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过后,接到家麟来信。信中说,他戴的是“极右分子”的帽子,受到“监督劳动”的处理。来农场的头一天,领导对他们说,来农场边学习边劳动,通过劳动改造思想,认清****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的性质是敌我矛盾,现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改造好了,可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家麟表示,一定认真学习,积极劳动,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
过了十几天,又接到家麟来信,信中说他基本适应农场的劳动生活。领导准许他们每人每月休息两日,可以在农场休息,也可以回家休息,采用的是轮休制。他准备本周末回学校,叫我去后勤向他们借一个房间居住。我很高兴,很想见他,想和他当面谈谈。但叫我去后勤借房间,我实在难于启齿。周末,我犹豫再三,为了他,为了我们的相聚,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后勤处。我把家麟的信给有关人员看了。这位工作人员还不错,答应借给我们一间教室。我拿着钥匙打开教室大门,一股浊气扑面而来,环顾四周,空无一物,窗台上、地面上盖着厚厚的尘土。我赶紧动手收拾起来,先通风,后除尘。何处为床呢?哦,有了。水泥讲台高出地面一尺,就拿它当床吧。我把学生宿舍里我睡的被褥搬来,铺在讲台水泥地上,筑起一个临时的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新“爱巢”。晚上,我到校门口把他迎到我们的“新家”。俗话说:“久别胜新婚。”更何况我们还在新婚期内。到“家”后,我们兴奋不已,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一切痛苦、烦恼、耻辱、悲伤全都丢到九霄云外。亲热了一会儿,我急切想知道他在农场的境遇,于是,我们席地而坐,开始了下面的对话:
“你们农场在什么地方,叫什么?谁负责看管你们?”
“我们农场在北京的南面,原来叫南苑农场,现在叫中朝友好公社,我们就在这个公社的德茂大队劳动。乘长途汽车到南门车站下车,再走一段就到了。看管我们的领导班子叫北京高校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人民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和外贸学院抽调的干部组成。人民大学的具体负责人是姜云和江伟。”
“和你情况一样的有多少人?”
“3所高校共有100多人。人民大学有30多人,分3个班,每班十一二人,我在二班。每班设班长1人、副班长2人。”
“你们每天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学习什么?干什么活?”
“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晚上学习。主要学习报纸上的文章,结合自己的罪行检讨。对每个人的检讨都要做记录。要求每人每月写一个思想汇报,年终写思想总结。我们那里的农活有:种水稻、种菜、修渠、烧窑等。现在主要是挖沟、担土、修渠。”
“你们每天吃什么?”
“早餐是稀饭、窝窝头就咸菜;中餐是大米饭,一菜一汤;晚餐是稀饭、馒头、咸菜。有时候还可以到小卖部去买点吃的。”
“在那里,生活环境怎么样?你们之间敢不敢说话,农工怎样看待你们,领导对你们什么态度?”
“生活环境还好。没有人专门批判我们。但我们之间不敢随便说话,更不敢私下交往。大家自顾自,免遭麻烦。农工表面上和我们划清界限,并不另眼看待我们,他们知道我们这些人与刑事罪犯不一样。领导对我们还好,着重改造。接受改造,跟党走,给出路。”
“你们有哪些纪律,能否允许家属去看望你们。发不发工资?”
“主要纪律是服从领导听指挥,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不能随便外出。家属可以去农场送衣物,不能住宿。不发工资,每月18元生活费。”
此外,我们互相间还说了一些思念和鼓励的话。
第二天,我们在校园里走走看看,去恋爱约会的地方寻梦,去澡堂洗澡,去小饭馆改善伙食。相聚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两天一晃而过。
第二个月,家麟仍旧回校休假两天。这次,后勤给我们提供住宿的教室里有小课桌,我们把几张小课桌拼在一起当床,这比睡讲台水泥地的感觉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