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879—1964)名伯循。陕西三原人。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4月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任社长。1909年起,先后创刊《民呼日报》、《民立报》等鼓吹反清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交通部部长。1913年参加反袁“二次革命”。1918年8月参加护法之役。1922年到上海,出任上海大学校长。1924年国民党改组,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旋任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长。是年底随孙中山北上,被委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委员。1926年赴苏联会晤冯玉祥,是年9月国民军五原誓师时任监督,授旗之国民党党代表。翌年初任国民军驻陕总司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审计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29年任监察院院长,历20年。抗日战争时期兼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赞同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1949年春支持国共两党北平和谈,谋求和平统一。南京解放前夕被挟持到台湾。
〔解读〕
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又是文化名人,在知识界、军界、政界都有较大影响。特别在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中,于右任的旧部杨虎城对冯玉祥作战十分勇猛,助蒋介石取得了大战的胜利。蒋擢升杨虎城为十七路军军长。杨原是冯的部属,后来脱离用而依附蒋,于右任是功不可没的。故蒋对于不乏尊重的一面。在第一任监察院长蔡元培因不满蒋的专权辞职,第二任院长赵戴文因故未到任时,蒋介石选中于右任作了第三任监察院长。
于右任支持国共合作,对蒋介石的专权多有不满。长期以来,于与蒋貌合神离。即使如此,于右任也在一些事情上为蒋效过力,如在“西安事变”中亲自赴陕“宣慰”,只是这次效力,反招来蒋的不满。
1936年12月,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讨论对付目前局势的办法。因为杨虎城是于右任的老部下,事件又发生在西北,所以与会者一致认为于右任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人选。于是南京政府组成“西北宣财团”,由于右任任宣慰使,以“宣慰”之名赴陕西招安,分化张、杨同盟,以收兵不血刃之效。
于右任受命之时就知此行肯定失败。因为他了解杨虎城的为人,也了解西北、东北军将士要求一致抗日的高昂情绪。但身为监察院长,于右任只得勉为其难。当天,于右任就向张、杨发出电报,要求他们保证“蒋委员长”的安全,避免战祸,并说明了自己即将赴陕的原因:“中央命我入陕,因思东北与西北之将领子弟,情均骨肉,使我动无穷之感念。西北甫有生机之人民,此时之情,当更可悯”。第二天,于又给张、杨发去电报,再次说明“我奉命入关,盼派人见我一详言也。”张、杨回电于右任,表明“兵谏”是为抗日救国,为功为罪,听候国人处置。至于于右任要以“宣慰使”的名义来西北,则婉表谢绝。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5日,蒋介石飞抵洛阳,于右任等人至机场迎接,蒋介石下飞机见于右任,劈头扔过来一句话:“张汉卿年轻,但杨虎城是于先生的部下,竟能如此,突出我之所料。”
吴稚晖
“吴先生是我国当代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社会改革家,不但是国民革命的先觉,而且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所特别推崇的一位革命的圣人。”
(《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第2864页)
〔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武进人。晚清举人。早期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联合蔡元培等组织“留法俭学会”。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最高国防委员会常委、江苏武进县区城国民大会代表、总统府资政等职。此外的职务还有国府建委会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学术方面精通文字考据,古文学造诣很深,其成就最大者是推广普通话。1930年被聘为国际文化事业协进委员会委员。在思想上,鼓吹无政府主义,并一直作为政治上的号角,为蒋介石摇旗呐喊。1953年10月30日在台病逝。
〔解读〕
吴稚晖是晚清举人,学识基础扎实,精通文字考据,古文学造诣很深,文笔出手不凡,尤其是起草过不少民国史上的著名文件,如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和开除汉奸汪精卫党籍的决定等。在吴稚晖死后16年,由国民党史会编辑出版了《吴稚晖先生全集》,全书18册,洋洋数百万言,足可以看出他的才华、学识,当然也可看出他的“反共”观点种种。
然而在中国现代史上,还没有一个学者像吴稚晖那样,整天死心塌地围着蒋介石转,整日显眼于南京官场,政客的影子盖住了他的学者身份。
吴稚晖虽从事沉闷、枯燥的古文学,却是个开放活跃之人,近、现代史上不少大事均与他有关。吴第一次参加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是追随康梁改良派,史称“公车上书”事件中,吴是参加者和签名者。1903年的“苏报案”,因吴经常在该报上发表反清文章而受到牵连,受到清政府的通缉。1905年在伦敦求见孙中山,开始成为孙的追随者,在以后的20年,可以说是孙中山的友人和助手。由此,吴捞到了足够的政治资本,他自己则以“革命圣人”自居。
吴稚晖最重要的政治选择是信仰无政府主义,自始至终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共的主张。还以无政府主义不主张当官为由,极少担任行政职务,以在野身份为蒋介石捧场。
在南京官场的幕后,吴稚晖素有“疯狗”和“妖怪”之称,见谁咬谁。但他“疯”得很有分寸,对蒋介石是从来不骂的,常以长辈和过来人的身份,以嘴仗为主要形式给蒋介石帮腔。其对蒋介石集团鼎力相助,十分卖力。
作为蒋介石的师爷,吴稚晖给蒋帮腔的第一个内容是弹劾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于反共时机还不成熟,只是在国共统一战线内部进行挑拨离间、煽风点火的活动。当蒋介石统治地位已经确定,有能力、有条件建立独裁统治时,吴便站出来公开为蒋鸣锣开道。北伐军开进上海后一个星期,即1927年3月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座谈会,讨论由吴稚晖起草的“纠察共产党谋叛党国案”。4月2日,中监委会举行全体会议,吴作报告,描述了所谓共产党企图叛党祸国的阴谋和行动,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吴的报告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具有巨大煽动力,指引蒋的反共措施出台。次日,汪精卫路过上海,吴为劝说汪加入上海反共阵营,竟当众下跪劝阻汪精卫西上。当为汪拒绝时,吴又当众破口大骂汪。如此表演,对一个已过60岁的人来说,不是一件易事。只要是蒋介石反革命所需要,吴稚晖什么都干得出来。
吴给蒋帮腔的内容之二是大骂倒蒋派。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用了三年时间,基本制服各地方实力派。这固然因蒋的军事实力强大,但吴的“叫学”功不可没。1931年3月广州非常会议事件起,国民党内鼎足而立的胡、汪、蒋三大派,前两派集中在广州,另立政府,以和南京方面对抗,蒋在政治上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吴先是到处奔走、分化、拉拢对手,见不奏效,只有动用看家本领,以骂为手段,把南京的中央和蒋介石比做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和正统革命者,称广州的倒蒋分子为“政治垃圾”。
吴给蒋帮腔的内容之三是大捧蒋介石。1927年7月9日,蒋介石立誓就任北伐军总司令,请吴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旗致同,吴授旗后说:“今天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全体党员,敬奉总理遗像、党旗国旗,授我革命军总司令,率全体将士,载而北征,牧野之捷,载主东下,一戎斯定,天下为公。”1943年10月10日,蒋第二次就任国家主席,吴在蒋就职典礼上致词曰:“敬恒等随公至久,知公至深,公之治事治军、以至于治学,无不至大至纯,至精致明,而贯通融合,更一本乎圣经贤训,而技之以力行。以定而为国,国基乃巩;以定而济世,世道乃通。”此种场合,他还经历过二次,一次是1946年12月伪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国民党第一部“宪法”时;一次是1948年月,蒋被选为大总统时。
在蒋介石和吴稚晖的合作中,后者担任了什么角色,曾给吴立传的作者是这样说的:
革命建国的诸统,由是而递嬗、发遑,先生以国之大老,每每躬与盛典,隐隐担负了协赞护持的重任。
也就是说,吴以年事高资格老的特殊身份,来为蒋唱赞歌;蒋则把自己宣誓就职时的监督和授旗任务,全部交由吴负责,以作为给吴的最高荣誉。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病死台湾。蒋不仅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还将吴的骨灰存在“忠烈祠”。在吴稚晖诞辰100周年之际,蒋撰文称:“吴先生是我国当代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社会改革家,不但是国民革命的先觉,而且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所特别推崇其是一位革命的圣人。”蒋送给吴这么多头衔,其目的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