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会稽郡南部即今福建沿海也形成了重要的造船生产基地。《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吴末帝凤凰三年（274），会稽太守郭诞以罪“送付建安作船”裴松之注引《会稽邵氏家传》记述此事，也说孙皓“免诞大刑，送付建安作船”。。吴中书令张尚因罪下狱，亦曾“送建安作船”（《三国志·吴书·张纮传》）。三国吴建安郡地，即今福建省大部。其造船基地的具体地点，可能即汉之东冶，三国吴之侯官，即今福建福州。
长江水系航运所使用的船舶当即长江沿岸各地制造，即所谓“越艇蜀舲”（应玚《灵河赋》）、“蜀艇吴航”（《淮南子·俶真》）。
战国时期，巴蜀就以可“舫船载卒”“下水而浮”形成对楚地的威胁（《战国策·楚策一》），据说司马错即曾“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浮江伐楚”（《华阳图志·蜀志》）。公孙述割据益州，曾“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后汉书·公孙述传》），也说明巴蜀造船业的生产能力。
夷陵，即今湖北宜昌，也曾经是著名的造船基地。汉光武帝建武九年（33）与公孙述争夺这一地区，曾“装直进楼船、冒突露桡数千艘”《后汉书·岑彭传》。建武十一年，吴汉又于夷陵“装露桡船，将南阳兵及弛刑募士三万人泝江而上”（《后汉书·吴汉传》）。
江陵是造船业较为集中的地区。这一地区秦汉墓葬多出土船舶模型，不仅可以说明当地造船技术之普及，也反映造船业在当地民家经济生活中的位置。汉初，吴王刘濞以其富足的经济实力与中央政府抗衡，曾“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江陵地区因造船条件之便利，形成所谓“以江汉为池，舟楫为用，利则陆钞，不利则入水”（《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的优势。
东汉末年，孙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多至于樊口进行航行试验（《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及《太平御览》卷七七〇引《武昌记》），说明江夏郡鄂县武昌（今湖北鄂城）一带曾经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平御览》卷七七〇引《魏文与孙权书》曰：“知已选择见舡最大樟材者六艘，受五百里石，从沔水送付樊口。”可知这一造船基地以扼控四方水路的形势，在长江水系造船生产体系中居于特殊的地位。
《三辅黄图》卷四引《庙记》：“（昆明）池中后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又见《太平御览》卷七六八引《汉宫殿疏》。汉武帝时代大型船舶以“豫章”命名，有可能是使用豫章名木修造。《淮南子·修务》，“楩楠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后知，故可以为棺舟。”《潜夫论·浮侈》批评厚葬之风，也说“京城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楠，边远下土，亦竞相仿效”。然而“豫章”又是汉代郡名，郡治在今江西南昌。船名“豫章”，也有可能采用了豫章地区的船舶形式，或者采用了豫章地区的造船技术，也可能是由豫章工匠制作。西汉庐江郡“有楼船官”（《汉书·地理志上》），淮南王刘安与伍被谋反，为“南收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之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闽越王又曾“入燔寻阳楼船”（《汉书·严助传》）。东汉末年，柴桑（今江西九江）又曾作为重要的水军基地《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孙）权拥军在柴桑。”黄祖、孙权曾于柴桑激烈争夺。东吴名将周瑜以及孙权政权的建武将军徐盛、平南将军吕范、威北将军诸葛恪、征北将军陆抗、扬威将军陆式等，均曾屯军于柴桑。，当地必然具备船舶修造能力。显然，夹江而治的庐江、豫章二郡，沿江曾形成生产能力较强的造船基地。
《说文·木部》：“欚，江中大船也。”段玉裁注：“《越绝书》曰：‘溪城者，阖庐所置船宫也。’盖‘’与‘欚’古通用。”可见很早就有可以生产大型江船的造船业。《太平御览》卷七六八引《吴志》：“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也。”吴地制造的船舶，还用于海上航运。
秦汉时期，生产力较为优越，可能同时为内河航运、近海航运和远洋航运提供必要的船舶的重要造船基地是番禺，即今广州。广州汉墓出土的船舶模型可以提供有力的例证。有学者以为“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发现，经今后的研究得以确认后自然可以看做直接的实证。番禺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当地造船业可以接受外洋来船较先进的技术影响。面对所谓“外徼人”（《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南州异物志》）及“蛮夷贾船”（《汉书·地理志下》）的挑战，番禺发展成为全国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最为先进的造船基地之一。参见王子今：《秦汉时期的船舶制造业》，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