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敦煌地区的学生生活
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在其他有关著作中已有所反映，但对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的学生生活，几乎没有涉猎。由于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学生生活的资料，为我们研究唐宋时期的敦煌教育提供了方便。唐宋地区敦煌地区的学生生活，既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学生自身生活的写照，他们的价值取向、理想希望、兴趣爱好、快乐烦恼，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因而，我们在本书里特增加反映唐宋学生生活的内容，以期使人们对唐宋时期丝路重镇敦煌的社会生活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这样，唐宋敦煌地区的学生生活，就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丝绸之路增添了光彩。
反映敦煌地区学生生活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学郎诗和学郎题记中。1987年，李正宇先生在《敦煌学辑刊》第1期发表《敦煌学郎题记辑注》一文，从敦煌文献、敦煌遗画和莫高窟题记中，搜集汇集了144条唐宋时期的学郎题记，正如作者所言：“本辑网罗，容有未尽，而规模已称大备，作为古代敦煌的一宗特种文献，其面貌、内容和价值意义亦差可显示人前。”笔者认为，这些学郎题记，对我们了解唐宋时期，特别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学生生活十分有用。本文对唐宋学生生活的描述，就是以此为依据展开的，在叙述过程中也加进了笔者收集到的若干材料。
一
读书是学生的天职。作为敦煌地区各类学校的学生，当他们肩负着父母的重托和社会的期望步入学校大门之后，在老师的教诲下，掌握了一定的知识，明白了一定的事理之后，他们便开始思考读书的意义。于是，在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学生题记中，就出现了立志读书的自勉诗。如天复二年（902年）敦煌州学学生翟奉达就写下如下诗句：“三端俱全大丈夫，六艺堂堂世上无。男儿不学读诗书，恰似肥菜根尽枯。”P．2498《李陵苏武往还书》末亦有天成三年（928年）学郎李幸思的题记：“幸思比是老生儿，投师习业弃无知。父母偏怜昔（惜）爱子，日讽万幸（行）不滞迟。”北图生字25号（8347）有五言诗一首，似为学生口气，诗曰：“清清河边草，游若口口（水中）鱼，男儿不学问，如若壹头驴。”指责那些无所事事，不好好学习的学生，劝人努力学习。勤学在于惜时，P．T27背有4首学郎诗，其中一首言道：“人生一世只为逢，昨朝今日事不同。但看后园桃柳树，花开能得几时红。”光阴似箭，稍纵即逝，这些稚嫩的诗句，生动地展现了唐宋时期学生们在学校刻苦学习的精神面貌。
读书的目的在于立身成名，实现自我价值。而读书入仕，则是学生们梦寐以求的理想。P．2746《孝经》末题（860年）翟飚飒诗：“读诵须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词（辞）杖棰体，愿赐荣驱路。”清楚地写明了学生读书的最终目的。前引翟奉达诗中也写道：“躯体堂堂六尺余，走笔横波纸上飞。执笔题篇须意用，后任将身选文知。”翟奉达后来成为归义军时期的历学专家，身任归义军随军参谋兼州学博士，可谓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前面提到的李幸思，据《宋乾德四年（966年）曹元忠及夫人修北大像记》中有李幸思，时任“都头知弟子虞侯”，同样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s．614《兔园策府第一》末题：“巳年四月六日学生索广翼写了高门出贵子，好木出良才，男儿不”，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出土文书有唐景龙四年（710年）学生卜天寿写卷抄有五言诗，其中一首写道：“高门出己子，好木出良才。交口学敏（问）去，三公河（何）处来。”笔者在北图藏玉字91号（8317）《七阶礼佛名经》背见到同样内容的诗，本卷共抄有诗5首，其第二首云“高门出贵子，存（好）木出良在（才），丈夫不学闻（问），觏（官）从何处来？”由此看来，这首诗在唐宋时期，至少在西北地区广为流传，成为鞭策、激励学生的一首通俗诗。另外，在玉字91号背还抄有另一首五言诗，诗曰：“孔子高山坐，若水不欲（流？），之（诸）男在（不）学闻（问），觀（官）从何处来。”北图位68（8442）《百行章》一卷尾题“学使郎身姓（性），长大要人求，堆亏急学得，成人作都头。”这就更赤裸裸地表明了学生读书的目的就是步入仕途。读书与入仕，像两根红线，牵动着每一个学子的心，读书是手段，入仕才是目的，只有入仕，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好途径。
如果说上述学郎诗过于直露，表现出学生的稚嫩，那么S．6204所抄薛彦俊诗却含蓄地表达了那一代学生的情怀，其诗如下：
童儿学业切殷勤，累习诚望德（得）人钦。但似如今常寻诵，意智（？）逸出盈金银。不乐利闰（润）愿成道，君子烦道不忧贫。数年读诵何得晓，孝养师父求立身。此诗作于后唐同光二年（924年）。薛彦俊其人，据P．2054《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末题“同光二年甲申岁蕤宾之月（五月）蓂肜二叶（十七日）学生薛安俊，信心弟子李吉顺专持念诵劝善。”又s．5402有《百姓薛延俊等请判凭状》，李正宇先生据此判断薛安俊、薛彦俊为同一人。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s．6024薛彦俊诗是一首学生习作。它仍旧告诉人们，勤苦学习的目的，就在于出人头地（得人钦），立身扬名。
学生中出现这种价值取向，究竟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呢？我们认为，对敦煌学生这种价值取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科举制的确立。隋唐科举制的确立，改变了魏晋以来“九品中正”下的官吏选拔制度。科举取士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平等竞争的原则，使广大中小地主，包括自耕农在内，有了步入仕途的机会，这对那些无家世可炫耀，无特权可依恃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有巨大的诱惑力。科举制定型于隋代，但直到唐朝才得以认真推行，尽管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在整个官僚体系中所占的比重不算太大，然而，科举制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却远非其他选举制度可比。关于这一点，前人论述甚多，笔者要强调的是，从敦煌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仅以P．2418《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为例，文中说：
女男渐长成人子，一一父娘亲训示；台举还徒（图）立得身，招交只要修仁义。嘱仙（先）生，交（教）文字，孝养礼仪须具备。未待教招一二年，等闲读尽诸书史。高低尽道好儿郎，远近皆言骨气异；成长了身为大丈夫，风流儒雅真公子。堂堂六尺丈夫身，雪色衣裳称举人；霄汉会当承雨露，高科登第出风尘。多应不久逢新喜，何异成龙脱故鳞；酒熟花开三月里，但知排打曲江春。曲江在长安城的东南角，是唐代京城的游赏胜地。春天是曲江最繁华的季节，及第新进士的宴会，使曲江春游更为引人注目。原来，进士放榜之后，在拜谢座主和参谒宰相之后，便是参加各种宴集，如曲江宴、杏园探花宴、慈恩题名等，新进士们在这些场合春风得意，出尽风头。如长庆年间王起知举，进士放榜后，张籍作《喜王起侍郎放榜》诗：诗云：“东风节气近清明，车马争来满禁城。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万里尽传名。谁家不借花园看，在处多将酒器行。共贺春司能鉴识，今年定合有公卿。”阳春三月，正是春游的大好季节，进士宴集，无疑是锦上添花，一面是进士春风得意，一面是车水马龙，引得游人争相观看，如此良辰美景，怎能不叫新进士们怦然心动呢？还有锦绣前程在等待着他们，自我价值的实现莫过于此！难怪孟郊在登第后要写下“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句，真可谓“何异成龙脱故麟”。
讲经文是唐宋时期俗讲底本。俗讲则是当时流行于寺院，由俗讲僧向世俗大众通俗讲解佛经经文，并增加故事化成分，以宣传教义为目的的一种宗教说唱形式。简言之，讲经文是以通俗方式向世俗大众宣传佛教的一种形式。上引《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提到科举制度，足见唐代科举制影响之广泛。且该讲经文卷末有天成二年（927年）字样的题记，此时敦煌地区正处于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实际上已是一个脱离中央控制的独立政权，和国家举行的科举考试相去甚远，但科举制的影响仍然深入人心，于此可见一斑。
科举制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甚至波及于婚姻家庭。一个人及第与否，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完全不同，进士及第，则成为姑娘们心中的白马王子，也成了许多家庭争相结亲的对象；若落第不中，就是已婚之人，也会受到妻子的奚落，家族的嘲讽。这种情况在唐代文献记载中屡见不鲜。如《太平广记》卷151《孟君》篇记载，“贞元中，有孟员外者，少时应进士举，久不中第，将罢举，又无所归。托于亲丈人省郎殷君宅，为殷氏贱厌，近至不容。”孟君被岳父大人瞧不起，又不幸染病，岳父就给了他三百文钱，将他赶出家门。孟君后住在一个占卜者家中，这位占卜者预言孟君将来必定富贵，于是孟君又回到岳父家中，但仍为岳父所不容，将其赶往马厩寄宿。由此可见唐代的人情势利。《下女夫词》是唐代敦煌地方举行婚礼仪式上的歌词，其前半部分是男方到女家迎亲时的问答，现将P．3350《下女夫词》中有关问答抄录如下：
女答：本是何方君子，何处英才？精神磊朗，因何到来？
儿答：本是长安君子，进士出身。选得刺史，故至高门。
……
女答：何方所管，谁人伴换？次第申陈，不须潦乱。
儿答：敦煌县摄，公子伴涉；三史明闲，九经为业。
女答：夜久更兰（阑），星斗西流，马上刺史，是何之州？
儿答：金雪抗丽，辽（聊）此交游，马上刺史，本是沙州。除P．3350外，《下女夫词》还有P．2976、P．3893、P．3909、s．3227、s．3877、s．5515、s．5643、s．5949及北图藏本等抄本，从现存的有关《下女夫词》来看，这些问答已形成了较固定的套式，文中反复强调迎亲的男方是“明经及第，进士出身”可见，即便是敦煌地区，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科举制的影响也是无孔不入。一个人能否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成为衡量其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科举制对学生们的吸引力即在于此。
有唐一代，教育的发达，除了中央各级学馆有完整的组织外，还表现在教育的普及上。就敦煌而言，除了州县学校外，还有乡里坊巷之学、寺学、私学等。教育的普及，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变化，鼓励读书成为当时敦煌地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共识。我们仍以民间流行的俚曲小调为例。P．2564《□□》中的“劝学十二时”就是当时在敦煌民间流传的劝学歌词：
平旦寅，少年勤学莫辞贫，君不见，朱买未得贵，由自行歌自负薪。
日出卵，人生在世须臾老，男儿不学读诗书，恰似园中肥地草。
食时晨，偷光凿壁事殷勤，丈夫学问随身宝，白玉黄金未是珍。
隅中巳，专心发愤寻书疏，每忆贤人羊角哀，求学山中饼粮[死]。
日南午，读书不得辞辛苦，如今圣主如贤才，去耳中华长用武。
…………
P．2952《劝学十二时》残卷亦有：
（平旦寅）口口口口未安身，奉劝有男须入学，莫言推道我家贫。从小父口口口口，到大渍猡必越人。纵然未得一官职，笔子（下）方圆养二亲。
…………
（日南午），读书便是在（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幼时入学曾辛苦，（疑缺二句）假（？）未遇在中间，时人岂敢来欺诲。
…………
黄昏戍，官职比来从此出，文章争不尽心学，有智（志）忽令生恍（愧）悔。
人定亥，先王典籍合敬爱，若能读得百家书，万劫千生名横（价）在。
夜半子，春□（榜）即写才文字，朝唐（堂）乃下聘词章，万个之中无有二。
…………由此可见，劝学与入仕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思潮，这种社会思潮对学生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
中唐以后，由于应举者日渐增多，而朝廷每年录取名额有限，大批士人遂为藩镇所召辟，供职于节镇幕府，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敦煌地区自安史乱后，先为吐蕃所有，后又是归义军的天下。大中五年（851年），唐设沙州归义军，归义军政权成为唐王朝设在西北地区的一个方镇。唐王朝灭亡后，归义军政权实际上成为一独立的地方政权。而归义军无论作为一个方镇，还是成为一独立政权，都需要有各类人才为其服务，以保证其官僚体制的正常运转，这也给敦煌地区的学生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二
古代中国社会，“忠”、“孝”观念作为基本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行为，为社会所提倡。“孝”成为评价一个人善恶的主要标准。一个人如果对父母不孝，他就不可能对国家和君主保持忠诚；如果一个人对父母有孝行，他就会受到全社会的褒奖，即使无所作为，也照样在社会上立足，受到人们的尊重。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成为维护家庭乃至国家秩序的基本准则。唐宋时期的敦煌，传统的孝道思想经过佛教的推波助澜，成为当时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敦煌学郎诗中也出现了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的诗作。P．3534《论语》卷第四末题“亥年四月七日孟郎郎写记。由由（悠悠）天上云，父母生我身，小来学李（里）坐，今日得成人。”同样的诗句又见于北图玉字91号（8317）《七阶礼佛名经》背，说明这是在敦煌广泛流传的一首学郎诗。这类学郎诗在敦煌学郎诗题中并不多见，却足以反映当时社会上弥漫着的忠孝思想对学生们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