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设定利率天花板，或许让贷款人受益，而同时却激励借款人仅向有足够还款预期的人群发放贷款，这样，借款人才能够在强制的利率水平下获得信贷收益。贷款申请人并不绝对的“合格”或“不合格”。以5%的利率向某人发放贷款或许风险过高不可行，但值得以10%的利率水平发放同一笔贷款，额外的利率将得以覆盖高风险的贷款违约。如果政府设定的利率天花板过低，那么，借款人将只值得向百万富翁们发放贷款，如果利率天花板进一步降低，那么，能够获取贷款的将只有亿万富豪。不论政策性的利率天花板多么吸引人，它最可能的结果却是低收入人群获得贷款的机会更少。如果说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群体在低收入群体中的占比失调的话，那么，利率天花板实际上确保了他们在贷款被拒绝清单上占比的同样失调，其中当然包括抵押贷款。然而，对于政客来说，抵押贷款申请批准率的差异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市场上还需他们“着手解决”的孤立的“问题”，而政客完全没有意识到此前的政策性“解决法案”是如何促成当前的局面，当然，也就更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最新“解决方案”将在经济中掀起怎样的波澜。
那些喜好道德情景剧的人都十分热衷于将价格差异、利率差异以及其他种种差异归咎于某人的“贪婪”“种族歧视”或是其他的道德过失。人类的诸多弱点和不足则确保永远不乏此类人选。但是，坏榜样并不能够解释一切。此外，一旦这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解释被引入法律或政策，用以针对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不同情况，那么，它们引发的问题便将不仅局限于智力的范畴。
市场与政治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别在于，市场通常不留余地，要么纠正错误观念，要么损失巨额金钱，甚至导致直接的破产。在如此这般的选择压力之下，市场只能快速响应房地产危机，急速减少仅付利息式贷款、无首付式贷款，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创新性”金融工具。但是，华盛顿却没有放弃其宠物理念的丝毫迹象。相反，在房地产的毁灭中扮演过主要角色的政客们，又开始跃跃欲试地将自己的干预之手伸向汽车产业、银行业以及经济的其他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