裸体的父亲。他还看见两个年轻的妇女，她们瘦得像中国肉食店里挂着的腊鸭。她们的肤色一个样，没有衣服可穿。她们的乳房干瘪瘪的，像抽出了东西的纸袋一样垂在胸前。她们昏倒在村里的街道上已经有一些时候了。街上的行人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并没有注意她们。
许多儿童长期以野草充饥，显露出饥饿的、浮肿的面孔。
在一些城镇里，一年之内死掉的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一半。死人如此之多，只能在城墙外挖一条浅沟掩埋了事，即使这样，要找到有气力挖沟的人也很困难。往往尸首还来不及掩埋就不翼而飞了。有的村子里，公开卖人肉。
但是，这一切还不足以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然有一些有钱的人：囤积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贷的人和地主。他们由武装警卫保护着，大发横财。更令人吃惊的是，就在这些城市里，官员们还在和歌伎舞女跳舞打牌。成千上万吨小麦和小米无法运给灾民，因为西北的一些军阀扣留了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不放一节往东驶去。
多么惨不忍睹！多么触目惊心！这次西北之行，尤其是萨拉齐对斯诺产生了巨大影响。萨拉齐人民的艰苦，萨拉齐灾难的形象，给斯诺留下了刻骨铭心永不忘怀的印象，以致在若干年之后，他还不断地讲述那里的灾情，描画他记忆犹新的灾民惨象。20几年后，他在《复始之旅》中写道：“我来到戈壁滩南灼热的城镇萨拉齐。在中国西北的这个地方，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一共吞噬了500万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的觉醒点。在很长的时间内，我见识过各种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的惨象，但这一情景是最令我震惊的一幕。”
是的，斯诺“觉醒”了。他认为“一个辛勤劳动、与人无犯的诚实好人”被侵害、被摧残以至被灭绝，这太不公正了。他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极大的同情。他深深地问自己“对我来说，中国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不造反？……为什么他们不联合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道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的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36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
这究竟是为什么？斯诺陷入长久的苦闷和思索之中。
于是，斯诺下定了决心：“我必须为拯救中国做点事情——得赶快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