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汉书·舆服志下》：“衣裳玉佩备章采，乘舆刺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云。”《水经注·淮水》：“《陈留风俗传》曰：‘（襄邑）县南有涣水’，故《传》曰：‘睢、涣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御服出焉。’《尚书》所谓‘厥篚织文’者也。”服官之职能在于负责宫廷及高级官僚服用的供应。汉元帝初元五年（前44）夏四月诏，宣布因“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疾疫，夭不终命”，减省国家聚敛及皇室消费内容，其中就包括罢“齐三服官”（《汉书·元帝纪》）。“齐三服官”应即在临淄之服官，或以为因供输春夏冬三季衣料而名。颜师古注引李斐曰：“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帻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如淳曰：“《地理志》曰齐冠带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文绣，以给衮龙之服。《地理志》襄邑亦有服官。”师古曰：“齐三服官，李说是也。与同，音山尔反，即今之方目挲也。纨素，今之绢也。轻绡，今之轻挲也。襄邑自出文绣，非齐三服也。”汉元帝问政，贡禹奏言：“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颜师古注：“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齐地。”，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东西织室亦然。”（《汉书·贡禹传》）“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其制作成品作为向京师转输的对象，数量是相当惊人的。由贡禹说“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中的“各”字，可知应从宋代学者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卷二“三服官”条所说，“言‘各’，则知其非一矣”。“所谓‘三服官’者，盖言其有官舍三所。”与“三工官”同，应指三处“服官”。参见王子今：《西汉“齐三服官”辨正》，载《中国史研究》，2005（3）。汉章帝建初二年（77）夏四月，“诏齐相省冰纨、方空縠，吹纶絮”（《后汉书·章帝纪》）。虽然其出品精细轻软李贤注：“纨，素也。冰言色鲜洁如冰。《释名》曰：‘縠，纱也。’方空者，纱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纱也。纶，似絮而细。吹者，言吹嘘可成，亦纱也。《前书》齐有三服官，故诏齐相罢之。”，但是以价值之昂贵与数量之繁多，仍然对运输业形成压力。
所谓“东西织室”，是中央直属手工业生产部门。《汉书·惠帝纪》：“（四年秋七月）丙子，织室灾。”颜师古注：“主织作缯帛之处。”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沈钦韩曰：“织室在未央宫，又有东西织室，织作文绣郊庙之服。”其实，长安织作并不仅仅为宫廷消费服务。《艺文类聚》卷五七引张衡《七辩》：“交阯，筒中之纻，京城阿缟，譬之蝉羽，制为时服，以适寒暑”，“此舆服之丽也”。“京城阿缟”者，很可能就是京师织室一类部门的出产。织室产品作为名产流通全国之外《西京杂记》卷一汉宣帝所用“戚里织成锦，一曰斜文锦”，可能就是流通甚广的京城织室管理下的生产部门所制作。，还往往以多途径传布到周边地区。《西京杂记》卷三：“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这种织品转输有时数量相当惊人，已经成为运输史上值得重视的现象。而“匈奴好汉缯絮”（《史记·匈奴列传》），汉帝往往遣使者遗单于金帛丝絮，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单于遣使遗汉书，要求汉岁给遗匈奴“杂缯万匹”（《汉书·匈奴传上》）。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龟兹王与夫人乌孙公主女来朝贺，赐以“绮绣杂缯琦珍数千万”（《汉书·西域传下·渠犁》）。
织品与绣品自东方远输西北，于是形成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丝绸之路。丝路交通还有一种容易被忽视的特殊形式，即所谓“戍卒行道贳卖衣财物”。例如，居延汉简可见：
● 第廿三部甘露二年卒行道贳卖衣物名籍（EPT56：265）
● 不侵候长尊部甘露三年戍卒行道贳卖衣财物名籍（EPT56：253）
元康四年六月丁巳朔庚申左前候长禹敢言之谨移戍卒贳卖衣财
物爰书名籍一编敢言之（1034A）
所记录的应是如下情形：
察微隧戍卒陈留郡傿宝成里蔡□子七月中贳卖缥复袍一领直千一百故候史郑武所（EPT51：122）
第廿五隧卒唐憙自言贳卖白襦一领直千五百交钱五百●凡并直二千（EPT51：302）
有些则直接是织物的买卖，数量有相当可观者，如：
终古隧卒东郡临邑高平里召胜字游翁贳卖九稯布三匹匹三百卅三凡直千得富里张公子所舍在里中二门东入任者同里徐广君（2825）
戍卒魏郡贝丘里杨通
贳卖八稯布八匹匹直二百卅并直千八百卌卖郑富安里二匹不实贾知券
常利里淳于中君（31120）
这一事实大致可以说明戍守河西边防的东方役卒所从事的这种贸易活动，已经绝不仅仅是偶然的带有随意性的交换，而成为行前已经有比较充分的准备，“贪利”之目的也已经相当明确的专门的商业经营形式。“戍卒贳卖衣财物”主要是以丝绵织品衣物为主，包括纺织原料、絮一类出于防寒目的可置于衣物夹层中的填充物以及成衣等。通过居延防区戍卒“私贳卖衣财物”这种颇为特殊的经济交易方式，可以片段了解汉代丝绸之路贸易形式多样化的面貌。参见王子今：《汉代丝路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论“戍卒行道贳卖衣财物”》，见《简帛研究汇刊》第1辑“第一届简帛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简帛学文教基金会筹备处，2003年5月，后收入《西北史研究》第3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而东方织品流向西北，反映了手工业生产和手工业产品消费的时代特点。
史籍有上党出织品的记载。《太平御览》卷八二○引曹植《表》：“欲遣人到邺，市上党布五十匹，作车上小帐帷，谒者不听。”居延汉简可见所谓“卖雒皂复袍县絮壮一领直若干千”（EPT56：208）。“雒”疑指产地，或指广汉郡雒县。此例与敦煌简1708A广汉县男子卖布袍事，都反映蜀地织品流布至于河西。
除上举诸例而外，秦汉著名织品丝品还有所谓“清河缣，房子好绵”（《太平御览》卷八一八引何晏《九州论》）又《太平御览》卷八一九引卢毓《冀州论》曰：“房子好绵，地产不为无珍也。”，出产于会稽的“越布”（《后汉书·独行列传·陆续》）《后汉书·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加安车驷马，白越三千端，杂帛二千匹，黄金十斤。”李贤注：“白越，越布。”是越布为宫廷用物。和出产于吴地的“细葛”（《太平御览》卷八一九引《江表传》）《太平御览》卷八一六引《魏文帝诏》：“江东为葛，宁比罗纨绮縠。”等，这些名产都转运各地满足消费需要，一时誉满天下。然而蜀地织作的产品尤其以质量和数量的优势，受到各地更广泛的欢迎，因而两汉之际曾有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的说法（《后汉书·公孙述传》）。李贤注引左思《蜀都赋》：“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文选》卷四左思《蜀都赋》下接“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句，李善注：“谯周《益州志》云：‘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东汉末年，诸葛亮筹谋军国大略，也曾经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诸葛亮集》）
不过，蜀锦的生产在这时已经逐渐走向衰落，如《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魏文帝诏：
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土之物，皆有虚名。
蜀锦质量逐渐转而“下恶”，必然会影响到其流通地域的范围，所谓“鲜卑尚复不爱也”，即是实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