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紫禁城的东北方向，大约二百公里处燕山山脉的谷地中，有一个神秘莫测而又梦幻弥漫的地方。
这一带沟通京津辽蒙，连接口里与口外，承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汇满汉蒙回等民族，山环水绕，林茂粮丰，人杰地灵，卧虎藏龙，历史悠久，积淀深厚。
这里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国十大寻根问祖地之一”，“西北、华北、东北唯一的中国古代八大移民基地”的“口外小兴州”、“河北小兴州”。
遗憾的是，这个“小兴州”被历史长河吞噬了。否则，中国带“州”字的城市，就应该是七十三个而不是现在的七十二个了。
牡丹梦的传奇，就发生在口外“小兴州”这个地方。
历史上的“小兴州”，就是现在北京——承德之间的滦平兴州。
兴州，是满族聚居区。余氏家族，是当今兴州的几个满族大姓之一。
清朝顺治初年，从余家第一人余道宽“跑马占圈”来到兴州，到余鸿儒这一辈儿，已是第十三代了。
余氏家谱是这样排下来的：
道建雄才展，德治文武传。
旭日鸿福显，光辉祖世延。
余鸿儒在余家这个满族大家庭和兴州的十里八村，是从小就出了名的“土秀才”。他干什么像什么，做什么成什么。人到中年还一刀一凿、捣捣鼓鼓地做起了根雕，并且成了口外满族农民根雕艺术大师。
其实，他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就是滦平县一中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说是高中毕业生，可谁也不能小瞧他。他虽说不上是博古通今，可对天文地理和古今中外的历史，也算是略有研究，说起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特别是对满族和余氏家族历史的研究，更是情有独钟。由他续写的余氏家谱里，记载着很多祖宗先贤的业绩和轶事。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祖先的历史，把满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在余鸿儒花甲之年，他和老伴还一起自费到东北民族大学，学了半年的满族史。
从兴州北面的丰宁坝上流下来一条河，古称“大要水”，今叫兴州河。这条河自北向南，从绵延不休的东山脚下顺流而过，流到不远处便拐弯向东，汇入了一条更大的河流——滦河。
滦河的古称，叫“濡水”，是华北地区注入渤海的一条大河。
北朝北魏的忠良贤臣、地理学家、散文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曾经提到过“濡水”。
我们的故事，就要从三百多年前和兴州有关的明亡清兴说起，贯穿整个清朝，跨越民国和“伪满”，冲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硝烟，伴随着新中国的脚步，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将圆梦的今天。
说到历史上的兴州，找不到完整翔实的史籍，只能从一些零散的资料里搜集整理。大意如下：春秋的时候，兴州一带的广大地区为东胡属地。战国时，成了燕国的辖地。秦朝时，归渔阳郡（治所在今天北京密云县）管辖。到了西汉，归属渔阳郡下辖的白檀县，县城就在兴州。到了北魏，这里属安州广阳郡广兴县，西部地区为御夷镇地，后来并入了厍莫奚。隋唐的时候，延续了下来，属饶乐都督府辖。辽代的时候，为中京道北安州兴化县地，西境大部为奚王府地。金代，为北京路兴州兴化县、宜兴县地。
据《明史》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三月，改北平行都司（府）为大宁都司，移治保定。
清朝《钦定热河志》记载：宜兴故城，金初为兴化县白檀镇，泰和三年（1203年）置宜兴县，属兴州。元初因之，至和元年升为宜兴州。因旧有兴州，故俗称此为“小兴州”。
另据《滦平县志》记载：中统四年（1370年）将兴州划归中书省上都路（今内蒙古多伦境），领属兴安县（至元二年，改兴化县为兴安县）、宜兴县。据天历年间在滦平县建的太平王德胜碑文载：“天下既定，奉升县为州。”即至和元年（1328年）八月升宜兴县为州，史称宜兴州，俗称小兴州，治所在今滦平县小城子村。又载：明初，沿元时州县制。洪武三年（1370年）以古北口外兴州隶京师永平府，三年三月隶于北平府，四年罢兴州。洪武二年（1369年）在兴州兼置宜兴卫，（三年）六月改宜兴卫为宜兴守卫千户所；永乐元年（1457年），废所。
小兴州作为口外的一方胜地，位于现在的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境内；古代，小兴州地理位置重要，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得以由县升州，可以折射出先民的辐辏心理并且强化了对它的地理记忆；几经沿革，州县建置最终废于明永乐元年，小兴州的上属北平府改行都司再改大宁都司，稍后移治到了保定府。
明朝初期的五十年时间，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长时间的大移民。移民的方法和步骤大体有遣返、军屯、商屯、民屯等几种。更多的还是采用招诱、征派等强迫的办法。
当时的“徙民条例”有明确的规定，当地的州府衙门就按“四口之家迁一，六口之家迁二，八口之家迁三”的比例陆续开始大迁徙。并规定，凡移民者，都必须到指定的地点办理迁移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然后从这里出发，按官方指派的方向，在官兵的监护下，分别迁往四面八方。有的，甚至采用诱骗形式迁走。官方预先张贴告示：除某某地的人不迁，其他地方的人都迁。也有的限定：某日凡愿迁者都到指定地方报到聚集，不愿迁者也必须到那里向官府央求。结果，当成千上万的民众齐聚在一起的时候，官府出其不意，调集大批官兵，一举将人群团团包围，所到之人不论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部迁移。凡有不从者便绳捆索绑，一串一串地连接起来，在官兵的呵斥下不得不迁走了。
先后从兴州迁走的有张、王、李、刘、梁、孙、崔、邓、杜、魏、邢、徐等几十个姓氏。分别安置到了良乡、顺义、平谷、大兴、宛平、通州、蓟县、宝坻、香河、遵化、卢龙、武清、丰润、清苑、容城、新城、安国、徐水、任丘、涞水、霸州、定兴等地和邻近省份的一些县。后来，也有一些人从这里又迁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那些躲躲藏藏留在兴州家里的老弱病残者，每次听说人口迁移的消息以后，追着赶着、哭着闹着来送别。那场面，真是“爷娘妻子奔走相送，孤儿寡母牵衣顿足。鸡犬不宁牛羊嘶吼，怨声载道哭喊一路”。
到后来，兴州只剩下黄、陈、王、徐等几个家族的一些人了。
迁徙到四面八方的人们，至死也不会忘记他们是从兴州而来，他们的根在兴州。他们在口里安顿下来，给兴州回信或是捎来口信，保持着联系。漫长的岁月中，又有一些兴州人家，离开这里，去投奔在口里的亲门近支了。
久而久之，河北小兴州和山西洪洞大槐树、江苏苏州阊门、江西鄱阳湖畔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山东兖州枣林庄、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八大移民基地”。
山西洪洞大槐树、河南光州固始、湖北麻城孝感、广东南雄珠玑巷、河南滑县白马城、河北小兴州、山东兖州枣林庄、江苏苏州阊门、江西鄱阳瓦屑坝和福建宁化石壁，还是著名的“中国十大寻根圣地”。
由于历史上的征战、掳掠和逃荒等原因，人口迁徙，是常有的事儿。从那时起，多民族融合就已经开始了。小兴州和所有位于太行、燕山，尤其军都山以北的地区，金元时期称为“山后”。河北、辽东乃至山东等地的汉民族军民人口，已经初步融入了“山后”诸部族群体。
明朝建立初期，为了防止元代遗存势力和其他部族的入侵，曾在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屯兵把守，并且还多次从燕山以北地区向北京一带移民，将金山岭长城以北，与“山后”相同叫法的“口外”降民，编入当地的社籍，充实人口，以增强内线守卫。
永乐皇帝登基后，又抽调了长城以北各卫所共十五万将士，到北京附近屯守。同时，还组织大规模的强制性随军移民，安置在北京周围和河北各州县。
这些移民来自河北北部、内蒙古、辽东、山东等地的多个民族，总人数超过十万。
小兴州，就是明朝数十万大移民的口外集散地。
最后一次移民是在明朝永乐元年，属于背井离乡、拔锅卷席的一次大规模内迁。
这次移民最主要的也是相互关联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当时的朝廷为了酬谢“靖难”有功的蒙古兀良哈三卫，割让大片边地给兀良哈当做游牧之所；第二是以保护“边民”为借口，把口外众多百姓迁往内地各村落，分散后便于同化和治理；第三是充实腹地人口，使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得以尽量多的复垦耕种，恢复生产。
明朝“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以“三卫骑兵”从战有功，就把大宁卫之地赐予了蒙古的兀良哈。大宁卫内撤以后，三卫逐渐南下。明朝中晚期，朵颜卫分布广阔，东自大硷场（今辽宁喀左），北至西拉木伦河，西迄延庆州四海冶（今北京延庆东），南达宽城（属河北）；福余、泰宁两卫的居地东达辽河中下游，最南端可至海城一带，东北一部分到松花江流域，西南至小兴州，与朵颜卫一些部落杂居。明朝授“三卫”首领以都、都指挥、指挥、千百户等官，决定其更袭和升迁，并颁给敕书，以凭朝贡。规定三卫每年两贡，每次各五百人，由喜峰口出入，贡物有马、驼等物。
这个时候的口外兴州，和百里之遥的口里古北口，分别是离长城最近的一墙之隔、一北一南、遥相呼应的两个重镇。
北京市密云县的古北口，也叫虎北口，是北京东北部的门户，它与松山、居庸关并立为护卫北京的三把铁锁。它“两山壁立青霄近，一水中行白练飞”，被誉为“地扼襟喉趋朔漠，天留锁钥枕雄关”。
这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几步之遥便有了“口里口外”之分。从西周开始，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就在古北口筑墩设防。汉武帝刘彻时代，为了防御北部匈奴入侵扰边，命守军在古北口开始筑城布兵，使古北口成了汉与匈奴屡次交战的必争之地。公元913年，后唐庄宗乾化三年，为取幽州派遣刘光睿攻占古北口，打败驻军刘守光部，又一次拉开了古北口作为军事要塞的序幕。
从此以后几百年的时间，数不清的战争都以攻占古北口为第一步，使它成了夺取中原的桥头堡。明朝时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赶跑了建文帝，又把国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
这就引出了“燕王扫北”的故事——
燕王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名朱棣，率领重兵镇守大都（今北京）。
朱元璋的长子叫朱标，过早地死了。朱元璋死后，其皇太孙也就是朱标的大儿子朱允文继皇帝位，年号“建文”。
建文帝即位后，与侍臣密谋削藩之策，企图改封朱棣于南昌。燕王朱棣本来就对朱允文继承皇位不满，便以“诛奸臣，清君侧”为借口，起兵反抗。建文帝得知，便诏集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兵将三十万人，自太行山以东，陈兵于滹沱河沿岸，企图阻止燕王朱棣南下。
从建文二年，也就是1400年的4月6日开始，双方几十万大军在滹沱河沿岸展开了一场激战。其中，正定府所属各县是这次战争的主要战场。
双方在此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拉锯式”争夺战，最后燕王朱棣获胜，明朝庭军部都督被擒，主帅耿炳文逃入正定闭门固守。建文帝又令李景隆为大将军，率兵五十万攻打燕王，想挽回败局。
但是，因为大部将士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号令不一，指挥不灵，一战即溃。而燕王且追且战，攻入南京，建文帝****而亡。
1403年朱棣登帝位，改号“永乐”，后又迁都北京，他就是明成祖。
历史上称这次重大事件为“靖难之变”，民间的说法是“燕王扫北”。
当时，明王朝主要的敌方都在北方辽阔的草原大漠之中。
这时的古北口，当然就成了敌人入侵北京的必经之地，也是必须攻占的重要关隘。
明弘治十年（1427年），鞑靼王子率兵入侵古北口，因明军守备森严，使侵略者无功而返。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人又率骑兵近万人攻打古北口，也是大败而归。明隆庆初年，游牧在东北长白山一带的后金势力逐渐强盛起来，不时兴兵犯境。皇帝朱载垕便把在浙江沿海抗倭名将戚继光调来任“蓟辽保总兵”，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练兵与防务，以卫戍京师。
明代，有一批日本的海盗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骚扰，闹得沿海不得安宁。历史上把这种海盗叫做“倭寇”。
公元1553年，倭寇集结了几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苏沿海登陆，分成许多小股，抢掠了几十个城市。沿海的官吏和兵士不敢抵抗。
倭寇侵略越来越严重，明世宗发愁了，叫权倾朝野的重臣严嵩想法子对付。严嵩的同党赵文华想出一个主意，说要解决倭寇侵犯，只有向东海祷告，求海神爷保佑。
后来，朝廷派了个熟悉沿海防务的老将俞大猷去抵抗。
俞大猷一到浙江，就打了几个胜仗。但是不久，浙江总督张经被赵文华陷害，俞大猷也被牵连坐了牢。沿海的防务没人指挥，倭寇的活动又猖獗起来。
为了剿除倭寇之患，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素有威名的戚继光，被调任到倭患最为严重的浙江任都司佥书，主持这一地区的抗倭斗争。
戚继光初至浙江时，这一地区卫所空虚，士兵老弱；将官不习武艺，不懂兵法；水军战船十存一二，且年久失修。
有一次，八百多名倭寇侵入浙江沿海的龙山所，戚继光亲自率军迎击。但是，由于明军老弱病残，胆小怯战，接战没几个回合，便已显现出溃败的迹象。
在这危急关头，戚继光一马当先，冲至阵前，连发几箭，将倭寇的几个头目射倒。倭寇第一次看到明军统帅如此英勇，便屁滚尿流地仓皇逃窜了。
为了改变这种兵士羸弱、防备松弛的现状，戚继光从当地的渔民、农户中招募新军，并加以严格的训练。这支军队虽然人数不多，只有三千多人，但是打起仗来，却个个都能以一当十。
这支军队不仅作战勇敢，而且纪律严明，从不敢乱民扰民。当地的人都亲切地称呼这支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队伍为“戚家军”。
戚继光依靠这支能征善战、纪律严明的军队，在抗倭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紧接着，他又开始招募新军。他一发出招兵命令，马上有一批农民、矿工自愿参军，还有一些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进来。他的新军很快发展到四千人。
戚继光懂得，兵士不经过严格训练是不能上阵的。他根据南方沼泽地区的特点，研究了阵法，经过他严格训练，这支新军的战斗力特别强。
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浙江抗击倭寇，几次大的战役都连战连捷，打得倭寇闻风丧胆。
有一次，戚继光率领军队在台州府围剿一股倭寇，倭寇与戚家军接战之后，很快大败。有一股残敌，想绕道城北的大石退守仙居。
为了彻底消灭这股倭寇，戚继光立即命自己的儿子戚印为先锋，率领军队抄近路在白水洋常风岭一带伏击。
临行前，戚继光一再交代戚印：“与倭寇接战之后，不要急于求胜，要佯装失败，将敌人诱至仙居城外再予以反击，以迫使城中的倭寇出援，一举歼灭。违反军令者要按军法处置。”
戚印率军到达常风岭之后，将军队埋伏在山道两旁的树丛中。这时候，倭寇的队伍也沿着这条山道横冲直撞地开了过来，前面还押着一些抢掠来的无辜的妇女儿童和倒霉的牛羊猪狗等。
戚小将见此情景，气愤万分。他再也沉不住气了，马上下令展开总攻。刹那间，矢石齐飞，刀枪猛舞，喊声震天，杀成一片。
戚印只顾了奋勇杀敌，竟然把临行前父亲交代的“只许败，不许胜”的指令忘得一干二净。转瞬之间，就把敌人全部歼灭在山道之上。
后来，戚印率军得胜回营，将士们都在戚将军面前赞颂戚印“作战勇敢，杀敌有功”。
但是，戚继光却在听完儿子禀报之后，勃然大怒：“戚印违反军纪，不服从指挥，应以军法处置！众将校，将戚印绑出辕门外正法！”
诸将虽然苦苦求情，说戚印虽然是触犯了军令，但其大败倭寇，也是有功之臣，可将功抵罪。
但戚继光却说：“戚印明知故犯，贻误军机，不容不诛！若是不杀，则军纪难以严明如初。”
最终，他还是斩了儿子。
后来，当地的百姓怀念戚公子，便在常风岭上为他建造了一座太尉殿。
“戚家军”的声名，迅速传开了。
过了几年，倭寇又袭击台州一带，戚继光率领新军赶到台州。那些乱七八糟的海盗队伍，哪儿是戚家军的对手，交锋了九次，戚家军一次次都取得胜利。最后，倭寇在陆地上待不住，被迫逃到海船上，戚继光又用大炮轰击。大批倭兵被烧死或掉到海里淹死，留在岸上的也只得乖乖投降。倭寇见到浙江防守严密，不敢再侵犯。
第二年，倭寇又到福建沿海骚扰。两路敌人互相声援，声势很大。福州的守将抵挡不了，向朝廷告急。
朝廷又派戚继光火速援救。戚继光带了新军赶到宁德，打听到敌人的巢穴在宁德城十里外的横屿岛。那儿四面是水，地形险要。倭寇在那儿扎了大营盘踞，当地明军也不敢去攻打他们。
当天晚上潮落的时候，戚继光命令兵士每人随身带一捆干草，到了横屿对岸，把干草扔在水里。几千捆干草扔在一起，铺出了一条路来。
戚家军兵士踏着干草铺成的路，插进倭寇大营。
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盘踞在岛上的两千多个倭寇全部被歼灭。
戚家军进兵牛田。到了牛田附近，戚继光传出命令，说：“远路进军，人马疲劳，先就地休整再说。”
这些话很快传到敌人那里，牛田的倭寇防备也就松懈下来。就在当天晚上，戚继光下令向牛田发起总攻击。倭兵毫无准备，松松垮垮，纷纷败退。倭寇头目率领残兵逃到兴化，戚家军又连夜跟踪追击，消灭了溃逃的敌人。
到天色发白的时候，戚家军开进兴化城。
城里的百姓才知道，附近的倭寇已被戚家军消灭。大家兴高采烈，到军营来慰劳。军民群情激奋，斗志昂扬，东南沿海铸就了防御倭寇的钢铁长城。
第二年，倭寇又一次侵犯福建。
这时候，俞大猷已经复职。
朝廷派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两个抗倭名将的组合，为抗击倭寇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俞、戚两军再次配合，狠狠地挫败了倭寇。
到这时候，横行几十年的倭寇被基本肃清了。
戚继光到了蓟辽保总兵任上，经常到金山岭长城一带检查防务，修整工事，严格训练，声名大振，北方的敌人不敢轻易进犯了。
在无仗可打的时候，戚继光注意到了历史上留下来的重要军事防御工程——长城。他调派自己的弟弟戚继美率各路军马，在齐长城和明初年徐达修建的长城的基础上，建起了西至居庸关，东达山海关的明长城，重点地段是金山岭长城、慕田峪长城。
一道长城，成为中国古代具有建筑和军事价值的不朽杰作，也是当时阻止满清入关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道城墙，挡住了北方的蒙古入侵，却把兴州在内方圆几百上千里的大片口外北国山川沃野，变成了蒙古人牧马狩猎的草场和南征北战的战场，变成了“边外弃地”、“塞外边地”，也是古匈奴语的“瓯脱地”，实际就是无人居住的隔离地带、缓冲地带。
本来明朝朝廷制定的口外移民政策是“四口之家迁一，六口之家迁二，八口之家迁三”。可是，各地官员为了完成任务，突出自己的政绩，采取欺上瞒下的手段，用“抓阄”的方式来决定哪家哪户是否移民。和当时制定的“移民条例”大相径庭，变成了“四户之姓留一，六户之姓留二，八户之姓留三”。
口外兴州的迁徙，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关。
从此，口外小兴州便在地图上消失了，成了历史的记忆。
为了避免战乱和官府、土匪找麻烦，兴州一带剩下的黄、陈、王、徐等几个家族的部分家庭，带着全家老小，纷纷从兴州古城搬到了附近的几条山沟里栖身躲藏、安家落户，靠开荒种地和砍柴打猎为生。
就这样，他们一辈又一辈地繁衍了下来。
黄家的黄富贵和黄富强兄弟俩，陈家的陈大兴和陈大旺兄弟俩，在当时，算是兴州一带十里八村的头面人物了。
这黄家和陈家是老辈子的姑舅亲。
俗话说：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此话一点不假。正是这层亲戚关系，使黄、陈两家走动得很亲近，谁家有了为难的事情，都互相坐在一起商量，帮忙解决，共同渡过难关。
黄家住在东沟门的躲兵沟。哥俩以春夏种点山坡地、秋冬打点猎物、耍个手艺、烧点木炭和跑一些小杂货为生，经常走出山沟，到口里去进货做点小买卖，也挣了一点钱，日积月累，天长日久，日子过得还算殷实。
陈家住在东沟里的苇子峪。哥俩除了种地，就是采集一些山野货，编制炕席、茓子，到沟外或是口里换回咸盐、棉花、粗布、麻油、针头线脑等生活必需品，过着还算温饱的生活。
他们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担惊受怕地过着明末那种战乱不断的日子。
崇祯十六年，也就是1643年。秋末冬初，到口里卖山货的陈家哥俩听说李闯王带领的农民起义军离北京不远了，大明朝朝不保夕，不知道世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这就成了系在陈家哥俩心里一个难解的结。
回到兴州大东沟苇子峪的陈家哥俩，带领家人一起忙着碾米轧面，准备把加工好的粮食隐藏在房后的山洞里，预备躲避战乱时食用。
推了几天碾子，米面是准备好了，也有了隐藏的地方。可是，这冰天雪地的季节，两家子的十几口人究竟到哪里躲避，又成了最大的难题。是躲到外头去，还是藏到深山里，哥俩一直想不出什么好的主意。
这一天，一向沉稳有头脑、三十五岁的哥哥大兴对弟弟大旺说：“我听老辈人说，咱们房后这几个山洞，还是洪武年间，深挖洞、广积粮时留下来的呢。永乐年间大移民，后来又搞倒霉的边外弃地，到现在可能有二百多年了。我们陈家剩下的这些户，躲躲藏藏、传宗接代地活下来，多不容易啊！我看啊，咱哥儿俩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还是去沟门找黄家大哥、二哥再商量一下吧。咱们这些苦命的人，怎么也不能在这里等死啊！”
老实巴交的弟弟大旺无奈地说：“大哥，我听你的。正好今天暖和，咱哥俩这就去沟外表哥家一起合计合计吧。”
大哥说：“好啊，也快过年了，我们哥俩正好去看看大哥和二哥，好几个月没见着了。我们哥俩不能空着手去啊，虽说姑姑、姑夫没了，咱们也应该给大哥、二哥带点东西。你看，带两对野鸡、几串榛蘑行吗？”
“行啊！我家还有几只野兔，也拿上吧。”大旺说着，从仓房里拿出了四只冻着的野兔子，和大哥一起出沟了。
从沟里的苇子峪，到沟门的躲兵沟，也就十来里地，又是下坡路，半个多时辰，哥儿俩就到了。
来到了黄家住的躲兵沟，哥儿俩先到了离道边近的老二黄富强家。
宽敞的院子平平整整、方方正正，上房和厢房一律是秋后新苫的茅草。
院外干干净净，院里整整齐齐。
柴火秸秆两大垛，驴马成群槽边拴。
再看那房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红薯干和几嘟噜干白菜，还有几绳子的旱烟叶。
旁人不知道的，一看这院里院外，不用问就能感受到这一家人的农家日子过得有多红火。
“二哥，在家吗？”大旺在大门口喊了一声。
“谁呀，进来吧。”黄富强的媳妇，姓姚，长得俊俏、撩人，一副美人坯子，就像当地家家户户院里栽种的芍药花那样招人待见，所以人送外号“大芍药”。
听到院外有人吆喝，大芍药忙撩开门帘迎了出来。
“哎哟，是你们哥儿俩啊，今天怎么这么闲在，还哥儿俩一块儿来了呢？快进屋吧。”
陈大兴说：“在家猫半冬了，没什么要紧的活计，眼看要过年了，来看看哥哥和嫂子。”
哥儿俩边说边走进了屋里，进屋一看，炕上、地下，依然是那么亮堂、整齐。只见富强的三个儿子大龙、二虎、三豹，都在家呢。
三个孩子不约而同地跟两位表叔打招呼。两个小点的一个六七岁，一个三四岁，正在炕上玩儿。老大也就八九岁，正站在躺柜前写仿影。
机灵的老二黄虎，看见东沟太姥姥家的两位表叔来了，赶紧下地，拿起火盆上的茶壶就给两位表叔倒水，随后又从柜盖上端来了烟笸箩。
大芍药端来了一盘子倭瓜子和一盘子榛子，放在炕上的桌子上，说：“好几个月没见着你们了，家里都好吧？家里没有别的好吃的了，你们哥儿俩磕点倭瓜子和榛子吧。”
陈大兴客气地说：“你们娘几个不要忙乎了，我们来找二哥商量点儿事。他去哪了？”
听说找他爸爸，刚才还在临帖的大龙很有礼貌地说：“我爸爸去我大爷家了。大叔、二叔坐一会儿，我去找我爸爸。”
“不用找了，我们去你大爷家吧。”哥俩留下了一半山货。
大芍药客气地说：“又不是外人，来就来了，还拿什么东西啊。”
二旺说：“这不是快过年了嘛，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这点山货，也拿不出手，二哥和二嫂别笑话就行了。”说着，就提溜着另一半山货，告辞出来，和大哥一起去了黄老大家。
陈家哥俩来到了黄老大家，打着招呼进了屋。看见黄家哥俩正坐在炕上闷头不语，似乎有什么难事拿不定主意。陈家哥俩把野鸡、兔子和蘑菇放到了门后的缸盖上，转身坐到了炕沿上。
黄老大说：“你们哥俩一块来了，肯定有什么事吧？快上炕里围着火盆暖和暖和。”
“那还用说吗，我们哥俩前几天从口里回来，听说天下很快就要大乱，农民起义军马上就要打进北京，大明朝可能招架不住了。北京离咱们这么近，北京乱了，蒙古人要是趁火打劫，从北面打过来，我们这里还不遭殃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真是没有活的份了！唉！”陈老大愁眉苦脸地说道。
陈老二接着说：“你们哥俩知书达理，比我们知道的事多，给我们出点主意吧。”
“这年头，还能有什么办法啊！咱们这里就是蒙古人的牧场和战场，一旦打起来，咱们没有好果子吃的。老二，你说呢？”老大黄富贵一边往烟袋里装烟，一边先答话了。
黄富强毕竟是这个穷山沟里少有的念过几年私塾的人，更是少有的见过世面的人。他寻思了一会儿，吧嗒着嘴、若有所思而又慢条斯理地说：“我看啊，一时半会儿的还没大事。你们想啊，起义军打进北京，是为了推翻大明，还不至于来祸害咱们这荒凉地方的老百姓吧。再说了，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有一个古代故事，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说，起义军和大明的军队打得正热闹，说不定就会有人在背后想下手占他们俩的便宜啊！”
哥儿几个听他这么一说，急忙问：“你是说还会有别人想趁火打劫吗？”
“我一时还说不准，不过，你们也不要太着急，咱们这深山老峪的，已经不是过去的州府和县城，又不是什么显眼的地方，兴许一时半会儿的不会乱到咱们这里的。”
哥儿四个你一言我一语，磨叨了半会儿，陈家哥儿俩的心里才踏实一点，就要下地回家。
黄老大一看两个表弟要走，急忙挽留道：“这春种秋收的，我们都忙乎了一大季子，好不容易赶上年根儿，俩兄弟来家里了，不吃口饭就走，那成什么事了，你让我们哥俩的脸往哪搁啊！嗨，我说老伴儿，赶紧做饭炒菜，我们哥四个好好喝几盅。”
“大哥、嫂子，你家不用做了，哥儿几个都去我家吧。嫂子和孩子也去，我家里正好有昨天做的豆腐，现成的菜，不用费事。”
黄老二叫哥几个下地：“走，去我家吧。”
哥儿四个到了富强家，富强叫媳妇赶紧去准备。过了一会儿，大芍药进屋里对富强说：“咳，当家的，我看了，菜还能拼一桌的，可能酒不多了，叫孩子去打点儿吧。”
富强说：“大龙，你骑上马快点儿去，到苘子沟门小烧锅打几斤大黄米酒。”
大龙答应了一声，就抱着酒罐子骑上马跑出去了。
哥四个坐在炕上海阔天空地说了几袋烟的工夫，大芍药就把饭桌放到了炕当间儿，说：“这年头也没有什么好菜，凑合了几个，等大龙打酒回来，你们老哥儿几个将就着吃点、喝点吧。”
“二嫂子太客气了，我们两家谁跟谁啊，实实在在的亲戚，有啥吃啥就挺好的，可不用做那么多菜。”陈家哥俩实在人说实在话。
哥儿四个围着炕桌喝着茶水，叼着烟袋，唠着家常。
陈老大说道：“二哥，你说抽烟这事，现在怎么这么时兴呢？”
“哈哈，老二啊，你不知道吧，这烟叶是由外邦传入的，咱们中国人抽烟才一百多年的历史。”黄富强走南闯北，知道得多。
他接着说：“有明以来，这习惯才传入中国。起初叫吃烟，后来叫抽烟、吸烟。开始，没人在意，抽烟、种烟越来越多，就任其泛滥了。崇祯帝曾多次下达过禁烟令，严禁吸烟，违者处死。有一年，一个会试举人，指使仆人带着烟进京，被禁军查获，第二天，这个仆人就被押至西市，斩首示众了。后来，崇祯皇帝又颁布了严禁私贩烟草、违者处死的禁令。还再度规定民间私种烟者，被抓获后要流放到不毛之地去服苦役。”
其他哥儿三个都不解其意，问东问西。
富强解释说：“北京是燕地，崇祯帝认为‘吃烟’与‘吃燕’，说法相近，容易听混了或是说混了，兆头不好，不吉利。可是，禁烟令又不能以理服人，也没有管事，当然也就禁而不废了。特别这些年天下不稳，大量南方的官兵调到北方，生活不习惯。他们感到吸烟可驱寒避瘟，解闷提神，日不可缺，后经蓟辽总督洪承畴请求，最后开禁。再后来，吸烟又以‘熙朝瑞品’的雅号，重新流行起来了。你们看现在，已经到了‘虽三岁童子，莫不食烟’的地步了。”
哥儿几个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很热闹。
不一会儿的工夫，大芍药先后端上来了四盘凉菜：切开了的咸鸭蛋、鸡冻冻、炸豆腐干和野鸡肉丝炒酱腌芥菜咸菜丝的“瓜子”。
这时，大龙也抱着酒罐子进屋了。然后，找出两个酒壶，倒满酒，坐在火盆里，热上了。
“来吧，忙乎了一季子了，哥儿几个好不容易凑到了一起，咱热乎乎地好好喝几盅！”
大龙把热好了的酒给每人满上了一盅酒，黄老二端起酒盅，说：“来吧，咱哥四个一起干了！”
大芍药又陆续端上来猪肉炒酸菜丝、白菜粉条熬豆腐、倭瓜炖红薯、腊肉炒榛蘑。陈老大一看上了这么多菜，忙说：“二嫂子，别做那么多菜啊，这些都吃不了的。留点过年吃吧！”
干净、利索又会说话的大芍药笑呵呵地说：“俩兄弟来了，咱们就算过年，我也做不太好，又都是实在亲戚，不用客气，将就着吃吧。过完年，我还想去你们那里待几天呢！”
“那好啊！去吧，我们还留着獾子肉和野猪肉呢。”陈老二高兴地说。
“我一定去，还要带上孩子。几个孩子都爱吃你们家的山珍野味。”
你一盅儿我一盅儿，哥儿几个都爱喝这本地小烧锅的大黄米酒。估摸着不到半个时辰，连吃带喝就差不多了。
哥儿几个吃了小米捞干饭，坐在炕上抽着烟，喝着水，又聊了一会儿。眼见太阳不高了，陈老二对哥哥说：“大哥，咱们该回去了吧？还有十来里地呢，到家就该黑天了。”
陈老大说：“走吧，今儿个，咱们哥儿几个叨咕了一阵子以后，也算是心里有点谱了，过完年瞅瞅再说吧。”
大芍药给陈家哥俩每人带了一捆粉条儿和几块冻豆腐。哥俩还要推辞，大芍药说：“拿回去留着过年炖肉吃吧。年前，你二哥和孩子就不去了。过完破五，我们都去！”
“好吧，你们回屋吧，我们哥儿俩也该快点回去了，家里老婆孩子还惦记着呢。正月初一，我们领着孩子来拜年。”
送走了陈家哥儿俩，黄老大带着酒气，打着饱嗝，回自己家去了。
黄老二和媳妇大芍药送走了哥儿几个，回到院子，关上大门，又挡上了鸡窝，给马槽添了夜草，进屋点着油灯，和孩子们坐在炕上，唠起了家常。
口外的山沟里，太阳落得快。天，渐渐黑了，星星出来了。
口外的冬天寒冷而又漫长，庄稼人没有什么活计可干，都待在家里猫冬。
口外冬天的黑夜也是漫长的，为了节省一点来之不易的灯油，庄户人家就都早早地熄了灯，在一铺大炕上，挤挤插插地钻进被窝里了。
一家人躺在滚热的炕上，不是唠一些家长里短春种秋收的活计，就是说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故事，或是一辈又一辈口口相传的妖魔鬼怪的笑话。
地头炕头、春夏秋冬，也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休止地重复着。
窗外“嗷——嗷——”的北风刮得越来越紧，还不时地从山上传来几声饿狼的嚎叫。
村里的狗听见狼嚎，稀稀拉拉地叫了几声，好像是为了让主人们和鸡鸭猪们不用害怕，过一会儿也都懒洋洋地睡下了。
兴州的穷苦人啊，躺在滚热的炕上，蜷缩在被窝里，还不知道明天的天气什么样，更不知道外面的世道会变成什么样呢。
入夜了，躺在一铺大炕上的一家人，渐渐地谁也不说话了。
你想啊，就是“哧呼、哧呼”地睡着了，又能做出什么样的好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