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敦煌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社会生活的宗教化与宗教的世俗化。所谓宗教的世俗化，就敦煌而言，主要是指佛教的世俗化，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佛教教义的世俗化，一是指佛教信仰的世俗化。世俗佛教，是敦煌佛教的一大特点，它和我们所理解的经典意义上的佛教有很大的不同。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世俗佛教的价值观念，也对学生们产生着影响，特别是寺学学生。如将写经作为一种功德，和开窟、诵经、造塔、雕像、布施等一样，被认为不仅能免遭现世的种种灾难，而且还能解脱前世及后世的一切罪过，使人免遭地狱之苦，往生极乐世界。于是，写经就成为学生生活的内容之一。北图冈字84号（6258）《观音经》末题：“辛丑年（821年）七月二十八日，学生童子唐文英为妹久患写，毕功记。”（年代考证见李正宇上引文）。P．3398《大身真言》末题“大晋天福捌年（943年）癸卯岁十一月十一日学士郎阴彦清发心自手写此尊经流传士（持）信。”P．2841《小乘三科》题记“太平兴国二年（9r77年）丁丑岁二月廿九日白仕郎门下学士郎押衙董延长写《小乘三科》题记。”北图盈76（7707）背《目连变文》末题，则将学生抄经目的解释得最为清楚，其题记曰：“太平兴国二年岁在丁丑润（闰）六月五日显德寺学士郎杨愿受一人思微（惟），发愿作福，写尽此《目连变》一卷，后同释迦牟尼佛。一会弥勒，生作佛为定；后有众生，同发信心，写尽《目连变》者，同池（此）愿力，莫堕三涂（途）。”唐宋时期，佛教成为敦煌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和佛教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社会生活的宗化现象十分明显。置身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学生们的价值观念难免要受佛教的影响。
年龄的渐长和心理的成熟，对异性的向往和对爱情的追求也开始萌动于学生心中。且不说《诗经》开篇“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篇早已为学生们所熟知，就是敦煌地区男婚女嫁的热烈场面，也对他们耳濡目染。那些在学校里潜心读书的莘莘学子，也按捺不住春情萌动，渴望美好的爱情。P．2622《吉凶书仪》末题“寸步难相见，同街似隔山，苑（怨）天作河（何）罪，交（教）见不交（教）连（怜）。”此诗抄写于唐大中三年（859年），没有抄写人署名，或许写诗人实有恋爱对象，或许仅为抒发个人情怀，但这短短的四句五言诗，却将一个学生思念恋人又见不到恋人那种落寞愁怅、若有所失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北图玉91（8317）《七阶礼佛名经》背亦有一首五言诗：“那日（？）头见，当初便有心。数度门前过，何曾见一人。”和上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P．3305《论语序》下题：“可连（怜）学生郎，其（骑）马上天唐（堂），谁家有好女，嫁以（与）学生郎。”则将青年学生对爱情婚姻的向往表白得更加直露。类似这种由学生自己创作的爱情诗，在整个敦煌学郎题记中并不多见，但毕竟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情窦初开的学郎们，总是掩饰不住内心的躁动和不安。“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会使人产生无限的向往，何况他们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更为可贵的是，除了敦煌文献外，我们已很难找到由在校学生自己创作的爱情诗，笔者孤陋，这些在敦煌文献中出现的学生诗题，恐怕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也是仅见，这使我们对中古时期的学生生活又多了一层了解，并从中感受到了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
同学问相处久了，相互间的关系总是有亲有疏。共同的志向，共同的爱好，很容易使关系亲密的同学走到一起，于是在学生中也产生了金兰结义的现象。S．2894（5）《辛延口曹愿长盟书》记：“开宝悟（五）年癸酉岁正月廿日净土寺学郎辛延口、曹愿长二人等同心一会，更不悔番（翻）悔记。”这里癸酉岁应为开宝六年（937年）。在敦煌学郎题记中，有关学生结盟的题记仅发现此一件，结盟的原因和目的尚不清楚，但此卷另抄有几件开宝五年（972年）的社邑文书。笔者认为，敦煌地区的学生结义，除受古代结义风气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与敦煌地区民间结社的普遍有关。至于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究竟有无学生结社，因无史料佐证，我们已很难判断了。
三
唐宋学校教育，学生入学，首从识字、习字开始，因此，习字成为学童学生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习字的目的有二，一是巩固所识之字，一是练习书法。唐宋时期，由于纸张缺乏，学童习字大多利用废弃的官私文书的背面，因而不少敦煌文献的背面，都有学生习字，习字的底本有《千字文》、《百家姓》、“上大夫”等，还有以佛经为底本习字的。学童最初习字，务求简单易学，如“上大人”即是学童习字之法，P．3145“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牛羊万……”P．3806“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二小生，八九子，可知其礼也。”由于这些字笔画简单，易记易学，又能练习基本的文字笔法，成为唐宋时期敦煌地区流行的习字方法之一。据学者研究，不仅敦煌一地如此，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在宋、元、明、清的有关笔记中，都论及“上大人，丘乙己”，说明这一习字之法相传久远。s．2703文书所存学童习字，则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唐宋时期敦煌学童的识字教学。
s．2703正面为唐代官府文书，有天宝八年（749年）及乾元元年（781年）款署，卷背习字，据李正宇先生推断为吐蕃管辖敦煌前期。此卷今存83行，每行3至27字不等，共1448字。其中某童所写者1291字，某老师所写者157字（包括老师所书范字、日期及批语），习字日期为某月18、19、20、21、22、23、24、25、26等9天，其中21、22、23日已不存，实际仅存6天日签。其中“二十四日”日签残失，所存6天日签的顺序，因断残而被后人错接。习字底本为梁周兴嗣《千字文》。今残存“光、菓、珍、柰、李、菜、重、芥、薑、海、醎、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崐、岗等26字。
通过对此卷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唐代学童习字的大致过程。唐代学童习字，基本上是每日必修，日日不间断。每日写3至5字，每字反复练习30到100遍。其方法是，先由老师写出日课范字，范字一般写3至5字，每行顶端和中段各安排一个范字，每一范字之下留出一定的空白，供学生摹写。每日练字完后，交由老师批阅。老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要在日课作业的末尾写一个“休”字，这和今日老师批改学生作业时，写一“阅”字大体相类。有的时候，老师还对学生的习字加上批语，以鼓励或批评学生。如本卷就保存了老师对某学生习字的批语“渐有少能，亦合甄赏”8字，意思是“逐渐有了进步，应当给予奖励”。短短几字，既表达了老师对学生的鼓励，也表明了老师教学认真负责的态度。因而，这件残卷成为我们考察唐宋学生生活的珍贵文献。
随着书法水平的不断长进和知识的增加，进入高年级后，抄写教材也成为学生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唐五代时期，虽然印刷术已问世，但并未普及，学生所用课本仍然主要靠抄写。学生抄写教材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自己读书而抄，如散665《论语集解卷第一》末题“大中五年（851年）五月一日，学生阴惠达受持诵读，书记。”s．707《孝经》末题“同光三年（925年）乙酉岁十一月八日三界寺学仕郎，郎君曹元深。”曹元深即曹氏归义军第三任节度使。P．3691《新集吉凶书仪》末题：“天福五年（946年）庚子岁二十六日，学士郎吴儒贤诗（书）记耳续（读）诵记。”P．3886“维大周显德七年（960年）岁次庚申七月一日大云寺学郎邓清子自手记。”P．2718《茶酒论》开宝三年壬申岁（927年）正月十四日知（伎）术院弟子阎海真自手书记。”s．5441《捉季布传文》末题：“太平兴[国]三年（9r78年）戊寅岁四月十四日，汜孔目学士郎阴奴儿自手写《季布》一卷。”s．4307《新集严父教》末题：“雍熙三年（986年）岁次丙戍七月六日安参谋学仕郎李神奴写《严父教》，记之耳。”等等。另一种情况是为别人抄写，抄写时要收取一定的费用，至于每份教材收取多少费用，已无材料佐证。P．2825《太公家教》末题：“大中四年（850年）正月十五日，学生宋文显读，安文德写。”S．705《开蒙要训》末题：“大中五年辛未三月廿三日，学生宋文献（宋文献疑即宋文显）诵，安文德写。”s．2614《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并图一卷》末题“贞明七年（921年）辛巳岁四月十六日，净土寺学郎薛安俊写张保达文书。”等，由于许多题记并未注明由谁抄写，我们很难判断哪些教材是由学生为别人抄写的，但从下文我们可以知道，不少学生所读的课本，是由别人抄写的。
由于抄写课本是一件极为枯燥的事，因而学生在抄写之余，难免要发发牢骚，以排遣心中的烦闷。如有的学生就抱怨别人拖欠抄写费用，s．692《秦妇咏》末题：“贞明五年（919年）己卯岁四月十一日墩煌郡金光明寺学生安友盛写记今日书写了，合有五斗米，高代（低）不可得，环（还）是自身灾。”北图宿字99（8374）《五言诗一首赠上》：“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有的学生则不愿认真抄写，P．2621《事森》末题：“写书不饮酒，恒日笔头乾（干），且作随疑过，即与后人看。”P．3305《论语序》下题：“今朝闷会会（愦）（愦），更将愁来对。好酒沽五升，送愁千里外。学生李文段书一卷”，“写书不饮酒，恒日笔头干；且德（得）随意过，有错没人看。”北位68（8442）《百行章》一卷尾题：“写书不饮酒，恒日笔头干，且作随宜过，即与后人看。”可见，唐宋时期，敦煌学生在学习或抄写之余，也饮酒以取乐，兴趣来时，若不饮酒，就不愿认真抄写，即便抄写，也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出现错误也不愿纠正。当然，也有的学生比较谦虚，抄写完了，写上几句自谦之词，P．3322《卜筮书》末有庚辰年（860年）正月十七日学生张大庆题记：“首（手）恶笔若（弱），多有厥错，明师见者，即以却口。”P．3780《秦妇咏》卷末显德四年（957年）学士郎马富德题记：“手若（弱）笔恶，多有厥错，明书（师）见者，决丈五索。”更有的学生，抄写完毕之后，在剩余空白处特意写上或抄上几句诗，如前引P．3322《卜筮书》末题记就写有“书后有浅（残）纸，不可别将归，虽然无首（手）笔，伍（祗）作五言书（诗）。”接着抄有相传为武则天所作诗：“明招（朝）游上远（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伐（代，即待）晓风吹。”P．3192《论语》卷末亦写有“书经有截纸，不可到时归。虽然无手笔，且作五言诗。”接抄七言诗一首：“卅十余年在战场，百年生死位（为）君王。肜弓岁岁恒（看）月，金钾（甲）年年镇被霜。”这些诗句，反映了抄写者的真实情怀。
学生毕竟是学生，在学习之余，他们也常常搞些恶作剧，或嘲讽老师，或戏谑同学，天真顽皮，跃然纸上。唐政府规定，学校每十天为一旬假，估计敦煌地区学校也大体如此。因而学生们在紧张、繁重的学习之余，希望早日放假，以便轻松轻松，缓解一下紧张的学习情绪。P．2622《吉凶书仪》末题：“竹林清郁郁，伯（百）鸟取（趋）天飞，今照（朝）是我日，且放学生郎归。”在吐鲁番出土阿斯塔那363号墓文书有唐景龙四年（710年）卜天寿写卷抄有五绝一首：“书写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可见，希望早日放假，犹如今日学生期盼早过周末，成为古今学生的共同心理。P．T27卷背抄有两首学郎诗，则是学生嘲讽老师之作。其一曰：“阿师本是阎家儿，解甚不知得处书（诗），今朝遣人轻轻问，后问之时心莫疑。”其二曰：“先生本是口口歌，逐日书字甚要他。写经早炒不得吃，三时趁时费鞋靴。”看来这位阎先生不是教学方法不得当，就是学识真有问题，否则，学生不会如此嘲讽他。学生一边嘲讽老师，一边又在同学中以自己读书之多作炫耀，P．3486《开蒙要训》背题：“须（谁）人读自书，奉上百疋罗。来人读不得，回头便唱歌。”另一位学生李再昌则夸奖学郎张富千的聪明用功：“学郎大歌张富千，一下趁到《孝经》边，《太公家教》多不残，□猡□儿实乡（相）偏。”（s．728《社司转帖》）。有的学生还趁同学不注意，便在他的课本上写上几句诗，搞恶作剧：“今日书他智（字），他来定是嗔。我今归舍去，将作是何人？”明知同学知道后要生气，却又装作一本正经。还有的学生拿同学开玩笑，如：“学郎汉，郭会昌，看看一似憨头狼。世间薄酒总饮尽，—朝出来褥（辱）城隍。（P．T27卷背）”这些即兴之作，散发出浓浓的学生味，天真朴实，把学生的淘气顽皮一下子展现在我们面前。
唐代，驱傩作为军礼之一种，是指在岁末除夕举行的驱逐旧年鬼魅疠疫，迎接新年福韦占吉祥的礼仪制度。这种礼仪制度在唐代后期也发生了变化。就敦煌而言，傩礼在实施过程中，和敦煌地区的民俗相结合，成为一种大众化的仪式，不仅逐鬼，而且加进社会人事。每年的驱傩礼仪，实际变成了岁末狂欢，这一热烈的场面，也有敦煌学生加入其中。
唐宋敦煌地区驱傩活动，由各傩队负责进行。州、县及节度府各有官办的驱傩队，坊巷有民办的驱傩队，佛、道、袄寺有寺观驱傩队。据《通典》卷133《大傩》条记载，唐代州县官办傩队由方相（领队）、唱率（领唱）、侲子（合唱队）、杂职（乐队等）组成。驱傩合唱队的假子，据有关文献，敦煌则由学生担任。如：
若说驱傩弟子，国内最是英灵。今夜殄除灾孽，合得金盏银瓶。诸人总莫悭惜，子孙总得高荣。阿姨拟与疋帛，阿耶（爷）和遗绠缇。如此儻（赏）设学士，万代富寿利（勒）铭。（P．2058背《驱傩儿郎伟》）
学郎不才之（致）庆，敢请宫（供）奉。（S．2055《儿郎伟》）
从兹学童祝愿，社稷劫石同阶。（P．4055《儿郎伟》）“学童”、“学士”、“学郎”，是唐宋敦煌地区对学生的称谓（包括官私学校学生）。由于傩队既有官府所办，也有民间及寺观所办，所以，李正宇先生认为，官办傩队中的侲子，由官学生充任，坊巷傩队的侲子则由乡学或私塾学生充任，佛教团体组织的驱傩队，由寺学学生充当，不同的是，敦煌地区傩队中的“侲子”，一般都称为“儿郎”而不叫“侲子”，敦煌文献中的《儿郎伟》即是傩队儿郎们的唱词。学童所唱的“儿郎伟”既有驱逐鬼魅和祝愿来年平安祥和的内容，也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和重大政治事件的内容。驱傩活动开始时，各种驱傩队伍同时出发，声势浩大，鼓乐喧天，穿街走巷，士人百姓，争相观看。同时，由于驱傩队伍经过化妆，扮演不同角色，边行进，边歌舞，又有鼓乐伴奏，把驱傩活动从古老的礼仪制度变成全民性的岁末娱乐活动。对敦煌地区的学生来说，参加驱傩活动，既是一次了解社会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在寒假里参加一次放松身心的娱乐活动。可以想见，在欢乐热闹的驱傩仪式上，学生们的心情一定是快乐无比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唐宋时期学生生活有如下特点：（1）社会思潮和社会现实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取向。（2）尽管如此，学生们毕竟生活在校园里，尚未真正体验到社会的复杂和人生的甘苦，因此，学生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虽然充满激情，但仍显得单纯、幼稚，带有浓厚的学生味。所以，当他们步入社会，感受到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变得成熟起来后，他们也为自己学生时期的幼稚而可笑。归义军时期的历法专家翟奉达，晚年在读到自己学生时期的诗作时，感慨地写道：“幼年之作，多不当路，今笑今笑，已前，达走笔题撰耳，年廿作。今年迈见此诗，羞煞人，羞煞人。”正好代表了那一代人对自己学生生活的反思。（3）现有的材料还不能全面反映唐宋时期的学生生活，但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仍能感觉到唐宋时期学生生活的宽松和自由。（4）唐代诗歌的繁荣为世人所共知，诗歌的普及也为人们所熟知，但由学生创作的反映学生生活的学郎诗，在别处并不多见，而唐宋敦煌地区的学郎诗，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唐代诗歌的繁荣。（5）在学郎诗中，有的是在学生中普遍流传的，如“写书不饮酒”、“高门出贵子”、“悠悠天上云”等，体现了学生的共同心理。（6）学生抄写的课本，多为正楷书写，水平高下不一，从总体上看，还显得稚嫩，不成熟，和写经书法相比，相去甚远。但这些课本为我们保存了唐宋时期的学生书写真迹，却又十分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