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孟子》源流
（一）《孟子》版本和注疏
《孟子》一书的版本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少疑问，但是在历史上曾有不同的说法。问题主要在于《孟子》一书的篇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作《孟子》七篇”，但《汉书·艺文志》则著录为“《孟子》十一篇”，应劭在《风俗通·穷通篇》中也认为孟子“作书中外十一篇”。现存最早的《孟子》注为东汉赵岐所作，他在《孟子章句》中将《孟子》十一篇分为《内书》七篇、《外书》四篇，但他在《孟子题辞》中又指出：“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仿而托也。”赵岐怀疑《外书》四篇为伪书而未予作注，之后这四篇就湮没失传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汉代，《孟子》确有两种版本，即七篇本和十一篇本，但七篇之外的那四篇是很成问题的，不过我们今天已经无从考证。我们今天还能见到另外一个《孟子外书》的本子，已经被确证是明代姚士粦的伪撰，因此也不足为凭。尽管关于《孟子》的版本有这么一些小插曲，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现今通行的《孟子》七篇版本上没有疑问，且已被广大读书人所接受，影响深广。一部经典的价值不可单以真伪而论，如果它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影响了文化的发展，那么其价值就不容忽视，但是像《孟子》外书四篇之类的作品，既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又实际上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将之作为研究孟子思想的必要材料。
中国学术的传承有这么一个特点，即“以述为作”，从孔子开始，便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但孔子实际上是“以述为作”，在承述先人的文化成就过程中，加入了许多自己的创造性想法，由此开启了中国学术传承的这么一个“旧瓶装新酒”的特点。因此，纵观中国的传统学术，似乎并没有多少新的经典涌现，来来去去只是那么几本经典的注与疏，但却承载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发展使命。因此，如果不能理解中国学术的这样一个特点，将很容易误解中国的文化。一部经典的价值越大，可挖掘的空间越广阔，那么它的生命力就越长久，后人对它所作的注疏就会越多，《孟子》正是这样一部经典。《孟子》一书问世之后，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受到历代研究者的重视，从汉代直到今天，出现了许多《孟子》的注疏版本，有的已经遗失，有的今天还能看到，主要的有下面这些：
东汉程曾《孟子章句》；
东汉郑玄《孟子注》；
东汉高诱《孟子章句》；
东汉刘熙《孟子注》；
东汉赵岐《孟子章句》；
晋綦毋邃《孟子注》；
唐陆善经《孟子注》；
唐张镒《孟子音义》；
唐丁公著《孟子手音》；
唐林慎思《续孟子》；
唐刘珂《翼孟》；
北宋苏辙《孟子解》；
北宋游酢《孟子杂解》；
南宋张九成《孟子传》；
南宋张栻《南轩孟子说》；
南宋朱熹《孟子集注》；
明陈士元《孟子杂记》；
清黄宗羲《孟子师说》；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清焦循《孟子正义》。
赵岐《孟子章句》
焦循《孟子正义》
上述众多的《孟子》注疏中，影响最大的应属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和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现代学者对《孟子》一书的注释研究也有许多，如杨伯峻的《孟子译注》、刘方元的《孟子今译》、金良年的《孟子译注》、南怀瑾的《孟子旁通》等等。
所有这些关于《孟子》的注疏，一方面是对《孟子》一书思想的丰富和深化，另一方面也倾注了历代注家自己的学术思考。这些注疏分别具有它们自身的时代特点，也反映了孟子学在两千余年中国学术史上的演变，《孟子》七篇和围绕它而展开的历代注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历程。下面我们集中介绍一下《孟子》在汉代、宋代、清代的研究状况，主要围绕一些影响较大的注疏版本和研究成果展开，以期从中看到不同时期孟子学以及中国学术总体发展的不同特点。
（二）历代《孟子》研究状况
1.汉代的《孟子》研究状况
《孟子》在汉代总的来说地位不高，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但也没有完全湮没不显，这主要归功于儒学在汉代地位的升高。据记载，《孟子》在西汉文帝时曾被设置传记博士，因此地位较之秦代而言有所提高，但时间很短暂，很快又被废置了。西汉司马迁作《史记》时，也没有单独给孟子作传，而且记载文字非常简略，由此也可看出孟子及其思想在西汉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东汉时期，《孟子》的地位有了微妙的变化，虽然仍处在五经博士之外，但由于儒学整体地位的提升，以及东汉古文经学学风的影响，《孟子》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并涌现出了一些《孟子》的注本。最早的《孟子》注本当属东汉程曾的《孟子章句》，但很早就亡佚了。唯一一部流传至今且保存完整的最早的《孟子》注是赵岐的《孟子章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我们探讨汉代《孟子》研究状况的主要著作。赵岐的《孟子章句》，集中展现了汉代孟子学尤其是东汉孟子学的研究特点。《孟子章句》将《孟子》各篇分出了章次，且在每一章之后都作了一个简要的“章旨”，用来概括各章的主要意思，条理甚是分明，读起来非常方便。《孟子章句》在注释风格上最突出的特点是讲求训诂，对许多字义作了较为精到的注释，汉代去先秦未远，因此更能准确地理解某些字词的具体意思，为后世学者更准确地理解《孟子》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比如《梁惠王上》中的“为长者折枝”一语，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理解为折草木之枝，但赵岐的解释是：“折枝，按摩，折手节解罢枝也。”罢枝，意思是疲肢，即通过按摩解除身体疲劳之意，由此我们知道，在古代“折枝”是指按摩、搔痒等一些解除身体疲乏的动作。这种解释显然要比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折草木之枝更为合理。此外，虽然赵岐的注本在哲学层面上的挖掘不是特别深入，但在很多地方都有自己很用心的体会，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他寄托其中的自己的政治思想。通过《孟子章句》，我们大体可以看到，汉代的《孟子》研究在整个学术研究中虽然没有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依然受到某些有识之士的关注，用他们擅长的考据、训诂功夫去理解孟子的思想，用他们的时代精神去解读《孟子》，赋予了《孟子》一书以新的内涵，也为后来研究孟子思想的学者保存了珍贵的资料。
2.宋代的《孟子》研究状况
从汉至唐，孟子及其思想始终没有受到真正的重视，直到中唐时期，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认为孟子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才确立了孟子正统儒者的地位。由于韩愈的大力推崇，孟子及其思想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到了宋代，《孟子》作为儒家的经典，其地位有了实质性的提高，跻身于经书之列，其思想也受到了真正的关注，成为促发宋明理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两宋许多学者都对《孟子》有着或多或少的兴趣，因此出现了不少研究孟子思想的著作，他们对孟子的态度不尽一致，其中有尊崇孟子的，也有质疑、批评乃至贬抑孟子的。北宋的李觏作《常语》，认为孟子不续“道统”、违背孔子、怀疑六经、不尊王等，并且反对孟子的性善学说，也不赞成孟子排斥功利的主张。另外，司马光的《疑孟》，晁说之的《诋孟》，郑厚叔的《艺圃折衷》等，都是质疑、反对或批评孟子的著作。尽管如此，两宋学者对孟子的主流态度是尊崇有加的，《孟子》一书也与《论语》、《大学》、《中庸》一起并为“四书”，受到儒者们尤其是理学家、心学家的高度重视。宋代《孟子》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当推朱熹的《孟子集注》。朱熹一生在《四书章句集注》上倾注心力最多，《孟子集注》作为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孟子集注》的最大特点在于阐发《孟子》七篇的微言大义，用他所建构的理学体系来解读《孟子》，赋予了《孟子》以新的哲学内涵。理学最为关注的是“性与天道”的问题，在朱熹这里，主要展开为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等方面，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渗透到了他对经典的理解之中。比如他在《告子上》“生之谓性”章的注解中这样讲到：“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孟子集注·告子上》）朱熹从理与气两个层面分析人性，将孟子所坚持的性善归于理，而将不善归于气，重申了人与物在性的层面上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对孟子性善学说的分析，一方面坚持了孟子的性善本义，另一方面论证得更加清晰明白，也给人们提供了理解人性问题的新思路。朱熹这种注解经典的方式体现的正是“宋学”的精神，即尤其注重义理的阐发，不同于“汉学”的方式。当然，朱熹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注重义理是他的特点，但于训诂方面也并不逊色，他一生为学严谨勤奋，精益求精是他的追求。他自己也说：“某所解《语》、《孟》和训诂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此书，某自三十岁便下功夫，到今改犹未了，不是草草看者。”（《朱子语类》卷一一六）又说：“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朱子语类》卷十九）可见他于此集注用心之深、用力之勤。我们可以把朱熹的《孟子集注》看作是一个哲学家对另一个哲学家的理解，其意义自然超出通常的注释疏解，它是两个伟大哲人的思想碰撞，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别样的孟子及其思想。朱熹除了《孟子集注》之外，还有一些研究《孟子》思想的著作，如《孟子要略》、《孟子精义》、《孟子或问》等，在《朱子语类》卷五十一至卷六十一中也集中记录了朱熹与其弟子研究《孟子》的言论，足见朱熹及其学派对孟子思想的重视。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是心学的代表人物，也非常看重《孟子》，认为自己的思想是读《孟子》而得之，宋代儒者重视《孟子》由此可见一斑。朱熹的理学思想成为后来社会的统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孟子》也由此成为读书人的必读经典，影响的广泛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3.清代的《孟子》研究状况
清代的学术，一变明末学术空疏、迂腐的理学、心学之风气，转而为务实、细密的以考据为主要特征的朴学学风，这一转变也直接影响了清代的《孟子》研究。清代朴学有回归汉代经学的特征，因此清代的《孟子》研究也主要表现为对汉代《孟子》注本的重新研究，尤其重视赵岐的《孟子章句》，出现了焦循的《孟子正义》这样的巨著。此外，清代学者也做了大量的辑佚工作，他们搜集了散见于其他书中的汉代《孟子》注本的内容，为我们今天了解汉代《孟子》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作为清代《孟子》研究的典型代表，焦循的《孟子正义》为我们充分展现了扎实而详密的朴学考据功夫。《孟子正义》是焦循为赵岐的《孟子章句》所作的疏，但他并不局限于“疏不破注”的注疏原则，而是多有发明，在典章名物的训诂方面和思想义理的诠释方面都颇有创见，因此《孟子正义》对《孟子章句》不仅有修正、疏解之功，而且大有超越。焦循以其深厚的考据功底，旁征博引，考证精审，通过训诂以明达义理，成为疏家的典范。但由于对宋明理学的不满，焦循对宋明理学家的《孟子》注本观点无一收录，这也是一种遗憾。除了以考据、训诂为主旨的《孟子》研究之外，清代也有一些借助研究《孟子》来反思、批判宋明理学的著作，比如黄宗羲的《孟子师说》、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等。黄宗羲依据他的老师刘宗周的讲学观点写了《孟子师说》，其实此书反映的是他本人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其目的在于批判已经僵化的朱熹理学。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是他的代表性哲学著作，其目的在于批判宋明以来的理学思想。比如，他针对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认为理和欲是统一的，无欲就无理，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在该书的《理》条疏证中，他就这样讲：“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明乎欲之不可无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其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促，亦将莫然视之。”从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出发，戴震论证了人欲不可灭，借以批判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出，《孟子》研究在清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宋明理学的长期发展到了流弊不断的阶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它们共同导致了清代的《孟子》研究一反宋学而回归汉学，批判宋明理学，重视考据训诂，融入了朴学这一时代思潮之中。
关于《孟子》的历代研究状况，董洪利先生在他的《孟子研究》一书中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值得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