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夫之
【导读】
本文选自《读通鉴论》卷一〇《三国》。
１７世纪的气候变异波及全球，人类活动的几个大陆都颇受影响， 并在各自的历史中留下与此相关的记录。东亚地区的明帝国也未能幸免，灾荒波及了帝国东南、西北地区。相对于东南地区而言，灾荒对素来贫瘠的西北地区可谓雪上加霜。即使在政府有效的治理、救济下，完全消弭灾荒对经济、社会的后续影响，也必须等待许多年。但是朝廷正积极与东北的满族政权交战，仅对西北地区维持力不从心的治理。灾荒过后，不仅死者众多，地方秩序也荡然无存。在饥饿、窘困、骚乱的氛围中，有势力的豪强、盗匪逐渐开始充当本地居民的掠夺者和保护者。在明帝国最后的十多年里，为数众多的武装团伙在西北地区游荡，分分合合。一旦他们在某位首领的率领下联合行动，往往令朝廷惊恐万分。
皇帝、宦官、官员、士人经过多年的纷争后，再也无力应对局势变化。在帝国崩溃前，皇帝以及他的执政大臣曾经考虑以更加灵活的举措挽救危局，但朝廷上下已经无法团结一致地推行任何举措。变通的措施总是牵连着官员、党派之间的新仇旧恨，以致引发更大的纷争。西北义军的联合武装进军京城，皇帝自尽身亡，留下诏书，声明他对朝廷诸臣已经绝望。
在此前一年，帝国的皇帝、官员尚不乏对局势的信心。此时帝国统治着众多的臣民，维持着大量的军队。西北的反叛者以及东北的满族政权都未取得对帝国的绝对优势。来自历史、传统的信心依然让君臣上下感到满怀希望。可是在一年时间里，帝国就经历了天崩地裂的变局。来自西北地区、未脱盗匪习气的反叛者迅速攻入京城，皇帝被迫自尽。东北的满族借机入关，击溃反叛者，随后开始统一全国，开创了新王朝。清朝向关内的汉族士民下达了剃发令，对汉族士民而言，这意味着放弃文明之初以来的传统甚至是文明本身。剃发令激起了普遍的反抗，反抗者遭到血腥的无差别镇压。大部分人接受了这种史无前例的境遇，但是在内心将其视为耻辱，这种内心的隐痛甚至延续了数百年。这种天崩地裂的变局在一代人心目中引起的惊骇、惶恐是不言而喻的，亲历者更是有切肤之痛。在正统的世界秩序崩溃后，他们开始反思旧日的信仰。朱熹在《通鉴纲目》之中宣扬的理学历史观对明代思潮影响至深，甚至在通俗小说中也可见其痕迹。《读通鉴论》与《通鉴纲目》的旨趣差异，着实耐人寻味。
国之亡，有自以亡也［有自以亡：有导致其灭亡的原因］，至于亡，而所自亡之失昭然众见之矣。后起者，因鉴之、惩之，而立法以弭之；然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前之覆辙虽不复蹈，要不足以自存。汉亡于宦官外戚之交横，曹氏初立，即制宦者官不得过诸署令，黄初三年［黄初：三国魏文帝年号，公元２２０—２２６年。］，又制后家不得辅政，皆鉴汉所自亡而惩之也。然不再世，而国又夺于权臣。立国无深仁厚泽之基，而豫教不修， 子孙昏暴，扑火于原，而焰发于烓灶［烓灶：火炉］，虽厚戒之无救也。
自其亡而言之，汉之亡也，中绝复兴，暴君相继，久而后失之；魏之亡也不五世，无桀、纣之主而速灭；以国祚计之， 汉为永矣。乃自顺帝以后，数十年间，毒流天下，贤士骈首以就死，穷民空国以胥溺，盗贼接迹而蔓延；魏之亡也，祸不加于士，毒不流于民，盗不骋于郊；以民生计之，魏之民为幸矣。故严椒房之禁［椒房：原指皇后宫室，后泛指后妃所住宫殿。］，削扫除之权，国即亡而害及士民者浅， 仁人之泽，不易之良法也。
乃昏主则曰：外戚宦官，内侍禁闼，未尝与民相接，恶从而朘削之？且其侈靡不节，间行小惠，以下施于贫乏，何至激而为盗？其剥民以致盗者，士大夫之贪暴为之也。夫恶知监司守令之毒民有所自哉？纨袴之子，刑余之人，知谀而已，知贿而已；非谀弗官也，非贿弗谀也，非剥民之肤弗贿也［“非谀弗官”至此：意谓不奉承他（指外戚宦官）就无法升官， 要奉承他，就必须通过贿赂进行，而要贿赂，就必须盘剥百姓］，则毒流四海，填委沟壑，而困穷之民无所控告。犹栩栩然曰［栩栩然：欣然自得的样子］： 吾未尝有损于民，士大夫吮之以为利，而嫁祸于我以为名。相激相诋，挟上以诛逐清流，而天下箝口结舌，视其败而无敢言。汉、唐、宋之浸败而浸亡，皆此由也。其能禁此矣，则虽有夺攘之祸，而民不被其灾。故司马篡曹，潜移于上而天下不知。勿曰防之于此，失之于彼，魏之立法无裨于败亡也。
【延伸阅读】
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
北宋的司马光主持修撰《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作为向君主进言的佐证。司马光希望君主在阅读《资治通鉴》后，会自然而然地接受自己的思想，避免政局动荡。除此之外，司马光还期望通过对古代历史、政治的分析，为君主提供治国的见解、参考。因此之故，《资治通鉴》近乎是君主的政治手册， 它的第一读者是当朝的君主。在体例上，《资治通鉴》是一部通史，述及的年代久远，篇幅浩大，引用的材料纷繁复杂，读者往往难得要领。
至南宋时，学者朱熹及其学生以纲目体节录，对《资治通鉴》进行改编，写成《资治通鉴纲目》。但是《资治通鉴纲目》的撰写，远非单纯的节写。在朱熹那里，历史的编撰与两宋思潮的变迁合流了。北宋覆亡后，南宋偏安一隅，恢复失地的希望渐渐黯淡。时局的变化在南宋学者的心灵上印下了深刻的印记。相对于北宋学者论述历史时的现实态度，南宋学者以一种更加浪漫、理想的思绪复述历史。毋庸置疑的是， 这种历史的浪漫主义有助于偏安南方的朝廷寻求政治上的自尊。朱熹对自己的努力深为满意，他写道：“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概然有感于斯。”正如司马光企图以《资治通鉴》宣扬本派的政治见解一样，《资治通鉴纲目》将使人们渐渐接受理学对历史的叙述，以及理学本身。
《资治通鉴纲目》刊行后，以其简练的行文受到士人的欢迎。对于理学的慕道者而言，这部理想化的历史远比《资治通鉴》的繁琐、固执更具吸引力。随着理学在明代的胜利，《资治通鉴纲目》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影响了明代士人对历史、现实的视野和观感。
